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断缘”到“结缘”：联结性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自组织实现——基于湖北省G村老年协会的案例研究
2023-11-01   来源：陈璐   

养老需求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其中，经济保障和生活照料属于较低层次的生存型需求，而精神慰藉属于较高层次的发展型需求。当前，农村养老在经济保障和生活照料方面已经有了较大推进。从经济供养来看，不管是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提高带来的资源反馈，还是国家养老保障体系发挥的兜底作用，亦或是农村老年人依靠土地实现的自给自足生活，农村养老已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长期以来的“温饱”困境。从生活照料来看，家庭依然是农村老人失能之后的责任主体；并且随着农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也参与进来，为农村老人的生活照料提供兜底性支持。在此背景下，农村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不断显现，农村养老需求正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因此，对于农村养老来说，在满足经济保障和生活照料的“老有所养”基础之上，如何实现以“老有所乐”为目标的精神慰藉，具有现实迫切性和重要研究价值。

鉴于“精神慰藉”概念本身的抽象性，在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文献梳理之前，有必要对这一概念的界定进行梳理。总的来看，“精神慰藉”的内涵是在讨论中不断厘清的。严格来说，“精神慰藉”的概念缘起于“精神赡养”，其意在强调子代在传统的物质供养之外还应对老人进行精神上的反馈。此时，精神慰藉的概念还相对模糊，主要是从区别于“物质”的部分来定义的，同时由于强调的是家庭责任，因而往往使用狭义的“精神赡养”。在此基础上，学界进一步尝试对“精神慰藉”的具体内容从不同角度给予阐释。代表性观点如，明艳认为老年人精神需求呈现“差序格局”，包括感情需求、娱乐需求、求知需求、交往需求和价值需求等五个方面。姚远认为，老年人的精神需要问题，大致可以区分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情感交流的需要，前者是老年人与社会的交往，后者是老年人与家庭的交往。穆光宗认为精神慰藉范畴的界定包括人格尊重、成就安心和情感慰藉三个维度。不过，目前学界在“精神慰藉”概念上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及分析框架。在此背景下，有部分研究使用西方学界较为成熟的心理学测量指标，以“主观幸福感”为代表，将此运用于对老年人精神慰藉这一主观状态的客观评价中，由此构成了与精神慰藉相关研究彼此补充的一个研究分支。

基于对“精神慰藉”概念的说明，进一步梳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文献发现，既有研究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特征是怎样的？这是讨论精神慰藉的逻辑起点。二是如何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这是精神慰藉的供给路径的问题。

就前者而言，既有研究主要在乡—城流动视域下讨论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特征表现，围绕“家庭缺位”对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影响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在讨论农村老年人这一群体时常常冠之以一定的前缀，最普遍的如“留守”、“空巢”等，以此反映农村老年人面临更为强烈精神需求的群体特征。而“留守”等特征之所以被普遍使用，源于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村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在此，“留守”实际上指向的是老年人基于城—乡的差异，即农村老年人在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过程中由于家庭代际分离而产生的精神问题。该讨论的基本前提是，家庭特别是子女在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上发挥主要作用。与之相关的是，有研究认为要更加关注“五保”等特殊群体的精神慰藉需求。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实质上仍然从“家庭缺位”的角度定位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特征。

就后者来说，基于农村老年人面临的精神慰藉需求特征“是什么”的问题，既有研究进一步讨论“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精神慰藉的供给路径。从研究脉络来看，学界前期主要聚焦家庭子代的赡养责任，随后以此为起点逐渐拓展到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在家庭方面，有学者认为要强化家庭伦理，明确家庭在为老人提供精神赡养上的主体责任。然而，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不断弱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要加强多元主体的供给参与。在政府层面，认为政府应发挥公共责任，要将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定位为准公共品进行供给，通过老年教育提高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此外，专业社工等非营利组织也被视为满足农村老人精神需求的供给主体，需要发挥积极的干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既有研究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农村精神养老的困境难以单纯依靠家庭，而是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发力。

经过梳理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在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特性，即城镇化背景下的“家庭缺位”，进行了揭示和论证；同时，在拓展家庭养老的传统视野，即引入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满足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方面，也产生了诸多讨论并达成了基本共识。然而，既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家庭缺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村养老的特殊性，即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程度”更深的特点，但是却相对忽视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的“性质”之差异。这一点在既有研究中的体现是，在使用“精神慰藉”的概念时，常常冠之以笼统的“老年人”之群体指代。这一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性质”特殊性缺乏关注，其在很大程度上对深入理解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内涵构成了阻碍。二是在强调家庭、政府、社会等多方共同参与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供给时，往往忽视了老年人群体本身的力量。这一研究倾向的产生源于“需求—供给”的二元对立视角，即将老年人视为纯粹的精神需求方，也就是接受精神慰藉供给的“对象”和“客体”，遮蔽了老年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在此，对农村老年人的“客体化”相应带来了对农村老年人的“问题化”判断，体现在精神慰藉上即是留守老人的“精神危机”。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以及，如何发挥老年人自身的主体性力量进行精神慰藉？这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来源。基于此，本文尝试在老年人主位视域下，理解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的特殊内涵，并结合对湖北G村老年协会这一代表性案例的质性分析，探讨老年人自组织实现精神慰藉的现实路径。

