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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2023-09-05   来源:朱震宇   

摘要:信息技术的快速革新在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文章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考察了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数字鸿沟损害了其心理健康,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显著降低,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提高9.5个百分点。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鸿沟对低教育水平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损害更大。机制的探讨发现,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受阻、线下社会参与受阻,从而损害了其心理健康,且不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也阻碍了线下社会参与。结论表明,数字鸿沟导致了老年人信息获取的不平等,要通过缩小老年人技术接入与利用的差异,弥合老年人的知识鸿沟,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构建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

关键词:数字鸿沟;老年人;心理健康;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3)08-0125-14




引言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扩散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不均衡隐患。在对互联网技术的利用中表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数字鸿沟表现为一种代际鸿沟,年龄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从互联网使用情况看,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但其中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仅11.3%,且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在非网民群体中占比41.6%,数字鸿沟在代际中仍然显著存在。

从互联网应用角度看,老年人与青年群体在互联网接入上的数字鸿沟不断缩小,但在互联网内容获取和利用互联网资源改进生活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随着互联网技术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人与技术的接触方式在快速转变,从PC端计算机的使用转变为移动端设备的智能化操作,微信、支付宝等APP的使用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截至2022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10.47亿,占网民整体99.6%,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9.04亿,占网民整体86.0%。非网民群体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其在出行、消费、就业等日常生活中遇到不便,不会使用微信或支付宝等APP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尤其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大数据在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没有“健康码”而无法进出一些公共场所成为非网民群体认为带来的不便之首(占比27.9%),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是社会治理关注的重点与痛点。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求让每位老年人都能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实现广大老年人及其家庭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发挥老年人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而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老年人社会融入困难,不利于老年人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有违“健康老龄化”的原则。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传统服务方式和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特点,提供更加贴心暖心的社会保障服务。老年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与青年群体存在天然生理差距,需要关注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避免产生老年人与社会的隔离与疏远感。因此,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其心理健康会产生什么影响?影响机制是怎样的?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丰富了老年人数字鸿沟的相关经验研究,对数字时代下的老年保障政策予以启示。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关于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从互联网使用的角度探讨,存在两种理论观点,多数研究支持了“网络增益效应论”,发现互联网使用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且对老年人的生理健康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王宇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对主观健康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更加突出。与此相反,少数研究支持了“在场替代效应论”,认为互联网使用是对老年人生活的占有,并没有起到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反而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影响机制方面,上述两种观点都提出社会参与在互联网使用和老年人健康中起中介作用,“网络增益效应论”认为使用互联网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水平,也能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且互联网使用促进了老年人的社区参与,进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或健康水平。“在场替代效应论”认为互联网使用会导致老年人社会交往范围缩小,进而不利于其心理健康。

目前已有少数研究关注到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提出互联网技术的“人群偏好”、不同部门的“数字偏好”和部分老年群体的“数字障碍”等因素是形成老年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虽然通信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但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其生活满意度、身心健康都产生消极影响,并提出老年群体需要跨越代际数字鸿沟、边际数字鸿沟和交际数字鸿沟。

已有研究为理解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奠定一定文献基础,但仍需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是从研究视角看,已有研究多基于互联网使用的角度,将互联网使用视为一种与线下生活相独立的活动,忽视了互联网使用尤其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在生活中的密切应用,对老年人数字鸿沟产生的社会后果关注还不足,需要进一步考察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差异和能力差异对老年人的影响。二是在影响机制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在中观层面提出线下社会参与的影响机制,对具体的网络活动内容缺乏讨论,需要进一步从互联网的使用内容分析数字鸿沟的影响机制。三是在实证策略方面,需要充分考虑数字鸿沟的内生性问题与自选择问题,使因果识别更加干净。鉴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考察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评分匹配法解决数字鸿沟的内生性问题,并分别从老年人线上和线下具体活动方面对影响机制进行探讨。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关于数字鸿沟的理论,其最早被使用于美国国家通讯与信息管理局在1995年发布的《在网络中落伍: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贫困者的调查报告》,用于说明互联网是否使用之间的差异现象。数字鸿沟理论强调,不同群体对互联网在可及性和使用上的差异导致了数字鸿沟,数字鸿沟具体被分为接入沟、使用沟与知识沟。接入沟表示互联网的可及性差异,主要受到地区经济实力、政府决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技术标准与规范的影响。使用沟表示在互联网利用的方式、程度、技能方面的差异,已有研究提出智能手机的使用是解释数字鸿沟的新维度,数字鸿沟指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所需要的能力差异,包括知识或技能,对数字鸿沟的理解从人与技术的客观结合转变为人利用技术的主观能动性。本文将数字鸿沟定义为老年人在使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程度差异或能力差异,是否使用和是否会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均能较好代表老年人数字鸿沟情况。而知识沟表示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差异,关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差异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知沟理论认为互联网使用效果的差异加剧了信息获取的不平等。由于不同阶层在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方面存在差异,信息资本的差异相当于一次资本再分配,通过信息资本与其他资本的有效转化,使得原先的社会阶层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互联网使用尤其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生活联系愈加密切,已成为老年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老年人并非互联网技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技术应用的能动主体。由于与中青年相比,老年人在互联网使用中处于边缘地位,可能对老年人产生消极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老年人数字鸿沟损害了其心理健康,与不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相比,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更低,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更高

