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对“身”“形”的关注、思考及诗意表达
2024-09-14   来源：王立增   

所谓“身”“形”，即今言“身体”也。西方学界早已出现关于身体史、身体书写、身体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则习惯于从抽象的“人”出发，探究其伦理道德而忽视其生物属性。比如在陶渊明的研究中，人们看重的是他的高洁人格和隐逸精神，以至于在后来逐渐演变成一个“文化符号”，但对于那个有血有肉、充满痛苦的生物之躯，较少被学者关注。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了陶渊明的疾病、形象以及他对生命的体验与思考。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追索陶渊明生活的历史场景，深入其日常行为与心理状况，揭示他因关切自己“身”“形”变化而产生的过度焦虑，以及由此而上升到哲思层面形成的“贵身”思想，探讨这一切是如何在作品中被“诗意”表达并呈现给世人的。

可以说，陶渊明在诗文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身体变化的生命历程及心理感受。其少年时的形象，陈怡良曾有过细致分析，归结为“贫苦磨练，少年老成”“闲静少言，克己自重”“质性自然，任真自得”“志大气豪，仗义行侠”等八项，认为其“具有优异的人格特质”。这是指陶渊明的气质与性格。至于其身体，陶渊明晚年曾有过回忆，《杂诗》其五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拟古》其八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不仅“壮且厉”，而且还有“逸四海”的“猛志”，展现给世人的是一幅健康自信、刚强勇猛的形象，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当然，这是陶渊明自己的言说，难免带有自塑成分，但至少不应该像颜延之《靖节征士诔》所说的那样体弱多病。

陶渊明“身”“形”出现变化是在三十余岁。当他生了第一个儿子陶俨，便在《命子》诗中写到“顾惭华鬓，负影只立”。“华鬓”即是两鬓斑白。袁行霈推断此诗当作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即陶渊明三十八岁时。为何陶渊明三十余岁就已“华鬓”？清代顾易《柳村谱陶》中说“公盖多病早衰”，李浩进一步考实为罹患“羸疾”所致，李红岩则认为是“贫困摧毁了诗人的健康和身体”，其实应该是病痛、贫困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显然，“华鬓”已使诗人变得紧张而焦虑。后来数年，陶渊明进入仕途，较少在诗文中言及自己的身体。四十岁时所写的《荣木》，序言中虽然也提到“白首无成”，但感慨的是事业无成，学道未精，身体并不是关注重点，诗中表达的只是一种遗憾，不至于焦虑。可是到了五十岁以后，衰老之状愈来愈强烈地侵袭着诗人，这引起了他的密切关注，在诗歌中频繁出现对身体的书写，最为典型的体貌特征如下。

（1）白发。陶渊明三十余岁出现“华鬓”，五十岁后变为白发，自是情理中事。让人惊奇的是，陶渊明一次又一次地把它写进诗歌里，并在晚年诗作中出现次数最多。例如《饮酒》十五云：“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责子》中说：“白发被两鬓。”《岁暮和张常侍》中说：“白发一己繁。”《杂诗》其七云：“玄鬓早已白。”

（2）肌肤松弛。人至晚年，皮肤失去光泽，松弛下垂。陶渊明对此甚为关注，《责子》一诗中说“肌肤不复实”，《岁暮和张常侍》中谓“素颜敛光润”，都是对其肌肤的描写。

（3）气衰弱质。这也是老人经常常见的身体特征，陶渊明后期诗歌中经常言及，如《杂诗》其五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杂诗》其七云：“弱质与运颓。”《与子俨等疏》中说：“疾患以来，渐就衰损。”《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云：“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这些作品中，诗人的年老孤独、身体羸弱之状溢于言表，但耳、目似乎还未出现问题，故述及下雪是“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

综上，我们可以想象，晚年的陶渊明披着一头白发，面容枯槁，形如仙鹤，多么超凡脱俗——陶渊明的符号性形象就是这样被建构起来的。对于陶渊明本人而言，面对身体的“残酷”变化，他表现出的是极大的痛苦和焦虑，因而在诗文中予以真实地吐露与呈现。如《杂诗》其五：“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连雨独饮》：“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与子俨等疏》：“自恐大分将有恨也。”《还旧居》：“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这在东晋刘宋时期甚至南北朝诗人中都是颇为少见的。