（一）分析视角

当前在讨论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时，往往没有注意到其性质的特殊性，而将只是强调其精神需求的程度之显著性。对此，本文认为需要深入到农村老年人所处的结构环境之中，发掘其精神需求的来源，具体包括三重所指：其一是以土地制度为依托的生产结构。当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农业非常普遍，其不仅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物质保障，更增加了老年人的精神福利，在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老年人能够从土地劳动中获得充实的精神体验。其二是以熟人社会为底色的关系结构。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丰富性直接影响到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健康，社会交往是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重要来源。在此意义上，农村熟人社会的底色构成了有利于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天然场域。其三是具有超越性意义的家庭结构。实际上，既有研究大多是在“情感沟通”的层面上界定子代对于父代的精神赡养，而没有注意到超越于情感之上的意义关联。贺雪峰将农民的价值观划分为三类，其中最为基础的本体性价值是生命意义的实现，体现在完成以传统接代为核心的人生任务来使有限的生命转变为无限意义。特别是对于观念变迁较为缓慢的农村老年人来说，通过家庭实现人生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构成其最高层次的精神满足。

综上所述，农村老年人从其所处的生产劳动、熟人社会和家庭这三重结构中获得多层次的精神慰藉。由此认为，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特殊性产生于其所处的生产、社会和家庭等具体结构环境之中。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联结性”的概念视角来构建分析框架。“联结性”这一概念源于美国学者雷吉斯特，他认为，联结性是老人实现更有意义、更积极和更有目的生活的关键机制，具体包括四个方面：有某事要做；有关系，如血缘、情爱关系等；与将来有利害关系；有连续性的感觉。这一概念对本文的启发之处在于，其以“联结性”勾连了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多重来源——不仅包括与“事”的联结（有某事要做），还包括与“人”的联结（有关系），也包括与“意义”的联结（与将来有利害关系和有连续性的感觉）。如此，结合对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之特殊性的讨论，笔者尝试构建一个本土化的分析视角，即与生产结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整体性关联构成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支持体系（见图1）。在此，为了方便论述，本文使用本土化的“缘”来指代联结状态。

图1 分析视角：“联结性”概念的本土化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讨论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之需求到底是如何生成的，即回答在个体生命历程的实践中，农村老年人的“断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其次，基于农村老年人“断缘”所产生的精神慰藉需求，探讨重新“结缘”的可能。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以深入理解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复杂内涵和实现路径。2022年10月，笔者在湖北省G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驻村田野调查，以了解中西部欠发达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状况。调研期间，笔者发现当地的老年协会自2002年成立以来实现低成本、可持续的运转，显著改善了在村老年人的精神面貌。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不管是从经济基础还是文化基础来看，G村的老年协会运转并不具备特殊优势。一方面，G村是一个人口流出程度较高、内生资源匮乏的普通农业型村庄。G村户籍人口近1000人，共245户，常住人口约340人，其中60岁以上的有211人，是在村的主要群体。从2010年开始，本地外出务工人数开始增多，主要流向省内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至今青壮年劳动力流出比例达到80%以上，属于典型的“空心村”。在生产方式上，G村大部分是丘陵地形，耕地面积3467亩，以水稻种植为主，农业经营收入构成在村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另一方面，G村是一个历史较为短暂的移民村，属于典型的原子化地区。区别于华南等宗族性地区在悠久历史传统下兴起的具有内生性和自发性的老年协会，G村的老年协会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那么，对于并不具备任何优势基础的G村来说，其老年协会良性运转的关键为何？在这个意义上，基于G村老年协会的深入个案研究，有助于揭示老年协会运转的“最低限度”条件，从而能够为广大中西部地区普通农村提供借鉴和启发。在进一步的调查过程中，笔者围绕G村老年协会的历史发展、组织架构和活动内容等多个方面，对老年协会组织者、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和村干部等代表性群体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并对当地老年人的日常生产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这些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经验来源。

老化不仅体现为一个生理性过程，更意味着一种社会性过程，蕴含着老年人与社会生活环境的关系。经验表明，农村老年人并非无差别地面临精神慰藉的需求，而是具有动态性和阶段性。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当农村老年人尚处于与生产、社会和家庭等结构环境的联结状态时，其精神世界相对充实，而伴随着生理性衰老，老年人与多重结构的联结经历了整体性断裂的过程，这塑造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生成的特殊逻辑。换言之，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生成于老化中的“断缘”。

