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人的文化发展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进路
2024-11-26   来源：赵笑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入新时代，尤其是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正式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关文化的议题愈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目前，相关研究包括三个基本面向：第一，讨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从概念、内涵、价值、逻辑等维度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性和发展性。第二，讨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意蕴和时代价值。主要探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依托。第三，讨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底蕴、时代特征和实践指向。主要从“第二个结合”的角度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作用、从“两个变局”角度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大的实践意义。

以上成果在极大丰富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各层面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为接续讨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实现人的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启示。从理论属性上讲，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其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和人民主体立场。因此，非常有必要从促进人的文化发展的视角讨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作用，这对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文化，是独属于人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形式。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从来是跟人的发展联系起来的，人的文化发展也从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议题。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开始，人的文化发展便一直处于“在场”状态。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践与人的全面发展等等，这些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原初概念中，人的文化发展历来是形成严密论证逻辑的重要“组件”。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文化发展紧密镶嵌在对人类社会整体运行考察过程中，形成了科学而又宏阔的有关人的文化发展思想。

（一）文化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前提

人是文化存在物，文化的存在证实了人内在同时又外在于动物界。文化的生成、发展和不断丰富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人的存在既表现为个体的存在，具体为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生命过程，同时又表现为群体的存在，具体为以早期原始社会为起源、到国家、民族作为政治实体的出现、发展直至自由人联合体的整个发展过程。从人的存在的两种形式可知，人的文化发展也将经由两种逻辑推进。一种是属于个人在特定生命长度中的文化，另一种是伴随社会形态的螺旋式上升而不断进步的人类文化发展。其中，个人的文化存在内涵于人的文化存在中，以整体文化的形式外在彰显着存在的方式、内容和特征，人的文化存在又依赖于个人文化的存在，每个人的文化存在就集成为一个地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形式、性格和优势。

既然人的存在是文化存在的最根本前提，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文化的存在也就必然会体现为人的存在的特性，如历史性、阶级性和价值性。而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即到自由人联合体出现的历史阶段，文化存在也将表征为自由的文化和解放的文化。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给予了详尽的阐释。在这部著作中为了进一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恩格斯从论述人的文化着手，用唯物史观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他以人的文化存在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尺度，将人类社会分为史前各文化阶段、家庭、易洛魁人的氏族、希腊人的氏族、雅典国家的产生、罗马的氏族和国家、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等九个阶段。从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角度可知，人的文化存在可以理解为以上九个历史阶段，每个历史时段人的文化又以不同形态存在着。在这篇巨著中，通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恩格斯明确指出“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要求作出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在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消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在以上论述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摩尔根依据文化存在划分人类历史的方法，并通过对语言的产生、火种的使用、生产工具的发明、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的详尽考察，得出了“那时日耳曼人尚处在这个文化阶段的初期，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准备有这个文化阶段过渡到更高的阶段了”。而在随后各章的论述中，文化存在也作为社会形态划分的重要标准被恩格斯所使用。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总体考察中，确定了文化是人的基本存在的重要方面，从中揭示出的人类社会的基本走向、存在形态和发展规律，为实现人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根本思想基础。

