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浪潮深刻重塑全球生产格局的当代语境下，重新审视《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悖论，对于理解和应对时代挑战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紧迫性。《资本论》以穿透历史的锐利目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运动、资本主体与资本动机的逻辑悖论，即服务价值无限增殖的真实逻辑与创造社会使用价值的虚假逻辑之间既相互依存又充满内在张力的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与系统性困境。在迈向数字文明的新征程中，如何驾驭资本以更好地为社会整体福祉与人的全面发展服务，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下的新质生产力对生产要素、生产方式乃至生产关系的革命性重塑，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审视并超越《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悖论提供了历史契机。立足于新质生产力的伟大实践，通过创造发展、逻辑重构与制度创新，对资本运动、资本主体与资本动机进行扬弃与超越，不仅能够深化《资本论》对数字经济时代资本规律的认知，更为开辟21世纪驾驭资本文明提供现实方案。
（一）《资本论》对资本运动悖论的阐释
在《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中，资本的虚实运动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资本论》通过资本总公式G—W—G'揭示了资本运动的双重维度：一方面，资本通过生产领域的真实运动实现增殖，其本质是活劳动对剩余价值的物质生产；另一方面，资本借助流通领域的虚假运动实现增殖，表现为虚拟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增殖幻象。资本虚实运动的辩证统一，既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又埋藏着自我否定的历史宿命。
资本的真实运动始终围绕“价值的惟一源泉是活劳动”的核心命题展开。在《资本论》的批判框架中，资本的价值增殖并非源于货币或商品的自我繁殖，而是通过生产要素中劳动者的活劳动对剩余价值的创造实现。当资本将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使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结合，劳动的二重性便显现决定作用：具体劳动转移并保存生产资料的价值，抽象劳动则创造包含剩余价值的新价值。这一过程既遵循价值实体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的客观规律，也暴露资本对劳动的无偿占有。资本增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的具体化，是在实现生产领域中分工协作的深化、机器体系的普及以及科学技术的资本化应用的同时，催生和加剧资本运动的虚假与异化的过程。
资本运动的真实性始终伴随着虚假性的潜在异化。生息资本的出现使价值增殖逐渐脱离实体生产的物质基础，演变为G—G'的纯粹符号运动。《资本论》指出，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殖）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资本虚假运动的实质，是资本逻辑从“价值创造”向“价值占有”的异化转型：银行资本通过信贷扩张制造货币幻觉，证券交易所将未来收益贴现为当下价格，金融衍生品将风险本身商品化。此时，资本增殖的时空结构发生根本扭曲——生产过程中劳动时间的压缩被流通领域的价值空转取代，车间里的机器轰鸣被交易所的电子信号遮蔽，实体经济的价值规律被金融市场的投机博弈掩盖。虚拟资本运动呈现的虚假性，表现为资本似乎可以不依赖劳动而自我繁殖，但实质是资本却对剩余价值分配权的再垄断。
资本的真实运动与虚假运动深刻映射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从劳动过程看，资本的真实运动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却迫使劳动强度持续提高，形成人的劳动时间缩短与技术性失业的悖论；从价值运动看，资本的虚假运动不断创造繁荣的金融市场的同时，却迫使资本积累陷入债务杠杆与资产泡沫的困境，引发资本虚拟增长与实体萎靡的偏离。资本运动虚实矛盾的根本症结，在于资本增殖逻辑对劳动本体的系统性背离：当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无偿占有，劳动异化便从生产领域蔓延至整个社会关系；当虚拟资本的符号空转取代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经济危机便从商品过剩升级为系统性金融崩溃。《资本论》由此揭示资本运动虚实悖论的历史宿命——资本越是企图通过金融化手段突破物质生产的限制，就越是暴露其价值增殖能力的衰竭；资本积累过程中形成的普遍交往关系与社会化大生产，最终将为新型生产关系的诞生提供物质前提。
《资本论》中的资本运动的逻辑悖论，本质上反映着资本对生产力发展的二重作用——既通过资本的真实运动带动市场竞争与技术革新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又因资本的虚假运动致使逐利性与剥削性阻碍生产力的解放。资本运动的虚实矛盾的最终出路，在于劳动本体地位的复归与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而这正是新质生产力得以重构的历史前提。
（二）新质生产力对《资本论》中资本运动悖论的创造性超越
