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视角下婴幼儿照料对母亲收入的影响研究
2024-04-09   来源：姜春云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愈发明显，其就业对家庭经济积累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中指出：“鼓励支持妇女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得到保障”。学术界亦认为促进女性群体的充分就业，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更有助于挖掘和释放其所蕴含的性别红利。然而，由于母亲同时承担物质生产者和社会再生产者的双重角色，加之其往往是婴幼儿照料的传统和重要主体，根据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63.7%的3岁以下孩子白天主要由母亲照料，表明其会面临明显的“工作—家庭”冲突，这会直接限制母亲的收入提升和职业发展。同时，生命历程理论认为重要生命事件会对生命轨迹产生长期影响，会贯穿人的一生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而早期承担婴幼儿照料责任会对母亲的就业轨迹产生长期的影响。基于此，在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讨论婴幼儿照料对母亲后期收入的影响，对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和有针对性地激发性别红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母职惩罚”概念在2001年被正式提出，即与母职身份相关的照料活动会导致女性收入甚至职业发展陷入劣势。在关于婴幼儿照料与母亲收入的研究中，婴幼儿照料对母亲收入当期影响的研究较多。其中，一部分研究直接聚焦婴幼儿照料活动，大多考察是否承担照料子女活动、照料时间（强度）对女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论整体反映出母亲承担照料职责和照料强度增大对其自身的当期收入带来显著的消极影响。比如，基于德国的数据分析发现，儿童照料时间每增加1小时，母亲收入会减少约3%，而基于美国的数据分析亦发现，母职照料会使得母亲收入下降约4.8%。国内有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照料时间对女性收入无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也有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照料时间仅对非国有部门的女性收入具有消极影响。此外，母亲作为婴幼儿的主要照料者和母亲照料婴幼儿的时间均对其自身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另一部分研究间接反映家庭中的照料责任，大多通过是否有孩子和子女数量作为婴幼儿照料的代理变量，研究结论整体反映出存在需要被照料的子女和子女数量越多会对女性的当期收入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其在诸如美国、英国、丹麦、菲律宾、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研究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验证。国内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每多生育一个孩子，即子女数量越多，对母亲收入的负向影响越大。

然而，关于婴幼儿照料对女性工作收入的后期影响，国外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国内的相关研究几乎阙如。已有的国外文献中主要存在两类结论，即“持续增强”的观点和“逐渐减弱”的观点。前者认为早期照料经历对母亲收入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比如，有研究表明照料活动会严重影响女性当下的经济福利并产生劣势累积效应，使其在年老时陷入生活贫困或低收入的风险之中。Florian S M对美国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妇女的研究也表明，生育和照料子女对三类女性的就业具有持久的负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女性的退休阶段依旧明显。同时，Carmichael F & Ercolani M G的研究也表明，相比于早期承担婴幼儿照料责任的女性，早期选择全职工作的女性收入更高，且两类女性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与此相反，后者认为早期照料经历对母亲收入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有关研究表明，随着家庭结构的改变，家庭中儿童的潜在照料者减少对女性就业具有消极影响，但是这种消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并且，早期子女照料对女性“工作—家庭”平衡感所带来消极影响，也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减弱。

上述文献梳理的结果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仍然存在拓展的空间：其一，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静态分析的角度，即关注婴幼儿照料对于女性当期收入的影响，而缺乏动态分析角度的讨论，比如并没有关于“女性早期提供婴幼儿照料对其后期收入是否有损害？”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时关于这一影响的机制讨论几乎阙如。其二，国外关于婴幼儿照料对女性收入后期影响的研究结论莫衷一是，消极影响的持续性存在“持续增强”和“逐渐减弱”这两类矛盾结论，中国语境下的实际情况如何尚待实证分析的检验。基于此，本文将直接聚焦婴幼儿照料，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建构分析框架，以期就婴幼儿照料对中国女性收入的后期影响进行深入讨论。

