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的影响——以特斯拉超级工厂进入中国为例
2024-08-26   来源：于琳慧 周晓岚 林智超   

202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其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合理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2024年全国“两会”再次强调了相关议题，这也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扩大外资市场开放，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改革开放理念高度契合。汽车行业作为制造业领域重要一环，一直以来实行的是“以市场换技术”政策，即外国汽车制造商必须与国内汽车制造商建立合资企业，才能在中国生产和销售汽车，并且按照原有政策规定，外国投资者在合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合资企业形式使得中国国内汽车制造商受益于外国汽车制造商内部的知识溢出，中国传统汽车制造业实现快速崛起。直至2018年6月，中国出台了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取消了新能源汽车行业中方股比不低于50%的规定。同年7月，特斯拉全资超级工厂落户中国，成为首个在中国落地的独资汽车品牌。独资的特斯拉作为标志性重大外资项目，与之前通过合资方式运营的企业有很大不同，这意味着原本可能通过合资合作实现的内部知识溢出效应因独资经营而不再直接发生，如此，外资对我国新能源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是否依然存在？伴随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应该鼓励独资企业进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吗？

近年来有关外资进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但文献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现有文献中主要有两种解释。一些文献认为外资进入会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外商投资为复合投资，其引入不仅能为东道国企业提供资金，还包括先进的制度、技术、管理经验等。各国运用优惠政策引入外资，也是相信外资能够为本国企业带来新知识、新技术。外商投资与自主创新不是对立关系，相反，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可以依托外资带来的技术，技术的溢出效应使得国内企业自主创新风险降低。毛其淋研究表明引入外资不仅能够提高东道国企业创新程度，而且延长了创新持续的时间。此外，韩超等进一步发现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的创新规模增速和创新质量及增速均产生了正向影响。还有研究发现，外资溢出效应的正向集聚效应取决于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Gong使用美国跨国公司及其在中国的制造子公司的面板数据集，发现创新能力和工人工资较高的公司从外国跨国公司的存在中受益更多。相似地，诸竹君等研究表明技术吸收能力越强的本土企业，在面对外资进入时其创新水平显示出更强的优化效应。有关汽车行业方面的研究，Sipikal & Bucek通过斯洛伐克汽车行业案例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是知识溢出的主要渠道，并且是区域性产业创新由模仿向自主研发转变的主要驱动力。还有一些文献认为外资进入会抑制东道国企业创新，或者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外资进入使得市场竞争加剧，外资企业会替代一部分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竞争替代”效应和“市场挤出”效应共同作用使得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减少，自主创新能力下降。Ning et al.研究发现FDI进入降低了FDI公司子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FDI企业进入使得东道国创新减少。有学者使用随机前沿模型和省级工业企业数据测算了外资进入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净效应，结果同样表明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为负。此外，FDI的进入还会将FDI公司子公司的创新活动转移到母公司，从而对本土企业创新不产生影响。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有大量关于溢出效应研究，但关于外资进入东道国的形式如何影响溢出效应，受到的关注有限。Tan et al.的研究发现只有合资形式的FDI存在正的后向溢出效应，独资FDI不存在此效应。这与曾国安和马宇佳的研究一致。同时，包群等研究发现合资虽然可以改善企业绩效，但影响有限且持续时间短。但是，Bournakis et al.表明虽然合资FDI与本土企业具有更紧密的关联，但因独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高于合资企业，结果为独资企业给本土企业提供更多的技术溢出机会。刘斌等、李笑和华桂宏也表明独资形式的FDI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现为先抑制后促进趋势。可见，外资进入的形式也是影响内资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关于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学术界虽已展开广泛探讨，但并未达成一致结论，这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首先，外资进入的模式（如合资与独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该领域的研究尚不够充分。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同时也是2018年外资准入放宽的重点行业，还未有研究对其外资股比放开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其次，研究方法与评价标准的多样性也是导致结论不一的原因之一。学者们采用诸如生产率、研发投资、新产品收入等不同指标来衡量创新能力，而这些指标间存在差异，使得准确评估外资进入的创新溢出效应变得复杂，即便是广泛应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技术创新进步。最后，外资溢出效应的显现并非必然，它依赖于一系列条件。有研究指出，这种效应的产生基于本土企业对内外差异的认知及主动学习模仿的行为，且东道国企业的内在差异性显著影响外资创新溢出的接收能力。因此，在探究外资影响本土企业创新表现的过程中，须全面考量企业间的异质性特征。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2018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开，特斯拉超级工厂进入中国为切入点，深入探究外资准入放宽、独资特斯拉进入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注外资进入模式的变化，从实证层面佐证了外资持股比例放开由合资模式向独资模式转变后，外资进入对企业创新仍有积极的溢出效应，丰富了外资准入对企业创新的微观证据，为新时代背景下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引导外资更好地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提供新的经验证据。第二，使用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衡量企业创新，专利尤其是发明专利，是对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法律认可，直接体现了企业在技术或产品上的创新成果。专利数量可以直观反映企业在某一时期内的创新活动量和创新活跃度。第三，探索创新溢出效应在不同异质性企业的表现，揭示不同地理位置、产业链位置、规模和所有权结构的企业特征如何影响其吸收外资创新资源的能力，为本土企业如何有效利用外资提供政策启示。第四，新能源汽车作为新兴产业代表，其创新生态与传统行业有显著差异。本文将新能源汽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量化分析外资进入对该行业创新绩效的特定影响，探讨其作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引擎的独特性。实证研究将揭示外资在推动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的独特作用，为其他新兴产业的外资政策提供参考。

