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理论叙事
2024-04-15   来源：刘宇兰   

阿尔都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重要人物。德里达在阿尔都塞葬礼致辞中说：阿尔都塞哲学是独一无二的冒险，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从阿尔都塞的哲学冒险和“保卫马克思”的努力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探讨阿尔都塞理论的得失，以其贡献和缺失为借鉴来进一步探讨当代马克思主义生长点，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

与“西马”众多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对比，阿尔都塞在20世纪60年代扛起了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后现代主义和当代激进左翼很多人都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福柯对权力“生命政治”形式的揭示，德里达的延异说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巴迪欧以数学本体论为基础结合拉康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齐泽克对意识形态自在—自为—自在自为的推进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关系模型思想在不同路向上的拓展。探寻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资源，我们必然会遭遇阿尔都塞。然而，对阿尔都塞的评价经常有分歧，甚至存在误解。比如阿尔都塞被指认为“结构主义”者，甚至被攻击为教条主义者。他的“认识论断裂”说被斥责为忽视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理论反人道主义”被批评为违反马克思思想的本意。于是，我们就面临下述这些问题：到底如何理解阿尔都塞理论？阿尔都塞关注的哲学难题是什么，他采取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探讨哲学难题？阿尔都塞在什么意义上保卫了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又错失了马克思？如何评判阿尔都塞理论的贡献和缺失？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努力给我们当代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什么样的启示？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保卫马克思”不仅仅是阿尔都塞为自己论文集拟定的书名，作为法国共产党员，“保卫马克思”深层构成了阿尔都塞思想的内在基本意识。

首先，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就理论内容方面，他提出马克思思想是社会构成的科学，反对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解读。阿尔都塞说：“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是科学，而过去，人们却要我们把科学当做一般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工作，其实质是反对以低于马克思思维水准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思想，即反对以马克思之前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因为这种理解方式使得马克思发现了社会历史的科学之后，在马克思之后人们又陷入对社会历史的一元主义解读方式中，从而导致马克思赢得的哲学变革再次丧失掉了。

阿尔都塞主张“马克思思想是科学”，这与苏联教科书的科学化解读完全不是一回事。阿尔都塞分析当时的理论形势指出：“由于斯大林，我们受到了第一次冲击——虽然也正是斯大林对这件坏事要负最主要的责任。由于他的逝世和苏共二十大，我们受到了第二次冲击。”阿尔都塞批判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却不赞同返回到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主张。教条主义、人道主义，以及实践主义、历史主义、经济主义、黑格尔主义等种种“主义”话语，被阿尔都塞斥为意识形态部落，其共同之处在于追根究底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阿尔都塞坚定批判“理论人道主义”及其种种“主义”变形，旨在保卫马克思关于“社会构成的历史科学”。阿尔都塞说：“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常坚持的传统，我们可以断定，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科学：‘社会构成’的历史科学。”阿尔都塞反对把社会关系追溯到一元根据上，他提出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要从反对同一性思维来理解。阿尔都塞明确指出，“理论反人道主义”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维度，但它指的绝不是反对人文关怀。

在“科学”的旗帜下，阿尔都塞并不是把马克思理论解读为经验实证科学，不是把马克思理论变成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科学。就“一些较有科学头脑的人学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实证主义公式的样子，宣告了‘哲学的末日’；在这里，负责实现哲学，因而也是让哲学结束的……纯粹是科学”，阿尔都塞评价说：“哲学作为……实证主义而死去不能算是哲学真正作为哲学而死去。”科学也不是指结构主义。阿尔都塞承认自己卖弄了结构主义术语，但同时明确指出自己并不是以结构主义的方式去研究社会构成。因为结构主义作为“主义”话语，其主张是一层的，本质上隶属于形而上学阵营。“马克思主义所不能接受的，是哲学（意识形态）企图与‘根源’吻合一致的狂妄要求，而不论‘根源’以何种形式出现。”阿尔都塞指出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是两层的，认识对象指向现实对象，而对现实对象的理解是在认识对象中得以展开的。无论是马克思理论，还是阿尔都塞本人的理论，在阿尔都塞看来都是关于认识对象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现实对象的理论。我们能言说的只是认识对象。直接去言说现实对象，这是理论陷入意识形态的表现。而社会构成作为认识对象，包含着具体的人、特定的物及其结合方式，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关系。把社会复杂结构还原为一元主义本体，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是对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意识形态误读。

