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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2024-08-21 来源：张笑寒李金萍

摘要：实现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是解决收入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构建OLS、Prob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内卷化显著抑制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分维度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抑制了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以及医疗保险的获取，同时也增加了工作时间，但并没有发现社会交往内卷化对其工资水平有不利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交往内卷化通过降低居留意愿、减少工会参与、强化就业歧视而抑制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应当加深进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优化制度设计并加强劳动监管，推动农民工居留意愿长期化，增加教育培训投入等。

关键词：社会交往内卷化；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居留意愿；工会参与；就业歧视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4）05-0130-17

一

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一线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做出了突出贡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56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0.94%，农民工月均收入4615元且大多就业于建筑业、制造业等福利待遇较差、门槛较低的岗位。提高就业质量是助力规模庞大的进城农民工实现“市民梦、安居梦、乐业梦”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要求。但是，作为城镇就业中的弱势群体，进城农民工一直因自身禀赋和城市管理制度等限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竞争力，面临工资水平低、劳动强度大、就业稳定性差、职业发展受限和福利保障不健全等问题，就业质量普遍低于本地劳动者且差距在逐年增大，这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质量中的“短板”，影响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未来。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人们在互相来往的过程中带来信息的传递与交换，这有助于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高质量就业的概率。尤其对于进城农民工这一与原有社会网络有所疏离的特殊群体而言，因受户籍制度壁垒、自身人力资本以及网络搜寻就业信息的能力等限制，其通过市场化途径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较为匮乏，就业质量的提升更加依赖于流入地的社会网络资源。然而，现实情况表明，多数农民工的邻居类型、交往语言都体现出社会网络规模小、异质性低、城市融入实现途径单一等特征，他们在流入城市难以突破亲缘、地缘的约束而与当地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往，重构的社会网络仍以亲友、同乡等熟人为主，且不断地在这一群体内部拓展。有学者将这一向内交往倾向称为社会交往内卷化，主要表现为交往对象的同质性，多以情感为基础，交往空间狭窄。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背景下，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现象更加突出，这一障碍可能意味着信息、资金等资源的缺失，使其社交渠道变得狭窄。那么，究竟社会交往内卷化是否影响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为我们探寻如何促进进城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二

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就业工作重点的转变，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成为一大热点。就业质量概念发端于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一词，意指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保证足够的收入、受到社会保护以及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中国的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国内外学术界一直较为关注这部分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就业质量是对薪酬福利、就业状况以及就业环境等进行的一个多维度衡量，相关文献从工资水平、过度劳动、社会保障、就业稳定性等多维度出发来探讨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显示出学术界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概念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究竟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已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从已有研究来看，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个体、家庭和宏观三大层面：一是在农民工个体层面，学者们证实了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业培训、非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均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缓解就业压力；二是在家庭层面，罗恩立和方丹丹发现家庭随迁规模越大，就业质量越低，而有长期居留意愿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更高；三是在宏观层面，公共就业服务、数字经济、数字普惠金融等能够提升“底层”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但是汪润泉和周德水的研究却发现城市流动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总体影响为负，它只能够提升薪酬福利等现期回报，这也解释了农民工为何始终保持着高流动性。

学界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一方面，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能够提高农民工获得工作的概率及其就业质量水平。姜春云以家庭拥有的亲友数量衡量社会网络，发现社会网络能够帮助农民工进行工作搜寻并提高初职获取的概率，对其工作转换也有一定的帮助，尤其能够促进工资收入这一核心就业质量指标的提升；杨政怡和杨进进一步发现社会资本通过调动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其中人情资源起直接作用，而信息资源有门槛效应，只能显著提升高教育水平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社会网络和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水平并无直接的影响。章元和陆铭用礼金支出数量衡量社会网络，发现社会网络在劳动市场上只起到配给工作岗位的作用，对农民工的就业工资并无直接影响。对此，叶静怡和周晔馨认为未将农民工在进城前后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区分开是导致上述研究结论不同的潜在原因，进城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产生的原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收入无显著影响，而进城后新获得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工资收入的提升。

