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嵌”到“再嵌”：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路径研究——基于多个青年返乡发展案例
2024-01-08   来源：王维 向德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详细阐述了要为返乡下乡人员创新创业提供便利服务和各种资源保障，从而推动乡村人才振兴。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明确指出“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2019年，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指出：“青年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在乡村振兴阶段，返乡青年是乡村发展、乡风文明、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振兴的重要群体性力量。本文返乡青年的范围界定借鉴相关的研究，将青年群体的年龄界定为50岁及以下。返乡青年一般是指进城务工的农民或者从农村走出来的读书人、退役军人等，在城里多年打拼积累了一定资本、技术与经营管理理念等返乡创业的群体。该群体对于乡村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当前学术界有关返乡青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研究返乡青年群体特征。从返乡青年的认知与价值、职业发展与身份认同、参与乡村发展的行动逻辑等角度呈现返乡青年的群体性特征，形成返乡青年群体的整体性素描。从“利益驱动”到“文化认同”的转变，青年群体返乡对乡村文化和生活价值观进行了重塑，实现身份转换、财富增长、认同重塑和自我实现。返乡青年职业转换历程中调整工作价值观、有效利用个人资源并寻找支持系统，减少职业转换问题，实现工作与生活的适应。在乡村振兴阶段，农村青年群体分为知识型、返乡型和在地型三种类型。如，返乡服务型精英积极参与乡村治理，调整乡村治理权威结构。在农业经营过程中，青年职业农民通过嵌入乡土到再造村庄的社会效应促进乡村社会转型。青年受到国家政策号召、青年个体社会责任担当与个人意愿实现等因素影响形成参与乡村发展的行动逻辑。相应地，从完善国家政策、优美环境以及乡土情怀等角度将青年留住并促使其参与乡村振兴。

2.研究返乡青年的创业行动。从返乡青年创业动因、现实基础、面临困境以及内隐逻辑等角度系统阐述返乡青年的创业行动，为研究如何吸纳青年返乡发展提供借鉴。在当前农民生产方式非农化、释放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空间以及基层政府营造支持性创业环境为青年返乡创业提供客观基础。外出务工所形塑的主体性建构和劳动观念转型是青年返乡创业的微观主体动因，人口红利转向、城市消费转型与乡村建设累积效应等构成青年返乡创业的宏观社会性条件。青年返乡创业是在社会“外在诱因”作用下“内在基因”萌芽并发展的过程所携带的必然后果。但是，返乡青年创业面临着系列困境，如转移产业与乡村结构性矛盾所具象表现为乡村工人强流动性限制工厂发展与青年自身能动性有限的困境以及乡土经营中面临着协调利益关系与乡土社会关系冲突的雇工问题等影响青年返乡创业的意愿与成效。除了从结构性视角解读外，也有从个人主体建构视角分析返乡青年创业行动所呈现的以创业获取货币最大化的策略，实现以“家庭本位”为中心的“过好日子”的发展逻辑。

3.研究返乡青年的主体性建构。在城市与乡村的空间流动中，返乡青年不断建构个体的主体性。有效发挥返乡青年的主体性能够助推乡村发展。借助当前较为活跃的媒介实践，返乡青年不断激活自身主体性，重拾身份认同，同时也增强了乡村社会的抗逆性。

纵观当前有关返乡青年的研究内容，从返乡青年群体特征、创业行动以及主体性构建等方面开展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对返乡青年个体与群体特征、乡村职业发展等内容进行了深描，呈现不同时期返乡青年发展特征的演变，更多强调如何吸纳青年返乡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语境为返乡青年与乡土社会间的深入互动赋予了新的政策空间，返乡青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当前研究对于青年返乡后续如何更好地参与地方发展进程的研究关注度不够。返乡青年从返乡前在心理、空间、行动等层面脱嵌于乡村社会的状态，到返乡后再嵌于乡村社会，这并非是一个天然的过程。从乡村到城市再回归乡村的空间场域转化，背后隐含的是将个体发展与乡村社会发展再联结起来的行动逻辑。因此，在乡村振兴中，需要考察返乡青年如何重新有效嵌入乡村社会、如何更有效地参与乡村振兴行动。本研究以返乡青年为研究对象，考察返乡青年在发展场域转变过程中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实践，呈现行动实践背后所蕴含的逻辑机制，探讨如何引导返乡青年更有意识地将个体发展重新嵌入乡村社会发展，阐述青年返乡后更有效地参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