很清楚，阿尔都塞以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来理论地保卫马克思，保卫马克思社会构成的科学。尽管社会关系是实践生成性的，可是阿尔都塞把实践消融在社会关系的震荡结构，消融在理论中，从而错失了实践作为现实活动向未来、向不确定性生成的敞开性和可能性。对此，正像阿尔都塞《关于“真正人道主义”的补记》自我批评所说：“尽管我突显了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极端重要性，尽管我因此揭示了各种形式的经验主义的错误，但是，我并没有探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得更准确些，我没有考察这种结合的一般历史存在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融合’。”

其次，意识形态批判不仅构成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具体内容，而且也是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一般方法。这个一般方法，又具体表现为征候阅读法。阿尔都塞主张以马克思的哲学来理解马克思的科学，从马克思的科学来读出马克思的哲学，即双重循环阅读。第一，阿尔都塞反对“定睛看”的无罪阅读，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幻想，因为阅读总是渗透着理论的。“直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不能立即就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必须先进行一系列的批判，做好准备，然后再确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特有的概念的位置。”阿尔都塞指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斯宾诺莎的读和写的差别，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革命这些理论对于变革“无辜阅读”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阿尔都塞反对以黑格尔的“同心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或者以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思想。它们使得马克思赢得的哲学变革又再次丧失掉了，又沦为意识形态了。第三，对于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比较阅读，阿尔都塞主张以“征候阅读法”读出黑格尔、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黑暗，把他们看到却视而不见的东西揭示出来，从而展开马克思理论的根本变革。

“征候阅读”是比较阅读，但却不是既有文本的现成对照比较，而是从既有理论如何产生出既有连续又有断裂的新理论的生成机制。阿尔都塞明确说：“所谓征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征候阅读式关系，是延异的生成关系。

黑格尔看到了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把思维和存在先在地统一起来，再去谋求他们在概念运动中的具体展开，演绎出起点和终点重合的“绝对精神”运动，但却忽视了概念之间的结构差别，忽视了思维和存在的异质性维度。“黑格尔的根本缺点不仅仅在于‘思辨的’幻觉。这种思辨幻觉已经为费尔巴哈所揭露过，它实际上是把思维与存在、思维过程与存在过程、思维‘具体’与实在‘具体’等同了起来。思辨的罪过就在于此：思辨通过抽象颠倒了事物的顺序，把抽象概念的自生过程当成了具体实在的自生过程。”于是，黑格尔承认概念的自生运动，但“黑格尔不承认真实的质的不同和质的转变，不承认理论实践过程本身在本质上由中断所构成。”对此，阿尔都塞评价说黑格尔陷入了“简单内在性发展”的意识形态公式中。古典政治经济学追问“劳动的价值”，从而不可能发现“劳动力价值和劳动价值之间的缝隙”，也就无法形成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有十分清楚的方法论自觉。这种方法论自觉就是要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机制中如马克思本身所是、本身所生产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思想。从生成机制来理解，阿尔都塞反对把马克思辩证法等同于“黑格尔哲学去掉神秘外壳”的“合理内核”，主张对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提出马克思辩证法是社会构成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机制，这是个允许“偏心圆”存在的结构，与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圆心”的“同心圆”辩证法根本不同。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改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看到却视而不见的“剩余价值”，从而把古典政治经济学视而不见的理论内在黑暗揭示出来。

“征候阅读法”展开了思想体系得以生成的内在机制，这对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阿尔都塞反对以低于马克思哲学的形而上学理论来理解马克思的科学，在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的科学之间进行循环阅读，这是很有洞见力的。当然，这也显示了阿尔都塞是以理论方式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阅读性”或理论性保卫。