随着生命历程理论被运用到儿童、家庭生活、青年文化、衰老过程和人际关系的研究中，一个与以往基于生理的生命周期视角完全不同的全新研究议程已经出现。国内已有诸多关于生命历程的理论的研究，研究问题均涉及早期事件发生对后期某一事件的影响，后期事件包括农民工返乡意愿、健康状况、初婚年龄、男孩偏好等。因此，女性照料婴幼儿作为其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对其后期收入的影响亦符合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思路。

生命历程理论强调两个关键概念，即转折点（turning point）和轨迹（trajectory），前者本质上是指个体角色的转换，后者则是由一系列个体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变迁所构成。从这一视角来看，人生轨迹是由一系列角色和生命事件组成，不同事件均会对个体命运造成影响，其作用将是长期持续存在的，重要事件是人生轨迹的转折点，并且会产生相应的转折效应。女性的常态生命历程中重要的事件包含入学、就业、婚育、退休等，其中婚育和就业在很大程度上会在其“工作期”中重合，生育带来的婴幼儿照料会大量消耗母亲的时间和精力，这将会使得母亲倾向于工作弹性更大的兼职工作，或者直接造成暂时的职业中断，从而造成母亲收入的降低。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看，这种家庭—工作冲突下的母亲“妥协”，即变更工作类型或暂时中断职业，会降低女性人力资本的价值和市场转化，阻碍新的人力资本获取和积累，因而使得早期婴幼儿照料活动会影响母亲后期的工作收入和职业发展。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后期收入具有显著消极影响

假设2：职业中断经历在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后期收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思考婴幼儿照料对母亲后期收入影响的重要问题在于，早期婴幼儿照料经历的消极影响随着照料活动发生时间的推移如何变化。根据劣势累积理论，由于早期婴幼儿照料而减少工作时长或者中断就业可能会降低收入，并且这种消极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扩大的趋势。从生命历程理论的“个人能动性”原则来看，个体的不同选择会在不同程度上建构其后续生命历程，即在婴幼儿照料活动发生之后母亲的职业发展过程中会因为个体能动性的差异，使其能够对早期婴幼儿照料经历所产生的劣势进行适应和调整，从而使得早期婴幼儿照料经历的影响效应可能会出现弱化的趋势。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假设3a：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后期收入的消极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呈现扩大趋势

假设3b：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后期收入的消极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

生命历程理论的“生活的时空性”原则，既关注历史时间概念所产生的世代差异效应，也关注空间环境所产生的空间差异效应。前者认为个体在具体历史背景中的处境会对其生命历程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出生世代的女性群体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方面存在差异；后者认为在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等因素会存在差异，同时社会政策环境和背景也会存在差异。整体而言，女性所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差异均会塑造其自身不同的生命历程。

基于此，一方面，不同世代的女性在性别角色观念上会存在传统与现代之别，其对“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角色观念的看法会存在差异，加之60后和70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亦存在差距，主要表现为60后女性可能会受限于自身的受教育水平而潜移默化地接受传统性别文化的规训，相比之下“70后”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更为现代化，其在劳动力市场会表现出更强的积极性，因而相比于没有照料负担的70后和60后女性，承担婴幼儿照料对70后和60后母亲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产生差异化影响。另一方面，不同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差异，整体呈现出东部和西部省份公共服务水平较高，中部地区省份公共服务水平较低的特征，从而使得不同区域中具有婴幼儿照料经历的女性所能够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存在差异，进而会影响其自身拥有缓解早期婴幼儿照料经历负向影响的社会支持水平存在差异。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婴幼儿照料对母亲后期收入的影响在不同世代间存在差异

假设4b：婴幼儿照料对母亲后期收入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调查在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采用PPS法（区县、居/村委会、家庭户）收集资料。同时，该数据包含家中孩子0—3岁时的照料信息和母亲收入等重要信息，符合本文的研究需要。从研究目的出发，本文选取18—64岁、育有1孩的在职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共获得有效样本2472个。 