虽然学者们围绕农民工就业质量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少有学者关注社会交往内卷化的影响作用。伴随着大量农民工的离乡背井、进城打拼，社会交往内卷化问题也日趋暴露，面对多数农民工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源有限、社会资本不足、发展机会减少这一现实问题，内卷化的社会交往将抑制他们的创业尤其是机会型创业，而且也不利于其融入城市并获得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目标相背离。在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就业的意义愈加突出，随着进城农民工的规模数量扩大和就业需求不断提高，如何克服社会交往内卷化问题，缓解就业困境，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已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可见，关于社会交往内卷化如何影响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其间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现有研究关注较少。本文将系统梳理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以下简称CMDS）数据，构建OLS、Prob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可能的创新在于：第一，从社会交往内卷化视角考察其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拓展了对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维度；第二，从居留意愿、工会参与和就业歧视三大维度梳理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这更符合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第三，利用CMDS微观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可为厘清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期望弥补以往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不足，为消除社会交往内卷化、提升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推动城乡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导和思路借鉴。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进城农民工是指户籍地在乡村、在调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并且在城市主要从事非农就业的流动人口，基于目前城乡二元体制时期我国进城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本文认为，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应是对就业者工作状况的全方位反映，其内涵既包含劳动者的货币回报，也涵盖工作时间、就业稳定性、社会保障等非货币回报，是一个全面衡量劳动者就业状况的多维度综合性指标。因此，本文考察的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主要体现在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四个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其社会交往内卷化问题愈加突出，这不仅降低了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而且对其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等也造成一定影响，不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

第一，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经济动机是他们流动的主要原因。然而，在信息不完全市场中，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由于缺乏流入地城市户籍这一身份，寻找工作时常因享受不到许多与户籍挂靠的社会公共资源，而无法通过市场化途径获取高工资回报的就业机会。因此，对进城农民工而言，社会网络尤其是本地人网络尤为重要,它不仅能给农民工带来优质高薪的岗位信息，使他们通过提前自主学习和参与培训提升就业技能，还能够从招工单位出发，通过“打招呼”的方式提高农民工的工作待遇。因此，如果进城农民工在社会交往中存在内卷化倾向，将很有可能错失一些高回报机会，降低其在更广泛、更精准的就业市场搜寻到高薪工作的可能性。

第二，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效率工资理论指出，劳动者的工作努力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失业成本的影响。现实中多数农民工的人际交往以血缘或地缘关系展开，狭窄而缺乏弹性，获得的就业机会有限，失业风险较高，成本较大，因而会倒逼其更加努力地工作，延长劳动时间就是努力工作的表现之一。此外，缺乏与本地人的交流与沟通，使得农民工在工作中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无法通过本地社会网络获取相应的帮助和支持，因此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工作任务，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劳动强度。经常对标其他农民工而非本地人，更是在农民工内部形成了竞相加班以赚取更多工资的氛围，甚至出现全月无休的情形。

第三，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劳动合同的签订提供了稳定工作之保障，也能帮助农民工维护自身的劳动权益，减少后顾之忧。劳动者能力水平越高，签订劳动合同的议价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与就业单位签订有效的劳动合同。然而进城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偏低，在求职过程中常常忽视向熟悉当地就业市场的本地人或正规中介机构寻求帮助，这将不利于提高其签订合同时的谈判能力和维权能力，容易因对方出价高而忽视劳务合同的签订，使得自身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随时可能面临失业境地，就业不稳定。同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信息纷杂众多，而封闭、狭小的社会交往使进城农民工缺乏防范意识，无法独自鉴别并过滤低质无效的虚假宣传等就业信息，容易卷入一些招聘“套路”和“骗局”，导致失财又失业。

第四，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群体大多从事就业环境较差和稳定性较低的工作，面临的市场风险较大，因此，获得与城镇户籍职工平等的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待遇，是农民工追求高质量就业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各类社会保障项目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农民工面临的就业限制，改变个体的境遇。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福利体制的影响以及农民工自身因素的限制，农民工参与各项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仍然较低。社会交往内卷化进一步恶化了这一状况，多数进城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大，受教育程度低，对社会保障相关政策及信息缺乏足够的了解，参保能力和意愿不高。通过与本地人的密切交往，农民工可能在此过程中转变观念或者了解到最新的社会保障信息，从而增强参与社会保障的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即抑制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

（二）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

从城市融入方面看，内卷化的社会交往不利于进城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进行良好的互动交流，降低农民工对流入城市的归属感和居留意愿，从而抑制农民工努力参与劳动并在流入地扎根的积极性；从组织融入方面看，社会交往内卷化导致农民工缺乏一种合群意识，参与本地劳动组织如工会的主动性不高，个体谈判能力的降低又可能抑制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从心理融入方面看，内卷化的社会交往使农民工在心理上容易产生疏离感，强化了其在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就业歧视，增加寻找工作的难度，影响就业地位和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本文将从居留意愿（城市融入）、工会参与（组织融入）和就业歧视（心理融入）三个方面论证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作用机理（图1）。

