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上”主要是指网络文化，“下”主要是指现实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在社会舞台崭露头角，并以飞快速度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生根发芽，催生了新的文化形态。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景象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得到影像展示，网络空间中的文化景象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身还原，但两者是不同的文化形态，因而有不同的文化特征。现实文化具有网络文化所不具备的真情实感性，网络文化具有现实文化所不享有的超越时空性。当今时空，人既是现实文化的存在者，也是网络文化的存在者，是一种综合文化体的存在，因此必须处理好网上与网下的关系。网络的交互性、便捷性使人们可以摆脱了现实世界的时空束缚，游走于网上的各个角落。由于网络空间的不设防，网络文化的边界不同程度出现凌虚状态。道德失范、信息失控、语言变异等使得在现实生活中经过长时间培育的文化观念、立场和价值在瞬间被网上的行为所消解。对此，习近平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他还特别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将“网关”与“政关”串联起来强调，足见网络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的重要性。
现实文化与网络文化是相互映衬、相互作用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人的文化。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即表明，网络文化与现实文化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提倡自由以促进和保证其发展，但同时也要形塑边界以确保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他还说：“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无论文化创造的载体如何丰富，文化传播的媒体如何改变，文化舆论的生态如何变化，文化发展的领导不能变、文化前进的方向不能变、文化服务的宗旨不能变。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不能因为网络文化的“虚”就抱着不管不问的态度使其随风摇摆，也不能因为现实文化的“实”就抱着事必躬亲的态度使其敝帚自珍，而是要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浪潮，善于运用文化发展规律，科学规范文化秩序，严厉整治不良文化，持续优化文化环境，集聚强大文化合力，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巩固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文化”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有着强烈的边界意识与区别倾向。自全球化以来，伴随着地理边界的扩张，不同价值、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均可在同一时空中展现，进而使得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边界愈益凸显，但是文化边界的存在不能否定文化交流的重要价值。若没有文化的交流，人类社会难免会沉沦为思想的荒原和精神的孤岛。从丝绸之路开辟到玄奘西行求法，从鉴真东渡日本到郑和七下西洋，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广泛吸纳各种文化养料而始终保持自身鲜明特色，是因为它对外来文化并不是简单地拿来或拒斥，而是始终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习近平提出，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对新的使命任务，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铸就迫切需要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融会贯通，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不断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开放与包容、交流与交融、互鉴与互促，是文化得以蓬勃发展和永续生存的生命元素和内在动力。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文化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强烈，但是在交流中不能失去文化的信心成为他者的后尘，在交融中不能失去文化的主体沦为他者的附庸。为此，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鲜明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习近平强调：“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不应该也不能成为彻底的西方文化附庸，更不应当也不会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底蕴。在两者关系上，既不故步自封和妄自尊大，也不崇洋媚外和妄自菲薄，在追求文化创新的同时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在推进文化交流的同时保持文化的民族性，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应然要求。
文化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在于以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指向，在人和社会的提升与发展中发挥正向的引导与推动作用。这是一切文化创造理应秉持的终极目的。但是，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感性欲望的叙事，除非这个社会是禁欲社会。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理性精神的叙事，不然这个社会将六神无主。因为人是理性与感性的综合体，进而由人组成的社会也必然如此。何以保证感性化能量的扩张不会超过或取代社会正常积存下来的理性精神成为一切世代所面临的文化困境。谁也无法预知，一旦真的出现这种文化动能和势能的全面逆转，社会生活会变成什么样的存在状况。为此，乐观者认为，尽管世人再怎么“折腾”，理性的力量永远大于感性的力量，悲观者认为，如果世人再继续“折腾”，感性的力量将会爆发出难以控制的势能。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文化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习近平批评道：“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文化创作主体缺乏才华与知识，而是缺乏科学、积极的价值引导与精神追求。
风不清则气不正，气不正则行不齐。在一个良序社会中，人们价值观念与实践行为中的对错是非、美丑香臭应该是明晰的。当今中国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外患，既没有内乱，也没有灾荒，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素养普遍提高，但是人们内心的“不安”与“焦躁”似乎并未递减反而陡增。因此，关于“风险社会”“流浪社会”的描述此起彼伏。究其根源在于，在资本逻辑、眼球经济、粉丝文化的冲击下，被物欲主宰的人们、被金钱迷惑的人们，在欲望中吞噬了理想，在多变中动摇了信念，心灵、精神、良知这些人性之根被物化、被抛弃。习近平深刻阐述的文艺领域的雅俗关系，即“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创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实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靠德艺。低格调的搞笑，无底线的放纵，博眼球的娱乐，不知止的欲望，对文艺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他看来，文化发展中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有顶天立地，也要有铺天盖地，雅俗兼得方能展现文化之美、文化之盛，才能实现文以载道、文以化人。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现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工作，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始终。它不是一两个“政绩工程”能达成的，也不是一两项改革措施能实现的，更不是一两年的时间光景能完成的。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构建常态化的发展体系，确立常态化的发展理念，习用常态化的措施方法。常态化的发展体系更加符合思想认知的规律，因为一种文化观念的确立不是硬性强迫的事情，温和的话语和亲切的行为更能实现悦心动人。常态化的发展理念更加符合科学持续的发展，因为文化的繁荣兴盛是一个层递累进的过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现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臆断。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就曾指出：“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当前，一些地方对中央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领会得不够深透，在方法措施上或操之过急，盲目冒进；或不切实际，超越现实；或方法简单，行为失当，引起一些社会反响。结果造成行政压制多，心悦诚服少，被动而为多，主动作为少，完成任务就好，入心入脑甚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的、全局的、全新的战略，文化发展，慢不得，也急不得，需要平稳健康有序推进。