内部化理论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市场机制不尽完善的情境下，跨国公司为了绕过外部市场的缺陷并减少交易成本，倾向于采用国际化直接投资和内部一体化运营策略。这一做法实质上是以企业内部高效管理流程来替代低效或缺失的市场机制，从而保护其业务运作免受市场失灵的负面影响，并借此捕获跨国经营活动独有的内部效益优势。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并利用内部化优势，众多跨国公司选择直接投资途径深入国外市场，这一举动深刻影响了行业竞争格局，促使其与东道国本土企业既形成直接竞争又促成合作局面。总体上，外资进入通过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本土企业创新产生影响。通常情况下，外资进入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对同一行业和其产业链上下游行业产生正向影响；竞争效应同时存在挤出效应和逃避效应两种相反的作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确定。因此，外资进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取决于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之和。

（一）溢出效应

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企业若兼具所有权、内部化及区位三重优势，通常会采用国际直接投资策略。在此背景下，外资企业倾向于涉足其享有显著竞争优势的领域，其中包含生产效率的领先、研发技术的优势及卓越的管理实践。为了迅速追赶并减少与外资企业的差距，本土企业采取策略性学习路径，通过细致观察外资在市场营销、制造及企业管理上的先进做法，并结合自身对本土市场的深度理解，有目的地吸取并调整这些策略，不断优化自身生产流程、强化运营管理，以此提升生产效能与整体业务运作的效能。

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的现象已经被广泛研究。外资进入不仅为本地企业注入资金，还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及高效管理模式，产生人员交流、学习模仿和标杆示范等一系列外溢效应，推动了本土企业创新能力与绩效的提升。依据外资进入影响东道国内资企业的不同方式，可以将溢出效应分为同一行业的水平溢出和行业间的垂直溢出。在同一行业中，外资为内资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尽管外资企业可能会采取提高薪酬、签署保密协议等手段来短期限制人员和技术的流失，但其形成的“人才集聚效应”依然有助于减少本土企业在信息搜寻与研发投入方面的初期成本，从而提升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此外，得益于人才引进政策的推行，那些具备外资企业工作经验或接受过高级技能培训的研发人员，部分会流向本土企业，这一趋势进一步促进了本土企业在创新成果上的提升。依据东道国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处产业链位置的不同，外资的垂直溢出效应分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前向溢出层面，外资企业以其高品质的中间产品和技术供应给下游的本土企业，使本土企业有机会接触到国际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通过实践学习的过程，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得以增强。后向溢出层面，外资企业向东道国企业采购货物或服务时，为了得到更高质量的中间品，有动机帮助东道国企业提升技术。同时，而且，本土企业为了满足成为外资企业供应商的条件，获得更多利润，也会更多地进行技术投入，不断提高自身产品创新水平。

