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的内涵演变、多维区分与经济影响路径
2024-03-18   来源：金光照 郭亚隆 陶涛   

人口规模及其增长变化构成一国的基本国情，事关国家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规模增长与人口转变过程中一度出现的人口红利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口环境。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看，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人口增长速度缓慢，且时常因饥荒、瘟疫、战争等外部不确定事件而引起人口负增长。工业革命之后，人口正增长成为世界人口变动的主导模式，持续两百多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部分欧洲国家（如德国、匈牙利）开始陆续出现长期性的人口负增长，引发了人们对人口负增长的广泛关注和担忧。这种内生性、长期性的人口负增长模式主要由人口内在动力机制引发，并且伴随着严重的老龄化。人口再生产由“低低低”转入“低低负”的新阶段，一种人类社会尚未面临过的未知时代正式开启。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死亡率为7.37‰；总人口为141175万人，较上年末减少8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60‰。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正式开启，中国人口增长方向出现了历史性、方向性和时代性的变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可能表现出与正增长时代截然不同的形态。当前有关人口负增长的理论体系构建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内涵演变、分类标准、影响机制仍有待完善。面对人口负增长这一崭新但将会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的人口现象，完善人口负增长理论体系、梳理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发展全要素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制定相关应对政策、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人口负增长”（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总人口规模呈现减少的人口过程，人口增长率是考察人口负增长是否发生的基本指标。

“人口负增长”这一概念并非新词，与之类似的表述一直存在，包括人口下降（population decline）、人口减少（depopulation/population decrease）、人口收缩（demographic shrinkage/population shrinking）、人口内爆（population implosion）等。这些表述彼此间区分的界限比较模糊，在部分研究中也存在交叉使用，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细微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范围、发生机制和感情色彩上。

“人口下降”和“人口减少”所适用的空间范围较广，既可用于描述世界、区域、国家层面的人口规模下降现象，也可用于各级行政区划和城乡的分析。它们对人口负增长的发生机制并没有先决假设，既包括由战争、饥荒、瘟疫、长期经济衰退等外生因素导致的人口负增长现象，也包括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负增长现象。利用“下降”“减少”来描述人口规模的变动是一种客观的中性表述。

“人口收缩”和“城市收缩”密切相关，是“城市收缩”这一复杂结构问题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现有研究多将其用于描述城市地区的人口负增长现象。“人口收缩”背后的人口和经济社会机制也相对比较清晰，其驱动力主要来自由经济衰退、环境恶化、政治体制转轨、郊区化、老龄化、资源枯竭、去工业化、区位处于相对劣势等因素导致的城市人口流失。“收缩”一词在城市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与德国的“东部复兴”（Stadtumbau Ost）计划有关，该计划旨在促进城市适应人口减少，为此德国的规划者们通过采用“收缩”这一偏中性的术语来规避一些具有倾向性的概念表述，但也有学者认为用“收缩”来形容人口的下降具有明显的负面含义。

“人口内爆”是作为“人口爆炸”的对立现象被提出来的。二战后世界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迅速上升，引发了西方学者对资源、粮食、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担忧，人口爆炸论也因此盛行一时。然而到了20世纪末，欧洲地区的极低生育率现象却将西方学者们的视线从“人口过剩”转移到“人口过少”上。学者们认为在长期低生育率的影响下，世界人口将从“外爆”（explosion）转向“内爆”（implosion），即人口将会出现快速下降并且难以逆转。“人口内爆”是对人口负增长的一种悲观论断，主要用于全球层面或者国家层面的人口趋势描述，背后的驱动机制是长期低生育率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

对“人口负增长”的不同表述进行区分，一方面有助于构建人口负增长研究的术语体系，促进人口负增长研究领域的细化和研究方向的深化，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能通过不同表述一窥人们对人口负增长的认知的变化。从人口下降、人口减少到人口收缩，再到人口内爆，人们对人口负增长实现了从现象认识到规律预判的推进，逐步聚焦于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负增长，并且不再掩饰对人口负增长的危机感。就适用的空间范围、发生机制和用词的感情色彩来看，“人口减少”“人口下降”与“人口负增长”十分接近，但由于长期以来“增长”是世界和各国人口增长的主旋律，因此多数学者使用“负增长”来替代“减少”和“下降”的学术语境。

