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重要命题发展史
2024-01-02   来源：汤庆亮 王绚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阶级视角论述历史主体的“历史主动”，在《共产党宣言》（下文简称《宣言》）、《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下文简称《致库格曼》），以及列宁的《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以下简称《序言》）、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揭示出原著概念的科学内涵。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historische Initiative/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概念

1847年3月到4月，恩格斯在《德国的制宪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历史主动”原著概念，他从阶级视角，从历史主体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来考察历史主体是否拥有“历史主动”，拥有什么样的“历史主动”。他批评德国小资产阶级：Mit dem Entstehen der Bourgeoisie verliert sie selbst den Schein historischer Initiative。恩格斯指出，随着资产阶级的走到历史前台，小资产阶级连表面上的historischer Initiative也随之丧失。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落后于英法等国，小资产阶级作为与封建贵族、农民阶级并存的一个阶级，并不像农民阶级那样在一定程度上依附封建贵族，而是建立了一些地方性组织，进行了一定的地方性斗争，在国家统治权上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封建贵族的权力，一度迎合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给德国社会带去了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表现出某些historischer Initiative倾向。但小资产阶级毕竟不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最终与封建贵族妥协从而与其分享少许国家统治权，恩格斯特别重视德国大工业资本家阶级，他认为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才导致了德国大资产阶级、大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德国资产阶级要发展自己，就必须要推翻旧的封建制度，建立起资本主义新制度，一些封建贵族在与它的斗争中破产，另有一些封建贵族也转变为资产阶级。在此意义上，资产阶级historischer Initiative，就是作为新生产方式的代表推翻旧社会制度，建立新社会制度，按照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比较之下，小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表现出的historischer Initiative，只是“表面上的”，并没有深入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立足于历史的基础之上。大工业资产阶级形成后，小资产阶级内部产生分裂，其中比较富裕的一部分，归附了资产阶级；另一部分仍然支持封建贵族，成为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力量，它表面上的历史创造性也荡然无存。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断发展，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日益表现出来，这个阶级负有推翻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制度的伟大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特有的政治运动中，揭示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的概念内涵。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的体系说：“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Aber sie erblicken auf der Seite der Proletariats Keine 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 Keine ihm eigenthümliche politische Bewegung.句中geschichtliche的义素为“历史的”，Selbstthätigkeit的义素为“自主活动”，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可直译为“历史的自主活动”，这种历史活动的自主性体现于无产阶级的“所特有的政治运动”。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历史上出现的曾经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阶级斗争和各阶级的政治运动，都是为了使本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自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个阶级所特有的政治运动与其他阶级的政治运动的区别开来，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不依附于任何阶级，他们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目的，这种政治运动不是为了本阶级的长期生存，而是要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并从根本上摧毁这一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终结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社会，使人类历史从史前阶段进入人类社会真正的历史的阶段，从而消灭阶级本身，通过解放全人类来获得自身的解放。

《宣言》发表后，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政治运动”最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巴黎公社革命，这标志着法国巴黎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走在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前列。马克思高度赞扬了这一政治运动中巴黎工人表现出来的historische Initiative，在1871年4月12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德语原著是：Welche Elastizität, welche historische Initiative, welche Aufopfrungsfähigkeit in diesen Parisern! 虽然马克思并不赞成巴黎工人在时机不成熟时贸然进行起义，但是革命一旦爆发，马克思马上热情地讴歌工人阶级的历史创造，巴黎工人打破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发现了工人阶级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第一次开展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创造性地实行了普选制、代表制、罢免制和议行合一制，历史性地实现了廉价政府和廉洁政府。在这里，Elastizität（灵活性）、Aufopfrungsfähigkeit（自我牺牲精神） 和historische Initiative并不是三个并列的概念，Elastizität和Aufopfrungsfähigkeit是作为historische Initiative概念的义素，揭示出工人阶级建立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既不超越历史阶段，也不是自发地、机械地等待历史的眷顾，而是果断抓住历史机遇的革命创造。同时，这种革命创造在人类历史是全新的事物，面对意想不到的风险、考验和矛盾，离不开工人阶级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是马克思在《致库格曼》中的historische Initiative概念的基本内涵。