（二）竞争效应

跨国企业常会选择进入那些具有较高行业准入门槛的领域。这类行业在外资进入前，企业数量有限，使得本土企业能享有较为广阔的市场份额。然而，随着跨国企业的进驻，市场竞争强度激增，导致本土企业不仅要应对市场份额缩水的问题，还需面临产能过剩的严峻考验。外资进入抢占国内市场的优质资源，这必然加剧行业的市场竞争，市场竞争的加剧将对企业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逃离竞争效应”表明，创新能够帮助企业削减成本，技术领先者所获取的创新收益超过与对手共享的折现收益。这意味着，企业可通过创新途径超越竞争者，因此，市场中竞争的升级实际上激励了本土企业的创新发展。创新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技术领先者获得的创新利润高于其他公司的利润，企业可以通过创新摆脱竞争对手，这意味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会刺激当地企业进行创新。另一方面，“熊彼特效应”揭示，高额预期利润是创新的主要推手，而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削减这部分利润，进而可能阻碍本土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具体而言，当市场竞争尚不激烈时，“逃离竞争效应”占主导，外资引入的竞争加剧态势将积极促进本土企业的创新进程。反之，一旦市场竞争达到高度白热化，“熊彼特效应”开始显现其主要影响力，外资进入后更剧烈的市场竞争反而会抑制本土企业创新。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符合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竞争挤出效应现象普遍存在，即外资进入所带来的激烈竞争环境会削弱企业的研发投入意愿。

综上，竞争效应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外资进入引发的市场竞争加剧促使东道国企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从而提升了整体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外资进入也压缩了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利润下滑。竞争效应包含了负面的“竞争挤出效应”与正面的“竞争逃避效应”，因此对本土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作为第一家以独资企业形式进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特斯拉进入的形式和从前的合资形式相比发生很大转变，其作用方向有待进一步确定。虽然特斯拉进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会抢占本土厂商的市场份额，加剧生存压力，但激烈竞争也会搅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倒逼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高自身竞争力；同时特斯拉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巨头，在技术创新方面一直具有超越其他新能源汽车企业的优势，会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起到标杆引领作用；特斯拉配件实现百分百国产化这一要求，也会在一定程度提高新能源汽车供应企业的生产技术要求；此外，特斯拉进入也会提高中国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外资进入对我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假说2：外资进入可通过溢出效应对我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假说3：外资进入产生的竞争效应有助于倒逼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外资进入中国对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Yit表示企业创新的被解释变量，即发明专利申请情况。Timet定义为时间虚拟变量，外资管制放松、特斯拉进入之前的年份为0，当年及之后的年份为1。Treati定义为政策虚拟变量，新能源汽车相关上市公司赋值为1，其余为0。交互项Timet×Treati的系数β1，是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外资进入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影响的净效应。Xi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股权集中度、流动资产比率、销售收入、政府补贴。μi表示控制企业固定效应，γt表示控制年份固定效应。β0为常数项，λ为控制变量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1.数据说明

中国创新增长的主要时期为2012年之后，因此本文选用2013—2021年的创新数据，这样可以覆盖中国创新增长的主要时期，从而更好地对外资进入对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产生的影响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本文以中国A股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其数据可以反映出政策变动的净效应，上市公司作为国家的龙头企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受影响的程度可以直观体现一国经济整体受影响程度。而且由于上市公司严格的监管，其数据的完整性与可信度均较高。