（一）人口负增长有表面负增长和内在负增长

除了考察人口表面上的负增长状况，学者们还对人口内在的负增长情况进行分析，即人口悄然发生的本质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高低无法完全反映一个人口的长期发展趋势。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人口的长期发展趋势，就必须排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考察某个人口如果按照当前的分年龄生育率和死亡率继续不断发展下去，达到稳定人口水平时，其自然增长的水平会如何？这个自然增长水平就是该人口的内在增长率。人口的长期发展趋势取决于人口内在增长率，而不是目前实际人口自然增长率。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真正转折点，其实应该由人口内在增长率由正变负的那一刻来界定。中国的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因此从那时起，中国人口便已开始内在负增长。人口开始内在负增长之后，受人口惯性影响，会维持一段时间的表面正增长，随后才进入表面负增长。

（二）人口负增长有不同的人口事实表现

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变动事实的基本表征，可以按照空间范围、变化速度、持续时间等不同维度对人口负增长进行分类，以更好地反映人口现实。

1.人口负增长类型有不同空间范围

人口负增长存在不同的发生范围，当前研究主要区分了全球人口负增长、全国（地区）人口负增长和局部人口负增长。

目前全球性的人口负增长尚未发生，不同研究机构对全球人口负增长发生时间的预测结果也不尽相同，根据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的预测，全球人口负增长将始于2065年，而最新的联合国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以下简称WPP2022）中方案预测显示，全球人口负增长将在2086年出现。预测结果的差异源于生育模型建构和生育率假设的差别，但不同研究机构的预测结果均显示全球人口负增长将在21世纪内发生。

全国（地区）层面的人口负增长是学者们的主要关切。WPP2022对1950年以来237个国家（地区）的历年人口增长数据进行了汇总，基于此可以发现，1950—2021年共有137个国家（地区）出现过人口负增长。放眼未来，将有近七成（163个）的国家（地区）会在2022—2100年间经历人口负增长，人口负增长会成为大多数国家（地区）都将经历的人口现象。

局部性人口负增长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兴起，学者们主要关注国家下设行政区划的人口减少现象。就中国而言，人口负增长存在明显的区域递次性，人口负增长在部分区域率先出现。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和第七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2010—2020年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有学者预测，如果不考虑人口迁移，未来30年除了西藏和新疆仍保持正增长，其余省份将陆续迎来人口峰值并保持稳定的负增长。此外，还可以根据区域（比如亚洲、欧洲、非洲等）、子区域（比如东欧、南欧、东亚等）、城市、农村等空间范围对人口负增长进行划分和聚焦。

2.人口负增长持续时间有长有短

将历年的人口增长率数据放在一起，根据人口负增长持续时间，结合人口正增长情况，可以将一定空间范围内的人口负增长分为持续性人口负增长和间断性人口负增长。前者是指一定观察时期内的人口增长以负增长为主，并未出现或偶尔出现正增长，后者是指在一定观察时期内人口以正增长为主，负增长只是间或出现。或者依据负增长持续的绝对时长，分为长期人口负增长（10年以上）、中期人口负增长（6—10年）和短期人口负增长（1—5年）。在和平年代，人口负增长持续时间越长，对经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越深远。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根据WPP2022数据，从2022年开始，中国将经历的会是持续性、长期性的人口负增长，在21世纪内不会回到正增长域。未来中国即使可能因为特殊事件出现人口正增长，但是并不会持久，人口负增长仍是未来人口规模变化的主基调。

3.人口负增长速度有快有慢

基于人口增长率绝对值的大小，可以将人口负增长划分为低速人口负增长、中速人口负增长以及高速人口负增长，也可以展开更加细致的划分。这种划分方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虽然当前研究中不乏利用“快速”“缓慢”等词来形容人口负增长，但目前尚未有研究严谨科学地构建一套人口负增长速度的判别标准。Teitelbaum和Winter在《对人口下降的恐惧》一书中将-0.3%假设为“小的负增长率”，也有学者以此作为区分人口负增长速度的标准，但判别标准仍需进一步探索。一般来说，人口快速负增长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更大，应对的窗口期更短，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基于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状况来判定快慢标准。根据WPP2022数据，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之后会经历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在2037年开始降到-0.3%以下，在2060年降至-1%以下，到21世纪80年代初下降到-1.2%的水平之后保持相对稳定。中国的人口负增长速度相较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更快，与日本、韩国相当。