（二）变量设置

被解释变量为母亲收入。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关于母亲收入的衡量，测度指标包含其年收入、月收入和小时收入。本文结合问卷信息，选择以母亲月收入来衡量，以调查前年母亲的月收入对数来衡量，主要根据问卷中“去年您在劳动收入方面个人收入大约为多少元？”来测量，将调查值除以12获得母亲调查前一年的月收入。

解释变量为婴幼儿照料。本文所关注的婴幼儿照料聚焦于母亲提供的照料活动，该变量主要根据问卷中“这个孩子3岁以前白天主要由谁照顾？”来测量，将答案为“本人”的界定为母亲照料，记为1；答案为的其他界定为非母亲照料，记为0。此外，婴幼儿照料活动发生时长也是需要重点考察的关键变量，可以有效刻画婴幼儿照料经历所产生的负向影响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该变量以母亲照料婴幼儿的年份距离调查年份（2010年）的时间差来测量，这个时间差被操作化为分类变量，根据具体时长划分为0—4年、5—9年、10—14年、15—19年以及20年以上5个阶段。

中介变量为职业中断经历。本文认为职业中断会影响育有婴幼儿女性人力资本积累的连续性，进而影响其后续的收入水平，该变量根据问卷中“您是否有过半年及以上不工作也没有劳动收入的情况？”来测量，将答案为“有”的界定为有职业中断经历，记为1；答案为“没有”的界定为无职业中断经历，记为0。

调节变量主要包含母亲的出生世代和所处的区域。其中，母亲的出生世代操作化为二分类变量，根据其出生年份划分为60后及以前和70后及以后。母亲所处的区域操作化为多分类变量，主要将其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此外，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母亲的个人、职业和家庭特征因素。其中，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户口性质和性别角色观念；职业特征主要包括职业性质、职业等级、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和职业转换次数；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规模、丈夫收入和丈夫受教育年限。详细的变量定义和赋值情况见表1。

（三）分析思路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母亲月收入对数，属于连续型变量，需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考虑到婴幼儿照料和母亲收入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关系，故本文在模型估计时仅对孩子出生5年及以后的母亲群体进行分析，这样既实现了考察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后期收入影响的研究目标，又避免了因反向因果而带来内生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进行如下分析：首先，对婴幼儿照料和母亲收入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分析；其次，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就婴幼儿照料和母亲后期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假设验证；再次，基于中介分析方法考察职业中断经历在婴幼儿照料经历与母亲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利用交互效应检验考察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收入影响效应的世代和区域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一）描述性分析结果

根据图1可知，整体而言，相较于无照料经历的母亲，具有婴幼儿照料经历的母亲会呈现收入较低的情况，其平均月收入为1237元，比未照料婴幼儿的母亲群体的月平均收入低约651元。从世代差异的角度来看，在60后及以前的世代中，有婴幼儿照料经历和无婴幼儿照料经历的母亲之间的月平均收入相差约515元；在70后及以后的世代中，两类的母亲之间月平均收入的差距更加明显，相差约742元。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来看，在东部地区有婴幼儿照料经历和无婴幼儿照料经历的母亲之间的月平均收入相差约676元；在中部地区两类母亲之间的月平均收入相差约434元；在西部地区两类母亲之间的月平均收入相差约682元。

根据图2可知，在婴幼儿照料活动发生时长的不同阶段中，相较于没有婴幼儿照料经历，有婴幼儿照料经历的母亲的月平均收入均处于较低水平，在婴幼儿照料活动发生后的0—4年、5—9年、10—14年、15—19年和20年及以上的月平均收入分别为1283元、1257元、1211元、1306元和1168元。同时，随着婴幼儿照料活动发生时长不断增加，具有婴幼儿照料经历的母亲的平均月收入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波动趋势，而没有婴幼儿照料经历的母亲的平均月收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通过平均月收入的差异情况来看，两类母亲的平均月收入差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月平均收入差异从5年以下的564元，增加到11—15年的782元，尔后下降到20年以上的423元。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计算结果所绘制。