新能源汽车相关上市公司的选取来源于万得数据库（WIND）和同花顺问财网。本文从WIND数据中选取了新能源汽车概念股、充电桩概念股，从同花顺问财网选取新能源汽车概念股，之后手动对比了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以筛选所选股属于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本文剔除了ST、*ST公司以及在2018年及之后上市或之前退出的上市公司。为了保持可比性，本文只保留了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这里原因有三点。首先，同一行业的企业可比性高；第二，制造业企业在上市公司群体中占据显著比例且样本基数庞大；第三，制造业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分布广泛，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经过一系列筛选和处理步骤后，本文最终确定了164家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样本企业，1808家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对照组。在这项研究中，研发数据以及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专利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2.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这是因为发明专利是知识产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持有发明专利的企业往往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且，与其他创新绩效指标相比，如研发支出、新产品上市等，专利申请有一定的质量门槛，专利申请成功意味着企业创新成果达到了一定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标准。在数据处理方面，由于专利数据呈右偏态分布，本文对发明专利申请数的1%和99%百分位进行缩尾（winsor）处理后，再加1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为特斯拉进入中国后的时间与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的交互项。控制变量方面，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本身的特征变量及财务指标，包括以下变量：企业规模（Size），通常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进行研发创新投入，本文采用上市公司总资产来衡量。企业年龄（Age），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其创新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选用企业成立年限的对数来衡量。资产负债率（Leverage），选用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来衡量。资产报酬率（ROA），其衡量指标选用企业总利润与财务费用之和与企业资产总值的比值。股权集中度（Lagrat），选用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流动资产比率（Rliquid），用企业流动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销售收入（Sales），销售收入的增加为企业提供了更充裕的现金流，这是企业进行研发投资、购买先进设备、引进高端人才等创新活动的基础，选用企业营业收入的对数来衡量。政府补贴（Subsidy），政府补贴为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有助于缓解企业面临的资金约束，选用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贴金额的对数来衡量。各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估计的可靠性建立在处理组和对照组遵循平行趋势这一假设之上，即在没有受到政策干预时，两个组别中结果变量的发展趋势应当保持一致。基准回归分析揭示了外资进入对本土新能源车企平均创新水平的影响程度，但尚未涉及这一影响随时间推移的具体变化情况。为此，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对外资进入中国所产生的动态效应进行实证验证，并构建了以下的模型。

其中，Dit是虚拟变量，如果外资进入中国，企业是新能源汽车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在这个方程中，我们关注的是系数δt，它反映了外资进入中国的第t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和非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差异。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回归模型（1）相同。同时，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把外资进入的前一年2017年作为基期。图1绘制了具有95%置信区间δt的估计结果。

由图1可以看出，发明专利申请数在外资进入中国前没有显著变化，说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发明专利申请数在外资进入中国前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在外资进入中国后的当期及后两期均出现了显著正向变化，这说明外资进入中国后显著促进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明专利数量。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外资进入对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影响效果评估的主要回归结果。其中，列（1）报告了仅包含政策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4）逐步纳入了反映企业特征、年份固定效应以及个体企业固定效应的控制变量，以便更准确地评估外资进入的净效应。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基线模型还是在添加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以及固定效应之后，核心解释变量外资进入的政策效应（DID）的系数始终保持正值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变，这验证了回归模型的稳健性。具体到列（4）的分析中，发明专利申请数的系数估计值为0.12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外资进入使得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增加，增加的专利申请数约为12.8%。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外资进入中国扮演了创新催化剂的作用，激发了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发明专利领域的“高质量”创新行为，表现为发明专利申请量增多，各企业侧重于实质性的技术创新。因此，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说1，即外资进入确实对提升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

注：*、**、***分别代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N表示样本数量。以下各表同。

（三）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处理效应的稳健性，本文将处理组进行随机化处理，并对处理变量执行1000次重复随机抽样操作。接下来，观察在这一系列随机化过程之后得到的DID系数的核密度分布情况，探究其是否呈现出集中于零附近的特性，以及该分布是否显著偏离了实际的真实数值。下边是单独提取出1000次回归结果后的DID系数与标准误，绘制了p值与系数的散点图。

由图2可以看出，散点集中分布在0附近，且远离其真实值，多数散点都位于虚线以上，同时说明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这意味着外资进入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冲击效应没有受到其他未被观测因素的影响。