图1 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作用机理示意图

首先，社会交往内卷化抑制了进城农民工与本地居民间的互动交流及人际关系的构建，从而不利于他们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生成，带来心理落差的同时也对居留意愿产生消极影响，塑造出农民工的“过客心态”和“打工心态”，因此在面对住房、教育、生活等多方面的压力时，往往选择离城返乡或者向下一个城市迁移，缺乏留居本地继续拼搏的闯劲。相反那些居留意愿较强的农民工为了在流入地有更好的生活，总是能以积极的心态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在自己的岗位领域坚持深耕，长此以往，就业质量也能得到很大的改善。

其次，各单位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否加入工会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内卷化的社会交往使得一些进城农民工对身外之事漠不关心，也不在意精神追求和政治权利，缺乏一种组织融入感，因而对工会参与的热情度不高。实际上，各单位的工会部门不仅能够帮助农民工实现劳资关系的制度化，使其有组织和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劳动权益，而且参与工会组织的各种培训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并增强他们对劳动权益保障的认识，增强与雇主谈判时的议价能力，进而提高农民工的劳动薪酬和福利待遇。

最后，目前绝大多数的进城农民工缺乏城市户籍，且受教育程度较低，因而进城以后无法与城市居民进行公平竞争，多数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同工不同酬等就业歧视现象频发。内卷化的社会交往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现象，更加阻碍农民工就业匹配的效率和就业质量的提高。一方面，社会交往内卷化使得进城农民工缺乏与本地人的深度交流，心理融入感低，求职途径局限于老乡、亲友等原始社会资本，无法尽快掌握适宜的工作技能和就业规范，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工作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更深的就业歧视，获取高质量就业的机会减少，就业地位难以提高；另一方面，内卷化的社会交往使得进城农民工在求职时往往缺乏本地人的担保，加剧其因城市户籍身份缺失所带来的就业歧视，增加找寻工作的难度，更谈不上就业质量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社会交往内卷化通过降低进城农民工的居留意愿而抑制其就业质量提升

假设3：社会交往内卷化通过减少进城农民工的工会参与而抑制其就业质量提升

假设4：社会交往内卷化通过强化进城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而抑制其就业质量提升

四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探究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选取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CMDS问卷涵盖了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家庭信息、就业情况、流动特征以及社会交往等多个方面，覆盖范围广。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最新数据库已更新到2018年，但社会交往内卷化指标仅2017年数据库能够获取，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选取2017年CMD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以下处理：首先，剔除调查时点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户口、农业转居民户口和非农业转居民户口、居民户口和其他的样本，仅保留农村户口的样本，剔除样本点在村委会的样本，仅保留在居委会的样本；其次，删去因随迁、上学、投靠亲戚等流动的样本，仅保留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样本；最后，剔除调查期间处于失业状态的样本。基于以上步骤，本文将样本对象限定在进城农民工群体，删除核心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保留有效样本量14485个。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

以往文献在衡量就业质量时，大多采用构建就业质量综合指标体系的方法加以测算，刘涛和王德政从工作收入、工作时间和社会保障三方面构建了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综合指标体系，刘长全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劳动权益、劳动安全和就业稳定性来考察农民工就业质量。本文依据前文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概念界定，同时考虑到所使用的数据库情况以及确保关键变量全覆盖，最终选择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并参考Leschke和Watt的多维就业质量指数做法，综合衡量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对就业质量涉及的各维度指标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

式中,

为标准化后的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单维客观指标，i为进城农民工个体，j为就业质量四个维度：j=1表示工资水平；j=2表示工作时间；j=3表示就业稳定性；j=4表示社会保障。maxj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minj为最小值。值得注意的是，工资水平、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均为正向指标，工资水平越高、就业越稳定、具有社会保障，意味着就业质量越好；而周工作时间为负向指标，工作时间越长，劳动负担越大，就业质量就越低，因此需要对其进行“1-”反向处理，标准化后得到指标的差即为衡量就业质量工作时间维度的指标。