最后，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捍卫社会构成的历史科学，这是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思想的实质内涵。在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纠缠中，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划清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界限，从而防范马克思思想的种种意识形态误读，这是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批判中，阿尔都塞理论呈现出“思考到极端”或冲撞“意识形态”边界的根本特征。“思考到极端”或“冲撞意识形态边界”表现在意识形态“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两方面。其一，话语形式方面，意识形态既包括人道主义等种种主义的形而上学观念，也包括寻求“起源、中介和故土”的形而上学或同一性思维的思维方式。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思想在哲学史中的位置是连续中的中断，意识形态理论史纠缠中的科学界标。显然阿尔都塞既不是在思辨形而上学也不是在经验科学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思想，而是在划界活动中冲撞到理论意识形态的边界。科学总会遭遇意识形态的纠缠，对意识形态抱有清醒的自识，对意识形态和科学进行划界活动，这才是科学从事的事业。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实质就是进行意识形态“主义话语”和社会构成“科学”的划界活动。在阿尔都塞看来，任何试图一劳永逸地获得科学的认识，这只是意识形态的幻想；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建立了社会历史的科学之后，我们竟然还要同意识形态误读作斗争。其二，从社会构成来说，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无意识是永存的，是社会的构成部分。“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只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才能想象出无意识形态的社会，才能同意这样的空想：意识形态（并非其某种历史形式）总有一天会被科学所代替，并从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社会历史生活基本结构的维度上，阿尔都塞并不是要人为取消意识形态，而是“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必要性”，“影响意识形态”并把它“改造为审慎地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助手”。对于意识形态，无论赞同与否，我们都生活在意识形态表征的人与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中，我们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体验之中。阿尔都塞指出，我们既要防范已经赢得的科学认识和科学思维方式再次滑落为意识形态，要与意识形态观念和思维方式划界，又要防范“取消意识形态、一劳永逸把握科学”的永恒在手观点。

可见，在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划清边界绝不是简单清晰和一劳永逸的。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社会历史的基本结构，是社会无意识，是想象和真实的多元决定。意识形态不是人们可以进行任意使用的工具，它自身就具有能动性。结构在行走，意识形态在塑造人，而绝不是人生产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为手段或一种工具使用的人们，在其使用过程中，陷进了意识形态之中并被它所包围，而人们还自以为是意识形态的无条件的主人。”意识形态不是现成的对象，而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自生性结构。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划界，就不是名词式样的界限确定问题，而是划界活动，是在多元决定的意识形态结构中保有另一种差异可能性的活动。因而，不要把意识形态和科学绝对对立起来，二者的关系是相互纠缠和相互区分。纠缠中的划界，这是二者关系的一般性理解。其具体表现在不同社会形势下又有不同。于是阿尔都塞的哲学活动“理论实践的理论”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功能在划界活动方面有了某种相似，而与传统形而上学有根本不同的意味。这是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有力撞击，但这还只是第一次进攻。而这次进攻的目标是把意识形态话语的意识形态性揭示出来，方式是“理论”的，方法是“征候阅读”，主题是“保卫马克思”。

综上，“理论地保卫马克思”是阿尔都塞的基本贡献。阿尔都塞提出了至今我们仍然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马克思思想的“所指”和“能指”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之后，如何保卫马克思，如何防范马克思思想的误读，阿尔都塞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和科学划界”的“理论”保卫方式，这是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在“保卫马克思”维度上，阿尔都塞论证了被人们忽视的社会现实理解，从抽象一元论的经济、实践、历史、人，回到社会关系及其多元复杂震荡结构，这是其基本主张。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是要保卫马克思思想作为理论的科学性，包括“思维方式变革”和“理论不能被政治所决定”。在阿尔都塞早期“哲学搁置政治”到后来“哲学是理论的政治”乃至“意识形态运作机制”进展中，阿尔都塞思想经历了从理论到政治、实践的路向转变过程。阿尔都塞理论发生问题域的移居，而“意识形态”议题是贯穿阿尔都塞思想始终的核心。在意识形态的“理论误读”“理论政治中的立场”“客观物质存在”多重向度诠释中，阿尔都塞哲学呈现出连续中的断裂，呈现出自身对自身的征候解读，正如德里达在阿尔都塞葬礼的致辞中所说：“他（指阿尔都塞）的这种丰富的多样性，这种绝对过度的充裕，为我们缔造了一个契约，就是不要总体化、不要简单化、不要阻挡他的步伐、不要使轨迹凝固不变、不要追求某种优势、不要抹杀事物也不要抹平……”