2.PSM-DID

尽管双重差分方法得出了外资进入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的平均处理效应，但是由于新能源汽车很难找到完美的对照组，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因此本文先使用PSM寻找与处理组尽可能相似的控制组，然后进行DID检验。具体来说，本文选定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股权集中度、流动资产比率、销售收入、政府补贴作为匹配的关键变量。按照上述设定进行截面PSM，利用卡尺半径为0.05，最近邻1：2匹配算法为所有新能源汽车企业筛选出符合共同支撑假设的对照组，并剔除那些不符合共同支撑条件的数据。图3展示了截面PSM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分布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在匹配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核密度曲线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完成匹配后，这两组的核密度曲线则呈现出了较为接近的状态。因此，采用截面PSM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表4列（1）展示了运用PSM-DID回归的结果，可以观察到这些结果与基准回归分析保持了一致性。这意味着即便在充分考虑并校正了选择偏差的影响之后，基准回归分析所揭示的结论仍然具备较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3.更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增加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和研发投入占比作为企业创新的替代变量。考虑到专利授权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本文将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研发投入占比用研发投入金额与营业收入比值来表示。如表4列（2）—（3）所示，发明专利授权总数和研发投入占比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外资进入能够促进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

4.更换样本

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扩大样本，不只使用制造业数据，而是将样本扩展到剔除金融业之外的所有上市公司。经过处理，样本最终包含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175家，对照组上市公司2732家。将表4列（4）的结果与表3的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基本结论一致，即外资进入显著推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行为。因此，在更换样本后，结果仍旧是稳健的。

  注：限于篇幅，本文未在表中报告控制变量的结果。以下各表同。

（四）机制检验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显著促进了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此发现引发了我们进一步考虑，外资进入通过何种渠道促进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在本部分，我们对其中可能的作用渠道进行实证检验，以深入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结合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对于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有两个相反的作用。一方面，外资进入可能通过正向的溢出效应，如示范效应和学习溢出效应，对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也可能通过竞争效应对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竞争压力可能导致本土企业资源分散和创新动力减弱，因为它们需要应对来自特斯拉等国际品牌的市场份额争夺。同时，竞争压力也可能倒逼本土新能源车企进行创新。基于以上考虑，下文从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两个角度检验外资进入中国的作用渠道。

1.溢出效应

本文借鉴宋赛虎和李娜的做法，构建溢出效应的指标（SP），具体计算方法为企业联合专利申请数与同行业外资进入比例的乘积。企业联合专利申请能够反映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合作情况，与同行业外资进入比例相乘将创新合作和外资进入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以反映企业间创新合作与外资进入对溢出的综合影响。同行业外资进入比例（r_ fdi）的测算采用Lu et al.、诸竹君等的基本思路，具体方法为：

其中，i、t、j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年份。行业为2012版证监会行业分类。Fit表示外资企业的营业收入，Yit表示本土企业的营业收入。同行业外资进入比例越大，表示行业外资进入程度越高。企业联合专利申请数来源与CNRDS数据库，企业营业收入来源于CSMAR数据库。

接着，本文引入政策净效应和溢出效应的交互项，如果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政策净效应的系数为正相关，这说明衡量溢出效应的指标在外资进入对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外资进入通过溢出效应影响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表5列（1）检验了溢出效应，即相比于受到溢出效应较小的企业，受到溢出效应较大的企业是否能够在外资进入后有更多的创新绩效。可以看到，DID的系数为正，DID与SP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可能归因于特斯拉拥有的新能源汽车尖端制造技术和高效的管理实践，其入驻中国市场不仅树立了行业标杆，还对本土新能源汽车产业产生了显著的引领示范作用。此外，那些在特斯拉工作过或接受过高水准培训的研发人员，可能会流向国内新能源车企中，这种人才流动机制也会促进本土车企创新能力的增强。以上结果表明企业受到溢出效应越强，外资进入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越显著。这也验证了溢出效应是外资进入影响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的途径，假说2得到验证。

2.竞争效应

这部分考察在市场竞争程度不同的行业中，外资进入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的效果差异。理论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本土创新效能的影响受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具体而言，在高度竞争的行业中，“熊彼特效应”倾向于冲淡“竞争规避效应”对促进企业创新的正向推力，导致外资进入激发市场驱动创新的力度有所衰减。反之，在竞争相对不足的领域，外资进入则更有力地促进了企业通过市场激励进行创新。本研究采用企业所在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HHI）衡量市场竞争强度，并通过引入HHI与DID的交互项分析外资进入在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具体影响路径，以此揭示其对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