其次，赋予就业质量各维度指标权重。由于上述四个维度的指标对就业质量都很重要，本文采用均权法赋予权重，来构建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

最后，计算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qui为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指数越大，说明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

2.关键解释变量：社会交往内卷化

由前文定义可知，社会交往内卷化表示进城农民工在流入城市只与家人、朋友、老乡所进行的熟人交往，交往范围有限，难以扩大到本地人这一“弱关系”网络，进而呈现内卷化特征。现有研究对这一变量的测度尚无定论，彭大松采用问卷中“您业余时间和谁来往最多（不包括顾客）”来衡量，但这一指标略显单一，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交往内卷化特征。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了一个能更好诠释社会交往内卷化的综合指标。首先，通过进城农民工对“您业余时间和谁来往最多（不包括顾客）”“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中成为其中一员”“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和“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四个问题的回答进行赋值。第一个问题将“很少与人来往”赋值为5，“与户口在老家的人来往”赋值为4，“与户口在本地的同乡来往”赋值为3，“与其他外地人来往”赋值为2，“与其他本地人来往”赋值为1；后面三个问题则根据其认同程度进行赋值，将“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值4至1。根据赋值方向，数值越大越趋向于内卷化交往，反之则呈现逆内卷化的特征。从理论上讲，上述所有问题都集中在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问题上，都捕捉到了进城农民工与本地人相互来往的意愿与倾向，因此在理论上是相互关联的。其次，对上述四个问题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显示KMO检验值为0.75，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表明四个问题之间存在很强的统计相关性，满足主成分分析的必要条件。最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将上述指标标准化，再进行降维处理来构建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指数。

3.机制变量：居留意愿、工会参与和就业歧视

为了探讨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本文选取居留意愿、工会参与和就业歧视作为机制变量。其中，居留意愿用“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以及“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两个问题来衡量，将第一个问题中回答“是”（选项为“是”“否”“没想好”）且第二个问题回答计划居留5年以上（选项“6—10年”“10年以上”“定居”）的样本视为有定居意愿，赋值为1，其余均视为无定居意愿，赋值为0；工会参与用“是否参与工会”来表示，回答“是”则赋值1，“否”则赋值0；就业歧视用“有没有难以找到稳定工作的困难”来表示，回答“有”则赋值1，“没有”则赋值0。

4.控制变量

本文根据进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流动特征挑选控制变量。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最高学历、健康等，考虑到年龄可能非线性作用于就业质量，本文将年龄的平方项也纳入控制范围；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和老家是否有宅基地；流动特征包括流入地劳动时间、流动城市个数和流动范围。此外，考虑到地区因素可能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增加地区虚拟变量的方式对其进行了控制，因此没有再单独控制各地区的宏观经济因素。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调查当年进城农民工平均就业质量指数仅为44.920，整体质量不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标准差为24.735，说明农民工之间存在较强的就业质量异质性。从就业质量分维度角度看，工资水平方面，进城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3080.605元，标准差为1308.371，表明该群体内部薪酬分配存在一定分化；工作时间方面，进城农民工群体平均每周工作时间约55个小时，比法定周工作时间44小时多25%；就业稳定性方面，进城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平均仅为57.2%，未来应当全面落实签署劳动合同的政策规定；社会保障方面，进城农民工参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与率仅为31.1%，处于全国较低水平。核心解释变量社会交往内卷化的均值为0.011，说明进城农民工存在一定的向内交往倾向。除此之外，受访者平均年龄约36岁，说明进城农民工的主力军为青壮年群体，且多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生人口，对就业及生活的质量有一定的追求，积累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是研究就业质量较为合理的样本；最高学历是体现农民工人力资本最直接的因素，样本最高学历的均值为初中，说明进城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这可能是制约农民工就业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

（三）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OLS基准回归模型：

式中，Yi表示进城农民工i的就业质量；SIIi表示社会交往内卷化，βi为其系数；Xi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流动特征，φ1为其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2.分维度回归模型

为检验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不同维度的影响，设定就业质量分维度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中，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为定距变量，采用OLS回归模型，与式（3）一致。此时Yi表示进城农民工i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对工资水平取对数，其余变量同义。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为定类变量，采用以下Probit回归模型：

式中，Prob（Yi=1|x）表示进城农民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是否获取医疗保险，其余变量与式（3）同义。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1.总体就业质量回归结果