阿尔都塞以“意识形态批判”方式理论地保卫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这打破了当时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垄断，彰显了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马克思思想的社会关系维度。捍卫马克思“社会关系”的历史科学，阿尔都塞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但阿尔都塞忽视了马克思“实践—人—人的解放”的维度，导致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在社会关系结构模型中被弥散了。剩下的只是令主体窒息的意识形态空气。阿尔都塞因噎废食，因否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异化扬弃”的“解放的人道主义”路径，而根本上忽视了“解放的科学逻辑”即《资本论》对资本私有制无力容纳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而导致资本逻辑自反性的揭示，阿尔都塞忽视了马克思的“解放逻辑”。阿尔都塞错失“解放逻辑”，不是因为阿尔都塞的主观疏忽，而是阿尔都塞思想的问题式结构决定的，是其理论体系的必然。意识形态是阿尔都塞理论的根本难题。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本体论”清除了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话语，同时也把解放的形上理想一并清除掉了。马克思“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以及“在解放全人类中获得自身解放”思想，在阿尔都塞这里残留为意识形态封闭空间中阶级斗争的偶然和挣扎。错失了马克思思想中本有的“解放逻辑”，这是阿尔都塞理论的自身限度。

首先，阿尔都塞错失了解放得以可能的途径。阿尔都塞批判实践主义、历史主义、人道主义、经济主义，主张实践、历史、人道、经济都是负载着具体生产方式的。实践活动总是一定生产方式下的活动。历史并不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简单流逝，而是社会关系震荡结构中的复杂生成。人并不是完全独立自存的，而是生产方式中的角色存在。经济不总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是在与其他的关系：政治、文化等关系中相互作用下呈现出自己的有限度的作用。从而，马克思思想中“人的解放”得以可能的路径基本上都被封闭了。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下，除了寄托于阶级斗争、社会各因素和结构作用的偶然变动外，阿尔都塞找不到“解放逻辑”得以生存的空间。主体性被融进社会关系中，能动主体不复存在，反倒成为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追逐但却无法实现的目标。个人主体死亡了。历史性消融在社会关系复杂结构中，导致历史的可能性发展性维度丧失。在阿尔都塞这里，人的解放成为偶然性，“解放逻辑”成为偶然性逻辑，也就不称其为逻辑了。阿尔都塞说：“马克思从没有像唯心主义那样想入非非，以为对事物的认识终究可以代替事物本身或消灭其存在。……马克思从不认为，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就可以被取消；因为对这项意识形态的认识既然是对它在特定社会中的可能性条件、结构、特殊逻辑和实践作用的认识，这种认识必定同时是对意识形态必要性条件的认识。”阿尔都塞给出的结论是，理论无法改变世界。他主张的只是“意识形态共舞”中的划界罢了。“意识形态共舞”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哲学作为“理论实践的理论”只是把意识形态揭示出来，并在意识形态纠缠中通过划界来保持头脑清醒罢了。阿尔都塞实现的是头脑的风暴革命，但却以理论方式扼杀了“解放逻辑”的空间。意识形态永存，尽管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可以有变革。“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调整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关系所必须的接力棒和跑道。在无产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所有人根据自己的利益体验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赖关系所必须的接力棒和跑道。”但是，对于如何改变“跑道”或实现社会根本变革，阿尔都塞没有具体展开论述，只是以理论方式表述了寄希望于矛盾多元决定的结构变革和阶级斗争。但因为理论只是指向现实，但却无法触及和改变现实，这导致阿尔都塞的“辩证唯物主义”之“理论与实践关系难题”。后来阿尔都塞放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提法，转向了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

其次，阿尔都塞错失了解放的目标主体。这具体表现在主体与意识形态关系上。在阿尔都塞看来，毋宁说人作为主体创造了意识形态，不如说意识形态塑造了主体。阿尔都塞批判“异化—异化扬弃型”主体权力颠倒的形而上学简单化理解，主张进行主体性的意识形态生成机制研究。早期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无意识改造人的意识、态度和行为，使人适应社会生活的生存条件。后期阿尔都塞更是具体研究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把个人询唤为主体的机制。阿尔都塞尽管有批判意识形态的理论自觉，但是这种自觉却基本上不可能抵抗意识形态的吞噬，无论是理论的意识形态，还是实践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总是不时席卷而来，意识形态客观存在总是社会生活的现实构成。于是阿尔都塞关于“解放何以可能”的探讨就是划界，就限于斗争和对抗，而搁置其前景。阿尔都塞只是看到了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而马克思的理论除此之外，还包含着社会关系有机体的内部矛盾发展客观过程，还有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前景，而这个前景是在商品—货币—资本的运动中以资本逻辑内在背反呈现出来的必然性。