（二）列宁、斯大林的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概念

在《两种策略（1905年2月1日〔14日〕以前）》中，列宁批判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崇尚群众自发性的倾向时，区分了两种主动性，第一种是积极的主动性，包括“富有革命首创精神的无产阶级的主动性”和“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动性”；第二种是消极的主动性，包括“不成熟的、需要带领的无产阶级的主动性”和“祖巴托夫式的主动性”，祖巴托夫式的主动性主要是由警察组织的官办合法工人运动。列宁批评一些社会民主工党的机会主义派别热衷于崇拜“不成熟的、需要带领的无产阶级的主动性”，严厉批判了“祖巴托夫式的主动性”，指明这些主动性的实质是对自发性工人运动的推崇。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样，列宁首先看到从阶级的视角肯定富有革命首创精神的无产阶级的主动性，同时，列宁又进一步又将视角聚焦到无产阶级的自觉成分，即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民主工党，依靠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将工人群众的自发性提升到自觉性的历史活动和历史创造，从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外延，从阶级视角延伸到阶级的自觉成分，即无产阶级政党。在列宁看来，统一党内思想，加强党内团结，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教育、组织和引导，是社会民主工党作为无产阶级自觉成分的重要任务。

1907年2月，列宁为《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写了序言，序言中把俄国1905年革命与巴黎公社工人起义联系起来，列宁引用马克思对巴黎工人的赞誉：“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列宁把historische Initiative概念译成俄语术语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在这一文本语境中，列宁引用马克思对巴黎工人的称赞，是为了观察1905年俄国工人和农民本来应该具有的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他说道：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инициативу масс Маркс ценит выше всего. Ох, если бы поучились у Маркса наши русские с.-д. в оценк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инициативы русских рабочих и крестьян в октябре и декабре 1905 года! 这句话今汉译为：“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与普列汉诺夫等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革命失败后一味埋怨完全相反，列宁发现俄国工人、农民、士兵和资产阶级不仅积极组织和参加罢工、示威、起义，而且明确提出了“打倒沙皇专制制度”的行动口号，特别是各地纷纷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创造出与沙皇政府相对立的政权组织，这和巴黎公社第一次尝试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一样，表现出工人和农民所具有的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1916年秋以及1917年初，列宁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学说，研读的相关资料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笔记。在这个笔记中，他特别关注了巴黎公社，并用俄语提出了问题：“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感到高兴的是什么呢?”然后，他又引用马克思《致库格曼》中的德语原文做了解答：Welche Elastizität, welche historische Initiative, welche Aufopfrungsfähigkeit in diesen Parisern!在这一笔记中，historische Initiative是指历史主体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活动中所体现的革命性和创造性。

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各种反动思潮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诬蔑和攻击，包括当时格鲁吉亚的无政府主义者。1906年6月—1907年4月间，斯大林在和无政府主义者作斗争期间写作了系列论文，系列论文总题目为《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援引马克思对巴黎工人的那句著名赞语：“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斯大林还继续引用马克思对巴黎工人没有抓住机遇、及时向凡尔赛进军、从而错失革命良机而感到惋惜的评价内容，指出尽管工人阶级在革命策略上尚不成熟，但他们的行动代表了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创造性地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所以表现出巨大的历史主动性。以此观照当时的俄国工人和社会民主工党，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争方式要有相当的灵活性，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采取武装斗争或合法斗争，甚至包括争取选票的方式，都是为了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历史创造活动，代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暴力恐怖活动，尽管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但缺少建设新社会和建立新社会制度的斗争目标，实际上不具备历史主动性。

概念映照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主动”的原著概念，分别以《致库格曼》和《宣言》汉译为基本载体，形成了“历史的创造”系列译词和“历史的自主”系列译词，通过两条汉译线索的并联交合，在汉语语境中生产出“历史主动”命题的丰富内涵。