“嵌入”这个概念最先是出现在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一书中，认为“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将“嵌入”概念引入对经济理论的分析，并指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经济问题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中提出“嵌入理论”，基于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基础上将嵌入细化为“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其中，“关系性嵌入”是指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到与他人互动形成的关系网络中；“结构性嵌入”是指行动者嵌入到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嵌入。随后，学界不断延伸出不同的嵌入性概念。祖琼和迪马吉奥将嵌入性分为结构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四种。在相关研究中，嵌入性理论往往被用于解释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结构间的嵌入关系，实际上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几乎人类所有行为都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随着嵌入理论的发展，其应用已经拓展到多个学科领域并成为重要理论分析工具。“嵌入式”强调主体努力融入甚至改造特定结构的过程。现阶段，返乡青年群体重返乡村并通过发挥自身主体性作用再嵌入乡村社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因此，本文认为“嵌入性”理论对于探究返乡青年如何再嵌入乡村社会发展进程同样适用。

当前利用嵌入理论来分析返乡青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返乡青年参与抗疫以及返乡青年如何借助短视频等新媒介方式重构自身身份并嵌入乡村等方面。这些研究的关注点更多集中于返乡青年本身，对返乡青年与乡村发展的联结关系关注度较低。返乡青年群体再嵌入乡村社会不仅是发挥其自身主体性作用的重要呈现，更是将自身发展与乡村社会发展再联结的重要行动。实践中，受到相关政策制度引导，返乡青年群体凭借自身资源累积优势逐步扎根乡村社会，并在重新融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不断拓展新的关系类型，实现再嵌入乡村社会发展全过程的目标。基于嵌入性理论及有关嵌入性理论的细化研究，结合青年重返乡村并参与乡村社会发展的行动特征及具体实践，“再嵌”回应的是青年群体如何返乡扎根并实现自身发展与乡村发展的再联结。从制度、资源和关系三个维度的再嵌入能够构成返乡青年重新嵌入乡村社会发展过程的全部要素。因此，基于嵌入理论的内涵与拓展应用，本文尝试将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现象归纳到其分析框架内，以“制度性再嵌入”“资源性再嵌入”“关系性再嵌入”为支点来探讨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相对于“嵌入”的概念，“脱嵌”是指青年在返乡前与乡村社会关联性处于较弱的状态，较少参与或被动参与乡村社会事务的发展进程。“再嵌”概念的运用一方面是借此来反映返乡青年群体重新回归乡土社会的现象特征，另一方面以此来反映返乡青年参与乡村社会事务的状态与程度。在嵌入性理论分析框架下，制度性再嵌入是指青年返乡不仅受到国家以及地方政策制度的引导作用，也是青年主动利用政策制度产生的个体主动行为，甚至部分返乡青年群体对地方政策制度的发展完善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资源性再嵌入是指返乡青年依靠自身发展过程中累积到的生产、技术、资金、市场、销售以及人脉等资源要素反哺乡村地区，支撑其在乡村的适应性发展，实现资源的再生产与带动乡村发展的过程。关系性再嵌入是指返乡青年重新返回乡村场域仍受到原有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约束，但同时也发展出新的关系形式，如雇佣关系、劳动合作关系等。青年返乡是当前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趋势。本研究希望借助从“脱嵌”到“再嵌”的动态发展变化过程阐释青年返乡过程重新嵌入乡村社会，实现个体发展与带动乡村社会发展相结合的路径与策略，并探寻行动背后所蕴含的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青年人口大量外流，乡村呈现“空心化”“边缘化”等困境。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人才振兴在乡村振兴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逐渐凸显。青年群体是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实践主体。青年返乡是实现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乡村人才流动是人才在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基础上做出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理性化选择。从身份属性来说，返乡青年对乡村社会的身份、情感、心理关联性较强，其仍旧是乡村社会重要成员。在地理空间层面上，青年从离乡到返乡的地域转化过程是具体行动场域上的“脱嵌”与“再嵌”。在青年返乡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次逻辑以及其返乡后如何更好地再嵌入乡村社会的行动策略对于当前返乡青年有效参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探讨价值。基于此，根据2022年7—8月调研团队在两个省十个县开展田野调研所收集的资料，全面把握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动力机制、现状特征以及发展困境等方面内容，并深入分析有关青年返乡发展的多个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上，结合嵌入理论，从制度性再嵌入、资源性再嵌入以及关系性再嵌入三个维度分析青年返乡重新嵌入乡村社会的有效途径，呈现其重新嵌入乡村社会的深度与广度。

