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2023-08-10   来源：王敏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人口治理能力建设是重要的内容。当前，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两大问题成为人口治理的重要挑战，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迫切需要提高生育率，以有效地缓解人口红利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等现象。青年群体是我国生育的中坚力量，代表着整个社会的生育力，直接形塑着我国的生育格局。然而，在“全面二孩”“三孩”等生育政策下，青年却倾向于“不愿生、不敢生”“极晚婚、极晚育、极少育”。最为突出的是，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躲起来生”到“不愿意生”，并且这是农村青年自身主动选择的结果。生育意愿影响生育行为与生育率，且青年阶段是生命历程中生育行为发生的关键时期，如何提高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成为提高生育率的关键。

影响青年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样的，既包括子女教育成本、住房成本、受教育程度、隔代照料、家庭收入等客观因素，也涉及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社会阶层认同、婚姻满意度等主观因素。特别地，随着物质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青年的需求层次发展变化，强化了个体本位思想，使得个人主观感受是导致青年较低生育意愿的内在原因。社会阶层认同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已然成为影响人们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证实了社会阶层正向影响个人的生育意愿，但并未论证这一结论在农村青年中是否成立，也未能分析其具体的影响机制和性别差异。

本文总结了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在2010—2018年调查年份中（如图1所示），两者保持基本相近的“倒U型”变化趋势，两者在2015年达到峰值，并在2018年有所回升。那么，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与其生育意愿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不同性别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三个研究问题。

（一）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生育意愿是一个多维的概念，用于表达人们对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主要包括愿意生育子女数量、生育时间安排、性别偏好三个方面。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样的，魏炜等将影响因素分为微观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涉及住房压力、性别偏好、户口性质等方面，宏观层面涉及生育政策调整、养老制度等方面。吴帆从结构性因素、人口学因素、生理和心理因素三个视角分别讨论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结构性因素，年龄、婚姻及伴侣关系等人口学因素，以及生活经历、生育经历等生理和心理因素。

总体上来看，研究者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客观因素方面，研究者证实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的提高降低了个人的生育意愿；不断增加的子女养育成本也降低了生育意愿，但是隔代照料孩子，能够减少育龄女性的生育压力，提高其二孩生育意愿；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降低了人们对子女养老的依赖程度，从而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住房价格上涨抑制了生育意愿；社会网络能够提高个人的生育意愿；户籍制度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略高于城镇居民。此外，宏观层面的生育政策影响个人的生育意愿，早期研究者认为生育政策是生育意愿的决定性因素，但近年来研究者通过对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的研究发现生育政策对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程度降低。

主观因素能够有效地预测个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因此愈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现有研究者从社会信任、主观幸福感、社会阶层认同、性别平等观念、婚姻满意度、公共教育满意度等多个维度讨论了主观因素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其中，已有研究证实社会信任能够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性别平等观念则能够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婚姻满意度以及公共教育满意度也能够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主观幸福感与社会阶层认同也被证实正向影响个人的生育意愿。整体上来看，主观因素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较少，且其影响机制需要论证。

研究者除了关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对不同生育群体的生育意愿进行了深入研究，青年群体作为生育的主力军，其生育意愿备受研究者关注。整体上，我国青年的生育意愿较低，且偏向于“晚生少生”，甚至出现“恐育”心理，从而加剧了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口老龄化加速等人口压力。究其原因，一方面，青年群体的养儿防老观念和男孩偏好逐步淡化，其认为生育并非个人义务，导致青年较低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养育成本较高、住房压力较大等因素皆抑制了青年生育意愿。此外，研究者对城乡青年生育意愿进行了比较研究，吴婷钰、肖洁发现农村育龄青年的生育意愿高于城镇，并且更偏好男孩。针对城镇青年，周国红等研究发现城镇青年的生育意愿受到行为态度的决定性影响。针对农村青年，农村青年的二孩生育意愿主要受到子女教育压力、照料压力与女性生理压力的制约。概括来说，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研究者对于农村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缺乏从主观因素进行深入探讨。

在生育意愿的研究中，性别差异备受关注。在两性之间，女性的生育意愿普遍低于男性。研究者证实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个人的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并且女性为了职业发展需求，往往比男性更倾向于限制生育。然而，现有研究缺乏从主观因素角度比较青年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也未能够对农村青年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进行讨论。

概括来说，国内外研究者对生育意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丰富的讨论，主观因素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愈发得到研究者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已有研究并未分析影响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的主观因素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也没有讨论性别差异。鉴于主观因素影响并预测生育意愿，本文从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的角度分析影响农村生育意愿的主观因素。