（二）基本估计结果

表2的汇报的是早期婴幼儿照料经历对自身后期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从模型1的结果来看，母亲照料对其自身后期收入的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现负向影响。具体表现为：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较于早期未照料婴幼儿的母亲，承担照料责任使其后期的收入较之低约47.5%。模型2-4中，在逐步纳入个人、职业和家庭特征变量后，模型1中的负向影响依旧显著存在，具体表现为在考虑所有控制变量之后，相较于早期未照料婴幼儿的母亲，承担照料责任使其后期的收入低约21.6%，假设1得到验证，即早期婴幼儿照料对母亲后期收入的负向转折效应显著存在。 

其他变量对母亲收入也具有显著影响。首先，在个体特征中，受教育年限和性别角色观念对母亲收入的影响始终表现出显著性。其中，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母亲收入约提升5.4%；性别观念更为现代化的母亲收入比性别观念更为传统的母亲高约9.9%。其次，在职业特征变量对母亲收入的影响表现出显著性。其中，属于体制内的、管理人员的以及签订劳动合同的母亲收入，比属于体制外的、普通员工的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母亲分别高约9.8%、19.8%和7.2%，而职业转换次数每增加1次，母亲收入约下降4.2%。最后，在家庭特征中，丈夫收入对母亲收入的影响始终保持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收入每增加1千元，母亲收入提升约1.5%。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5，***p<0.01。

为了分析早期婴幼儿照料经历的消极影响如何随着照料活动发生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情况，本部分借鉴已有研究的思路，将婴幼儿照料活动时长分段进行子样本回归，以检验婴幼儿照料经历对其自身后期收入影响的变化效应，主要考察在5—9年、10—14年、15—19年以及20年及以上4个阶段中的差异（见表3）。结果表明：母亲收入在照料活动发生后的5—9年、10—14年、15—19年以及20年及以上的不同阶段中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负向影响，这一估计结果也从侧面再次佐证了假设1。同时，从回归系数的差异情况可以看出，随着婴幼儿照料活动发生时长的增加，母亲照料婴幼儿所形成的累积劣势对其自身后期收入的影响系数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即早期婴幼儿照料经历与母亲后期收入减少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假设3b得到验证。从分样本估计结果来看，相较于早期未承担婴幼儿照料责任的母亲，承担婴幼儿照料责任的母亲收入在照料活动发生后5—9年时下降19.7%、10—14年时下降22.4%、15—19年时下降23.8%，之后早期婴幼儿照料经历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在20年及以后则下降17.7%。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5，***p<0.01。

（三）机制分析结果

生命历程视角下考察早期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后期收入的影响，照料活动发生后的职业中断会使得女性人力资本积累的连续性受到影响。本部分聚焦于分析职业中断经历所产生的中介效应验证，在模型4的基础上构建模型9和10检验职业中断经历的中介作用（见表4）。模型9的结果显示母亲照料会显著提升其职业中断的可能性，模型10的结果显示职业中断经历亦会显著降低母亲后期收入水平，且模型10中母亲照料变量的系数大小相较于模型4有所下降并具有统计显著性，因而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笔者使用基于Bootstrap方法的KHB检验法对中介效应进行再检验，重复抽样2000次后的估计结果显示，间接效应估计值为-0.297且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1），表明母亲照料确实通过职业中断经历作用于其后期收入水平。两个估计结果的一致性充分证明假设2的成立，这表明早期母亲选择照料婴幼儿会使其被迫减少对于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甚至出现职业中断，进而会阻碍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最终导致母亲在后期就业收入提升方面的相对劣势。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5，***p<0.01。