基于知沟理论,数字鸿沟导致了信息获取的不平等,而拥有不同社会资本的老年人其信息获取能力存在差异,因此,对于拥有不同社会资本的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其心理健康的效应可能存在差异。此外,广义上的数字鸿沟更多被用于表示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的信息技术利用差异,研究表明地理因素在数字鸿沟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也存在城乡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在具有不同社会资本的老年人群体中存在差异,对于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农村地区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

根据前述知沟理论,老年人所拥有的信息资本可能是数字鸿沟影响心理健康的关键机制,互联网是工作学习中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社交、获取信息可能是影响线下社会参与的关键因素,是强化其信息资本的有效途径。因此,通过互联网对信息知识的获取差异是解释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关键原因。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受阻,线下社会参与受阻,从而损害其心理健康



数据、变量与实证模型


(一)数据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来验证上述研究假设,主要考察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因此研究对象的年龄界定为大于等于60岁,并剔除了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为9332人。

(二)变量

本文的核心变量包括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数字鸿沟情况。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使用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10,简称CESD—10)测量,共包括10个问题,每道问题的回答分为4个等级,分别赋值1—4,将10道题的分数加总测算出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分值越高表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同时,对分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的抑郁量表评分。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将CESD—10评分≤30定义为有抑郁倾向,赋值为1,反之为0。由于微信、支付宝等APP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就医、乘坐公共交通等必备的工具,本文依据相关APP的使用程度和使用能力情况表示老年人数字鸿沟情况,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使用“您是否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来测量老年人数字鸿沟情况,使用则赋值为0,表示老年人不存在数字鸿沟,不使用则赋值1,表示老年人存在数字鸿沟。在稳健性分析中,本文进一步采用代表相关APP使用能力的变量来测量老年人数字鸿沟情况。

在控制变量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代际支持对互联网使用具有显著影响,因此,除基本的人口学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健在子女数量、个人收入)、身体健康水平变量(自评健康水平、慢性病数量、生活自理能力水平),也需要控制代际支持水平,本文将过去一年子女转移支付、过去一个月与子女同住时间以及与非同住子女联系的频率纳入控制变量。表1列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三)实证模型

1.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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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epression_scorei代表抑郁量表评分,采用普通OLS回归。Depression_tendencyi代表抑郁倾向,采用二元Probit回归,其中,Depression_tendencyi*代表老年人是否具有抑郁倾向的潜变量,如果Depression_tendencyi*>0,Depression_tendencyi取值为1,表示老年人具有抑郁倾向,否则取值为0。Digital_dividei表示老年人数字鸿沟;Xi' 表示控制变量的向量组,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户口、健在子女数量、个人年收入(取对数)、自评健康水平、慢性病数量、生活自理能力水平、过去一年子女转移支付(取对数)、过去一个月与子女同住时间、与非同住子女联系的频率。

2.工具变量:互联网普及率

考虑到数字鸿沟这一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首先,老年人数字鸿沟可能损害了心理健康,但同样心理健康水平更高的老年人可能更易接受新事物,更可能不具有数字鸿沟,从而产生反向因果问题。其次,某些无法观测的个人特征(如性格)也会影响心理健康。因此,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参考已有研究,选取地区层面的老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作为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工具变量,互联网普及率与老年人数字鸿沟状况高度相关,且老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一个地区的整体指标,通常与个体的状态无关,因此,认为老年人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地区层面的老年人互联网普及率无关或受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互联网普及率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要求。具体而言,本文采用加权的社区层面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代表地区层面的老年人互联网普及率。