阿尔都塞提出“社会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于实现了社会观念的后形而上学变革。“败”在于主体让位并消融在社会结构之中，个人消失了。主体并不是像启蒙传统所设想的那样是独立能动的主动者，而是被意识形态询唤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规训的对象。阿尔都塞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机制，不仅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且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控制性，揭示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无意识和社会统治形式的隐匿又无处不在的运作机制。从社会关系的结构到意识形态机制的分析，其实，阿尔都塞在为前期理论主义所封闭的主体性寻找理论主义之外的其他出路，可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政治，到实践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并没有找到主体性得以确证自身的出口。相反，主体性被社会关系、被意识形态询唤、被社会结构塑造，个人主体性在强社会关系理论体系中无法找到自己的确立点，而只是不断被消解。与人道主义相比较，阿尔都塞明确意识到了“个人的消失”和“臣服者主体的出现”，以及主体的意识形态询唤机制。阿尔都塞要再现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操作机制。阿尔都塞说“他是理论反人道主义”，但不反对“人文关怀”。可是，阿尔都塞理论中，人的解放或者人文关怀的实现只是一个虚词和幻影，既无可靠途径也无目标主体。这其实也是阿尔都塞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阿尔都塞一生都在以母亲为代表的意识形态中挣扎并不时被淹没。“意识形态是文字游戏”，在游戏体验中，人产生意识形态想象。意识形态想象营造人与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游戏的主体不是人，而是游戏和游戏规则。可见，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视域中提出了现代性的根本难题“人的消失”。这对于马克思“劳动的现代困境”和“资本逻辑”难题来说，在问题的发问方式上有扩展。但阿尔都塞没有找到解决难题的根本途径。对于“意识形态吞噬主体”的时代难题，挣扎、划界和自识式的反抗，以及寄希望于结构的偶然性突变，这就是阿尔都塞理论对于现代性难题给出的全部解答了。在意识形态的社会潜意识、如空气一般的客观文化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熏染、形塑和规训中，人被询唤成为主体，但是人根本无法找到自己，甚至连本真的空位也被意识形态空气所侵蚀，西方启蒙理想不证自明的本真主体成为不可能，这是阿尔都塞的理论立场。阿尔都塞以意识形态研究颠覆了启蒙理性主体的预设，理性主体的乐观成为理性主义哲学的想象。阿尔都塞实现了西方启蒙思想的断裂。而马克思继承了启蒙的进步和解放理想，马克思所持的是辩证否定的态度。马克思理论看到“资本普照光”的现代问题，也看到了资本运动自反性的客观必然性，同时还主张无产阶级成为阶级在自为地意义上来赢得“资本逻辑”抗争的胜利。阿尔都塞丧失了赢得胜利的主体性可能，主体性封闭在意识形态中，于是解放逻辑蜕变为对抗逻辑。

阿尔都塞思想找不到主体的本有空位，因为在主体的场域中充塞了各种意识形态内容，却唯独没有主体本真的自我。于是，丧失了本真我在的主体只能在意识形态中游荡，即使觉醒，也没有逃脱的空间。“主体与意识形态”双重镜像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封闭圆圈以悲剧方式展示了意识形态对自主能动自我的扼杀。如果说福柯是从医院、监狱等微观权力来理解人的社会化和个人主体的丧失，那么阿尔都塞那里是个人主体在社会关系结构甚至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丧失。这种个人的空无是更根本的，把它揭示出来给人看，在阿尔都塞看来就达到了去蔽意识形态，达到科学了。但对于人的行动的可能性，革命的可能性，阿尔都塞并不讨论。当阿尔都塞谈论阶级斗争时，也只是把它作为意识形态的起点。“各种意识形态……是来自在阶级斗争中搏斗着的各社会阶级：来自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的实践、他们的斗争经验，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讲阶级斗争及其最终目标“共产主义”，而阿尔都塞鲜少谈及二者关系。阿尔都塞从多元决定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传唤机制显现了解放任务的艰巨性。解放作为形而上学话语，在阿尔都塞理论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甚至不提了。