（一）脱离生产结构后的消极闲暇

生产结构是农村老人赖以生活的基础，老人围绕生产展开自身的生活安排。具体来说，这里的生产结构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农业生产结构，二是非正规经济结构。其中，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保障下，农村老人获得了自主生产的基本权利；此外，随着县域范围内的非正规经济发展，被排斥在正规经济之外的老年剩余劳动力获得了参与生产的机会。对于身体健康的农村老年人来说，生活被生产劳动所充实，呈现“找事做”的状态。例如，67岁的DSJ和老伴身体都比较健康，两人一起种10亩水稻和5分菜地，养50只鸡；此外在农闲时会到市区打零工，做绿化、建筑等行业（访谈案例：20221020DSJ）。

可以发现，当农村老年人被生产结构所吸纳时，其生活安排是富有节奏的。与城市标准化的工业体系不同，农村生产结构具有高度的弹性和灵活性，能够赋予老人在生产中的自主性。特别是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完善，农业生产中的犁地、插秧、收割等重体力环节大大减少，农业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蕴含积极意义的生命体验。老人们普遍反映，“现在种田也不辛苦，就当找个事情做，锻炼身体……有空就去田里看看，那稻子一天天长起来，心里特别高兴”。正因如此，“只要能动，就一直动”是老人们的普遍信条。可以发现，农村老人自主地参与生产是其被高度整合进生产结构的表现，通过与生产的联结，老人能够建立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这是其精神充实的一个基础性方面。

然而，在老化过程中，主要由于生理性的原因，老年人逐渐脱离生产结构，进而失去与活动的基本联结。具体来说，老年人从生产结构的退出主要源于劳动能力的减弱，这是不可逆转的生理性过程。一般而言，老年人的生产经营状态具有变化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会根据劳动力变化来调整农业生产的规模和类型，比如在劳动能力较强时经营适度规模耕地，在劳动能力一般时经营保底规模耕地，而在劳动能力较弱时经营自留菜园地。伴随生产规模的减少和类型的单一化，老年人的劳动强度也不断降低，以往与生产结构的联结状态逐渐消解。从生产结构的退出，“无事可做”的消极闲暇占据着老人生活的绝大部分。例如，78岁的WAZ在老伴去世后一个人无法再种粮食，只种几分的菜园地，同时喂几只鸡。该老人每天上午就做完家务和农活，到了下午基本上就闲着，不知道做什么，一般就在门口坐坐走走，天黑了就睡觉（访谈案例：20221021WAZ）。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化推动着农村老人与生产结构的联结断裂，大量的消极闲暇消解了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所赋予老人的精神内涵。

（二）脱离社会结构后的交往萎缩

在村庄中，老人的生活高度嵌入其所处的熟人社会结构之中，这一社会结构使得老人产生丰富的关系性联结。这种关系性联结主要是通过人情往来这一载体实现的。农村是个熟人社会，其内部有着一套不成文但却为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所普遍知晓的交往互动规则，其核心是人情往来。具体来说，人情往来既包括日常性的生产生活互助，也包括仪式性的红白喜事参与。在这里，人情往来的显性功能是维持村庄社会成员之间的长期利益平衡，即亏欠与报偿的相对平衡，民间所谓的“欠人情”和“赶（还）人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在维持利益平衡的这一显性功能之外，人情往来实质还具备一个隐形功能，即作为社会交往的场域。在人情往来的过程中，参与其中的社会成员会进行密切的互动，相互之间不仅发生资源的交换，更进行情感的互动，继而产生区别于纯粹市场交换行为的社会性交往。经由这种高密度和情感性的社会性交往，个体能够不断建构并强化关系性联结，而这构成了其精神世界充实的一个重要维度。特别是在仪式性人情中，彼此熟悉的社会成员在聚集中迸发出巨大的情感能量，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正如许多老人所说，自己喜欢赶人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图热闹”——“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热闹得不得了”。在这里，人情所承载的社会性交往功能赋予个体以情感生产的空间，这也是个体精神充盈的一个重要来源。

然而，在老化过程中，受到社会规则的影响，个体逐渐退出人情交往，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性联结也逐渐弱化。具体来说，人情交往的退出源于社会规则本身，换言之，规定人情交往准则和要求的村庄社会规则同时也隐含了人情交往的范围和限度。人情往来以利益的长期性平衡为基本准则，这其中不仅涉及对过去的考量，即是否存在还未偿还的人情，同时也包含着对未来的预期，即是否还有来往的可能性。因此，当利益的长期性平衡无法维系时，个体便会自然地退出人情交往，而这常常出现在老人群体中。一方面，老人在为子代完成结婚成家以及为父代完成养老送终这两项大事之后，就很少存在人情上的互助需求，因此在“还清”既往的“人情债”之后便自然退出；另一方面，即便老人仍然存在一定的互助需求，比如农业生产上的机械合作，但是由于自身偿还能力不足而不愿意发生“欠人情”的行为。例如，80岁的LDF在劳动能力下降之后社交范围也随之缩小，基本不再参与人情往来，也很少基于生产的需要而与其他农户进行生产互助（访谈案例：20221025LDF）。