表5的估计结果反映的是母亲照料对自身后期收入影响的世代和区域差异结果。从模型11和模型13的结果来看，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母亲照料与出生世代和区域变量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从模型12的结果来看，在纳入个人、职业和家庭特征变量后，母亲照料与出生世代的交互效应依旧不具有显著性，即母亲照料对自身后期收入的负向影响不存在世代差异，故假设4a没有得到验证。这一结果与美国关于母职照料对婴儿潮前后世代母亲收入的影响具有同质性的结论相似，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婴幼儿照料经历在母亲后期收入方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群体普遍性，这也反映出婴幼儿照料经历对不同世代母亲后期收入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会因为不同世代的性别角色观念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呈现明显的差异。从模型14的结果来看，在纳入个人、职业和家庭特征变量后，母亲照料与东部地区的交互效应具有显著性，母亲照料与西部地区的交互效应不具有显著性，即由于早期婴幼儿照料经历所带来的收入负向影响会因为区域不同而不同，主要表现为这种负向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1），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则不存在实质性差异（p>0.1），故假设4b得到部分验证。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5，***p<0.01；模型12中控制变量不包含出生世代变量，模型14中控制变量不包含区域变量，其余与表2相同。

虽然国内对于母职惩罚问题的讨论多有探讨，但这些研究多关注婴幼儿照料对母亲收入的当期影响，而没有关注到婴幼儿照料作为女性生命轨迹中的“转折点”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效应。基于此，本文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出发，构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着重考察早期婴幼儿照料经历与母亲后期收入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结论。

其一，母亲早期照料婴幼儿会对其自身后期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并且这种负向效应随着婴幼儿照料活动发生时长的推移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尤其在婴幼儿照料事件发生15—19年这一阶段时的负向效应最为明显。由此可知，作为女性生命历程中的转折点，早期的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收入的影响并非静止和短暂的，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其二，早期婴幼儿照料经历会增加女性职业中断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其人力资本积累连续性，从而对母亲后期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婴幼儿照料作为女性重要的生命事件，紧密嵌入其自身的生命历程发展过程中，期间人力资本积累受挫会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其自身的就业轨迹。其三，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后期收入的负向效应并未呈现世代差异性，但是表现出部分区域差异性。这表明区域差异视角下的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差异性，社会支持和保障政策所产生的社会保护效应存在差异性，这种区域差异性为消解不同区域中母亲早期婴幼儿照料经历所产生的负向收入效应提供了政策可能性。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将国外学者对早期照料经历对母亲后期收入影响的讨论拓展到中国语境中，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深入讨论婴幼儿照料对母亲后期收入的影响效应。因此，本文存在的可能创新点在于，将经典社会学理论与热点人口学问题相结合进行的一次跨学科尝试和有益探索，为“照料与就业”关系研究提供了动态的分析视角。此外，本文所得出来的研究结论在制定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发性别红利效应方面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相关政策的制定亦需要体现生命历程的视角，不能仅仅关注婴幼儿照料或者婴幼儿出生阶段的政策支持，相关政策支持需要贯穿在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尤其需要关注和保持女性人力资本禀赋的有效积累，这对于释放母亲群体充分就业所带来的性别红利，以及释放潜在的再生育潜力均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囿于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本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其一，母亲照料婴幼儿的时长，即照料强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更好地刻画婴幼儿照料。但是，受限于所使用的数据，无法获取这一变量，故本文只能考察是否具有婴幼儿照料经历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其二，由于数据信息有限，本文选择“这个孩子3岁以前白天主要由谁照顾？”来衡量婴幼儿照料行为存在妥协性，其合理性在于白天照料婴幼儿与母亲“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夜晚照料现象带来的影响效应，即忽视晚上照料婴幼儿的现象对母亲后期收入的影响。其三，因为国内缺乏跨越纵贯时间较长的追踪数据，无法关注每个个体母亲的职业生涯的收入变化，因而本文关注的是照料婴幼儿的时间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母亲照料婴幼儿对其后期收入的影响。在未来数据可得的情况下，上述问题均值得进行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