（三）人口负增长有不同的动力类型

1.人口负增长可由自然变动驱动、迁移变动驱动，也可双重驱动

人口负增长的发生是出生、死亡、迁移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根据驱动机制识别人口负增长有助于更加精确地制定应对策略。根据人口变动平衡公式，人口的增长方向由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共同决定，我们从人口负增长驱动机制的角度，将人口负增长分为自然驱动型、迁移驱动型和双重驱动型人口负增长。自然驱动型人口负增长的自然增长率为负，迁移增长率为正，且自然增长率的绝对值高于迁移增长率。迁移驱动型人口负增长的自然增长率为正，迁移增长率为负，且迁移增长率的绝对值高于自然增长率。双重驱动型人口负增长的自然增长率和迁移增长率均为负。

基于WPP2022数据，1950—2021年137个经历过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地区）中，日本、俄罗斯、韩国、丹麦和中国香港地区经历过的年度人口负增长均属于自然驱动型，有83个国家（地区）仅经历过迁移驱动型人口负增长，卢旺达和中国仅经历过双重驱动型负增长，意大利和阿鲁巴既经历过自然驱动型负增长也经历过迁移驱动型负增长，乌克兰和斯洛伐克经历过自然驱动型和双重驱动型两类人口负增长，希腊、西班牙、波兰等27个国家（地区）既经历过迁移驱动型负增长也经历过双重驱动型负增长，白俄罗斯、捷克、匈牙利、葡萄牙等16个国家（地区）经历过三种类型的人口负增长。

2.人口负增长可由人口外在因素导致，也可由人口内在机制引发

仅根据驱动机制来区分人口负增长，无法判定人口负增长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外力因素扭曲的后果还是人口负增长惯性长期积累的结果。基于人口负增长原因的不同，可以将人口负增长分为外生性人口负增长和内生性人口负增长。

外生性人口负增长是指由战争、瘟疫、饥荒、政治事件、环境恶化、经济衰退等扭曲了人口发展和社会运行规律的外生性事件导致的人口负增长，历史上大多数人口负增长均属于外生性人口负增长。外生性人口负增长通常持续时间不会太长，且往往不会伴随人口老龄化，生育水平也只是短暂回落，事件冲击过后人口会很快回到正增长域。但部分外生性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长期性（比如核污染），这可能会限制人口从负增长回到正增长。

内生性人口负增长是指在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的状态下，人口因不断延长的预期寿命、持续老化的年龄结构和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负增长，往往在出现之前人口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负增长惯性，其持续时间较长且难以逆转（除非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入）。这类负增长的核心特征是人口增变量尤其是生育水平变量保持很低的水平，人口减变量尤其是死亡水平变量由于人口向老龄和高龄堆积出现相对抬升，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从而引发人口负增长。内生性人口负增长具备长期性和难逆性，还与年龄结构老化相交织，成了政府、学界和社会的主要关切。根据WPP2022数据计算，2021年全球共有38个国家（地区）出现了内生性人口负增长，其中，欧洲国家（地区）有25个，包括俄罗斯、匈牙利、意大利、葡萄牙等；亚洲国家（地区）有5个，包括日本、韩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中国香港地区；此外，北美洲国家（地区）有6个，南美洲、非洲国家（地区）各1个。

内生性人口负增长和外生性人口负增长并不是互斥的，两者可能出现相互叠加、强化和交融。例如，一个国家在出现长期的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后，可能受外生性因素冲击，又或者在外生性人口负增长出现后，累积的负增长惯性引发了内生性人口负增长，导致人口负增长速度在某段时间内出现快速上升。就中国而言，中国在历史上的人口负增长多属于外生性人口负增长，在2022年首次经历内生性人口负增长。根据WPP2022数据，中国未来的人口负增长也均属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

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变动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面对内生性人口负增长这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新态势，系统总结、科学认识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全要素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于调整和制定相应的前瞻性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研究发现，在已有的人口负增长实践下，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仍能共存，人口负增长冲击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乃至引起经济衰退的现象尚未出现。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人口负增长从全球来看发展程度尚浅、时间尚短，其潜在影响还在积累，尚未呈现，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未必都是消极的，可能存在一些正向效应与负面影响相互抵消。

在人类实践中尚未显现或尚不明朗的规律，需要理论先行。未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不仅仅体现为人口规模减小，还必然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这些人口要素会通过对经济各个侧面产生不同程度甚至不同方向的影响，最后对经济发展产生一个合力。在此基本逻辑下，我们从已有的文献中尽力搜寻零星的、隐藏于各个学科、各种主题研究角落中的信息碎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要素入手，试图努力拼凑出一幅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影响机制的全景图（图1）。其中，供给侧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要素，需求侧主要包括消费、投资等要素。