总而言之，由于客观或主观上的原因，当老人的人情往来已经达到相对均衡且不具备促发新的欠—还平衡能力时，老人便会选择终止人情往来。人情往来的终止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消解了个体进行社会性交往的渠道，老年人的社会交往面临急剧萎缩。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化过程蕴含着个体从人情往来的退出，意味着个体在村庄熟人社会中的活跃位置转向边缘化地位，无法获得丰富的社会交往空间，这是老年人产生精神慰藉需求的一个重要维度。

（三）脱离家庭结构后的意义空缺

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其最深层次的精神寄托来源于家庭，可以说家庭是最终极的人生寄托。家庭之于老人的终极性意义，极其生动而贴切地体现在“人生任务”这一俗语当中。所谓“人生任务”，也就是人活一辈子所要追求的目标，完成了这个任务，个体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具体而言，农村老年人的人生任务是实现家庭的绵延，这通过为子代“操心”的过程实现。为子代“操心”，最基本的是要做到把子女抚育成人、为子女结婚成家，这是家庭延续的必经过程。随着当前剧烈的社会转型，家庭从既往的简单再生产转变为发展再生产，家庭延续的成本和门槛大大提高，这无形之中也加大了作为父代的老人完成人生任务的压力。比如，在婚姻缔结中，为了竞争相对稀缺的女性资源，农村老人努力积累经济资源以支付高额的婚姻成本；在结婚之后，为了支持子代小家庭的发展，农村老人分担着抚育孙代、经济支持等方面的家庭责任。可以发现，农村老人所需要完成的“人生任务”不仅内容增加，而且时间更长，而这一过程之所以发生的动力，恰是在于家庭所赋予老人的意义寄托。在“为了家庭”的本体性价值驱动下，老人能够将自身在劳动力、时间精力甚至情感上的付出转变为个体深厚的生命体验。调研时发现，在实现为子代结婚成家的人生任务后，低龄老人会继续为子代小家庭承担抚育孙代和家务劳动等。与想象不同，这种付出并非是被动的自我剥削，更是主动的意义实现，“儿女们负担也重，趁我还有能力多分担一点是一点，他们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访谈笔记：20221025）。可以发现，在完成人生任务的过程中，农村老人实质上是在不断地“操心”中获得人生意义的实现，这是老人精神世界最为深沉的基底。

然而，在老化过程中，伴随着人生任务的终结，老人也逐渐从家庭中退出，源自家庭的终极目标不再成为其人生的意义支撑。在当前家庭发展压力增大的背景下，父代的人生任务不断延长，相较于传统较为清晰的以结婚成家为节点，逐渐拓展至小家庭成立之后的抚育阶段。然而，人生任务的完成并非无限拓展，而是具有特定的终止节点。一般而言，当子代家庭步入稳定期，即抚育负担减轻同时经济积累能力增强之后，父代支持的必要性降低；与此同时，随着父代在老化过程中逐渐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而无法获取经济来源之后，对子代支持的能力也开始减弱。进而，老年人从“为儿女操心”转变成“操心自己”。与人生任务的结束相伴的是：一方面，老人为完成终极性的人生任务而感到圆满，也不再需要为家庭操劳付出；另一方面，老人在家庭上的意义寄托也宣告结束，“操心”所指向的具体对象消失了。在此情况下，面对未来的生活，老人如何安放生命的意义和心灵的寄托，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人生任务终止为标志的老化过程，意味着老人从与家庭的高度整合状态溢出为个体性的存在，无法再与超越性的家庭结构发生联结，意义的空缺由此成为老人精神慰藉需求生成的隐蔽根源。

综上所述，伴随老化过程，农村老年人逐渐失去生产、社会和家庭的联结，处于整体性的“断缘”状态，由此塑造了其精神慰藉需求生成的基本逻辑。

上文对农村老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生成逻辑进行了阐释，认为其结构性根源在于老化中的“断缘”，即失去生产联结后的消极闲暇、失去社会联结后的交往萎缩和失去家庭联结后的意义空缺，这塑造了农村老年人整体性的精神慰藉需求。相较于“家庭缺失”下的高度问题化的农村老人精神危机研究，其意在将农村老年人置于老化这一纵向动态过程，以及与生产、社会、家庭等多重结构的联结这一横向维度，考察其精神世界的张力和复杂性。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农村老年人自身的主体性力量来获得精神慰藉，实现重新“结缘”？一般来说，在自发状态下，老年人处于松散的原子化状态，此时精神慰藉的满足强烈依赖于个体因素，其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难以长久稳定持续。而为了调动和激发老年人的主体性，就需要将原子化的老年人“组织”起来，提供一种能够实现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可持续路径。下文将以G村老年协会为例，讨论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实现的自组织路径。