习近平特别批评了文化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浮躁。浮躁使得人们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忘却了文化的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他强调：“文艺创作是艰辛的创造性工作。练就高超艺术水平非朝夕之功，需要专心致志、朝乾夕惕、久久为功。如果只想走捷径、求速成、逐虚名，幻想一夜成名，追逐一夜暴富，最终只能是过眼云烟。”这要求人们在理解和执行文化使命任务时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文化发展的理念要坚持常态化，不搞“一阵风”。作为前提性认知，要明晰文化的进步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任何“政绩工程”往往只能换来局部效应，给人以景观式的投影，难以实现长期认同。任何“速效工程”常常只能带来花红柳绿，给人以烟火版的熏染，实则违背文化规律。二是文化发展的方法要坚持常态化，不搞“一刀切”。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它不单是文化领域的“独幕剧”和“单打一”，应具备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向度思维，科学把握全局与局部、长远与眼前、表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三是文化发展的进程要坚持常态化，不搞“大呼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是一项系统性的全民工程，需要政府、社会、个人等多方面的合力支持。但是，合力支持并不意味着一哄而上搞“运动式”治理，更不意味着一蹴而就搞“大呼隆”治理。
守根、归根、护根、养根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来说，“根”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延绵古今的中华文化，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存续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中同样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说传统文化是“根”，那么外来文化可以看作是“叶”。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在历史发展中均创造了异彩纷呈的文化，其优秀之处不一而足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养料。习近平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承”首要的就是虚心学习，不仅要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还要向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长处和精华学习。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有力的继承。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概念，“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观点，充分综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提出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为全面继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他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要主动摒弃对外来文化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要自觉超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刻舟求剑式的守旧，不断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中华文化的世界化，自觉坚持“两个结合”，力求中西合璧、优势互补、和而不同、与时俱进，实现文化的根固叶茂，让文化成为人类进步的助推器。值得注意的是，对“双创”的认知不能只停留在其字面意思，要明晰前提认知、原则要求和边界规定。
文化是软实力，因为文化力的发挥是潜移的，文化又是硬实力，因为文化力是作用是持久的，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得益彰。因此，文化虽看似轻盈柔软，但其内质却刚强坚韧。2014年12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给予了更高的定位，强调其不仅关系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而且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更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关于文化力量的软硬关系，习近平有明确的阐述，即“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这表明，大国的发展进程必然是综合实力的提升，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提升应该是一体化的进程。文化的发展，需要强大而持续的经济支撑和政治保障，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更需要先进而睿智的精神引领和文化滋养。只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处于体魂相配、形神兼优、物意共赢中，才能创造出和谐向上与熠世悦人的美好社会。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始终都宛若体与魂、形与神、物与意一般，既区别又濡渗，既分工又联动，不仅永远不可偏废，而且须臾不能分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两者的“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两者的“贫”都不是社会主义。这里也表达出“软与硬”的辩证统一关系。之所以如此，皆因有很多历史经验教训可作镜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虽然这些重大国际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具体的成因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在昭示一个共同的规律：任何国家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物质硬实力，一条腿是文化软实力。对此，习近平特别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其要点有：一是努力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二是中华文化是提高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和重要途径。三是必须使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把其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四是国际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建设的重点。文化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千秋伟业和大业，必须着眼于长远和未来，必须舍得花时间和精神，必须守得住边界和底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十大关系，从指导思想到核心宗旨、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古今中外到网上网下、从品味格调到步骤进程、从方法路径到外延展示均作出了深层次、全方位、广辐射的精辟阐发，彰显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质，体现出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的有机结合，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为新时代的文化发展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什么人、如何为人、倡导什么、表现什么、立足什么、追求什么等根本性问题和原则性问题指明了方向、勘正了道路、提供了遵循、赋予了任务，是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指导与科学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