（一）制度性再嵌入：主动利用地方政策制度

返乡发展的优惠政策制度为青年返乡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激励与制度性保障。近年来，地方政府对返乡创业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强，吸纳大批青年群体返乡发展。制度性再嵌入主要强调的是行动主体如何主动利用地方政策制度，甚至参与构建新的政策制度来完善政策等过程。一方面政策制度通过影响青年返乡的职业发展与行动选择，从而影响乡村社会发展，甚至实现重塑乡村社会的目标。另一方面，由于乡村场域内部社会关系网络较为复杂，乡村社会生活主体有自身的生活策略与行动旨意，形成了正式制度运作与日常生活情境间的张力。这便赋予返乡青年参与构建新政策制度的空间与意义，使其成为国家政策制度回应民众美好生活需求的连接力量，形成政策制度与日常生活的互嵌与再生产。返乡青年更容易掌握地方发展政策，且善于利用地方政策，从中寻找自身发展与政策制度的有效契合点，实现自身发展与带动地方发展的双重目标。

ZZ，大学毕业，所在家乡具有发展畜牧产业得天独厚条件，2008年返乡发展养殖业，2015年正式成立养殖公司，“公司成立之初，资金和场地是企业的两大难题。乡政府和FZ村两委多方努力做群众工作，连片租地30余亩，2017年在脱贫攻坚中整合全乡103户贫困户的到户增收资金51.5万元入股企业，解决了这两个难题。”

地方政府提供支持性政策制度以及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成为青年返乡成功参与乡村发展的助力因素。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期，从国家到地方出台系列解决贫困问题与实现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部分返乡青年主动利用这一阶段政策制度实现自身发展。在地方政府以及政策制度的引导推动下，返乡青年开始有意识地带动地方发展，形成企业与村庄间稳定的结对帮扶带动关系，反哺乡村社会发展。

“养殖场规模越做越大，感觉自己的养殖技能，我们的销售渠道越做越宽广的前提下，也是市县领导提出来，你一个人做得好不行，你得把这一块都带起来，然后意识地去做一个循环公司，这个循环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带动更多人跟着一块做肉牛养殖为主的上下游的产业。”“在县、乡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导下，公司领导与FZ村两委班子成员在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问题上多次深入讨论后，专门成立产业发展理事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广泛听取民意，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助推产业发展。”

返乡青年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以及其对于乡村、农民的带动作用促使其获得一些政治荣誉称号，逐步参与到为地方发展建言献策的环节中，涉入地方政策完善与发展的构建进程中。

ZZ当选了全国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和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荣获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等荣誉，公司也获得第四批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省高新技术企业的称号。

以往制度性嵌入更多强调的是行动主体如何构建新的政策制度来完善原有制度框架，较少强调行动主体如何主动利用政策制度的过程。制度性再嵌入则强调返乡青年群体主动借助政策的正式性规范作用，实现自身与乡村社会的双向发展，同时也利用返乡青年群体身份实现正式规范与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策略间的连接与互动。在制度性再嵌入类型案例中，从最初返乡青年具备初步认知、掌握与利用政策制度的能力实现顺利返乡，到重返乡村社会后利用自身政策理解力，提升政策利用力，甚至拓展出政策完善力与影响力，实现制度层面再嵌入乡村社会。返乡青年在制度性再嵌入的过程中呈现的是受到政策制度号召返乡发展，主动利用相关政策实现发展效果，同时在政策制度引领下带动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图景。返乡青年获得了系列政治荣誉，为返乡青年反馈群众发展诉求提供了途径，这也为返乡青年参与政策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契机与空间。