表2显示了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OLS回归结果。第（1）—（3）列依次加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动特征。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社会交往越内卷化，越不利于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假设1得证。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如果忽视与本地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将不利于高质量就业信息的获取，也导致其无法从本地人那里学习到适用于高质量就业岗位的工作技能等，进而对就业质量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表2 总体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一些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是值得关注的。在个人特征方面，男性具有较高的就业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市场上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规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农民工所需要承担的经济压力则越大，太多的家庭琐事阻碍其就业质量的提升；老家有宅基地具有兜底性质，如果未能在城市找到满意的工作，还可以回家种地，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农民工心灵寄托，也降低了其寻找更高质量工作的动力。在流动特征方面，就业质量与流动时间呈显著正相关，表明进城农民工在流入地劳动时间越长，与本地人交往的频率越高，便越有机会学习掌握工作技能，从而有助于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减少就业歧视，提升其就业质量。

2.分维度就业质量回归结果

进一步研究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不同维度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社会交往内卷化抑制了农民工就业合同的签订、医疗保险的获取，同时也增加了工作时间，加重了劳动负担，这更加说明了内卷化的社会交往给农民工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假设1部分得证。表3第（1）列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进城农民工工资水平，表明社会交往内卷化没有降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这也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状，即农民工普遍聚集在制造业、建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苦累差”的行业，工资收入可观，但工作时间、就业稳定性等其他方面的就业条件则相对较差。

表3 分维度回归结果

（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由于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上述实证结果可能导致偏误。一方面，存在一些难以估计或观测到的因素，如自身性格、父母投资等也会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拥有更高质量就业的农民工也可能通过工作而有目的地向外拓宽社交网络，进行密切的社会交往。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对实证结果可能造成的偏误，本文借鉴王春超和冯大威的做法，结合数据库特征，构造“同一城市相同职业的进城农民工社会交往内卷化的平均值”作为社会交往内卷化的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注：限于篇幅，未报告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下同。

从表4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工具变量与社会交往内卷化存在显著正相关，且一阶段F值为161.60，远大于临界值10，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假说。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排除了内生性偏误后，社会交往内卷化对于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依旧为负且显著，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论依旧成立。

2.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

为进一步解决样本选择偏误所带来的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展示了采用核匹配方法进行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匹配后协变量的标准化误差均小于10%，有大幅降低，说明经过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组间没有差异。同时，在匹配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协变量除了“民族”外均存在显著差异（P值小于0.05），说明这些变量都属于干扰因素。而经过匹配后，t检验值接受“两组间协变量的取值不存在系统性误差”的原假设，说明平衡性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表5 平衡性检验结果

图2进一步展示了倾向得分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分布，可以发现匹配前（左图）两条核密度曲线差异较大，但在匹配后（右图）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两条曲线形成了更好的靠近和覆盖，取值范围大致相同，通过了共同支撑检验。

图2 处理组与控制组倾向得分的密度图

表6展示了社会交往内卷化与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PSM检验结果，可见无论是一对三近邻匹配、核匹配还是卡尺匹配，社会交往内卷化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6 PSM检验结果

（三）机制检验

当下许多文献借鉴温忠麟的方法即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因果推断的经验研究，然而温忠麟等曾明确指出，在中介效应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也存在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江艇也指出中介变量可能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导致回归结果产生偏误。因此，本文借鉴江艇和吴敏等的做法，构建机制分析模型，分别从居留意愿、工会参与和就业歧视三个角度检验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需要证实以下两条作用路径：第一条是社会交往内卷化对三个机制变量的影响；第二条是机制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针对第一条路径，即社会交往内卷化对居留意愿、工会参与和就业歧视的影响，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针对第二条路径，即居留意愿、工会参与和就业歧视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式中，Mi是衡量居留意愿、工会参与和就业歧视的机制变量，其余变量与式（3）同义。

表7 机制检验结果

表7展示了上述机制分析模型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发现以下内容。

第一，居留意愿机制。模型（1）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在1%的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进城农民工居留意愿，表明进城农民工内卷化的社会交往降低了其居留意愿的生成，这一结果与孙红玉和叶学平的结论一致，第一条路径得到证实。关于进城农民工的居留意愿和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罗恩立和方丹丹的研究发现居留意愿越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高。原因在于越渴望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农民工，在面对住房、医疗、生活物资保障等方面的压力时，越迫切希望通过自我努力实现财富自由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因而会以更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投入工作，实现就业质量的提升。而如果进城农民工没有在此地长期居留的意愿，将无法对其就业质量产生上述正面影响，模型（2）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社会交往内卷化通过居留意愿影响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假设2得证。