表5列（2）显示了加入了DID和HHI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DID与HHI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而且DID的系数与交互项的系数符号相反，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竞争程度低，外资进入可以促进本土新能源车企的创新。这主要是因为外资进入刺激市场竞争，竞争压力倒逼本土企业创新。但随着市场竞争程度加剧，本土企业在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下，选择逃避策略，缩减研发支出，避免与外资企业进行竞争。换言之，当市场避开了充分竞争，“逃离竞争效应”成为推动企业行为的首要力量。但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熊彼特效应”的影响力开始攀升，并逐步侵蚀掉原先“逃离竞争效应”对企业的正面助益。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竞争效应是外资进入影响本土新能源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假说3得到验证。

（五）异质性检验

前述分析从总体上证实了外资进入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的积极推动作用，然而，考虑到不同地理位置和所处产业链位置在溢出效应方面，以及不同企业规模和所有权性质在竞争效应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为此，本文从以上四个角度出发进行异质性探讨分析。

1.企业地理位置差异

由于特斯拉超级工厂位于上海市，考虑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以上海作为中心来观察特斯拉进入是否存在地理位置上的创新溢出。以上市企业注册地所在城市与上海距离的中位数进行划分样本，距离小于此中位数的企业为近上海企业，大于此中位数的企业为远上海企业。结果报告于表6列（1）—（2），结果显示近上海企业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远上海企业结果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外资进入存在地理位置上的空间溢出效应，即距上海距离越远，溢出水平越低，近上海能够为当地企业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来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2.企业产业链位置差异

外资进入对不同产业链位置的企业影响不同，因此本文手动搜集了每家新能源汽车的业务板块（具体见附表1），之后依据企业所处汽车产业链的位置，将新能源汽车企业分为新能源汽车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两种类型。表6列（3）—（4）发现，核心企业系数显著为正，配套企业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依据溢出效应理论，主要可以用垂直后向溢出效应来解释，即跨国公司通过设置苛刻的质量要求、规范的工艺以及严格的交货时间等措施促进了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特斯拉技术水平高，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长，而且供应商与特斯拉的关联度高，溢出效应大。这也与特斯拉配件实现百分之百国产化的目标一致，特斯拉对零配件高品质的要求，倒逼中国新能源汽车供应商提升自身品质，加大创新投入，也提升了创新产出。

3.企业规模差异

基于企业总资产的中位数，本文将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两类，以探索不同规模企业在外资进入背景下的创新差异。已有研究指出，在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小型企业首要任务可能是保证短期内的现金流稳定和基本运营，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更倾向于维持现有的业务模式和产品，而不是投入到回报周期较长的创新活动中；而大型企业则可能因为市场份额较大而寻求维持竞争优势的持续创新。表6列（5）—（6）的回归结果显示，大型企业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能够刺激大型企业的创新；小型企业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外资进入小型企业的竞争压力加大。

4.企业产权性质差异

现有研究发现，在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得益于其固有的创新资源优势以及政府在创新政策上表现出的倾向型支持，成功构建了有利于研发创新活动的良好生态环境，进而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而且，参照我国汽车制造业发展历程，几乎只有具备雄厚资本基础和悠久发展历史的国有企业，才具备了进行汽车整车生产的必要条件。新能源汽车作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所属企业的规模实力和创新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基于此，本文推测外资进入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会更加明显。表6列（7）—（8）展示了相关结果。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样本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非国有企业样本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一结果与本文的推测相一致。

（六）拓展分析

以上探讨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对本土新能源车企创新产生的影响，但未充分考量企业运营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参考已有研究，本文从融资约束和营商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融资约束

相关文献指出，本土企业若融资约束较小，便能够相对容易地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获取贷款，从而有效缓解资金紧张状况，助力企业更好地投身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相反，倘若融资难度较大，则会对企业经营和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参考顾雷雷等，本研究使用FC指数反映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表7列（1）将外资进入中国与企业融资约束的交互项加入模型，回归结果中交互项DID*FC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融资约束越强，外资进入对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的正面影响越小。结合前文分析，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强，意味着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在获取资金用于研发、扩大生产和市场推广等方面的难度越大，这可能会削弱这些企业应对特斯拉等竞争对手挑战的能力，导致其技术创新受到限制。