当然，更让陶渊明恐惧的是死亡到来后“身”“形”的完全变化乃至于消失。他在《挽歌诗》其一中说自己死后将“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在其二中说“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想象自己的身体将会枯朽，口闭眼瞎。有很多人认为，陶渊明对死亡是超脱的，这其实是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才达到的境界（见第三部分），而在他50岁前后的一段时间，心情极为低落，如杨剑锋所言，“对死亡的来临充满了焦虑与痛苦”，原因是死亡会让身体消失。公元409年秋天，陶渊明看到草枯叶落，哀蝉孤鸣，于是想到“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沮丧之情与绝望之悲油然而生。与陶渊明关系紧密的从弟仲德、仲远的离世，对他更是一种打击。其《悲从弟仲德》中说：“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一旦逝去，便再也不能恢复原“形”，诗人因而感到悲痛和恐惧。到了后来，当陶渊明对生死的认识上升到哲理化思考之后，此种焦虑才得以释怀。

按照西方学界对身体的研究，身体可分为显性身体和隐性身体。显性身体即上文所论“身”“形”及头发、眼睛、四肢等体貌，可见可感；隐性身体则是指虽然没有明确标示，实际上身体仍是言说的主体。我们发现，在陶渊明的诗文中，除了对显性身体的关注外，隐性身体亦常常出现，有些诗歌中即使没有直接描写形貌特征，但“身”“形”依然在活动，并且还呈现出多元面相。

（一）疲倦的“身”“形”

身体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因为任何人都要参加社会活动。陶渊明中年仕宦，经常行役，似乎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让他抱怨不已。公元404年，陶渊明就任镇军参军，路过古楚地曲阿时写《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诗，其中：“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馀。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全是通过身体的感受抒写自己对行旅的厌恶及对田园的向往，虽然目之所见格外新异，但形迹被拘，远不如田园生活自由快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是公元405年陶渊明奉公去京都经过钱溪时所写，“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诗人感叹自己身不由己，做官严重束缚了自己的“身”“形”。

在陶渊明辞官后，他躬耕田野，参加劳动，耗费体力，“身”“形”疲倦。《归园田居》其三说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劳动是有强度的，对于一个“四体不勤”的士大夫来说，必然会叫苦连天。《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就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身体虽然疲倦，但没有官场勾心斗角之祸患，所以这时的身体是舒展的、自由的，“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颜”就写出了这样一种状态。

（二）饥饿的“身”“形”

为了生存，人必须解决吃饭这一自然欲望。陶渊明《杂诗》其八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看来要求并不高，只要能粳粮饱腹即可。可惜他一生贫困，尤其是辞官归隐之后，经常没有食物，留在诗歌文本里的往往是诗人饥饿的身躯。《有会而作》序言中说：“旧谷既没，新谷未登。……旬日已来，日念饥乏。”若时值灾年，五谷不登，诗人的身体更加饥饿，“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另一首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中也写到“夏日长抱饥”，以至于“及晨愿乌迁”。诗人经常拖着“长饥”的身躯，自然是熬不了多长时间的，最后不得不乞讨。《乞食》一诗中写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谐余意，遗赠岂虚来。”虽然没有明确的形貌体征，但诗中描写的“身”“形”活灵活现，因饥饿所迫而行动迟缓，见到乡邻后拙于言辞，羞愧难当。在古代诗人中能把饥饿的身躯描写得如此真实，的确不算太多。

（三）生病的“身”“形”

据李浩考察，陶渊明身患“羸疾”和“脚疾”，疾病对陶氏的思想世界、人生出处及文学书写均有深远影响。李红岩专门研究过陶渊明诗歌中的疾病书写，认为诗人“认真思考过社会疾病、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本文这里要指出的是，陶渊明在诗文中曾不厌其烦地描写自己的病体。比如《赠羊长史》：“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负痾颓檐下，终日无一饮。”《答庞参军》序云：“吾抱病多年，不复为文。……复老病继之。”《与子俨等疏》中说：“疾患以来，渐就衰损。”对陶渊明来说，病体是最好的保护和说辞，可以让自己隔绝外界，更可以实现内省。

（四）醉酒的“身”“形”

陶渊明喜好饮酒，以酒解忧，即《九日闲居》所言“酒能祛百虑”，其实，他通过饮酒，渴求身体的迷离恍惚与放任无拘。《饮酒二十首》揭示出这一点。序言谓诗人孤独饮酒，很快便醉。其七写到“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饮酒的形象栩栩如生。第十三首写陶渊明与客人同饮，“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这是狂放的身体，没有礼制规矩，尽情放任和自由。第十四首写道：“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诗人已醉，失去意识，“不觉知有我”，身体已达到完全自由的境界了。