在数字文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交汇点上，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制度”双轨创新重构资本运动逻辑，为《资本论》揭示的资本运动虚实矛盾开辟了历史性突破路径。这种突破既非对《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的简单否定，亦非对资本逻辑的全盘接受，而是在创造性超越中构建技术赋能实体、制度遏制异化、分配矫正失衡的立体化改革体系，将新质生产力发展嵌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层变革。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技术革命，通过压缩物理时间和空间障碍，创造全新的虚拟交互空间，重构了价值创造的时空场域。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借助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了对全产业链的信息穿透与实时映射，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生产活动中价值创造对特定地理区位和固定时间节律的依赖，进而转向数据流、物质流、信息流与价值流的高度协同、实时互动的多维运行模式，使大规模、个性化、高效率的价值共创与即时传递在数字空间中成为可能。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赋能并非背离劳动价值论，而是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丰富与发展，即将传统意义上固化于机器设备的死劳动转化为可灵活重组、快速迭代和深度学习的智能生产资料，使劳动者从传统机器体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驾驭数据、参与算法、协同创新的数据价值创造者。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革命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下，正积极重构传统的劳资关系，向知识劳动者、智能生产资料、数据要素之间更为共生、协同、互益的新型生产关系演进。
以知识和技术密集为内在特质的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虚拟资本摆脱自我循环、脱实向虚的异化倾向，为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动提供精准、高效的融资支持。因此，构建有效引导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制度机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关键环节与核心要义。不同于将资本大量配置于金融衍生品、追逐短期投机的异化趋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创设强化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将资本增殖的冲动与能量锚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轨道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进程。这种制度设计，不仅回应了《资本论》中警惕信用泛滥和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批判逻辑，更探索和构建了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和人才链的深度融合、高效联动的闭环治理与发展模式。当新型举国体制通过制度创新将分散的资本积累意愿有效整合为攻克“卡脖子”技术、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集体行动时，正是新质生产力创造性超越《资本论》中市场和政府的对立矛盾的时代解答。
以知识、技术、数据等新要素为核心地位的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构建从保障资本要素转向激发全体人民创新活力的分配制度。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对再分配环节事后修补的被动模式，新质生产力推动的分配制度改革构建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力求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各个环节体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初次分配领域，鼓励技术、知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创新；在再分配领域，持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功能，缩小地区、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在三次分配领域，积极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财富的调节。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探索中，新质生产力通过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制度设计，正尝试将普通用户在数字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海量数据，从被平台无偿占有转化为可确认、计量和分享的财产性权益，为构建更公平的数据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开辟了道路。当新质生产力推动的一系列分配制度改革协同发力并有效缓解收入分配不平衡等问题时，正是对《资本论》中资本运动异化导致两极分化效应的系统性矫正与超越。
贯穿于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与分配正义的三位一体式突破，实质是对《资本论》中资本运动虚实矛盾及其历史局限性的扬弃。当资本主义社会陷入技术赋能与劳动替代并存的二律背反困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则始终强调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协同推进，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积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拓展新的就业空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效率提升与就业扩容的兼容与良性互动，颠覆了《资本论》中机器排挤工人的线性认知，展现了新质生产力在重塑劳动形态、拓展劳动内涵方面的历史可能性。通过普惠金融、专项扶持等政策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社会的良性互动，将资本运动的增殖逻辑纳入共同富裕的目标函数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下的新质生产力，既保持和发挥实体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文明面，又通过设置“红绿灯”遏制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与野蛮生长，实现了对《资本论》中资本“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的创造性超越。