3.倾向评分匹配(PSM)

考虑到是否使用微信或支付宝可能是一种自选择行为,会受到个体特征的影响。为了解决自选择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使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方法来进一步验证假设。将样本分为处理组(存在数字鸿沟)和控制组(不存在数字鸿沟),则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可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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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式中,Y1i表示处理组结果,Y0i表示控制组结果。Di=1表示处理组,即存在数字鸿沟,Di=0表示控制组,即不存在数字鸿沟。P(Xi)是倾向评分,表示老年人存在数字鸿沟的概率,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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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首选对假设1进行检验,考察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表2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第2列的被解释变量是抑郁量表评分,第3列的被解释变量是标准化的抑郁量表评分,第4列、第5列的被解释变量是抑郁倾向。前三列结果显示,逐步加入人口学与身体健康特征、代际支持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数字鸿沟系数的大小与显著性比较稳健,数字鸿沟对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以第2列、第3列为例,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低0.927分,标准化后的抑郁量表评分低0.122个标准差(SE=0.033),表明数字鸿沟损害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在控制变量方面,年龄、受教育水平、已婚、自评健康水平、生活自理能力(IADL)、子女转移支付、与非同住子女联系频率对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健在子女数量、慢性病数量对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与女性相比,男性标准化的抑郁量表评分平均高0.132个标准差(SE=0.020)。与农村老年人相比,城镇老年人标准化的抑郁量表评分平均高0.178个标准差(SE=0.025)。

表2的第4列、第5列汇报了Probit模型估计的平均边际效应,以第5列结果为例,数字鸿沟使老年人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提高9.5个百分点,这一比例占老年人平均具有抑郁倾向比率(44.6%)的21%以上。控制变量结果与第1—4列结果相似,其中,男性比女性老年人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低6.6个百分点,已婚老年人比未婚老年人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低5个百分点,城镇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低9.1个百分点。

表2  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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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分析

1.基于工具变量法的结果

表3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在一阶段回归结果中,工具变量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量为187.994,远大于经验法则的临界值10,从而拒绝“工具变量互联网普及率是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在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数字鸿沟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鸿沟损害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低2.626分,且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显著提高,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主要结论没有变化。

表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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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PSM方法的结果

进一步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验证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通过对样本进行均衡检验发现,采用不同的方法匹配后的样本平衡性良好。匹配后各变量的标准偏差均低于10%,且绝大部分在匹配前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差异显著的变量匹配后均不显著。根据表4结果,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抑郁量表评分与抑郁倾向的平均处理效应在5%水平上均显著。在消除了控制组和处理组的样本偏差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表4  倾向评分匹配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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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替换关键解释变量

本文进一步采用代表使用能力的变量来测量老年人数字鸿沟情况,在CHARLS 2018问卷中关于手机APP的使用情况还设有“您是否会用手机支付,如支付宝、微信钱包等?”。同样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替换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在5%的水平上依然显著,老年人数字鸿沟损害了其心理健康,并增加了老年人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

表5  替换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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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异质性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2,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解释变量分别加入数字鸿沟与个人年收入、与受教育水平以及与户口的交互项,表6列出了回归结果。前三列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受教育水平的交互项、数字鸿沟与户口的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鸿沟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老年人和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随着老年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数字鸿沟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减弱。数字鸿沟使农村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下降1.478分,而使城镇老年人评分下降0.583分,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拥有更多社会资本,信息获取能力更强,进而数字鸿沟对其影响更小。后三列结果显示,数字鸿沟对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影响在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以及城乡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6  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影响的收入、教育与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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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通过互联网进行线上活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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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影响的机制探讨