（五）遮蔽的“身”“形”

人的身体需要遮蔽，于是产生了穿衣需求。从另一面来看，衣物包裹着身体，自然可以成为身体的替代与装饰。像穿衣这样的日常行为，多数诗人不会写进诗歌里，可是陶渊明照写不误。《时运》一诗本是受《论语》《庄子》等启发而写成，序文所谓“春服既成”显然来自《论语·先进》中曾皙所言，但在诗歌中陶渊明一本正经地写道：“袭我春服，薄言东郊”，与时序和大自然相契合，身体舒适，形象鲜明。《归园田居》其三说“夕露沾我衣”，这是实写，突显的仍然是自由快乐的身体。陶渊明在《杂诗》其八说“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表明他只要粗布蔽体即可，要求并不高，但经常实现不了这一点。《怨诗楚调示庞主簿》中谓“寒夜无被眠”，因而“造夕思鸡鸣”，因寒冷而无法蔽体，盼望早些天亮。《饮酒》十六亦有类似写法：“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甚至有时陶渊明会把冬天的衣服一直穿到夏天，《有会而作》中就说“当暑厌寒衣”。陶渊明歌咏贫士时，贫士的一项重要标记便是衣不蔽体，《咏贫士》其三谓“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其四谓“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他本人显然是符合贫士要求的。

上述所论各类“身”“形”，疲倦、饥饿、生病显然是对身体的摧残，由于身体自身充满着欲望，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生存于其中必定是无处遁逃，《形影神》序言谓“极陈形影之苦”，正是此意。而醉酒是对身体的放任与自由，虽然是暂时的，但总能得到片刻的轻松与舒适。在生存与礼仪的双重裹挟下，身体的遮蔽对陶渊明而言是一个大问题，他的关注及书写，只是想表明身体的在场与困顿。

陶渊明在诗文中对自己的身体投入了更多关注。而且，他还进行了哲理性思考，形成了“贵身”“养形”的观念。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三说：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在陶渊明看来，有的人已经失去了自然本性，为了浮名连酒都不肯饮；由于一生的时间很短，人应该珍贵自身。所谓“贵我身”，即是重视和珍惜自己的身体。有的研究者认为此诗第五句中的“贵身”是接着前面三、四句讽刺那些浮名自累的人，那些人爱护己身，难道想要长生吗？这种理解欠妥。清代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指出，这首诗“上四句叙，下六句议。‘所以’二字不作接上文之故字解，如古文中另起语‘夫人所以’云云是也”。五、六句“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是诗人自己的立身警示，应理解为“所以要珍贵我自身,难道不是为此生？”这样就与下面的第七、八句感叹“人生苦短”流畅地接续起来。

在“贵身”的基础上，必然要“养形”。这是因为，形体很快会消失，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云：“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归园田居》其四中说得更清楚：“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因此，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十一云：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各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其表。

陶渊明不主张为“留身后名”而“一生枯槁”，人应该“称心为好”。这样，养护自己的“千金躯”，即使临化消失、裸葬地下又有何妨？

《形影神三首》直接讨论形、影、神三者之间的关系，历来被视为反映陶渊明人生哲思的重要作品。从该组诗的序言和文本来看，反对的是“营营以惜生”，导致苦不堪言的“形”与“影”，倡导以“委运”“自然”之法养“神”。但本文这里想揭示的是，“养形”仍然是本组诗中所倡导的观点。原因有四：第一，“形”并不是陶渊明完全反对的，它也是一种人生境界，陶渊明同样孜孜以求。袁行霈曾指出，形、影、神三者“分别代表三种人生观，亦可视为渊明自己思想中互相矛盾之三方面”。第二，逯钦立认为这组诗是针对释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所发，因为陶渊明主张“形灭神灭”。既然“形灭神灭”，“神”仍是以“形”为物质载体，如《神释》中所言“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那么，养“神”归根结底仍是在养“形”，维持“形”更加长久。第三，《影答形》中虽然说“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但在《神释》中正面立论时却明确说“甚念伤吾生”，“生”可以理解为生命与形体，因而最终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承载生命之形体。第四，“神”何以能实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而且还要“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难道不正是对“形”所提出的要求吗？