站在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高度观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实质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资本论》中“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继承与超越。当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化、空心化、民粹化的恶性循环，中国通过新型工业化与数字中国的战略协同，正在创造“实体经济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升级”的良性循环。这不仅验证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结果”的唯物史观，更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重构人类文明形态的实践力量。从《资本论》的批判理想到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探索证明，只有将技术革命嵌入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才能真正实现“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历史跨越。
（一）《资本论》对资本主体悖论的阐释
在《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体的演进始终与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法紧密相连。通过剖析产业资本运动G—W…P…W'—G'向虚拟资本运动G—G'的嬗变轨迹，《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体由使用价值走向价值的内在必然性及其蕴含的系统性危机。当资本突破使用价值主体的虚假外壳，以资本的价值主体构建起脱离生产根基的自我增殖系统时，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真实主体便触及其历史限度的临界点。这种资本主体的虚实嬗变绝非资本运动的偶然偏航，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是资本的增殖逻辑在时空维度展开的辩证结果。
生产社会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着资本真实主体的时空重构。《资本论》认为，在产业资本主导阶段，资本运动严格遵循商品生产与价值实现的物质循环规律，“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这种统一性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机器大工业中达到顶峰，资本通过工厂制度的空间集聚与生产流程的时间压缩，将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推向极致。然而，商品的使用价值向价值转换的时空障碍加剧了资本增殖需求攀升与资本周转速度放缓的矛盾，暴露产业资本使用价值主体的虚假性与局限性。为突破价值增殖的使用价值束缚，资本通过信用制度重构了价值生产的时空存在方式——银行资本通过货币资本的集中加速周转，股份资本通过所有权的社会化分散风险，商业资本通过流通环节的专业化缩短循环周期。这种空间聚合与时间加速的双重转换，使资本主体挣脱虚假的使用价值羁绊，转向真实的自我赋权与价值符号增殖。
信用制度的膨胀预示着资本真实主体的形成。当资本通过社会化生产突破个别资本的积累限度时，信用制度便从资本流通的助推器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操纵者。《资本论》指出，“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在股份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与所有权证书代表的资本发生双重存在。这种资本的双重化使价值增殖过程发生根本性蜕变：G—W…P…W'—G'的产业资本循环被G—G'的虚拟资本循环取代，资本增殖似乎摆脱了生产过程虚假的迂回路径，实现了在纯粹符号流通中完成自行繁殖的真实自我。这种用流通增殖的幻象，使虚拟资本演化为“纯粹幻想的怪物”，其市场价格波动完全脱离现实资本的价值基础，仅由预期收益与利息率的数学关系决定。
虚拟资本的独立化运动标志着资本真实主体的诞生。《资本论》表明，资本“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当资本利用所有权证书在金融市场通过反复交易实现账面数额的增加，资本可选择的增殖主体便斩断了与使用价值联结的虚假脐带。在交易所的疯狂投机中，国债、股票等虚拟资本形成自我指涉的价值体系，其价格涨落不再直接反映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而是沦为赌博性预期产物。资本主体的转化导致两个致命后果：其一，金融资本通过杠杆操作与资产证券化创造出的增殖，实质是对未来剩余价值的提前透支，预期收益无法兑现时信用链条的断裂将引发系统性危机；其二，虚拟资本对产业资本的逆向支配，使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与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实体投资让位于以价值和增殖为核心的金融投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遭到根本性侵蚀。当“钱能生钱”的幻觉取代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本便陷入《资本论》中“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的生存悖论。
《资本论》对资本主体虚实悖论的阐释，揭示了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宿命。从资本主体由实体到虚拟、由虚假到真实的演进，既是资本打破自身局限的创造性过程，又是资本深陷自身局限的破坏性过程。当资本的真实主体将价值增殖简化为纯粹的数学公式，资本的文明使命便宣告终结：资本既不能继续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生产力的持续解放，也无力化解资本的价值增殖和使用价值创造的结构性断裂。资本主体内在的虚实矛盾深刻说明，只有当生产方式的革新摆脱资本真实主体的桎梏，重建价值增殖与使用价值创造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生产方式的转换。《资本论》对资本主体虚实演进规律的揭示，不仅为诊断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提供了理论工具，更为新质生产力超越资本主体异化指明方向。