（二）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关系的探讨

社会阶层认同由社会成员根据某项标准对自己归属于社会分层体系中的相应层次作出的主观认知。青年群体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其社会阶层认同的基本情况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通过对10家企业青年工人的非概率抽样调查发现青年工人具有明确的阶层认知，而经济收入、政治权利及社会声望是影响青年工人社会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但青年工人的社会阶层认同处于较低的层次。黄丽娜则证实在互联网时代，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有所提高，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重塑了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

研究者指出，社会阶层认同比客观社会阶层（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指标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更加准确地反映个体的真实阶层情况，并且能够更加有效地预测个体的行为。因此，研究者开始从社会阶层认同角度来预测个体的生育行为，曾远力、赵丹指出个体的社会阶层认同越高，则更加倾向于多生育子女。陈卫民、李晓晴证实社会阶层认同影响收入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以社会阶层认同与家庭实际收入所处的阶层之间差值作为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发现阶层认同向上偏差会加大收入增长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

户籍作为获取体制内资源的门槛，对社会分层与流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高勇证实了城镇居民的社会阶层认同出现“横向偏低、纵向下降”的局面，张翼发现农民的上层认同比例高于城镇居民。整体上来看，农民处于我国社会阶层中的中下层或者底层，提高农民社会阶层对于民生建设举足轻重。在农村居民的内部也表现出社会分层，主要归结于其具体职业的差异。王春光通过对2008—2015年CGSS及相关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分层呈现金字塔形，从高到低分别是农村干部、农村企业主、农村个体户、打工者、兼业务农者、纯务农者和无业者。可见，户籍制度影响着城乡居民的社会阶层，并且在农村居民中存在职业分层。

部分研究者在社会阶层与生育意愿研究中，关注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性，白英娇借助CGSS2015年数据证实过去与未来主观社会阶层流动感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其对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林昊民、甘满堂借助CGSS2017年数据证实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社会阶层认同对城镇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本文认为鉴于研究数据的范围有限，所得的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覆盖更多的调查年份，并聚焦农村青年群体，来进一步确定社会阶层认同与农村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关系。此外，性别特征也受到研究者关注，白英娇证实男性生育意愿受到过去主观社会阶层流动感显著的正向影响，女性生育意愿受到未来主观社会阶层流动感的正向影响。刘玉春指出社会阶层认同处于中下层的女性具有较强的生育意愿。

整体上来看，研究者尝试以社会阶层来预测个体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但研究者并未对社会阶层认同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也缺乏对农村青年群体的关注，其中两性之间的差异性也需要系统的分析。

（三）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探讨

幸福感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知，其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阶层认同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研究者证实农民的社会阶层认同越高，其幸福感越强。此外，研究者也证实了幸福感能够提高个人生育意愿，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提高1个单位，则能够使得生育意愿平均增长2.98%。同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能够提高其二孩生育意愿，以及青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正向影响其生育安排。

概括来说，现有研究分别证实了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社会阶层认同与幸福感之间，以及幸福感与生育意愿之间，皆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并未有效搭建起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三者之间的联系。在研究对象上，缺乏对农村青年群体这一重要生育主体的关注，也未论证男性与女性农村青年在这一议题上的差异性。为了检验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在效用检验方面，本文验证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包括当前、未来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检验方面，本文验证农村青年幸福感在其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是否存在助推效应。在效应检验与机制分析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本文聚焦农村青年社会阶层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性，从城乡之间、工作类别、生育政策变化、区域之间进行系统论证。

（一）数据与变量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是本文的数据来源。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择2010—2018年期间的调查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对样本进行了基本处理，根据户籍情况，选择户籍地为农村的样本。进一步参考李勇辉等、杨雪、谢雷等研究者对青年群体及生育年龄段的考虑，选择22—45岁的男性样本与20—40岁的女性样本，共获得11108份样本。

生育意愿是本文的因变量，具体的问题为：“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本文以受访者回答的实际数字为准，并去除了实际数字为两位数以上的样本。

社会阶层认同是本文的解释变量，问卷内容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1—10个层级的选项可供受访者选择。此外，本文也关注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预期情况，具体问题为：“您认为您10年后将会在哪个等级上？”以预测受访者对未来的社会阶层的预期情况。

幸福感为本文的中介变量，主要用于验证社会阶层认同影响生育意愿的机制。问卷中涉及的问题是：“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选项为1—5个层级的幸福感指标。控制变量涉及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水平、社会信任、社会公平、健康状况、社会保障及性别平等观念。其中，性别平等观念涉及的问卷内容为：“是否同意以下说法：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选项为“完全不同意=1；比较不同意=2；无所谓同意不同意=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二）研究方法