（一）《致库格曼》等原著概念的汉译与理解

马克思和列宁赞扬巴黎工人阶级的historische Initiative/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集中在马克思《致库格曼》和列宁的《序言》中，这两篇文献在新中国成立前多次汉译，翻译者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其中楼国华、王文元、郑超麟，是早期共产党人，虽然后来转向托派立场，仍然坚持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1935年李达著《社会进化史》脱稿，在论及巴黎公社时摘译《致库格曼》的名句写道：“马克思，对于公社分子的勇敢，曾这样论述过：‘巴黎人的弹力性，他的历史的创造性与其牺牲的精神，该是如何伟大啊！’”这里使用词组“历史的创造性”对译马克思的原著概念historische Initiative，开启了“历史的创造”系列译词的先河。1938年11月，吴黎平、张闻天（笔名刘云）合译的《法兰西内战》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该译本附有《列宁在马克思致顾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文中论巴黎公社》和《马克思致顾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根据两位译者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经历，以及两人对列宁著作的熟悉程度，可知前一个译文的翻译母本就是列宁为《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所作俄文序文，后一个译文翻译母本即使不是俄文，但俄文一定是重要参考。两篇译文将马克思、列宁的historische Initiative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概念译为“历史的创造力”，这个译本影响很大，毛泽东读后留有亲笔签名。楼国华（笔名郭和）与王凡西（本名王文元）共同翻译的《法兰西内战》完稿于1937年3月15日，1939年4月15日由上海海潮出版社出版，它的翻译底本是两种日译本，并由王凡西根据俄译本进行了详细校正，书中收译了《致库格曼》，信中用日语借词“历史的创意力”对应马克思原著概念的俄译词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信集不断汉译。1947年5月，郑超麟（笔名林超真）翻译的《致顾格尔曼》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一书信集的翻译母本是法文版，收译的《致库格曼》中的historische Initiative汉译词为“历史创意力”，与楼国华、王文元一致。1949年9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郑超麟译本，翻译母本是英文版，《致库格曼》仍被录入其中，historische Initiative译词不变，仍是“历史的创意力”。1948年4月，王铭衡以笔名天蓝翻译《致顾格曼博士书信集》，由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书店牡丹江分店出版，根据苏联马恩列学院编辑的、1934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译出。在收录的六十九封书信之前，收译有列宁为该书信集俄译本写的《序言》，《序言》母词historical initiative相应译词是“历史创造性”,《致库格曼》中的相应译词是“历史的创造性”。至此，马克思的原著概念historische Initiative、列宁的原著概念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在汉语语境中有了比较一致和比较明确的理解，以“历史的创造”系列译词表达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阶级属性和能力。

（二）《共产党宣言》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概念的汉译与理解

在新中国成立前《宣言》的七个汉译本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概念译法不一，三次被译为“历史的基础”或“历史基础”，三次译作“历史的独立性”，最后在1949年谢唯真译本中译成“历史自动性”。归纳起来看，这些译词的基本能指都突出无产阶级历史活动的自主性，可以归结为“历史的自主”系列译词。

在上海，1920年8月陈望道首译本的翻译母本主要是1906年日文版，并参考了英文版，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在日译本中被译为“歷史上の基礎”，陈望道借用日译词，译为“历史的基础”。1930年初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华岗译本、1945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瘦石译本，翻译母本都是经恩格斯审定的英文版，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在英语中转译为historical initiative，historical意为“历史的”，initiative具有主动性、首创精神、进取心和决心、开始并精力充沛地执行一定机会的力量和能力、率先、开端、公开的行为等义素。但无论是华岗还是陈瘦石都没有从英文直译，而是与陈望道一样译为“历史的基础”或“历史基础”。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经济结构是历史的基础，无产阶级在现代生产方式产生的社会结构中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承担者，是一个处于“历史基础”地位的先进阶级。不但如此，从该词的三个版本的翻译母本来看，由于华岗、陈瘦石《宣言》译本翻译母本是英文版，陈望道《宣言》译本也参考了英文版，三个版本的汉译词都深受英译本影响，将historical initiative翻译为“历史基础”或“历史的基础”。

延安解放社1938年8月出版了成仿吾、徐冰依照德文原版翻译的《宣言》译本，其中将原著概念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翻译为“历史的独立性”，延安整风期间中宣部翻译校阅委员会成员博古根据俄文版对成仿吾、徐冰译本进行了校译，之后乔冠华又参照英文母本对成仿吾、徐冰译本进行校注，这两次译校都沿用了1938年译本使用的“历史的独立性”译法。在这些译者看来，无论从德语单词Selbstthätigkeit所呈现的独立性自主性意蕴出发，还是从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概念所处原著语句中将概念注脚体现在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政治运动中”，译词“历史的独立性”的所指和能指都是可以匹配的。当然，这种译法和理解，离不开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组织的独立性纯洁性的历史环境。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出版的谢唯真译本，不仅参照了德文原版和经恩格斯审定的英文版，还对照了陈望道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以及博古校译本，对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histor-ical initiative概念汉译词的推敲斟酌达到了新的水准。谢唯真译本将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historical initiative译为“历史自动性”，在当时的汉语语用环境中，“自动”一词在句子并不能理解成时下的“自己活动”“自己运动”之义，其含义理应为“自己主动”，译词的所指更加突出无产阶级“特有的政治运动”，同时译词的能指更加凸显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自为阶级来行动的自主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德文原版中的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概念，在恩格斯亲自校订的《宣言》英文版中，被对译historical initiative术语，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和historical initiative被恩格斯当作能指相同的同义词。“历史的创造”系列译词与“历史的自主”系列译词，表现出翻译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概念的理解，它们最终统一于一个共同的上位术语，也就成为概念发展的必然。所有“历史主动”相关汉译词的背后，都隐藏着更深层的理论意蕴，即如何认识与处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历史创造活动之间的关系。“历史的创造”是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规律面前的主体选择基础上的创造，这种创造体现出历史主体的“主体性”。没有历史主体的“主体性”，也就谈不上它的“历史的创造”；“历史的创造”系列译词是历史主体的“主体性”作用发挥的概念体现，但它不能完全蕴含“主体性”的内涵。《宣言》早期译者的“历史的自主”系列译词，共同揭示出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社会发展规律面前独立自主的主体选择，体现出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主体性”，但“历史（的）基础”、“历史的独立性”和“历史自动性”每一个译词的能指性，历史主体的“主体性”内涵，也需要一个上位术语加以代替。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史的自主”系列译词与“历史的创造”系列译词于一体、具有历史的“主体性”内涵的“历史主动性”汉译概念就出场了。之前的“历史主动”系列译词作为“历史主动性”概念的义素，并没有随着新概念的产生而消失，它们融合于“历史自动性”概念之中。从相关文献来看，“历史主动性”汉译概念的出场以致最终定译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仍然分别以对巴黎公社有关文本中的相关概念汉译以及对《宣言》中的相关概念汉译为载体展开。