（二）新质生产力对《资本论》中资本主体悖论的逻辑性超越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背景下，中国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开创了新质生产力对资本主体的逻辑性转化路径。这种转化绝非对《资本论》中资本批判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将资本运动规律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相结合的超越。通过重置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批判视域、重构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关系、重塑技术创新的生态范式，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不仅破解了虚拟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构性矛盾，更在数字文明时代为人类生产方式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新质生产力对资本虚实主体的超越，首先体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概念的全新逻辑锚定。《资本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体的虚实矛盾，作为实现价值增殖的物质载体和手段的使用价值只是资本的虚假主体，无休止追逐剩余价值的、运动着的、自行增殖的价值才是资本的真实主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下的新质生产力，基于对资本主体双重属性的深刻洞察，重新强调并确立了使用价值在资本概念中的基础性地位。资本并不仅仅是生产关系的体现，它是财富生产的必要物质要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这并非对《资本论》中资本批判的否认，而是精准区分了作为物的资本的中立性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下的资本权利的剥削性。因此，新质生产力不仅没有背离《资本论》中资本作为使用价值主体的文明属性，而且通过引导和规范资本，回归到《资本论》在历史视野下资本的应有主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资本逻辑的锚定，始终将人民性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从而在实践层面探索对资本主体矛盾的扬弃与超越。
资本根基的结构性重塑标志着新质生产力对资本虚实主体矛盾的实践性扬弃。当西方发达经济体中的金融资本深陷G—G'的自我循环与虚拟膨胀时，新质生产力则通过国有资本的主导性战略投资，将资本精准导入以光子芯片、量子计算等新兴产业的硬科技领域，确保资本主体的演进与革新牢固建立在W—G—W'的坚实闭环之上。在基础研究环节，中国政府引导基金扮演耐心资本角色的举措，深刻体现了对传统资本逐利逻辑的超越，即资本不再单纯以短期回报为唯一标尺，而是将增殖逻辑与国家重大科研攻关的长远战略需求深度耦合。在基础设施领域，国有资本通过“链长制”有效整合上下游资源，优化产业生态，促使资本积累的重心从金融投机行为回归支持技术跃迁和产业升级的根本任务。新质生产力引导下资本投向的结构性调整与优化，正努力打破虚拟资本的经济泡沫与产业空心化魔咒，重塑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生产力实现质的突破、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利益的健康主体。
生态文明范式的深刻重构，是新质生产力超越资本主体虚实矛盾的又一关键维度。“东数西算”等国家重大工程的推进，不仅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布局，更蕴含数字时代资本主体生态化改造的深刻意图。在能源结构上，通过促进西部富集的可再生能源与东部巨大的算力需求之间的时空优化配置，力图降低数字资本运行的平均环境代价。在技术路线上，通过节能降碳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持续迭代，从源头减少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生态足迹。在价值创造上，通过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能源与算力融合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将传统意义上难以计价的负外部性逐步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激励的数字资产。新质生产力驱动的资本主体生态化转型，是通过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对《资本论》中“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的理想的积极探索与具体实践，使资本的运行不仅不破坏反而有助于修复和增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新质生产力对资本虚实主体的逻辑性超越，本质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活力的辩证统一，其中既包含通过有效市场激发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文明面；又包含通过有为政府遏制资本过度膨胀的野蛮性。新质生产力书写资本主体演进的新范式，既不是对资本历史终结论的肯定，也不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妥协，而是在驾驭资本规律中开辟的人类文明新主体。当数字技术、绿色发展与制度创新形成合力时，新质生产力对资本虚实主体的逻辑性超越不仅是中国的解决方案，更会成为新型生产方式超越资本固有逻辑的希望所在。
（一）《资本论》对资本动机悖论的阐释
《资本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刀切入社会形态的肌理，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对社会演进的决定性作用。在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资本通过技术革新与全球扩张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却在增殖逻辑裹挟下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推向异化深渊。《资本论》指出，资本既是对封建生产关系的革命性突破，又是人类迈向更高文明形态的过渡环节；既孕育着解放的可能性，又埋藏着自我否定的必然性。其中，资本动机的外在表象与内在驱动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偏离与遮蔽。