（一）老年协会的自组织过程

在理念设计上，老年协会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原则，老年人既是福利供给的对象同时也是福利生产的主体，是典型的基于老年人主位的自组织。当前，全国各地农村普遍提倡组建老年协会，但是在实践中效果不一。由此可见，自组织“从理念到实践”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因而，对作为成功案例的G村老年协会的自组织过程的分析是提供可借鉴性的基础。调研发现，G村老年协会的自组织实践得以可持续运转的关键在于资源激活、精英动员、制度嵌入这三重条件。

1.资源激活

资源是老年协会自组织运作的一个基本前提。然而，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普通农村来说，村庄内部资源匮乏，在此情况下，外部资源的输入具有必要性。然而，外部资源的输入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其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外部资源的输入激活各类潜在的资源，以“输入”来“激活”。

2002年G村老年协会成立之初，首先，面临的就是活动场地的问题。当时村中没有可供老年人活动的公共场地，而若要新建则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在此情况下，作为发起人的外出精英提议，愿意捐助一定数额的资金，同时，有村民提出村庄中有一个闲置房屋，可以利用起来。于是，通过熟人给这家房屋主人做工作，老年协会低偿支付了房屋的使用权。最终，发起人捐助的资金用于对该房屋的重新装修和基础硬件配备，以较少的资金投入解决了老年人活动场地的问题。其次，在解决了活动场地的问题之后，老年协会自组织要维持日常运转，还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对此，发起人每年提供5000—10000元的经费支持。这笔资金虽然不多，但是却足以维持老年协会的日常运转。根据估算，老年协会每年常态化开支不超过1万元，主要包括活动场地维护、组织文艺活动和慰问困难老人等。最后，在发起人的带动下，村庄内外的其他主体也相继参与进来，对老年协会的运转起到了必要的资源补充作用。比如，本地有爱心的经济精英和企业听闻老年协会的创建，想给村里作贡献，会不定期捐助资金和物资。此外，地方省市县级老年协会作为上级管理部门在对该村老年协会进行检查时，也会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这些补充性资金被用于日常稳定开支之外的大型活动组织等特定情况。

可以看到，G村老年协会的自组织离不开外部资源的输入，但是外部资源的输入没有变成单向度、无限的责任替代，甚至成为“等靠要”的对象，而是以“输入”为手段实现了“激活”村庄内外资源的目的。

2.精英动员

除了资源的条件之外，老年协会作为自组织还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当前乡村中仍然存在包括留守老人精英在内的“留守精英”，对这一群体的动员能够极大丰富乡村治理的活力。在老年协会这一自组织中，老人精英的参与是降低组织成本的必要条件，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类群体动员起来。G村老年协会对老人精英的动员包括身份赋予和社会激励两个机制。

首先，G村老年协会通过民主过程对村庄中老人精英进行识别，这一过程完成了对老人精英的身份赋予。具体来说，对于老年协会会长的选择采用自我推荐和民主推选方式的结合，最终通过全体老年人的集体投票选出。在老人们看来，老年协会会长的选择包括几个标准：一是人品方面，包括“对老人有爱心”等，二是能力方面，包括“做事认真细心”等。按照这些标准来看，老年协会的自组织所需要的老人精英并非体现在经济实力上，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良好的社会评价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而符合这些标准的老人在村庄中很容易找到，比如退休的老干部、老党员等。例如，现任老年协会会长YGQ就曾经担任过村组干部，其群众基础好且有责任心，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在此，公开公平的民主过程将符合老年协会组织要求的老人精英筛选出来的同时赋予了其合法性身份。正如YGQ所说，“做事得有个名分，大家认可你，投票选你当会长，做事就名正言顺了”（访谈笔记，20221030）。其次，在赋予合法性身份之后，社会激励构成了老人精英的内生动力来源。由于老年协会是福利性质的，担任老年协会的组织成员没有经济报酬，但却要对老年协会的管理负责。以会长为例，其要负责日常活动场地管理和特定活动统筹安排等。虽然“公心”和“奉献精神”是一定程度上是老人精英的参与初心，然而，单纯依靠个体内生动力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难以长久持续。在此情况下，外在的社会激励对内生动力的维系和强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任老年协会会长YGQ讲到自己心路历程，“最初做工作时，出于公平性考虑，不可避免要得罪人，以前也想过不干了，吃亏不讨好，不干算了……但是一直干到现在有六年了，主要还是觉得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我当会长之后，一些老人家里发生了矛盾，也会来找我，觉得我能给老人们做主，说明大家认可我”（访谈笔记：20221030）。这表明，在日复一日与老年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老年协会的组织者实际获得了在村庄中的“权威”和“面子”，这些都构成了社会激励的来源。