（一）人口负增长降低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但也有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机制

人口负增长对供给侧的影响最直观的就是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水平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二是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越大，劳动参与率越高，则劳动力供给水平越高，对经济发展相对越有利。

人口负增长具有年龄递次性，一般遵循“少儿人口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总人口负增长→老年人口负增长”的演变规律，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界定范围不变以及人口流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将直接导致潜在劳动力的缩减，从而对劳动力供给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称之为“人口总量效应”。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2013年左右便已触顶，之后一路减少；从各省来看，基于六普和七普数据，除了浙江、广东、海南、重庆、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其他各省均呈现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缩减，其中减幅最大的三个省份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的劳动年龄人口流失问题突出。

人口负增长除了通过劳动适龄人口缩减影响劳动力供给，还会通过影响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来影响劳动力供给水平，这种影响有正有负，从理论上讲，包括“长寿效应”“退出效应”“挤出效应”和“倒逼效应”。“长寿效应”是指在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背景下，理性人会预期自身的寿命状况并给提前为老年生活作安排，具体表现为增加劳动参与以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并且为未来养老而进行储蓄，从而提高了劳动参与率，这种效应在养老保障不完善和生育水平较低的社会比较明显。“退出效应”是指劳动力老化态势可能使得大批大龄劳动力群体因为制度安排、养老金充足、劳动能力丧失等因素被迫或者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降低了总体劳动参与水平，这种效应在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较强。“挤出效应”是指在老龄化、高龄化背景下，中青年劳动力需要投入更多时间来照料家中的老年人特别是高龄和失能老年人，从而会挤出其劳动时间，对劳动参与水平带来负面影响。“倒逼效应”是指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不断老化、女性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低龄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意愿较强和参与能力有所保障的背景下，企业和单位为了保持劳动力供给水平的稳定，会加大对女性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的雇佣水平，从而保证总体劳动参与率的稳定水平。从各国目前的实践来看，“倒逼效应”最为明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人口负增长通过“人脑”减少、市场活力不足、老化阻碍创新等机制妨碍技术进步，但也可能通过倒逼人力资本积累、引致新需求等途径促进技术发展

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但其在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可持续性饱受争议。多数观点从资源萎缩和人口老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人口负增长会阻碍技术进步。从总量的角度而言，首先，Simon和Bartlett认为人口是“终极资源”，人越少，天才就越少，创新也就越少。由于技术存在非竞争性和正向溢出外部性，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进而创造出更多新思想的传播，推动技术进步，形成一种“思想效应”。人口负增长会导致科技创新的思想蓄水池萎缩，“人脑”供给减少不利于技术进步。其次，人口负增长可能通过产出增长反向影响技术改进，形成“产出效应”。Kaldor认为生产率增长是产出增长的正函数，企业创新效率在快速增长的人口和经济环境中更高，因为庞大的市场需求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会推动企业不断升级迭代。人口负增长可能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产出增长放缓，使得生产率增长放缓、创新水平提升减速。最后，人口规模减小尤其是劳动力规模的减少可能导致政府税收的下降，从而恶化政府的预算形势，由此产生的“公共预算总量效应”不利于政府在鼓励技术创新方面转移支付。

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年龄结构老化也可能对技术进步带来不利影响，主要通过“个体老化效应”“企业环境效应”“公共预算挤出效应”进行传导。首先，高龄员工和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可能会影响技术进步。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将面临身体机能衰退、认知能力下降、工作动机减弱等问题。同时，年龄增长使得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与其从事的某项工作的联系愈加密切，从而拥有更低的工作替代弹性和更弱的市场变化适应能力，不利于个体创新。其次，一个以高龄员工为主的企业环境会对企业创新造成消极影响。高龄员工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企业员工向高龄堆积，退休员工的迅速增多会造成企业的知识流失，不利于企业创新。高龄员工较多的企业往往拥有更低的企业活力，更难采用新技术，因为相较于中青年员工，老年人会由于他们享受不到新技术带来的收益而更倾向于否决应用新技术。高龄员工相较于年轻员工接受培训的机会更少，而员工接受培训是提升自身工作能力、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更新的重要途径，人口负增长时代企业越来越多的高龄员工将影响企业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此同时，高龄员工增加也使得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升，造成对企业研发费用的挤出作用。最后，人口老龄化会在宏观层面上加重政府的养老负担，从而对科研技术的投入形成挤出效应，进而威胁到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进步。不过当人口规模足够大，所产生的回旋空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上述不利影响。