《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首先是一个劳动过程，在这个劳动过程中，人借助于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换言之，任何生产过程都必然以创造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产品为前提。机器的轰鸣、厂房的林立、技术的日新月异、劳动生产率的惊人提高，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使“社会生产力，也就是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由于协作、分工、机器的应用、自然力的利用、科学的应用等等而得到发展”。然而，《资本论》坦言，这些看似构成资本积极历史作用的方面，实际只是真实动机过程中虚假的派生现象或必要的表象手段。若将这些视为资本运动的真实动机，便会陷入资本编织的拜物教幻象。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关心使用价值，仅仅“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剩余价值必须依附的物质载体，“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因此，资本创造的看似服务于社会整体福祉的行动，仅仅是实现价值增殖的资本真实动机的手段和条件，是一种服务于根本目的的虚假动机。
《资本论》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的真实形态不在于生产资料或货币，而在于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把生产发展到以前的任何时代都不能想象的规模”，但这种发展始终以确保价值增殖为前提。换言之，如果不能带来剩余价值，即使能创造出巨大的使用价值、满足迫切的社会需求，资本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资本家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新技术的采纳、全球市场的开拓，最终目的并非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解放劳动者，而是缩短个别劳动时间，在竞争中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因此，资本的一切历史文明使命，即“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也是在追逐价值增殖的真实动机驱动下不自觉地完成的。
资本动机的虚实悖论，集中体现在使用价值与价值增殖的矛盾关系上。资本价值增殖的真实动机必须通过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实现，但资本对使用价值本身的关注是第二位的，甚至是机会主义的。为了追求更高利润率，资本可以放弃产品质量；为了降低成本，资本会罔顾自然环境和劳动者身心健康。资本动机的内在矛盾，使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周期性地制造危机。资本的过剩危机不是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得到了满足，而恰恰是社会缺乏对需要支付价值的能力。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本末倒置，清晰揭示了资本动机的真实面目：创造使用价值、推动生产力发展只是资本动机的虚假面具和工具，而价值的无限膨胀和自我增殖，才是驱动资本不知疲倦运转的真实灵魂和目的。
《资本论》对资本动机虚实悖论的深刻剖析，不仅揭示了价值增殖作为资本真实动机的本质，也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否认的历史边界。当资本的真实动机将资本生产都简化为服务于价值膨胀的手段时，资本便走向其进步性的反面，已无力为生产力的持续、全面、以人为本的发展提供空间。资本动机虚实悖论深刻昭示，超越资本动机野蛮性的关键，在于社会生产目的从单纯的资本增殖向人的解放与社会共同福祉的复归，这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制度性变革的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石。
（二）新质生产力对《资本论》中资本动机悖论的制度性超越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的真实动机始终是价值的无限增殖，而创造使用价值、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沦为其从属性、表象性的虚假动机。资本动机的根本错位与内在悖论，决定了资本创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催生人类社会的危机与失衡。然而，《资本论》并非宿命论，而是始终主张生产力的持续革新孕育着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扬弃。新质生产力通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努力实现对《资本论》中的资本动机虚实悖论的积极超越。这种超越并非消灭资本要素或否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通过制度创新驾驭和引导资本，让先进生产力发展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扭转资本真实动机与虚假动机的异化关系，使创造使用价值、服务社会福祉真正成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质生产力努力促成的制度性超越，深刻体现在创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引导并确保资本逐利动机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和长远社会利益的使用价值创造。在事关国家战略安全与产业发展命脉的新质生产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通过国有资本的引领和控制力、对社会资本的战略性导向，有效克服纯粹市场驱动下私有资本的固有逐利动机在基础研究、重大科技攻关等长周期、高风险领域的投入不足或方向偏失。