（二）资源性再嵌入：实现自身资源的再生产

内外部资源为青年返乡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持。相对于返乡青年群体来区分，内部资源是指返乡青年从“离乡”到“进城”的发展历程中所积累的生产、技术、市场、资金、人脉等资源。外部资源是指返乡青年从“进城”到“返乡”的过程中，所在地方提供的各类发展资源，如先天的自然环境、优惠的政策制度、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资源性再嵌入强调的是行动主体如何将原有的内部资源带回乡村地区实现自身资源的再生产，并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实现内外部资源的有效协同与融合。也即，青年返乡后通过有效整合与利用内外部资源，将自身所积累的多样化资源有效嵌入乡村社会，并结合地方资源，提高内外部资源利用率，实现自身资源的再生产。

LMQ，农民企业家，创办电子厂之前在深圳以务工、进货、推销等方式进出多家电子设备厂、家电设备制作有限公司。2008年从深圳返回家乡成立电子厂，按照上游企业要求，研发各种性能完备的产品，通过质量过硬的产品，较低的用工成本以及较为优惠的价格，迅速打开了市场。2020年5月，在政府扶持下，入驻产业园区，公司规模和影响力迅速提升。“自己建产地也是要成本的，所以我们以后会正常交租金。第一年吸纳附近易地搬迁的群众就业的话，就会免租。”

青年返乡后将原本在城市工作过程中积累的生产技术、销售市场以及人脉关系网络等带回地方，并借助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制度、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以及租金较低的场地资源等，在地方扩大生产规模促进企业发展，实现自身资源的再生产。返乡青年利用自身发展带动周围群众再就业，同时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电子厂所处的县里的产业园区是易地扶贫搬迁产业配套项目，在易地搬迁安置点附近，附近的劳动力数量较为丰富。“目前我们有300多员工，脱贫户有170多人，大多数都是我们对面安置点的移民搬迁的群众。……中年的多一些，平均年龄在37、38这样子。整个公司98%以上的都是女性，男的比较少。……我们这个车间的平均工资前两个月达到2800，高的话也有4000多的。”

相对于以往资源性嵌入强调行动主体与乡村地区间资源的单向性输入，资源性再嵌入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有效利用地方性资源，促使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实现资源再生产。具体来说，资源性再嵌入强调返乡青年将离乡历程中所积累的技术、市场、人脉等资源用于返乡发展，获得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实现自身资源的再生产。利用“离乡”到“返乡”过程中累积的发展性资源并将内外部资源协同与融合，实现返乡青年从“脱嵌”到“再嵌”中资源性再嵌入。返乡青年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探索职业发展新方向，实现自身资源再生产并带动周围群众生产发展，促进群众增收。在资源性再嵌入类型案例中，返乡青年从“进城”中积累多种发展资源形成返乡基础，到返乡后挖掘利用地方资源达到资源再生产，实现资源层面再嵌入乡村社会发展，有机融合自身发展与带动地方发展。返乡青年在资源再嵌入的过程中呈现的是将“脱嵌”过程中积累的发展资源应用于返乡职业发展，探索职业发展路径，并借助地方相应的支持性政策与资源，实现资源性再生产的逻辑理路。

（三）关系性再嵌入：形成多元社会关系网络

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返乡青年在乡村社会发展提供关键性社会支持。“生于斯长于斯”，返乡青年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与乡村社会成员间的关系纽带是天然的。这形成了青年返乡发展的先天优势条件，并为其快速重新嵌入乡村社会多元关系、主动参与乡村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重要契机。关系性再嵌入强调的是行动主体在原本与乡村社会成员所结成的关系基础上实现关系的拓展与深化，形成多样化的关系样态以及提升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主动参与乡村社会公共事务。部分青年返乡后在乡村发展产业，吸纳本村与附近村民务工。这种形式则是在原有以血缘或地缘关系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形成雇佣合作关系等，拓展关系形态与类型。部分青年返乡后主动参与乡村社会公共事务，从个体发展的私领域转向乡村社会发展的公共领域，并成为乡村基层党组织或乡村自治组织的后备力量，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

CJ，大学毕业，原来在外地发展，后来返乡在景区开民宿，集食宿一体，用的是自家的房子，有几十套不同的户型，游客多的时候基本都能住满。旅游旺季，客人比较多的时候，让自家的三妈在民宿帮忙打扫卫生，按照市场价格开工资。