通过身份赋予，村庄中的老人精英得以被筛选识别出来，成为老年协会的重要组织角色；同时，经由在实践中不断生产的社会激励，老人精英的内生动力得以强化，实现了组织队伍的稳定可持续。

3.制度嵌入

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老年协会的常态化运转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这是“资源”和“人”之外的又一必要条件。不同于宽泛的、一般化的老年协会章程，G村老年协会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嵌入本地的制度设置。

具体来说，老年协会的制度设置包括三个方面，分别对应资金使用、组织者的权力责任关系和全体老年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一，针对资金使用，老年协会制定了《资金使用制度》，对资金使用的原则、目标和流程进行了规定，并辅之相应的组织角色安排，比如会计和出纳必须由两个人担任，同时，老年协会的收支都会面向全村公开，受到村民的监督，以此避免资金的浪费和不公正使用；其二，针对组织者的权力责任关系，老年协会的核心组织成员作为老年人的整体利益代表，具有统筹资金使用和组织安排活动的权力，与此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组织责任，需要为其承担的具体分工角色负责，比如负责文艺活动表演的副会长及文艺队成员能够使用表演服装和道具，但是同时需要保证表演节目的充实有质量，在重大节日期间为全村老年人义务表演；其三，针对参与活动全体成员，老年协会为其明确了基本的权利义务内容，特别是对于公共的活动场地，老年人作为成员自然享有平等使用的权利，但也应承担对公共活动场地的维护责任。此外，由于身体机能下降、疾病等情况，老年人可能在活动中出现摔倒等安全风险，为了避免可能的矛盾纠纷，老年协会拟定《安全告知专栏》，要求“老年人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参加活动”。

制度设置在推动自组织的常态运转上发挥的功能在于降低组织成本。老年协会的成员包括组织者在内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更替的，但是自组织却要长期存续。通过将初期面临的各种问题总结并制度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此后类似情况的发生。在此意义上，稳定的制度设置能够为流变的成员建立稳定的预期和提供行为的参照，降低组织可持续运转的成本。

（二）重新“结缘”：自组织的实践效果

通过资源激活、精英动员和制度嵌入三重过程，老年协会这一自组织得以良性运转。从实践效果来看，以老年人为主位的老年协会自组织衔接了老年人在老化中“断缘”所生成的精神慰藉需求，为之提供了重新“结缘”的空间和可能，表现在以消遣为核心的闲暇重组、以兴趣为核心的交往重建和以共同体为载体的意义重构三个方面。

1.以消遣为核心的闲暇重组

农村老人失去生产联结后产生消极闲暇，是其精神慰藉需求生成的基础层面。此时，如何以新的活动内容充实老人的闲暇，帮助其重新找到生活的节奏，成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老年协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这些文娱活动形式多样，包括但不限于看戏、下棋、跳舞、锻炼等，其共同点在于消遣性。以消遣为核心，老年人从“无事可做”的消极闲暇转变为“玩不过来”的积极闲暇，通过闲暇重组实现了富有节奏的生活秩序。

具体而言，老年协会组织的文娱活动的消遣性体现在：一是去消费性，即不需要耗费经济成本，不需要以消费为手段。与城市老人不同，农村老人在村庄中维持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其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都很低，货币支出仅用于日常柴米油盐开支和看病就医。因此，非消费性的文娱活动对于农村老人来说特别关键，而老年协会的活动全部都是无偿开放的。二是低门槛性，即不要求个体素质，不会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老人形成排斥，甚至也能够包容生理机能趋于下降的老人，充分贴近农村老人的偏好。据老年协会会长介绍，每天吃完早饭后，老人们就开始聚到老年协会活动中心，大家围坐到一起，观看花鼓戏、楚剧、黄梅戏等各种戏曲，这些年轻人很少能看懂的传统戏曲却都是老人们的最爱，有的老人还会一边看戏一边评论，一些眼神不好、耳朵听不清的老人也乐在其中（访谈笔记：20221103）。三是身心均衡性，即在考虑老年人喜好的同时也兼顾身体健康，引导老年人参与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活动。据老年协会的文艺队长介绍，“一些老人最喜欢的活动是打牌、下棋，但是这些活动对身体有损害，一坐就是半天，很少活动，站起来发晕，后来鼓励老人参与更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把将老年协会的活动原则定为文艺导向，并组成了一支文艺宣传队，主要任务就是由爱好跳舞、锻炼的老人们带动其他老人负责带动其他老人锻炼身体”（访谈笔记：20221101）。