1.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关注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的影响，采用OLS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设定的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Childreni代表第i位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情况，Socialclassi代表第i位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情况（包括当前的社会阶层认同及未来的社会阶层认同预期不同两个指标）。为社会阶层认同与性别的交互项，为了检验性别差异性特征。Xi代表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社会信任、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性别平等观念等六个变量。为年份固定效应，为省份固定效应，εi为误差项。

2.机制检验模型

在验证社会阶层认同影响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的基准回归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验证其影响机制。考虑到居民的幸福感影响自身的生育意愿，本文从幸福感角度探析社会阶层认同影响生育意愿的机制。参考江艇、王雪冬等研究，设定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检验农村青年的幸福感是否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本文借助模型（1）进行了OLS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列（1）至列（2）检验农村青年的当前社会阶层认同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列（1）仅控制了相关控制变量，列（2）则控制了相关控制变量及年份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列（3）至列（4）检验农村青年的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

具体来看，列（1）至列（2）回归结果显示，农村青年的当前社会阶层认同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农村青年的当前社会阶层认同越高，其生育意愿越强。列（3）至列（4）回归结果显示，农村青年的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其当前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村青年预期自身的未来10年的社会阶层越高，其当前的生育意愿越强。比较来看，农村青年的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高于当前社会阶层认同。从而说明，农村青年群体的当前社会阶层认同越高，其生育意愿越强，且农村青年预期未来10年的社会阶层认同更加影响当前生育意愿。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农村青年的受教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学历低的农村青年群体具有相对高的生育意愿。农村青年的健康情况负向影响其生育意愿。此外，社会信任感、性别平等观念皆正向影响生育意愿，说明提高农村青年的社会信任感与性别平等观念能够提高其生育意愿。社会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

（二）机制探讨：幸福感的助推效应

基本回归结果证实了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影响其生育意愿，本文进一步对其影响机制及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特征进行验证。已有研究证实了农民的社会阶层认同能够提高其幸福感，而居民的幸福感能够提高其生育意愿。因此，本文从幸福感角度探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影响生育意愿的内在机制。

本文采用公式（3）至（5）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至列（3）检验幸福感是否在当前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中介影响，列（1）验证当前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列（2）验证当前社会阶层认同对幸福感的影响，列（3）则验证当前社会阶层认同与幸福感同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列（4）至列（6）验证幸福感在预期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是否存在中介影响。

结果证实，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具体来看，关于当前社会阶层认同，在列（1）中当前社会阶层认同正向影响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列（2）中当前社会阶层认同正向影响农村青年的幸福感，列（3）中加入幸福感后，当前社会阶层认同仍然正向影响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但其影响程度弱于列（1），说明幸福感在当前社会阶层认同与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关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列（4）至列（6）证实了幸福感在预期社会阶层认同与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从而说明，农村青年的当前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皆通过提高其自身的幸福感，来增强其生育意愿，幸福感对生育意愿具有助推作用。

表3  机制探讨：幸福感助推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换自变量与因变量方法以及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一，参考已有研究强调社会阶层流动感影响生育意愿，本文选定未来社会阶层流动感作为解释变量，检验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其中，未来社会阶层流动感为农村青年预期的10年后社会阶层减去当前社会阶层认同，如果结果为负数则赋值为-1，结果为0则赋值为0，结果为正,则赋值为1。-1、0、1分别代表未来社会阶层向下流动、不流动及向上流动。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证实了农村青年的未来社会阶层流动感正向影响其生育意愿，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稳健性检验二，本文将生育意愿替换成二孩生育意愿。本文将农村青年的理想子女数量小于2的样本设定为0，代表无二孩生育意愿，其他设定为1，代表农村青年具有二孩生育意愿。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证实了当前社会阶层认同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皆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青年的二孩生育意愿，且当前社会阶层认同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基本一致，这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从而说明基本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稳健性检验三，考虑到社会阶层认同并非是随机事件，而是由个人、家庭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自主选择过程，导致模型估计存在选择性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对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借鉴姜春云以社会阶层认同的均值作为标准，划分高低社会阶层，进行PSM检验。本文计算得出当前社会阶层认同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的均值皆为4，依此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中在给定的卡尺范围内邻近匹配，以确保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采用PSM中一对二匹配，通过比较PSM匹配前后协变量的标准化偏误以及倾向得分值，发现协变量的标准化偏误在匹配后得到缩小，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核密度曲线偏差得到有效的缩小，保障良好的匹配效果。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当前社会阶层认同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皆显著地负向影响居民生育意愿，这一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从而说明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稳健性。