论述至此，已能感觉到，陶渊明所提出的“贵身”“养形”其实是基于身体的立场，抽象出一个超越形体、脱离世俗的“身”的概念。这个“身”，类似于生命之“生”。换言之，陶渊明“贵身”“养形”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会立即转化成为“养生”。这一思想来自老子、庄子、杨朱等道家学派，但结合了时代的发展与需求，正如陈寅恪所言，代表了一种新自然观，与魏晋人士的纵情山水、服药求仙并不相同。

陶渊明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践这一观念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以神养形，守一保真

如前所云，“神”是形而上的，最终仍要归结到“形”，但“神”对“形”具有引导和规训的作用。陶渊明在《神释》中主张的“委运”“自然”，必然要运用到“贵身”“养形”的实践中去，体现在现实当中便是守一保真。《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云：“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以高，何必升华嵩！”陶渊明反对求仙，在平常的生活中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力求保持本性。《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说“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从少年时开始，保持孤介之心。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云：“形骸犹外，而况华轩。所以遗宇都尽而孤介一念炯炯独存，之死靡它也。”陶渊明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更是明确说：“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他守一保真，在当时避免了改朝换代导致的心理不适以及达官显贵的拉拢利用，保全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二）不受拘束，追求舒适

对身体危害最大的是受到牵绊拘束，因心累而导致身累。陶渊明为了生存，曾一度入仕为官，但立即感受到了行役之苦，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歌中反复抱怨，向往自由自在的舒适生活。《杂诗》其四中写道：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

这首诗完全可以视作为陶渊明心中的理想生活。亲人团聚，早睡晚起，有酒盈樽，毫无牵挂，真有点像今天人们常说的“小确幸”！没有拘束，没有摧残，身体自然会健康。我们在陶渊明的很多诗歌里能够感觉到他的自由身影，如《归园田居》中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后来苏轼感叹说“长恨此身非我有”，表露出对“自由身”的渴望！

（三）参加劳动，亲近自然

陶渊明与当时其他士大夫很大的不同，在于亲身参加了劳动。我们在陶诗中看到，他“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一整天的劳动会使他的身体疲倦，但同时也得到了锻炼，更让他品鉴了大自然的美好风景。《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一首》中说“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这是养眼；《归园田居》其五中说“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这是养足。陶渊明中年起就开始患病，经常服药，又为贫寒所迫，生活条件有限，但能活至六七十岁，恐与劳动锻炼有很大的关系。

（四）知足寡欲，正视死亡

陶渊明在多首诗歌中表示，生活资料知足便可，不求甘肥，清淡为尚。如《杂诗》其十：“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和郭主簿》其一：“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饮。”《有会》：“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他对欲望有着清醒的认知，比如饮酒，《形影神》中《神释》就明确说“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即喝酒并不能延年益寿。

本文第一部分已指出，陶渊明对死亡即“形”的消失是恐惧的，但经过哲理化思考后，超越了形体本身，抽象出一个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身”，于是才解脱释怀，写下了《挽歌》《自祭文》等。这就是当今许多学者论及陶渊明时，大都会说他对死亡是超脱的，原因就在于他在观念中已脱离和放弃世俗之身体，追逐那个自由的、形而上的抽象之“身”了。

在东晋刘宋时期的诗人中，陶渊明对“身体史”的贡献，不仅在于关注身体，进行哲理抽绎，更在于用文字进行诗意化表达。

首先，陶渊明将身体容貌及日常生活写入文学作品，以俗为雅，予以审美观照。五言诗自汉魏时期兴盛以来，要么拟写乐府古题，要么反映现实，虽然也出现了曹植、阮籍的个性化写作，但题材始终固守着抒怀言志的窠臼。西晋诗歌繁缛，内容空洞。东晋尚玄，诗歌寡淡。陶渊明在诗文中走了一条不同于流俗的道路，他深入日常生活，将自己的身体容貌作为书写内容。按理说，身体的变化是人人都要经历的过程，予以关注也许只是一种生命本能，何况在晋代，人体自身之美被发现和重视，人物品藻之风浓厚，《世说新语·容止》中就记载了许多关于当时名士的容貌、举止、风神的故事，宗白华因而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和精神的美”。陶渊明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关注身形亦是情理中事，但在东晋刘宋时期没有人像陶渊明这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体。而且，他把容貌形体写进诗歌文本，尤其细致描绘了斑白的头发、松弛的肌肤、衰弱的体质等，这些在当时的贵族士大夫看来极为庸俗，陶渊明以俗为雅，并且很有勇气地把自己对身体的真实感受写了出来，为文学增加了一个新的书写领域。我们经常说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的写作，其实他也开拓了身体书写。