（二）文化发展以人的实践为基础

不仅文化的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前提，文化的发展也以人的实践为基础、规范和确定。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发展的理解是以人的实践为打开方式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观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和感性，而不是把它作为人的感性活动。这实际上是给实践下了一个定义，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此后马克思多次论述过人的实践对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增长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在马克思对实践加以论说的过程中，文化发展从始至终贯穿在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中。此后，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有关文化发展必须通过实践的观点，在详细论述了资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的本质区别后，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文化发展的任务，并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阶段，人的实践主要表现为革命和斗争，这就规定了文化发展也要以革命的方式和斗争的方式所进行。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发展的基本观点，并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丰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从“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出发，深入分析了中华民族应当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新文化。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以上重要论述中，毛泽东明确了新文化的领导主体、实践主体和主要性质，预示了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中，将建设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从以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化发展的探索可知：第一，人的实践是理解“文化即人化”的桥梁。讨论这一观点的关键在于理解什么是人化。所谓“人化”，指的是人成为人的动态过程，就是依赖人的存在价值向人的本质理想化、美化的历史过程。这种过程既是客观的，又是历史的。在唯物主义看来，人化，就是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人的过程。人在自己的活动中，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自我生存产生了文化。因此文化不是先天生成而是实践中产生并发展。文化就是人为自己而进行的实践活动，是人的积累、传承和创造，是人的自我满足和自我确证。第二，人的实践是摆脱“文化发展异化”的途径。唯物史观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关注文化本身，更聚焦于文化产生发展的根源——物质生产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同社会其他物质财富一样，基于人的实践劳动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产生了劳动异化，进而形成了文化发展异化，资本主义文化的畸变扭曲了人的本质，造成人的异化。只有通过革命和斗争，才能摆脱“文化发展异化”，使文化真正为全体人类所占有。第三，人的实践是达到未来“文化发展自由”的手段。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文化发展”必定要受到阶级社会的影响，文化发展的走向、性质和功能受所存在的社会制度属性的制约和决定。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贯穿于文化发展始终，并为统治阶级服务。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文化发展将恢复自由、实现解放。文化发展自由要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这种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过程，是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统一。

（三）文化属性以人的属性为归宿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达到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到人类现代文明新形态的高度进行把握，实现了人的文化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融通。其中所展现的“两个结合”的辩证历史思维、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立场、包容外来发展本来的开放态度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使马克思主义人的文化发展思想独具中国特色，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根基和创新发展。

（一）通过“两个结合”使人的文化发展独具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深刻理解人的文化发展的文化根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指引。

第一，“两个结合”赋予人的文化本质社会性理解。在系统批判以往哲学抽象地看待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定位为自我意识，把人理解为具有自我意识的抽象物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从人的实然性出发，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可知，人的文化本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文化意识、文化生成和文化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在系统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问题时，强调要从社会性出发理解人的本质，理解“两个结合”之间的契合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这句重要论述从唯物主义哲学高度揭示了人的文化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社会关系是决定文化生成、发展和延续创新的决定性因素。透彻理解人的文化本质既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科学阐释，又必须把人的本质放置在中华文化中对人的文化本质的阐释中去思考和理解，只有这样，从人的文化本质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出发，才能正确把握人的文化本质、尤其是中国人的文化本质和精神风貌。

第二，“两个结合”揭示了人的文化生成的规律性。人的文化生成的过程具有规律性，只有符合人的发展需求、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文化才能萌发并存在。人类的文化就是在新旧文化更迭过程中生成的。新文化代替旧文化并不能自然而然产生，而要遵循一定的建设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这句重要论述充分揭示了新时代人的文化生成要遵循的客观规律、前提、条件和制度保障。即要遵循“两个结合”的客观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的人民至上逻辑、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时代人的文化生成的矛盾和问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魂脉，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当代社会发展相协调，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弘扬有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培养人的文化生成自觉。  

第三，“两个结合”强调了人的文化发展的矛盾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事物发展的动力来自其内部的矛盾运动。人的文化发展也是靠内部矛盾变化推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发现文化发展矛盾并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最早认识到文化发展落后会制约社会主义建设。他依据苏联初期社会主义的实践，从国家发展层面提出了将文化发展放在首位的“文化、政治、经济”协调考虑的总体构想，扭转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消极影响。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科学把握了我国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性，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一穷，二白”的形象比喻，并明确指出‘白’是指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这充分表明毛泽东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文化发展从国家层面具体为人的发展维度，从提升人的文化、科学发展水平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此后社会主要矛盾历经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思想，指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取得实质性进步。可见，“两个结合”的提出，对促进人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第四，“两个结合”拓展了人的文化延续的现代性。人的文化延续，体现了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延续。人的文化要在延续中实现现代性，这既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又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通过文化延续使人的文化发展体现人的文化现代性，他认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他指出：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以上重要论述可知，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视人的文化延续和文化传承，重视从民本民生层面推动人的文化建设，提出中华文明走向现代的路径及最终形态，从而将人的文化现代新的实现与“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相统一。    

（二）通过坚持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使人的文化发展独具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同时也是推进人的文化发展的领导力量。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概括“九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结“十四个强调”的重大思想观点；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明确“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202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六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居于首位强调的都是坚持党的领导。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十分强调要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深化对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性、规律性认识。 