通过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工具的精准运用，将资本的增殖动机与国家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迫切需求进行捆绑和校准，可以实现资本的真实动机服务于创造国家战略性使用价值的轨道上，从而完成资本逐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辩证统一。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通过资本市场和政府调控的有效协同，回应了《资本论》中资本罔顾长远社会发展的矛盾，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主动塑造和引导资本服务于解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历史可能性。
以绿色低碳为鲜明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对资本动机悖论的制度性超越。将环境成本外部化，造成人与自然的断裂，是《资本论》中资本逐利动机野蛮性的突出表现，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将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内在约束与崭新增殖空间。通过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战略性投入新能源产业等举措，国家正积极运用市场机制和行政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引导资本服务于生态环境的修复与可持续发展，使生态环境保护不再仅仅是外部道德呼吁或成本负担，而是转化为具有经济合理性的产业发展方向和资本增殖的新领域，为资本开辟了既能实现价值增殖又能创造巨大生态使用价值的新赛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设计，打破了资本逐利动机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传统对立，使资本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服务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目标，在实践中探索克服《资本论》中资本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的现实路径。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资本动机异化的制度性超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运用《资本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洞察并力图解决资本动机虚实悖论的生动体现。当新兴技术与资本的逐利动机结合时产生的技术异化、数据垄断、算法霸权等问题，是资本的真实动机可能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自由的具体表现。中国通过确立科技向善等伦理原则，健全算法监管、数据产权、平台治理等法律法规与制度框架，为新兴领域的资本运行设定的“红绿灯”，既非抑制创新活力，也非否定资本在技术推广和效率提升中的积极作用，而是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资本的逐利动机，始终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制度层面的努力，对于防止资本真实动机凌驾于社会公共福祉之上，确保技术进步成果普惠共享，从而跨越《资本论》中资本动机异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创造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国家长远战略发展需求的使用价值放在首位，通过一系列战略引导和政策创新，对资本的增殖动机进行强有力的引导、规范和整合，从而寻找到可持续且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路径，实现了对《资本论》中资本动机虚实悖论的制度性超越。这既是对《资本论》关于资本动机内在矛盾及资本历史使命深刻洞察的创造性回应，也是在21世纪全球变革的背景下，探索如何使资本从盲目逐利的自在状态，转变为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共同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为力量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综全文所述，《资本论》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运动、资本主体与资本动机的逻辑悖论，即资本既是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动力机制，也构成难以摆脱的结构性异化、周期性危机与历史性局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下的新质生产力，在“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战略指引下，正为《资本论》中的资本虚实逻辑悖论提供富有建设性的超越路径与中国方案。通过资本投向的战略性引导、资本运行的生态范式重构、“技术—制度—分配”的协同改革，新质生产力努力引导资本回归实体经济与社会福祉的本原，有效约束资本主体的虚拟化与资本动机的逐利化倾向，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动态平衡与良性循环，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驾驭资本、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独特优势。新质生产力的探索性实践不仅突破了传统资本逻辑的历史窠臼，更赋予了《资本论》中资本虚实悖论鲜活的时代生命力与现实指导意义，它标志着《资本论》中资本虚实矛盾在新历史条件下探索的科学路径，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数字时代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更高发展阶段、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自觉与时代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