其次，有意自我形塑，在文本中加强主体性建构。在大多数诗文中，或许是东方人羞于自我表达的缘故，“我”的形象始终模糊不清。陶渊明在诗文中絮絮叨叨，把自己的体貌特征一一展现出来，有意塑造了自己的形象。我们今天通过文本，便可以想象晚年的陶渊明长着花白的头发，皮肤松弛干枯，拖着生病的身躯，但耳聪目明……。陶渊明为何要在诗文中有意自我形塑呢？可能是陶渊明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隐居，处于边缘地位，与主流社会隔离，孤寂的生活、敏感的心灵促使他更多地关注到自我身形的变化，不免有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嫌疑！

中国诗歌向来有自传的传统，诗中的逻辑主人公大多是被省略的主体性“我”。但是，我们在诗歌中经常看到的是“我”的行为、“我”的心理，而“我”的身体是被忽视的，因而“我”可以省略，似乎变成了普适性的第三人称，比如山水诗、怀古诗便都是这样。陶渊明在诗歌中的自我形塑，使诗歌的主体性进一步加强，“我”的个性更为突出。他的身体通过书写，进入文学场域，产生文本的主体性意义。之所以在古代的大诗人中，陶渊明被后世建构和想象的成分比其他诗人更多，原因就在于他的自我书写。反过来说，陶渊明对自我“身”“形”的书写，实际上建构了我们对陶渊明的认知与形塑。

再次，运用隐喻，表达对社会的反抗。在西方学者眼中，身体不仅仅是肉体，还与社会、权力密切相关，如福柯《规训与惩罚》认为，身体会受到政治权力的干预与技术的驯化。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则提出，“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陶渊明对身体的书写中，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我们仍能察觉到他对社会的抗拒。陶渊明在诗歌里尽情描绘各种被摧残的身体，其实正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与社会对人的压迫和创伤，比如，饥饿的身体为我们揭开了东晋刘宋时期底层民众的生活现状；生病的身体隐含着社会的不公与弊端；在官场中因行役而疲惫的身体表明政治对个体的占有与剥夺，最终是政治逼迫陶渊明退居到田园中的私人场域，因为只有在这里，陶渊明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身体，做自己身体的主人，显然，这是一种对政治和社会反叛的隐喻。我们在陶渊明的诗文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为了“口腹之役”而不得不“违己交病”，这时他对身体是厌恶的，身体反而成了人生羁绊的隐喻，促使他进行哲理方面的思考。以身体为隐喻，无疑会丰富身体的文化意蕴和文学表达。

最后，借用身体，进行形象化和艺术化的哲理呈现。东晋时期玄言诗流行，往往在诗歌中直接宣讲抽象的哲理，因而被钟嵘批评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陶渊明立足于日常生活，通过记录身体的变化及自身感受，将人生的道理形象化、艺术化地表现出来，“用诗的思维去解决和表达哲学的命题”。如《形影神》三首，假设三者的对话，表明自己对生命的哲思，构思奇特，不落俗套。清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如此理语，矫健不同宋人。公固从汉调中脱化而出，作理语必琢，令健，乃不卑。”再如，《杂诗》其五“忆我少壮时”一首，先回忆自己一生的身体变化，由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中年的“此心稍已去”，现在是“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通过这一系列的特体貌形象的描写，很自然地得出“古人惜光阴，引我不得住”这样表示时光荏苒、应该珍惜的道理。

总而言之，陶渊明在诗文中更多地表现出对“身”“形”的关注，既有显性的身体变化，亦有各种隐性的身体。由此还抽象出一个超越形体的“身”，并倡导“贵身”“养形”的观念，在文本中进行诗意化的表达。这对后来的文人及哲学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唐代的白居易推崇陶渊明，曾写过和陶诗，在诗歌中同样喜欢对身体进行描写，埋田重夫、李寅生等人对此有过细致研究。明代的王阳明在探讨哲学问题时，经常以“身体”作比喻，陈立胜进行过细致考察。白居易、王阳明显然都是受到陶渊明的影响。当然，这已是另外一篇论文探讨的对象了，容笔者日后再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