青年返乡创业发展中以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初衷，主要基于自身熟人社会关系网络，雇佣亲戚前来务工，形成劳动雇佣关系，实现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关系再生产与再拓展。在这个案例中所呈现的是返乡青年在原有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融入现代经济行为要素，丰富与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实现关系性再嵌入。除了经济领域关系网络的拓展与丰富，部分返乡青年更加关注乡村社会公共事务，逐步嵌入乡村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发展出新的乡村社会关系类型。

CBC，原来在外地建筑行业包工程，2017年6月回村当村支书。“老支书想让回来，刚回来也不好干，先是做着生意干着村支书，生意没时间管理，要为群众搞好服务，就不干了。”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后，决定首先发展村集体经济，先是在村里成立了合作社，建造温室大棚产业园，带领群众搞特色种植，提高群众生产发展的参与度以及增加群众经济收入。

关系性再嵌入更加关注返乡青年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虽然一些返乡青年返乡的初衷是以照顾好家庭的“家庭本位”理念主导所产生的返乡行动，但其在返乡后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度逐步提升，甚至竞选成为村干部，开始进入乡村治理体系。无论是在正式社会关系网络还是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中，返乡青年与其他乡村社会成员关系不断演变与发展，其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网络逐渐扩散与丰富，并增强返乡青年群体与乡村社会共同体间的联结。在关系性再嵌入案例中，返乡青年从悬浮于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状态，到返乡后以不同方式拓展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实现关系层面再嵌入乡村社会。返乡青年群体的关系性再嵌入并非单纯地重新回归到原本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呈现的是不断发展新的社会关系类型，拓展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如，构建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基础上的雇佣合作等劳动关系。同时，返乡青年并非仅仅局限于个体自身发展，而是主动关注乡村社会公共事务，逐步融入乡村治理行动中。

综上，从“脱嵌”到“再嵌”的过程中，返乡青年不仅仅实现地域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有效利用地方政策制度甚至推动政策制度完善实现制度性再嵌入，将自身累积的发展性资源与本地优势资源相结合实现资源再生产，以及主动参与乡村社会事务实现从私领域到公领域的嵌入。这为返乡青年带动地方群众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奠定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返乡青年再嵌入乡土社会是基于实现个体发展的初始返乡逻辑与生存需求，在以制度性再嵌入、资源性再嵌入以及关系性再嵌入为地方提供人才支持的返乡发展实践中形成青年自身与乡土社会共同发展的价值共创与实践联盟。

返乡青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人才主体之一。从“脱嵌”到“再嵌”的过程反映了返乡青年群体从离乡到返乡的行动过程，也反映了返乡青年群体从脱离乡村社会发展场域到重新回归，并以各种方式实现自身与乡村社会共同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行动意涵。借助乡村振兴阶段返乡青年多个维度再嵌入乡村社会发展的不同案例，从行动角色、行动领域以及行动方式等方面呈现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行动实践的发展性特征。

（一）行动角色：从乡村发展受益者到乡村发展推动者

返乡青年再嵌入乡土社会的行动目标逐步转变，行动角色也发生转变。即，从作为乡村发展受益者到乡村发展推动者的转变。从“脱嵌”到“再嵌”的过程中，无论返乡青年是基于地方政策引导返乡还是出于“家庭本位”理念引导下返乡，返乡青年均成了乡村振兴的受益者与行动者。基于当前返乡青年再嵌入乡村社会的职业发展现状，不少返乡青年在乡村地区参与产业发展或乡村治理行动，其乡村发展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发展目标逐步从乡村发展旁观者、受益者转变为乡村发展行动者、推动者。从返乡初期阶段，返乡青年主要是受到政策制度吸引，利用地方发展政策制度，并结合地方优势资源以及自身所积累的资源参与产业发展，成为乡村发展的受益者。随着返乡青年参与产业发展的程度逐渐加深，所产生的雇佣劳动、成为其他农户生产发展的示范典型或者带动其他农户生产发展等行动实践，不断增强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逐渐成为乡村发展的推动者。返乡青年再嵌入乡土社会行动角色的转变与当前乡村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任务目标高度契合。