概括来说，该部分内容证实了社会阶层认同（包括当前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机制分析表明，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稳健性检验证实了未来社会阶层流动感知、社会阶层认同（包括当前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青年的二孩生育意愿，PSM检验进一步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考虑到男性与女性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且现有研究指出女性生育意愿低于男性，本文使用公式（2）进行性别异质性检验。在检验性别异质性基础上，本文进行三个方面的异质性检验。一是，本文依据单独二孩政策（2013年）、全面二孩生育政策（2016年）正式实施的时间，将样本分为三个分样本，比较社会阶层认同影响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性别差异的变化趋势；二是，按照农村青年工作情况，本文按照CGSS调查问卷中对样本工作性质的调查，将农村青年样本分为“外出务工”“务农”及“没有工作”三个分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三是，本文依据样本所在的地理区域，将全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及西部三个分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性别异质性检验的基本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证实了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包括当前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即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包括当前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的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作为对比研究，考虑到城乡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性，本文检验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并未显著受到社会阶层认同的影响，且这一结果在两性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而说明，社会阶层认同正向影响生育意愿的性别特征仅在农村青年中显现。

（二）异质性分析：生育政策的动态变化趋势

生育政策影响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尽管近年来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降低，但生育政策仍然是国家宏观层面的重要举措，在生育意愿研究中，需要考虑生育政策的动态变化背景。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本文比较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后，以及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情况，并比较其性别特征。

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首先，当前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成立，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后成立。总体上当前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呈现愈发加大的趋势，且预期社会阶层认同的影响程度略高于当前社会阶层认同。其次，在不同的生育政策背景下，社会阶层认同影响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皆存在。当前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的影响程度皆高于女性，但这种性别差异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概括起来，该部分的回归结果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在宏观生育政策逐步放开之后，社会阶层认同越发影响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且这种影响在两性之间存在差异，但这一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

（三）异质性分析：工作情况

研究者指出在农村居民内部存在职业分层特征，考虑到农村青年的主要工作类型，本文将其分为“外出务工”“务农”和“没有工作”三个分样本，并进行分组回归。表9为工作情况的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农村外出务工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包括当前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小；农村务农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处于中间位置；农村没有工作的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最高。从性别角度来看，社会阶层认同（包括当前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仅在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中存在性别差异，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性别差异。即相对于农村外出务工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外出务工男性青年的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

（四）异质性分析：区域情况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背景下，青年群体的生育行为也存在区域差异性，需要对农村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进行区域比较。表10为区域分样本回归结果，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青年的当前社会阶层认同皆显著地正向影响其生育意愿；在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农村青年的预期社会阶层认同皆显著地正向影响其生育意愿。从性别角度来看，社会阶层认同（包括当前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村青年中存在性别差异，在西部地区不存在性别差异。即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的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更强。东部地区，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影响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程度最深。整体上，这一性别差异程度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

本文聚焦农村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分析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探究其内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基于CGSS2010—2018年共6年调查数据，采用OLS基本回归方法、PSM内生性检验方法及中介效应机制检验方法，系统验证了农村青年群体的社会阶层认同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

主要有三点研究发现：一是，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当前社会阶层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正向影响其生育意愿（包括二孩生育意愿），PSM检验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二是，关于社会阶层认同影响农村青年生育意愿的内在机制，本文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三是，异质性检验发现，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特征，即相对于农村青年女性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包括当前与预期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的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特征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这一性别差异特征在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中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这一性别差异特征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农村青年中存在，且东部地区的性别差异程度最深。

提高人们获得感、幸福感是民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而提高农民生育意愿也十分迫切。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提高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与幸福感能够提高其生育意愿，说明提高农民的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能够与提高生育意愿“双赢”。在宏观的“全面二孩”“三孩”公共政策下，更需要把握农村青年群体的真实想法和需求。随着农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青年的个人需求也发生变化，不再局限于“多子多福”这个传统观念，而是更加强调子女养育的质量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这种个体主义导向的生育动机，要求生育政策应充分尊重农村青年群体对自身社会阶层和幸福感的追求。政府应从社会保障、教育资源、就业渠道等多个途径，有效提高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与幸福感，从而提高其生育意愿。

此外，农村青年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特征不容忽视，大部分研究指出女性生育意愿低于男性，本文发现社会阶层认同更加影响男性的生育意愿。事实上，高额的娶妻彩礼和子女教育成本都会给农村男性青年带来压力，使得其深陷个人自我需求与生育之间桎梏中。随着农村男性青年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越发强调自我价值，拥有较高的社会阶层与幸福感才愿意生育子女。这就需要从微观层面完善农村的婚育体系，培育良好的婚嫁文化，并提高农村的教育质量，减少农村男性青年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