胡绳的《革命的创造性》短文，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体文本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创造”系列译词所表达的，就是历史主体的“革命的创造性”。胡绳在1950年11月4日《中国青年》第51期，他发表了《革命的创造性》，文中把《致库格曼的信》与《序言》中的“历史主动”相关词汉译为“历史首创精神”。这种精神也表现出历史主体的“革命的创造性”。“革命的创造性”的内涵，就如文章借用斯大林的话所说：“我认为无论那个人民革命，只要它是真正人民的革命，都是创造性的革命，因为它打破旧制度而创造新制度，建立新制度。”巴黎工人建立巴黎公社，俄国1905年革命以及俄国十月革命都体现出革命的创造性。在曹葆华所译斯大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所援引的《致库格曼的信》一文中的相关汉译词，在早期版本中还隶属于“革命的创造性”，但在它的后来的版本中，相关译词就被改译为“历史主动性”。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曹葆华1947年翻译《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时，相关汉译词为“历史首倡性”，在1948年版本中，汉译词仍然是“历史首倡性”，而1949年则将“历史首倡性”改为“历史主动性”，这包括解放社版本、华中新华书店版本和东北书店版本等。如果以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文本中“历史主动性”译词的出现为定译标准，1953年9月，在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版中，《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相关汉译词就是“历史主动性”，表明此时这一译词在《致库格曼》中的定译；在1959年7月出版的《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的《序言》中，原有“历史的创造”类译词被改译为“历史主动性”，表明此时这一译词在《序言》中的定译。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一些汉译单行本中还是使用“历史的创造”类译词，如在1957年4月天蓝译本《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中，《序言》中的汉译词是“历史首创性”，《致库格曼的信》中的汉译词也是“历史首创性”。还有其他一些汉译单行本中，《致库格曼的信》中的“历史主动性”概念仍被译为“历史的创造”相关词，如1958年11月人民出版社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军事问题》中的“历史首创性”；艾思奇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1951年7月出版第1版，之后虽历经改版，1962年7月印刷发行的版本中汉译词还是“历史的首创性”。“历史主动性”最终作为统一译词是必然的选择，1963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版，该文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版第2卷第441—507页排印，但相关译词已是“历史主动性”。

如果以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的《宣言》文本中出现“历史主动性”译词为定译标准，它的定译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宣言》的汉译本受谢唯真版本影响较大，如1950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刊行《宣言》单行本，该译本根据1948年德文原版翻译，相关译词就是“历史自动性”；1958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该书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195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重印，由集体翻译、谢唯真校订，《宣言》被收录其中，相关译词还是“历史自动性”。1958年8月，中央编译局将修订后的《宣言》谢唯真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但谢唯真原译本当中的“历史自动性”被改译为“历史首创作用”，这说明译者已经关注到《宣言》《序言》和《致库格曼的信》译词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问题，但与1953年9月版《斯大林全集》和1959年7月版《列宁全集》把“历史的创造”系列译词改译为“历史主动性”不同，它反其道而行之，尝试以“历史的创造”相关译词代替原有的“历史的自主”相关译词，这反映了译者在译词选择上的纠结。在这本译著其他地方，倒出现了“历史主动性”译词，即恩格斯在前述《德国的制宪问题》中小资产阶级“表面上的一点历史主动性”。1959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宣言》第5版单行本，正文部分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排印，“历史主动”相关译词还是“历史首创作用”。直到1964年5月，中央编译局出版了北京第1版《宣言》大字本单行本，它根据民主德国狄茨出版社195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翻译，相关译词才改译为“历史主动性”，这标志着《宣言》中“历史主动性”译词的定译。此后的相关译词都是“历史主动性”，如1964年8月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中，在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中，马克思援引了他与恩格斯在《宣言》中的一段话，其中的相关译词就是“历史主动性”；1964年9月根据民主德国狄茨出版社195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翻译，由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的《宣言》北京第6版单行本中的相关译词也是“历史主动性”。