（二）行动领域：从乡村经济领域到乡村公共事务领域

返乡青年再嵌入乡土社会的行动领域逐步拓展，从注重提高经济收入到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也即从乡村经济领域到乡村公共事务领域，形成自身发展与带动农户及乡村发展的基本格局。从当前返乡青年返乡后职业选择与发展状况来看，不少返乡青年的职业范围主要集中在参与种植、养殖产业发展，创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文旅服务业等经济领域，也有被吸纳进入村两委成为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等领域。大部分返乡青年再嵌入乡村社会的初期阶段更多关注的仍是通过自身发展的产业提高经济收入。不少返乡青年利用产业发展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带动农户实现增收发展。一些返乡青年逐渐发展成为民营企业家，并在地方政府引导下，增强带动农户以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意识，助力乡村振兴。随着返乡青年参与乡村社会产业发展的程度逐渐加深，其与乡村发展及乡村成员间的关联度逐渐增强、关联领域也逐渐拓展。一些返乡青年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逐渐被吸纳进入乡村治理体系，成为村两委干部，并以村干部角色身份进一步带动农户发展以及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三）行动方式：从单一发展方式到多元发展方式

返乡青年再嵌入乡土社会的行动方式再调整，从单一发展方式向多元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涵盖乡村产业、乡村治理、乡村文化以及乡村生态等多个领域的不同行动方式。根据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领域来进行划分，返乡青年再嵌入乡土社会的行动方式主要分为产业发展带动型、务工劳动型以及参与乡村治理型三种类型。产业带动型行动方式主要是指返乡青年返乡后探索特色产业发展，如特色种养殖业等，带动农户参与种养殖，并以保底订单收购等方式促进农户增收发展。务工带动型行动方式主要是返乡青年返乡创业所成立的劳动密集型小加工厂或借助地方生态环境所形成的民宿等服务业，吸纳附近群众参与务工，解决其就业问题，增加收入等方式。参与乡村治理型是指部分返乡青年关注乡村公共事务，并通过竞选村干部的方式，进入村级自治组织，有效参与乡村治理体系，服务于乡村及群众发展。从“脱嵌”到“再嵌”的转变历程中，返乡青年实现从制度、资源以及关系三个维度再嵌入乡村社会发展进程，逐渐从关注个体自身发展到关注乡村公共事务的转变，实现返乡青年再嵌入乡村振兴与乡村发展领域及内容的拓展，加深其嵌入乡土社会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返乡青年不断增强自身发展带动能力，拓展再嵌入乡村社会的行动方式，形成从经济、政治、生态以及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发展方式，助力乡村振兴。

从“脱嵌”到“再嵌”的发展历程呈现了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并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行动空间。从宏观地理空间变化来说，返乡青年实现了空间场域的转换，重新嵌入乡土社会，重塑农民的身份与角色。从微观职业发展路径来看，返乡青年通过重返乡土社会的职业发展实践实现自身发展与带动乡村地区、农户的发展，嵌入乡土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返乡青年“再嵌”到乡土社会，将经济“效益逻辑”与乡土“价值逻辑”相融合，尝试构建外来发展资源与本地日常生活的系统整合，生成嵌入于乡土社会的再生力量。返乡青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力量，其再嵌入乡土社会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参与乡村振兴则是回应当前乡村迫切发展需求的重要内容。从构建政策制度体系、整合利用各方资源以及融洽多元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提出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发挥返乡青年的主体性作用，助力乡村发展。