第二，工会参与机制。模型（3）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工参与工会。为了检验“社会交往内卷化通过减少工会参与进而抑制就业质量的提升”这一传导渠道是否成立，模型（4）验证了工会参与和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工会参与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一些实证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邓睿使用匹配估计等方法验证了工会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孙中伟和贺霞旭利用城市数据得出工会参与能够提升最低工资，对社会保险等劳动权益具有显著的保障作用。因此，未参与工会将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即社会交往内卷化通过工会参与影响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假设3得证。

第三，就业歧视机制。模型（5）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正向影响农民工遭遇的就业歧视。一般来说，进城农民工内卷化的社会交往使其在流入地缺乏与外界的互动交流，这将增加他们寻找工作的难度，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受一定的就业歧视，这是阻碍进城农民工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一大不利因素。模型（6）显示就业歧视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即就业歧视抑制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刘超等的研究也发现农民工面临的就业歧视抑制其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相关规范的适应能力，进而抑制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社会交往内卷化通过就业歧视影响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假设4得证。

（四）异质性分析

为了探讨不同代际农民工社会交往内卷化对其就业质量影响的差异，本文以1980年为临界点，将进城农民工划分为“老一代”和“新生代”两组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8。

表8 异质性回归结果

表8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第（2）列回归系数-2.078说明社会交往内卷化每提高1%，“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下降2.078%，这表明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内卷化的社会交往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体素质、人力资本以及对现代互联网技术的熟练掌握度都优于老一代农民工，其生活理念、为人处世的态度跟本地人较为接近，相互交往更为密切，他们在流入地更依赖与本地人的交往而获取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六

结论与建议

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工普遍处于二级劳动市场，整体就业质量偏低，实现其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城乡融合的关键之举。本文首先从理论上系统梳理了社会交往内卷化影响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然后利用CMDS2017年数据库中14485个进城农民工样本，构建OLS、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不同维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内卷化显著抑制了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且该结论通过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分维度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抑制了农民工就业合同的签订以及医疗保险的获取，同时也增加了工作时间，但并没有发现社会交往内卷化对其工资水平有不利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交往内卷化通过降低居留意愿、减少工会参与、强化就业歧视而抑制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对“新生代”进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影响更大。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深进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城农民工的身份劣势使其在流入地建立新的社会网络时面临较大障碍，内心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在就业资源的获取和技能的习得等方面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不利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各级政府应当完善交流机制，积极引导用人单位和所在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畅通农民工与本地人的交流平台，增进彼此了解，走出熟人圈，与本地人建立新的朋友圈。此外，应赋予进城农民工参与城市公共管理并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消除与城市间的隔阂，真正地从心理上融入城市。

第二，优化制度设计并加强劳动监管。尽管当前我国已经出台《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需要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还有很多企业没有履行责任。因此，今后我国要完善相关制度，逐步形成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全覆盖。通过“集体入会”“直接入会”等多种形式推动农民工有序加入工会，通过集体合同的方式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提高其抵抗失业风险的能力。此外，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也应该履行职责，加强监管，定期对雇用农民工的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进行明察暗访，将不履行职责的企业纳入失信名单，并按规定加以严厉处罚。积极开展农民工服务保障专项行动，实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动态监测，加强对农民工工资拖欠行为的源头预防和风险预警，构建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的长效机制。

第三，推动农民工居留意愿长期化。当地政府应强化自身的主体责任，结合本地实情，因地制宜地实施更加科学合理的落户政策，减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制度阻碍，加快推进包容性的城镇化建设。同时，通过适度放松购房限制、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等手段增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和归属感，推动居留意愿的生成，提升就业质量。

第四，增加教育培训投入。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工作技能缺乏等原因，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集中务工于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工作环境差、强度高、社会保障程度低，社会不公加剧，这一现象亟待改变。各级政府在开展义务教育的同时应当重视成人职业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可采取订单、定向、定岗培训等多元化模式，借助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各种培训信息，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并且在培训过程中增加人工智能、数字化、“互联网+”等现代化技术的教学，与时俱进，丰富进城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和个人素养，为进一步提升其就业质量奠定基础。

期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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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2024-08-21 来源：张笑寒 李金萍

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2024-08-21 来源：张笑寒李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