在新时期，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集中体现在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主动担当，甚至做出自我牺牲，1983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的通知》中说：“工人阶级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主动性，站到改革的前列，支持改革，参加改革，领导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性”，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江泽民所讲：“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实践的、发展的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革命的创造性”。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性，才能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焕发出他们所具有的历史主动精神。

这种“历史主动性”的历史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推动历史发展的阶级。它们的历史主动性所分别强调的是党的先进性的属性和阶级的阶级属性，分别强调的是党在实践层面即在实际的改革、发展等方面的进程中所体现出的党的自觉性等方面的先进性，和阶级推动了历史发展所体现的进步性。历史主动精神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属性，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具有坚定信仰信念，自觉通过模范带头、教育和宣传等方式来提升阶级进步精神的党的精神属性，和坚持进步方向，拥护先进政党并接受先进政党理论、方针、政策从而不断提升其精神境界的阶级的精神属性。使“历史主动精神”概念进入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话语体系的文献，是江泽民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当时提出：“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表现出“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新时期的“历史主动精神”，同样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从具体内容来看，这种“历史主动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时代的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出重要性。1993年10月24日，胡锦涛在中国工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就指出：“党和国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历史主动精神。”第二，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主人翁地位的尊重与维护，会使得他们的情感、意志等心理状态的积极因素得到调动，“历史主动精神”得以彰显。1989年12月29日，江泽民说：“我们联系群众，首先就要联系广大工人群众，尊重和维护工人阶级应有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千方百计为发挥他们的历史主动精神创造条件。”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源自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在各种历史条件下展现出各种具体精神，在党的精神谱系构建中，展现出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第四，“历史主动精神”所要达成的精神目标，实质是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实践成就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会逐步形成一种文化积淀，潜移默化地促进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纵观“历史主动”的概念发展史，“历史主动性”——“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三个术语依次出现，但前者并没有因后者的出现而消失，而是前两者作为后者的义项融会于其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概念的解释义项中，“历史主动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本是同位概念，它们是历史主体的一体两面。在实践意义上，人是历史发展进程中融物质性与精神性于一体的人，“历史主动性”是一定历史阶段一定历史主体物质性的能动体现，“历史主动精神”是这一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主体精神性的能动展示，二者辩证统一于历史主体的历史实践中。具体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历史主动性”，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人民群众才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才把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为工业大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在肩，客观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历史主动性”和“历史主动精神”一体两面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把握历史主动，增强历史主动，进而赢得历史主动，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历史主动”作为“历史主动性”和“历史主动精神”的上位概念应运而生，形成了“历史主动”重要命题。“历史主动”重要命题的外延，聚焦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从而增强“历史主动”并最终赢得“历史主动”，是这一命题外延的圆满体现。“历史主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从而增强“历史主动”，最终赢得“历史主动”。

第一，“历史主动”重要命题的科学内涵，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这一特殊历史主体的把握、增强和赢得历史主动的具体语境中，承载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当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百年奋斗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在理论上，“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正是这两个根本，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根脉。第二，中国共产党拥有历史主动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表明，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历史主动精神是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心血、汗水甚至生命，形成历史主动精神，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同时一代代共产党人又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开拓进取，勇于担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汲取前人力量，又为它注入新的精神力量。第三，中国共产党具有历史智慧。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大历史观，以广阔的世界视野，在历史发展长河中观察发展大势；立足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汲取中华民族历史智慧，善于运用历史智慧来治国理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深入总结百年党史正反两方面经验，在历史智慧的学习运用中提升历史自觉、把握历史主动。“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第四，中国共产党具有历史自信，对人类大同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前进方向锲而不舍，驰而不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成熟、定型的国家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带领全国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第五，党注重自身革命。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通过自我革命不断扫除身上的政治灰尘，永葆政治本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但“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而且“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