（一）制度层面再深化：构建系统性青年返乡发展的政策制度

系统性的政策制度体系可以为吸引青年返乡发展，推动返乡青年有效参与乡村振兴，促使返乡青年在乡村地区“待得下、稳得住、能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支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有关乡村振兴、产业、人才等方面政策制度以及完善的配套措施是实现青年返乡、乡村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性保障。从完善吸纳青年返乡的政策到整合适应青年返乡发展的政策再到提升返乡青年利用政策的意识的整个发展链条构建系统性青年返乡发展政策制度体系。在实际中，返乡青年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成为联结农户与市场，地方政府与村两委、农户等主体间的中坚力量，有效连接正式制度与乡村主体日常生活，形成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第一，完善吸纳青年返乡发展的政策制度。研究制定针对高校毕业生、青年农民工以及退役军人等不同类型青年群体的个性化政策制度，吸纳多元青年群体返乡发展；完善返乡创业补贴及优惠政策，加大对青年返乡创业发展的补贴及优惠力度并真正落地到位。第二，整合适应青年返乡发展的政策制度。整合返乡创业支持政策、乡村振兴发展政策以及相关配套支持政策等，为青年返乡后职业选择与职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同时，加强创业技能培训，为有创业意向的返乡青年提供创业指导与培训。第三，加强政策宣传倡导作用。加大政策宣传倡导力度，从政策宣传及引导的角度增强有返乡意愿青年对政策的知晓度与认知度；加强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力度，促使有发展意向的青年真正地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第四，提升返乡青年主动利用政策制度意识。针对具有参与乡村振兴发展意愿的青年，地方政府可以送政策上门以及送服务上门的个性化发展措施，增强返乡青年主动利用政策制度意识，发挥相关政策制度的优势作用。

（二）资源层面再融合：整合利用青年返乡发展的内外部资源

有效利用内外部发展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为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资源支持。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需要利用外部帮扶力量的支持，同时也需要挖掘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实现资源的融合发展。从挖掘利用地方优势资源到优化自身资源实现资源再生产，整合利用青年返乡发展的内外部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将资源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与发展效益。第一，挖掘利用地方资源优势。地方优势资源是青年返乡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保障，为青年返乡提供职业选择的可能性与职业发展空间。乡村地区的优势地方资源是吸引青年返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乡村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土地资金较低、自然环境较好、具有较好的传统文化底蕴等吸引不少青年返乡创业发展种养殖业或者旅游业等。这不仅促进了返乡青年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促使劳动力就业以及农户增收。第二，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返乡青年选择回乡发展一方面是看中地方的发展资源以及发展契机，另一方面则是自身具备一套较为成熟的生产发展技术、销售市场、人脉关系网络、抵御风险意识等，可以在乡村地区实现资源的再生产，并将这些生产要素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三，整合优化内外部资源优势。返乡青年之所以能够在乡村地区稳定发展离不开自身发展目标同地方发展方向间的相互平衡以及自身优势资源与地方资源间的有效契合。在这个过程中，返乡青年能够有效嵌入乡村社会发展进程离不开将地方优势资源以及自身资源有效整合利用，并将这两种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三）关系层面再拓展：融洽返乡青年的多元社会关系网络

多元化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返乡青年再嵌入乡土社会以及融入乡土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体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结合青年返乡职业选择与发展状况，青年返乡发展会逐步嵌入到一个糅合亲缘关系、血缘关系、雇佣劳动关系以及乡土社会关系的新共同体中，形成多种不同类型关系间的关联与嵌套。融洽的多元社会关系网络对于青年返乡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发挥返乡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有效带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处理好经济利益关系与乡土社会关系。部分青年返乡主要以参与乡村产业发展作为自身职业选择。在返乡青年发展产业的过程中是以经济利益关系再嵌入乡土社会，并与周围邻居、邻村乡亲等形成雇佣劳动关系。这种关系是以经济理性为基本原则。而在乡土熟人社会中，与邻里、同乡及邻村乡亲间的关系也遵循着人情、关系、面子等基本原则。这在乡村社会共同体发展中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融洽多元社会关系网络将调和返乡青年产业发展利益关系与乡土熟人社会关系间矛盾，形成彼此相互依赖、合作发展的共生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第二，处理好社会治理关系与乡土社会关系。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实现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将返乡青年纳入到组织振兴与人才振兴中。部分青年返乡成为村干部，进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返乡青年身份产生变化，成为乡土社会中具有政治权威的行动者，并且也成为连接乡村内外资源的关键行动者。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返乡青年与村民的关系则是受到政策制度正式规范约束。在乡土社会中，返乡青年与村民间的交往关系更多是基于情感联系，受非正式规范约束。将返乡青年整合到乡村治理体系中，与当前强调共建共治共享发展理念相契合。融洽多元社会关系网络，处理好权威关系、规范性要求与情感治理方式间的关系，增强返乡青年的合法性权威身份，实现基层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