通过以消遣为核心的文娱活动开展，老人们重新找到了生活的重心，即以积极闲暇替代了原先的生产劳动。尤其对于基本丧失劳动能力而不再从事生产活动的老人来说，“到老年协会玩”成为新的生活方式。正如老人们所说，“这里就像磁铁一样，把你一个劲往这里吸引，不由自主地想来”，“每天上午吃个早饭9点就来了，11点回去做饭，睡个午觉下午2点又来了，下午4点多再回去，有规律得很，就像上班一样”（访谈笔记：20221103）。由此可见，老年协会这一自组织以消遣为核心重组了老年人的闲暇，使其获得了“有事可做”的积极生活秩序，实现了最基础层面的精神慰藉需要。

2.以兴趣为基点的交往重建

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生成的第二个层面体现在，老化中失去社会联结后的交往萎缩。退出以人情为载体的社会交往之后，农村老人的社交范围急剧缩小，此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满足交往的需求。在此，老年协会以兴趣为基础为老年人提供了重新联结的契机，重新塑造了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逻辑，扩大了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空间。

调研发现，老年协会活动形式多样，其基本原则是根据“兴趣”自主选择。有趣的是，在以“兴趣”为基点的活动参与过程中，老年人的交往范围也在无形之中得以拓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通过兴趣结成的交往关系蕴含一种新的交往逻辑，不同于熟人社会之中以利益平衡为内核的人情往来。具体来说，以兴趣为基点的交往逻辑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去利益化，即交往的触发点并非以利益为导向，而是出于非功利的兴趣偏好。“参加老年协会活动的老人来自附近不同村民小组，许多人以前相互之间并没有生产生活上的人情往来，甚至彼此并不认识，但只要有着共同的兴趣，不管是看戏，还是跳舞，或者只是单纯的聊天，都能聚集在一起，一来二去，不熟悉的也慢慢混熟了”（访谈笔记：20221105）。因此，兴趣驱动实质上拓展了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可能空间，生成了不同于区别于既有人情交往逻辑的新型交往秩序。以兴趣为基点的交往逻辑的第二个特征是即时性，即交往双方在互动过程的当下就获得了各自的满足，从而区别于欠—还延迟的人情交往逻辑。例如，就一起聊天的老人们来说，大家在畅聊自己的所见所闻或是烦恼忧愁时，本身也实现了信息沟通和情感宣泄的功能，“每天和老朋友们聊一聊，说这说那，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聊完之后心情舒畅不少，回家睡觉都香”（访谈笔记：202211105）。可以说，相较于以“对未来的预期”为核心的人情交往，“当下即是目的”代表着以兴趣为基点的交往逻辑。

正是因为以兴趣为基点的交往逻辑不同于利益平衡导向的人情交往，其具有的去利益化特征和即时性特征才能有效拓展农村老年人的交往空间，进而有效转变失去社会联结之后的交往萎缩状态。兴趣导向成为农村老年人建构更为广泛、没有负担的交往关系的新的契机，是其满足交往层面的精神慰藉需求的有效途径。

3.以共同体为载体的意义重构

在完成“人生任务”之后，农村老年人寄托于家庭的本体性价值得以实现，进而逐渐在家庭中边缘化。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晚年时光重新找到自我生命的意义是一个隐秘而深沉的问题，其关乎着最高层次的精神慰藉需求的实现。对此，老年协会将老年人组织起来的效果在于，以自组织这一共同体为载体，重新定义了处于“边缘”位置和作为“他者”的老年人的生命意义。

具体而言，在老年协会的自组织中，老年人生命意义的重构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老年协会为老年人创造了参与的平台，老年人获得自我实现的价值。当前国家大力开展文化下乡，以送戏下乡、电影下乡等多种形式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供给往往将以老年人在内的农民作为对象和客体，隐含着以城市的“高大上”文化标准改造农村“落后”文化的倾向，忽视了农民尤其是占据主流的老年人的主体性参与和乡土文化的优秀传统。相比之下，老年协会以老年人为主体，践行内生性的文化供给路径。据老年协会文艺队长介绍，“在日常活动之外，老年协会每年都会在重阳节、春节等节日期间举办文艺表演，而其中的主角都是咱们自己村的老人，在正式表演之前，老人们都会抓紧一切时间排练节目，甚至有老人睡梦中还在踩拍子，大家的积极性都非常高，表演的节目也很受村民们欢迎”（访谈笔记：20221103）。由此看来，自我参与无疑让老年人获得了积极的自我实现体验，老年协会标语“放开歌喉，举起舞步，唱吧，跳吧，让我们的人生充满快乐”成为老年人自我实现的生动注解。