2.营商环境

现有研究发现，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和发展，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将会大幅度削减，从而使得企业有更多精力用于市场竞争和产品创新能力的提升。借鉴王永进和冯笑的方法，本文使用销售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三者之和）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衡量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Cost）。表7列（2）表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DID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制度性交易成本越低，外资进入则更有利于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结合前文基准回归分析，该结果表明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越好，企业创新受到外资进入的正面影响越大。

作为中国第一家独资汽车品牌，特斯拉的入驻给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汽车行业引入外资的方式第一次从合资转变为独资，溢出效应方向尚不可知。本文通过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深入分析，为理解外资进入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证据，进一步丰富了外资经济效应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外资持股比例放宽的背景下。与先前研究相比，我们的结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和补充。

第一，以往研究对于外资进入模式转变后的创新溢出效应探讨有限，尤其是从合资向独资模式的转变。本研究通过详实的实证数据分析证明了即便在独资模式下，外资依然对本土企业创新保持着积极的溢出效应。这不仅反驳了部分学者关于独资模式可能抑制本土创新的担忧，也为当前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不断放宽外资准入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持了高质量开放经济的发展路径。

第二，不同于传统的生产率、研发投入等指标，本研究采用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作为创新活动的直接度量，为评估企业创新提供了一种更为直观、具体的量化手段。这一创新方法不仅强化了创新成果的法律属性，还突出了企业技术或产品创新的直接贡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维度。

第三，在分析外资溢出效应时，我们考虑了企业异质性特征（如地理位置、产业链位置、规模、所有权结构）对创新吸收能力的影响，揭示了不同企业在利用外资创新资源上的差异性策略。这一发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指导，即如何根据不同类型企业的特性和需求，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外资利用政策，促进整体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

第四，针对新能源汽车这一新兴产业，本文通过量化分析揭示了外资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独特作用，明确了其作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引擎的关键角色。这不仅填补了新能源汽车领域外资影响研究的空白，也为其他新兴产业的外资政策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案例，强调了在快速变化的科技革命中，精准定位外资政策的重要性。

本文的研究结果从实证层面佐证了汽车行业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开以及类似特斯拉这样的独资外资企业的引入，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具有如下政策启示。首先，外资进入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影响的两条核心路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了两个维度的启示。第一，加强技术与知识溢出。政府和企业应主动构建开放合作的平台，鼓励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通过合作研发、技术许可、人才流动等方式，加速先进技术的本地化吸收与创新应用，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第二，优化竞争环境。合理规划产业政策，确保市场竞争既激烈又有序。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应注重引导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创新和服务质量的竞争，利用“熊彼特效应”激励企业不断进行产品和流程创新，避免陷入低效竞争的陷阱。同时，本土企业应根据市场竞争状况采取差异化战略，发展自身特色技术和品牌优势，减少对外资技术的依赖，利用外资进入带来的机遇进行转型升级，开拓细分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次，地理位置接近特斯拉等领先企业、处于新能源汽车整车与配件产业链位置、具备大规模以及国有企业身份的企业展现出较高创新绩效，这一现象提供了以下四点启示。第一，接近行业领头羊，企业能更容易获得技术外溢、供应链协同和市场信息的优势，促进知识交流和技术学习。这强调了地理位置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性，政府和企业应考虑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周边布局，以利用这一“邻近优势”。第二，身处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配件产业链位置的企业，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到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中，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这启示企业应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形成协同创新网络，共同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第三，大企业通常拥有更强的资金实力、研发能力和市场影响力，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它们的创新绩效。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联盟、合作或加入创新平台等方式，借力大企业的资源和优势，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第四，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好，反映出国家支持、稳定资金来源以及可能的政策倾斜等因素对其创新活动的正面影响。这提示在推进产业创新时，要重视国有企业的引领作用，同时鼓励其与民营及其他类型企业合作，形成互补优势。

最后，较强的融资约束与较差的营商环境对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取外资支持及促进创新构成了挑战，这一观察带来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共同努力，拓宽企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这包括提供政策性贷款、设立专项基金、鼓励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参与，以及支持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等。第二，简化行政程序，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能吸引更多外资，还能激励本土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勇于创新。总之，要充分发挥外资进入对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的正面影响，就必须从多方面入手，最终推动整个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责任编辑：李玉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