(一)阻碍网络社交与获取信息

为了验证数字鸿沟是否通过阻碍网络社交与获取信息而损害老年人心理健康,本文考察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进行聊天、看新闻、看视频、玩游戏、理财5类网络活动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其中,聊天、看新闻、看视频是网络社交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表7汇报了回归结果,前五列的被解释变量是抑郁量表评分,后五列的被解释变量是抑郁倾向。结果显示,进行聊天、看新闻、看视频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抑郁量表评分,降低了老年人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且与看新闻与视频相比,聊天的积极影响更大。此外,进行线上玩游戏与理财对抑郁量表评分与抑郁倾向的影响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进行聊天等线上社交活动,以及看新闻、视频等线上获取信息的活动受阻,从而损害了心理健康。

(二)阻碍线下社会参与

为了验证数字鸿沟是否会通过阻碍老年人的线下社会参与进而影响心理健康,本文考察老年人数字鸿沟对线下社会参与的影响,老年人线下社会参与根据老年人过去一个月进行社交活动的数量来测量,包括串门、跟朋友交往;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向与您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跳舞、健身、练气功;参加社团组织活动;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照顾与您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残疾人;上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炒股(基金及其他金融证券)9项活动。由于线下社会活动参与的数量是一个受限因变量,若采用普通OLS回归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因其离散程度(0.951)大于均值(0.707),认为数据过度分散,应采用负二项式模型。采用负二项式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第1列的被解释变量是老年人过去一个月线下社会活动参与数量,lnalpha值在1%水平上显著不为0,说明社会活动参与数量值过度分散,采用负二项式模型与普通泊松模型估计更有效。数字鸿沟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数字鸿沟使老年人参与的社会活动数量显著降低。在前述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线下社会活动参与数量,第2列、第3列结果显示,数字鸿沟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线下社会活动参与数量对抑郁量表评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与表2中第2列结果相比,数字鸿沟的系数有所减小,表明数字鸿沟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存在线下社会参与的中介机制。

表8  老年人线下社会活动参与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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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鸿沟阻碍线下社会活动参与的机制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数字鸿沟影响心理健康的机制,考虑到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线下社会参与,网络社交能够拓展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线下交往奠定基础,而信息获取能够丰富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资本。本文接下来考察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对老年人线下社会活动参与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线上聊天、看新闻、看视频对老年人线下社会活动参与数量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数字鸿沟通过降低老年人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的概率,阻碍了其线下社会参与,从而损害了其心理健康。

表9  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对老年人线下社会活动参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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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18)数据考察了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探讨,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老年人数字鸿沟损害了心理健康,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CESD—10抑郁量表评分显著降低,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显著提升。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低0.927分,标准化后的抑郁量表评分低0.122个标准差(SE=0.033),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提高9.5个百分点。通过工具变量方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鸿沟对低教育水平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损害更大。(3)机制的探讨发现,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受阻、线下社会参与受阻,从而损害了其心理健康,且不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也阻碍了线下社会参与。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利用互联网社交与信息获取是扩大老年人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但随着互联网技术在日常生活的应用,老年人数字鸿沟造成的数字不平等现象显著存在,严重损害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智能化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社会的包容性未能与人利用技术的需求相匹配,老年人被剥夺享有数字红利的权利,在出行、就医、消费等日常生活中面临困难,忽视了老年人因存在数字鸿沟而与社会更加无缘的问题,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在技术革新引发的社会分层中处于更加边缘的位置。2020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45号),提出完善服务保障措施,建立长效机制,有效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而有效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关键在于弥合老年人的使用沟和知识沟。在促进老年人互联网可及性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方式、程度,以及通过互联网技术改善生活的能力。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重视老年服务保障,要通过缩小老年人技术接入与利用的差异,弥合老年人的知识鸿沟,增强老年人信息资本,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构建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让老年人享有数字红利。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政府、社会以及家庭成员应帮助老年人提高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能力,鼓励老年人使用微信等APP进行日常通讯、社交与获取新闻等,并在老年大学、养老机构、社区等开展智能技术教育,加强对知识获取和信息真实性识别的培训,有效弥合老年人的知识鸿沟;第二,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覆盖率,加强农村地区的智能化建设,促进农村老年人的数字接入;第三,推进智能化产品与服务的适老化改造,根据老年人的习惯与需求,改善智能化设备的操作,促进老年人对互联网的利用,有效弥合老年人的使用鸿沟;第四,在交通、就医、消费、政务等日常生活场景中保留传统服务形式的同时,要优化多种服务方式,采取智能化与人工相结合的形式,并在智能化服务过程中配备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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