最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精神分析”理论总问题从根本上错失了解放逻辑。在哲学根本难题上，马克思聚焦“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于是，理论与实践关系是关键问题，从被侮辱、被蔑视、被遗弃的社会关系中获得“人的解放”是根本追求。而阿尔都塞聚焦于对现代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社会无意识）的精神分析，其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结构，成果是去蔽社会的意识形态想象和展现社会再生产机制。精神分析家们绝不是要直接帮助患者解决问题！正像精神分析实质是自我分析而不是外在治愈疾病一样，对社会进行精神分析是社会关系的自我展现，而根底处与社会疾病的治愈（人的解放）无关。

尽管阿尔都塞指出了《资本论》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但是阿尔都塞更多停留于理论化解读，而没有深入资本的社会现实进行时代问题的解决。阿尔都塞的贡献是理论式地挖掘了《资本论》研究对象，并且突出了马克思思想的社会关系维度，但是阿尔都塞把马克思思想当成纯粹的科学，忽视了马克思思想政治哲学层面的解放逻辑。阿尔都塞把马克思“异化劳动—拜物教—资本统治人”的现代性问题诊断，转译为意识形态边界问题。陷入意识形态泥潭中的主体，挣扎着摆出战斗的姿态，这是阿尔都塞理论总问题呈现的景观。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维度论证了“个人丧失”难题，揭示了人在现代性状况下的基本境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人受抽象统治”现代性问题的深入拓展。阿尔都塞和马克思都敏锐地发现“人找不到真正的自我”这个现代性难题。阿尔都塞提醒我们注意，没有作为原型的主体能动性和自主性，“个人的消失”是意识形态镜像结构下的普遍问题。而马克思更乐观一些，马克思认为个人主体受抽象统治是资本主义时代或资本逻辑的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阿尔都塞指出了现代性问题，但阿尔都塞没有给出治病的良方。从他赞扬列宁辩证法，可以合理推断出他寄希望于从意识形态体系中寻找薄弱环节来突破意识形态封闭和统治。可是这种力量到底从何而来。阿尔都塞认为力量不是来自主体，因为主体已经和一直被意识形态规训，主体只是意识形态动物。力量只能来自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变革以及带来的“人类跑道”的根本变革。可是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如何变革，阿尔都塞不再谈论。阿尔都塞谈论的是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他看到的是生产方式的封闭性。因此，读阿尔都塞，既是充满了精神紧张，又满是期待，但最后却出现的是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死胡同。意识形态纠缠、批判、划界、抗争及其空间共存，是阿尔都塞理论的要义。

总之，如果说马克思思想包含着“科学逻辑”、“批判逻辑”和“解放逻辑”三位一体结构的话，那么阿尔都塞解读焕发的是马克思“科学逻辑”的内容，在科学逻辑展开的过程中关联“批判逻辑”，但“解放逻辑”则鲜少涉及。这是和阿尔都塞理论问题式相关的。阿尔都塞在“社会关系结构”上加上了着重号，在“意识形态”上添注了惊叹号。相较于阿尔都塞，马克思思想包含着更多的张力结构。如果说，马克思既探讨了原本用于点亮生命的启蒙之光如何转变为了摧毁生命意义的死亡逻辑，又分析了如何从繁荣又衰败的死亡逻辑中获得解放；那么阿尔都塞只是通过社会关系的结构分析和意识形态机制分析，来透析死亡逻辑的构成，但对走出死亡逻辑却只是陷入了挣扎之后的窒息中。对于无产阶级如何成为阶级，这个问题的思考延续和影响了阿尔都塞之后的当代西方激进左翼，但阿尔都塞本人没有找到可靠途径，反倒是阻碍了阶级意识得以形成的主体路径。因为在阿尔都塞理论中，主体是意识形态塑造的，二者是一个封闭圆环。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968年5月风暴中“结构不上街”。当然，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此时阿尔都塞的工作是保持理论领域中的阶级对抗姿态。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政治实践领域的事情，而不是作为理论实践的理论家或意识形态家的阿尔都塞要完成的任务。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是要去冲撞语言的界限，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要去冲撞资本的界限，那么不局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本，从总体上看，阿尔都塞是以理论、政治、实践的方式去冲撞意识形态的界限。以理论的方式，阿尔都塞揭示了种种一元主义话语的意识形态虚构性，以及马克思《资本论》的真正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提出“哲学是理论实践的理论”，力图实现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科学的双重循环阅读。以政治的方式，阿尔都塞提出“哲学是理论的政治”“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从而提出哲学中的政治立场和夺权问题。从实践的方式，阿尔都塞围绕“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阐发了“人是意识形态动物”“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的学说，从而揭示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无意识的主体作用机制。于是，意识形态战斗就成了阿尔都塞哲学的基本姿态。阿尔都塞从不同路向上撞击意识形态的界限，显示了意识形态的统治边界，但他又提醒我们这种种冲撞很可能会有反噬效果，使理论、政治、实践再次陷落意识形态之中。理论的方式，阿尔都塞明确说“意识形态无历史”即意识形态永存，阿尔都塞还自我批评说对种种意识形态“主义话语”的批判来提出“保卫马克思的科学”主张又陷入了理论主义的陷阱中。政治的方式，哲学作为“理论的政治”，要在理论领域中占据一个立场，从而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区别。对于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阿尔都塞求助于马基雅维利和列宁，主张以既内在又越出理论的方式来确立理论中的政治立场。阿尔都塞明确说在斗争中争取与意识形态不同的理论立场是很艰难的，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实践的方式，意识形态规训人，个人向来是主体。明了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和控制性，这是对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揭示，但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又令人窒息地揭示了现代性的现实，那就是个体的人无处可寻。与堂吉诃德不同，阿尔都塞冲撞意识形态界限的努力把意识形态的隐匿性、封闭性、统治性，把意识形态的理论品格、政治立场、实践机制显现出来，阿尔都塞打开了意识形态不同路径上的缝隙，从而为穿过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前提。