第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人的文化发展基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为巩固人的文化发展基础提供最根本最可靠的保障。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重视通过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来巩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发展基础，强调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我们党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发展、精神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强调文化建设始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这些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属性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在文化发展中始终保持历史主动；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发展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强调要着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他认为，党忠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也以发展人民的文化、为人民造福为根本价值取向。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和弘扬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和探索者，造就了思想文化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也是对人的文化发展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的坚守和巩固。

第二，坚持党的文化领导力确保人的文化发展方向。文化领导力是文化层面的引领力和感召力，反映了政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价值选择和文化立场等方面的领导能力。人的文化发展具有方向性、原则性。不同社会制度中、在不同政党的领导下，人的文化发展的快慢、程度和方向都存在显著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产阶级通过掌握社会资源，不断加强文化领导力，使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有利于资产阶级文化占有、文化享用。与资产阶级对文化发展权的广泛占有相对立的，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发展权的完全丧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百余年艰难困苦，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具体实践，发起新文化运动，变革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同时锻造了自身强大的文化领导力。回望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既坚守根本又开拓创新，构建了包含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确保了全体人民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三，坚持党的文化引领力增添人的文化发展自信。文化有传承才能发展，有发展才会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把人民群众的文化发展统一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型塑中，强调我们党在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文化主体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文化自信、文化发展自信，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价值，源自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可以说，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才真正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激发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发展自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党的领导下彰显文化自我、弘扬文化自信，牢铸国家认同，鲜明文化特性。

（三）通过强调开放包容使人的文化发展独具胸怀天下的气概

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真理性的重要前提。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哪种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对人类现实世界的发展起到如此重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拥有巨大的理论威力和现实影响力，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永远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开放之中，而这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特性。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开放发展的理论品格，并结合中国文化发展具体实践，强调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文化价值理念，指出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开放包容，有机衔接传统和现代文明需要守正创新，只有开放包容、守正创新，才能实现理论本身的时代转化和创新发展。

第一，只有开放包容才能汇通中西，破解人的文化发展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习近平文化思想独具开放包容的理论特质，强调“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以上重要论述站在21世纪文化使命制高点上，具体阐释了开放包容的科学内涵，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对我们深刻理解推进人的文化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所谓“古今中西之争”，就是如何在人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基本遵循是：开放包容、汇通中西，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

第二，只有守正创新才能推陈出新，保障人在文化发展中不迷失自我。开放包容强调人的文化发展的活力来源，守正创新强调文化建设中的基本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文化建设要遵循守正创新的文化发展基本规律。站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对守正创新做出了系统阐释：“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他指出：“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人民群众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此，就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只有这样才能在追求文化发展中始终遵循人的发展规律、保持本真、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有为、不断开拓，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中实现人的文化现代化。

第三，只有胸怀天下才能兼收并蓄，开拓人的文化发展的新境界。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这一基本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将胸怀天下的气度和胸襟贯彻到社会发展各方面，尤其在文化发展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具有胸怀天下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全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整体上关照的新时代理论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这一创新性文化思想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聚焦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在互通有无、兼收并蓄中积极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凝练和升华；实践需要理论的引领和指导，没有理论的实践注定是盲目的。理论正确与否需要实践的检验，经由实践，理论实现了升华，从而形成更加丰富和完善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人的文化发展方面，充分发挥了知行合一的理论品格，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文化有机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强调在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要贯彻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不仅来自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同时还来自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开拓，正是在解决当前面临的文化矛盾、文化问题中，彰显了其“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质。

（一）在明确文化发展内容中夯实人的主体地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并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等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内容紧密结合，系统阐释了推进人的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