也有观点认为人口负增长会带来技术进步。人口负增长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推动资本深化，倒逼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12，形成一种“倒逼效应”。同时，人口规模减小和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创造新的需求，进而鼓励技术创新，比如使用基础设施的人越来越少会催使人们设计更灵活或更不耐用的设施，以便于替换和用作其他用途，形成一种“需求效应”。

（三）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人数下降，结构老化带来消费总需求下降，但也存在由消费结构变化导致消费上升的可能

人口负增长对需求侧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影响社会消费。人口负增长对消费的影响方向并不是单一的，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主要体现为“人口总量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人口总量效应”主要凸显人口规模下降对社会消费水平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下，人口总量的减少自然就意味着消费者人数的减少，带来消费需求规模下降。但人口负增长也可能产生新的消费需求，带来人们消费结构的转变，从而推动消费水平增长。“年龄结构效应”主要强调年龄结构老化对社会消费水平的影响。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劳动收入逐渐减少乃至消失，消费能力明显下降。人口老龄化会因此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抑制效应。这种状况在养老保障尚不健全的社会更加凸显。然而，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前期，老年人口仍会不断增长，这可能推动老年相关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增长，从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对消费水平起到推升作用。

此外，人口负增长还可能通过个体和家庭储蓄行为的变化影响消费水平。在个体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个体的储蓄和消费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储蓄增加意味着消费下降。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负担效应”和“长寿效应”。“负担效应”主要基于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储蓄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老年人在退休后会动用储蓄资金进行消费，老年人口的增长可能带来消费水平的上升。“长寿效应”则在年龄结构老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看到寿命延长对个体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影响。具有理性预期的消费者面对不断延长的预期寿命会主动调整其在工作阶段的储蓄和消费行为，这种未雨绸缪的动机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储蓄率的上升。如果储蓄水平过高，将会造成过度储蓄，引发需求不足、生产过剩、资本边际效率崩溃等一系列问题。基于国际经验，葡萄牙、日本、希腊和意大利在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后，均出现了过度储蓄的现象。

（四）人口负增长可能通过投资者的悲观预期、社会储蓄水平的下降等带来投资的减少，但引发的需求结构变化仍然可能推动投资水平回升

从宏观上看，人口负增长会影响企业的投资预期，形成的“预期效应”会对资本积累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方向并不一致。一方面，人口进入下行通道后，人口减少引发的需求下降可能会带来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风险，对企业投资意愿和市场投资水平产生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需求结构变化可能促进企业加大对顺应人口发展新趋势的产品的投资，进而可能带来投资结构转变、投资水平回升、资本积累增加。

此外，人口负增长会通过影响社会储蓄水平来影响投资水平和资本积累。一方面，人口规模下降引发的“总量效应”和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负担效应”可能带来储蓄水平的下降，影响投资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因此人口负增长可能带来投资减少和资本积累的下降。另一方面，在年龄结构老化的影响下，个人和家庭基于“长寿效应”的储蓄动机有所增强，私人部门的储蓄积累和投资可以为国家提供新的资本条件，资本仍存在正向积累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的减少，将会推动资本与劳动力比例的提升，促进资本的深化。

综上，在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中，我们发现人口负增长既带来了“危”也蕴含着“机”。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种效应合力和冲抵的结果，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并非一定是负面的，其中的传导过程更是会受到人口负增长的速度和持续时长、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发展阶段、人口规模的大小、社会贫富差距、劳动市场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分配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口负增长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规律和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也不尽相同，加上考虑到国际移民、经济的溢出效应等国际间的经济互动，更加错综复杂，这种复杂性、多样性和可调节性也使得人口负增长的应对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一）主要结论

党的二十大以后，中国人口发展最主要的转变之一就是人口负增长。近年来，社会对人口负增长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学术界关于人口负增长的讨论也日益热烈，但是人口负增长的理论体系构建仍待加强。面对迫在眉睫的人口变化新态势，形成相对明确的概念体系和分类体系，认识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全要素的影响，十分必要。

人口负增长从表面上看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人口规模呈现减少的简单人口过程，但实际的人口动态已经从偶发、短暂的外生性人口负向波动走向稳定、长期的内生性人口负增长趋势，并从人们隐约意识到的人口内在变动趋势发展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人口外在经验事实。2021年全世界已有38个国家（地区）正在经历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但经历的时间均较短，累积的经验也较少。这种崭新的人口变化也引发了人们对人口本身及经济社会发展潜力的担忧，考察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因此显得尤为迫切。