在哲学也是广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意义上，阿尔都塞理论也在冲撞哲学的界限。无论我们对哲学持什么样的态度（哲学是理论，理论的政治，还是实践展开），我们都无可回避地会遭遇阿尔都塞。另外，阿尔都塞把马克思思想的社会关系维度用放大镜和透视镜进行了展现，从而理论纠正了人道主义陷入形而上学的偏颇，这个功绩是不容否认的。但是，阿尔都塞理论也仅仅是马克思思想解读家族中的一个成员。马克思的理论显然还有更丰富的内涵，比如社会关系的现代形态及其实质，走出社会权力统治关系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道路，共产主义和解放逻辑，这些阿尔都塞鲜少涉及。下面我们以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理论贡献和缺失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启示，以期展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生长点。

第一，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要把握时代性、人类性的根本问题，要把马克思人的解放之价值寻求，落实到社会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的科学理解上，而不是停留于悲天悯人的道德诉求上，也不是仅停留在“异化—异化扬弃”之人道主义价值理解上。正如阿伦特区分马克思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所说，“马克思的思想与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同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主要弱点……在于把工人阶级看做是无权利、贫困的群体，把为了他们的解放的斗争看作是为了社会正义的斗争。基督教自古以来对邻人之爱的信念逐渐发展成社会正义的激进的理念……它不适用于社会群体，只是可能对个人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发挥引领社会的作用，就绝不能以“落后于时代”的思考方式来展开追问。以认识论历史革命的理论，如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变革那样来理解马克思，这是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正如阿尔都塞所说：“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概念，阿尔都塞说：“除了他的意识形态哲学时期的最后一部著作（指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外，青年马克思实际上（学生时代的博士论文不算在内）从来不是黑格尔派，而首先是康德和费希特派，然后是费尔巴哈派。因此，广为流传的所谓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派的说法是一种神话。”正视和回应阿尔都塞提出的“黑格尔派神话说”问题，进而切实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概念和学术定位，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构的理论前提。

第二，深入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来研究时代性根本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话语建构要加强对资本社会关系及其当代新形态、新变化的研究。阿尔都塞对于从人出发以人为本体来研究社会历史的“理论人道主义”评价说：“必须把人的哲学神话打得粉碎；在此绝对条件下，才能对人类世界有所认识。”阿尔都塞启示我们，不要停留在理论人道主义的简单辩证法中，而要从抽象的人的研究，从抽象理性或抽象价值的呼唤，回到现实生产和生活环境，深入到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中。当前，我们要研究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活动从物质生产活动到非物质生产活动带来的对活动主体、活动过程、活动产品以及活动效应的研究，评判新型生产活动是否存在突破资本关系的可能性。这也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汲取当代经济学研究的积极成果，推进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交叉融合，以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当代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构要解决好“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了“坚持和发展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构要求我们既要以马克思的方式理解马克思，同时又要根据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发展。