第二个层面是，老年人的主体性参与更进一步激活了村庄正逐渐消解的传统文化，老年人的文化教育价值被发掘出来。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评价体系对村庄的冲击之下，“老了就没用了”是整个村庄社会包括老人在内的默认观念，不再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甚至还要消耗经济资源的老人被普遍视为所谓的“负担”存在。因而，当前老年人虽然承载着丰富的集体记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但是却无法被传承和发扬，甚至被抑制和遗忘。在此情况下，老年协会在给予老年人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也重新挖掘和激活了其在乡村文化传承中的功能。在村民们看来，“老人们表演的节目都很接地气，比如民间小品、传统戏曲、采莲船、舞狮会等，这些节目形式各异，但都蕴含着朴实的教育意义，既有教导人们尊老爱幼的，也有歌颂美好生活的，还有宣传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的”（访谈笔记：20221108）。

第三个层面是，通过重塑老年人在村庄社会中的地位，使其获得被尊重的价值。在“老而无用”的观念下，伴随着身体机能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劳动能力的丧失，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逐渐被边缘化的同时也自我边缘化，成为被忽视的“他者”存在。甚至，在村庄公共舆论约束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作为客观弱势群体的高龄和生命失能老年人无法得到基础的保障，出现子女不孝而产生养老纠纷的家庭。对此，老年协会的重要性在于将老人从边缘性的“他者”地位转移到村庄的“注意力中心”，而这是通过公共舆论的重新塑造实现的。据老年协会会长介绍，“老年协会不仅为老人提供自我实现的平台，而且也对弱势老人开展各种各样的关怀活动，给高龄老人祝寿、慰问生病老人、重阳节给老人发放小礼品等等，这些活动有两个目的：一是给那些对老人不好的子女们警醒，我们这种非亲非故的都能对他们家的老人那么好，周边邻里都能看到，有点良知的肯定会感到羞愧；另一方面也是让老人们改变边缘心理，现在党和国家有好政策，村里也关爱老人，老人们自己也有尊严感”（访谈笔记：20221103）。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年协会塑造的自组织共同体为意义空缺的老年人提供了重新安放生命意义的载体。在“有所余力”时自我创造，在“无能为力”时获得尊重，满足了老年人最深层次的精神慰藉需求。

综上所述，老年协会自组织实现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实质在于重新“结缘”，即为老化过程中失去生产、社会和家庭联结而“断缘”的农村老年人重新“结缘”，具体体现为：以消遣为核心的闲暇重组新的生活节奏，以兴趣为基点的交往重建新的社会关系，以及以共同体为载体的意义重构新的生命体验，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联结性秩序。

本文从联结性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特殊生成逻辑和自组织实现路径。首先，认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为何产生是理解其精神慰藉何以实现的逻辑起点，从农村老年人与生产、社会和家庭结构的“联结性”出发有助于还原其精神慰藉需求生成的特定情境。经验表明，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生成实质是老化中的“断缘”，即脱离生产结构后的消极闲暇、脱离社会结构后的交往萎缩和脱离家庭结构后的意义空缺。可以说，这是农村老年人“精神危机”的系统性表现。其次，实现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的出路是基于老人主位的自组织。基于对湖北省G村老年协会的案例分析发现，自组织可持续运转需要具备资源激活、精英动员和制度嵌入三重机制。通过老人主位的自组织，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在新的联结性秩序中获得满足：其一，自组织以消遣为核心重组了老年人的闲暇，使其摆脱退出生产后的消极闲暇状态而获得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其二，自组织以兴趣为基点重建了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使其在退出熟人社会人情往来之后具备低成本社会交往的可能；其三，自组织以共同体为载体，重构了老年人的生命意义，为其完成人生任务而失去家庭联结后的意义空缺提供安放的空间。由此，农村老年人从“断缘”重新走向“结缘”，这是其精神慰藉实现的内在逻辑（见图2）。

图2 从“断缘”到“结缘”：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自组织实现

农村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点和难点。随着农村养老需求逐渐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关注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越来越具有迫切性。当前学界尚未对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特殊性予以关注，一方面表现在以不加区分的“老年人”界定，另一方面体现在将城市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在精神慰藉上的差异化约为“程度”问题，即认为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特殊性在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的家庭方面的精神赡养缺失。这一研究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性质”特殊性。本文通过引入本土化的联结性视角，将农村老年人置于其所处的生产、社会、家庭这三重结构之中，呈现其精神慰藉的结构性来源。由此表明，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生成有其独特的逻辑，其并非是静态、单一的，而是在动态的老化过程中、在不同层面上呈现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有针对性地实现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相较于当前自上而下的以老年人为“客体”的行政主导式文化供给，本文的启示在于，回归老年人的“主位”才是实现精神慰藉的前提，其关键是要把老年人组织起来。老年人自组织的实质在于将老年人不仅作为福利供给的对象，更作为福利供给的主体，转变视老年人为“负担”的消极老龄观，实践以老年人为“资源”的积极老龄观。在老年人主位下，精神慰藉需求不仅能够低成本而且能够更加人性化地满足，从而“老有所乐”才具备现实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