从理论上分析人口负增长与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要素的关系，发现人口负增长有可能通过劳动力供给、技术进步、消费、资本积累等要素影响经济发展，这些影响有正有负，最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种效应相互交融、相互抵消的结果。一方面，人口负增长及其相伴随的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劳动适龄人口减少、消费需求下降、储蓄水平下降、企业投资预期降低、科研创新人员减少、企业和政府科研预算减少、社会创新活力下降等，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可能促进女性和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升级、新的需求增长点和投资增长点的出现，推动资本深化，倒逼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劳动节约型技术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各要素的影响方向并不是一致的，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可能是多种效应合力和互抵的结果。人口负增长不一定就是消极的，也存在积极效应，重点是如何认识薄弱点、抓住机会点，在消解人口负增长负效应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口负增长的正效应。同时，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口规模、不同人口负增长变化速度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在几十年内完成了快速、压缩的人口转变过程，人口负增长的到来会相对更快更剧烈，对社会经济形成的冲击会更大，政策调整的窗口和余地也更为狭窄。因此，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措施除了提振生育率、缓解老龄化、延缓人口拐点的到来、降低负增长的剧烈程度之外，还需要积极探索发挥人口负增长正向效应的可能，如推动资本深化、倒逼技术进步、推进产业优化、促进消费升级等。

（二）政策建议

中国在人均GDP、城镇化水平低于同期发达国家的背景下进入了人口负增长，呈现出“未富先负”的特征。应对未来长期的人口负增长，需要立足本土国情、借鉴前人经验，从延缓人口负增长进程和适应人口负增长时代两个角度来构建策略集和工具箱。

（1）系统构建生育政策支持体系。中国今后面临的人口负增长主要由低生育率驱动。国家卫健委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育龄妇女意愿子女数约1.64个，明显高于实际生育水平，说明中国生育水平仍有较大回升空间。因此，采取有效措施满足家庭生育意愿，将能切实提振生育水平，从而延缓人口负增长进程。一是从“经济”角度切入，在就业、医疗、税收、购房租房、家庭消费等方面出台有力政策，加强优质教育供给，有效降低家庭生活成本和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二是从“时间”角度切入，通过对企业进行补贴和加强监管，推动产假、陪产假、育儿假政策落实，保障女性生育权益和促进工作—家庭平衡；三是从“服务”角度切入，构建普惠的托育服务供给以减轻婴幼儿照料负担，并支持和鼓励地方主动探索社区层面的育儿资源支持，形成贴合实际的生育全周期支持体系。

（2）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充分开发劳动参与潜力。针对内生性人口负增长对劳动力供给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优化劳动参与环境，实现以人口质量替代人口数量、充分挖掘劳动参与潜力。一是深入推进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提升各级教育的教学质量，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并且根据人口负增长前景对教育资源进行统筹调配，推动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人口教育质量的提升，实现教育资源的高效利用。二是贯彻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优化医疗服务供给，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加强心理健康关怀，促进对健康弱势群体的健康支撑，从而提升人口健康资本。三是优化劳动参与的政策环境，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和老年人再就业制度，并且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使得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和女性能够实现充分就业。

（3）多维激发技术创新活力，大力构建领域齐全的人才队伍。针对人口负增长对技术进步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人口回旋空间优势，永葆技术创新的活力和生命力。一方面，加大科技创新财政投入和支持力度，优化科技创新的制度及体制环境，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引导开发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创新需求，从而保障技术进步的动力不竭。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回旋空间优势，根据人口规模巨大特点和教育发展进步前景，推动构建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各领域的技术创新人才队伍。此外，要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切实地运用到生产发展过程当中去。

（4）促进消费转型升级，激发社会投资活力。针对人口负增长可能引致的消费总量下降和投资预期悲观问题，要以提升人均消费水平为抓手，提升人口消费总量、激发各领域投资新活力。一是要切实保障居民就业稳定，实施更加积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从而有效推动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美好生活向往不断增强，为消费升级和投资增加打下坚实基础；二是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包括持续提升传统消费、加快培育新型消费、积极扩大服务消费、大力提倡绿色消费等，同时还要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使消费者消费得放心、消费得安心；三是在消费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扎实有效放宽行业准入，进一步扩大投融资渠道，激发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领域投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