第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要关注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个人和共同体之间建立反思平衡所合适的合理边界，从而既防范个人任意对共同体稳定造成的威胁，也要防范共同体对于个人权利的漠视。詹姆逊评价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对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可通约性这个直到最近的哲学还在提出的二难困境”提供了“最有激发力的‘解决办法’之一”。我们认为阿尔都塞提出了“个人之死”的现代社会意识形态难题，他揭示了现代人生活的基本社会事实，推进了主体性理解从抽象理性主体的能动自主性到现实社会关系中的臣服者理解。阿尔都塞之后的主体性哲学都不可避免会遇到阿尔都塞难题。但阿尔都塞的理论倾向导致难题解答仍然付之阙如。我们既要吸收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批判的积极成果，防范形而上学霸权压制现实个人，获得理性权力的暴政、意识形态询唤的操控、社会权力对身体的社会化规训等力量的自觉，也要正面积极推进丰富的个人生活，稳定、合作、和谐的共同体，以及个人和共同体之间的多元团结和健康有序关系。如何建构有个性的类生活、有个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话语建构要研究的着重点，也是马克思主义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的有力生长点。我们认为，要走出“主体——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机器——意识形态”之间的封闭圆圈，走出意识形态泥潭，从理论倾向回归现实实践，回到利益负担的社会分配上来实现个人和共同体关系建构的空间移居。这就涉及社会正义问题。我们要以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为基础，积极吸取当代政治哲学的积极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建构。

第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话语建构，要关注意识形态文化建设，以积极的文化建设来加强社会主义建设。意识形态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除了论证社会客观规律的必然性之外，还包括对黑格尔、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蒲鲁东以及当时流行的种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和澄清。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也是要进行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划界。当然，阿尔都塞还把意识形态从虚假观念推进到客观物质存在的层面。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人类生活的“空气”和“社会历史生活的基本结构”。“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詹姆逊借用海德格尔术语说“意识形态就是我们在世界之中存在”，指出“通常我们只能借助象征秩序这个中介来理解现实”。阿尔都塞对作为社会无意识的意识形态进行精神分析，从而在实践和承诺方面进行干预。这启示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要以马克思文化理论为基础，结合当代精神分析学说的积极成果，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和使命，深度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建构。

阿尔都塞思想是一个复数，马克思思想更是一个复数。从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列宁的反映论，卢卡奇的总体性哲学、阿尔都塞的科学说，到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话语斗争新策略，马克思思想理解有“实证科学型”“异化—人道主义型”“社会关系—科学型”“阶级斗争—领导权”范式。阿尔都塞告诉我们，无论选择还是不选择，我们都会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而理论总会产生理论后果。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具体辨析来确定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理论结构。而无论是马克思的后黑格尔哲学划界，还是阿尔都塞的后意识形态划界，甚至扩展到现当代西方哲学，有尼采的生命划界、海德格尔的存在划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划界，可见，形而上学纠缠下的后形而上学划界是现当代哲学的基本活动。基于此，我们认为，贯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生长点各领域的关键原则是要以敏锐的边界意识来自觉进行划界活动从而敞开未来。这包括：在“理论实践的理论”维度考察哲学边界，对于“哲学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获得哲学有限性的自觉。在“理论的政治立场”维度，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划界，其真实对象是什么？与“资本意识形态”不同，她要反对什么，要倡导什么？在“理论的科学理解”维度上，要自觉防范形而上学的虚假和霸权性理解方式，防范形而上学种种变形的卷土重来，并通过后形而上学划界活动来安放价值和希望。

综上，阿尔都塞理论的基本贡献和内在限度启发我们：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要关注批判性和建构性的有机统一，即在同一性思维批判中获得辩证法理论自觉，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确立生命价值，在资本逻辑瓦解中建立解放逻辑，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建设积极文化，在形而上学批判中葆有后形而上学希望。当然，因为阿尔都塞把社会关系尤其是意识形态作为研究重点，因而几乎没有提及自然。显然，生态文明理念和制度体系建设以及社会治理也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建构的重要方面。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理论对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建构的启示价值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阿尔都塞的哲学难题恰恰是和他的周围生活世界是密切相关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启示我们，在分辨、吸取各种理论资源的同时，面向中国社会现实，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术话语创新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