第一，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凸显人的主体力量。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局中人”，也是历史的“局作者”。人民不仅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多彩的精神文化财富。评价一种文化是否先进，要看是否能认识到并在社会实践中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新彰显，强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建立文化主体性的领导者和主导力量，亿万中国人民是建立文化主体性的主体力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着时代进步潮流和发展要求，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有关人民主体力量的基本观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锻铸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探索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和理论成果、凝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共同创造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第二，在继承革命文化中彰显人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革命目的。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培育和形成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革命品质，塑造了体现民族气节和民族志气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历经建党百年愈益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是人民的革命斗争、革命实践赋予了革命文化以群众根基，呼应了人民对新的国家、新的文化的追求，契合了所处的社会实践的要求。革命文化既是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历史的高度文化凝聚，也是中国精神在革命年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革命文化中凝练了中国人民近现代以来不畏列强、可歌可泣、奋勇斗争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在诸多革命精神中，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定和彰显，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都集中讴歌了人民的革命情怀，体现了人民在文化创造方面的主体地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发展革命文化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态，提升革命文化的时代价值，使革命文化成为新的时代标识。 

第三，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葆有人的主体地位。“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系统阐述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时，处处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承认和尊重。在论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时，他指出，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来自于中国人民“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在论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时，他强调，中华文明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在论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时，他认为，中华文明“向内凝聚”，“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时，他提出，“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和平性时，他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由上述论述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的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如重民本、守诚信、尚合和、求大同、讲辩证等思想理念和天人合一、富民厚生、义利兼顾、尊老爱幼、互帮互助、邻里和睦、敬业乐群、见义勇为等传统美德，塑造和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

（二）在享有文化发展成果中实现人的文化发展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实现人的文化发展，是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建设中的贯彻和体现。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努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第一，坚守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实现文化传承发展，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文化，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实现人的发展自信，关键是要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不断以文化建设造福人民，推进文化产品高质量发展，让优秀文化成果感染人、鼓舞人、激励人。要在推动文化发展中，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作、共享文化成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文化发展中要做到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增强文化创新力、提高文化供给力。

第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这就充分说明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人的文化发展的高质量，具体展现为能够起到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从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的需求。只有不断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才能为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前进和生态建设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这既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又是树立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第三，坚持文化工作反映人民心声，使精神之树长青。文化工作要植根人民现实生活，反映人民心声，才能紧跟时代诉求，才能发展繁荣。要创作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为推动人民群众的文化发展指明导向。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牢为民情怀，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入基层、用心感悟、为民书写、以情感人。要把群众的现实生活作为文化工作的源头活水，从生动实践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不断提升文化产品的质量，以生动的笔触、深刻的思想感人的形象、优美的旋律写好中国故事，创造出广为传播的、至情至性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打造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豪、文化自信。

（三）在评价文化发展成效中凸显人的文化发展属性

人民既是文化发展的参与者、亲身体验者、又是文化发展的成果的享受者。人民的认可和满意是文化发展成效的重要检验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文化发展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在文化发展、繁荣的同时，还要注意到，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已经发生深刻改变，其根本特征是，由过去被动欣赏文化产品，转变为主动参与和创造文化，各种文化形式兴起，人民群众多样化、立体化、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多。面对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建设体制机制改革做出总体设计和规划，目的就是要让人民切实参与到文化发展当中，凸显人的文化发展属性。

第一，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群众形成积极向上的文化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在于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党百余年实践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提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人民至上的基本价值立场，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的重大形势判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凝聚群众文化认同、文化共识的宝贵理论指导；从时代使命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汇聚群众文化创造力、文化辨识力的思想“发动机”；从未来感召性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引领群众文化思维、文化自强的行动“指南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彰显要靠每个人的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创造更大的奇迹，也必定会在促进人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创造更大的辉煌。

第二，推进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以高质量的文化发展满足人民文化诉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强调“七个聚焦”的总目标，其中，第三个“聚焦”，强调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高质量发展，要义在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着力点，在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文物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提升非遗保护传承水平、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文化和旅游市场规范有序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统筹兼顾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第三，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用科学的治理提高群众满意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文化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文化治理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为根本坐标。这就要求深化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文化多元服务供给主体。要深刻认识到，文化“治理”的关键在“治”，不能停留在“办理”“管理”的传统思路上。“治理”的核心在于提高治理主体的认知水平和进行顶层设计的能力，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贯穿于文化发展始终，优化文化发展生态、转变文化发展理念、提高文化服务水平，拓宽文化发展视野、重构文化发展格局，鼓励、支持和规范社会各文化主体的健康成长，满足人民文化新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