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既包括经济发展、生产力进步的物质诉求，也包括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还包括文化启蒙、理性主义等文化意识形态诉求。虽然西方现代化具有不同视角的发展诉求和理念，但是其以资本主义道路为发展前提设定，其核心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合理性进行理论论证和价值合法化论证。例如，其文艺启蒙、理性主义的实质是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为其统治思想进行包装，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知识化和社会科学化，以理性的外衣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合法化论证。传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从西方视角和西方利益出发，以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点，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民主模式作为样本进行宣传，其理论认为先有经济、文化、社会的现代化，而后再有政治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西方特色。
（一）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二元划分
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把世界分为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划分中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等国家的现代化制度作为模板，把传统与现代进行二元对立。西方现代化理论以两分法作为方法论，但实际上两分法并不能够概括多样化的世界现代化发展图景。“传统”与“现代”二分法忽视了不同国家内部的差异性，企图以简单化的模板概括丰富多样的世界图景，但是这一二分法并不能正确呈现世界不同国家的发展进程。从时间和空间因素而言，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处于不同程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不同国家发展速度有快慢、发展形态有不同，但是把西方社会形态定义为“现代”，把非西方社会定义为“传统”的二分法，不符合客观的世界现代化发展现实。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异性，但是西方现代化理论却忽视了不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企图用统一的现代化模板归纳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理论忽视了不同国家时空的差异性。现代化的“传统”与“现代”并非绝对割裂、对立，“传统”社会也不是静止不变的社会形态，“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往往交织存在。因此，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变动发展的动态过程，并不存在唯一的发展模板。
在“传统”与“现代”二分法的影响下，西方现代化理论还演绎出“野蛮”与“文明”二分法，这一划分方式不尊重其他国家的文明和发展道路，否定其他民族国家的世界历史性，以带有西方文明优越性的姿态，把其他国家的文明进行野蛮化定义。“野蛮”与“文明”二分法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带有民族偏见和民族局限性，企图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行西方价值观，把西方国家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以推广“文明”的名义行殖民侵略之实，其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殖民侵略提供理论依据和道义支持。西方国家在“文明开化使命”的虚伪口号下，对其他国家进行“野蛮”的殖民侵略，使其他国家丧失民族主权和民族尊严，带给其他国家“血”与“火”的苦难历史。
西方现代化虽然自称为文明国家，但其发展史却带有野蛮侵略与殖民压迫的不光彩历史，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20世纪50、60年代，随着世界处于冷战格局中，西方现代化理论不可避免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其对西方现代化的褒扬与对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非客观化评价并存。但是西方现代化理论服务于西方的全球战略，其理论倾向在于引导其他国家走以西方为样本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本质在于以西方国家为模板建构现代化的世界图景。其理论预设把第三世界国家视为混乱与落后地区，把社会主义国家视为“威权”主义，把西方的霸权主义政策视为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和帮助，其本质在于服务于西方的霸权主义政策。
（二）西方现代化理论抽象化的理论逻辑特点
西方现代化理论以西方历史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其理论带有意识形态诉求和政治诉求，但是他们把意识形态诉求淹没于其编织的政治理念与社会发展术语中，把意识形态诉求和政治诉求戴上“普遍规律”的外衣，以学术性遮掩了其政治性。他们“将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学科完成了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化工作”。他们把现代化阐释为西方化，并企图进行“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的理论论证。西方现代化理论具有特定国家、特定文化的历史特点，是其特定范围的历史经验总结，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西方现代化存在固有的短板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扩张性的特点与倾向。但是西方国家在宣传中却把西方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概念进行混淆，把西方现代化冠以正统化外衣，以期把西方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的模板进行推广。西方现代化理论服务于西方国家，具有国家利益特点和意识形态化色彩，尽管其对外示以科学化的面貌，但是本质是西方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西方现代化理论具有理论假设和理论构想的特点，并未深入到国家内部的制度结构和阶级构成中进行分析，其理论推导性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不一致性，西方以带有假设性的现代化理论指导社会现实，往往存在偏差和问题。西方现代化理论强调法律、制度化，但是其把法律、制度作为抽象化的原则而存在，其法律、制度本质服务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现代化以科学主义为外衣，以逻辑实证主义来加强其权威性。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过于强调既有经验和规律，缺乏社会现实支持，常常陷入理论与现实相背离的困境。服务于西方现代化的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以绝对理性、普遍人性、道德伦理等抽象范畴为理论基点，对世界秩序进行模式化设计，但是西方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变化多端的多样化世界秩序，西方现代化理论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展现出理论的匮乏和错乱。
（三）西方现代化的冲突对抗性特征
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以社会进化论为逻辑基础，奉行对立化思维，鼓吹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其发展运行中带有为追逐利润不惜代价的非正当化竞争思想。他们奉行现实主义政治哲学，以永恒的冲突状态来界定历史，认为“夺取权力的竞争是人类关系的根本实质”，他们把资本逻辑导致的竞争性国际秩序设定为国际关系的自然规律，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设定为“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在这一设定下，丛林法则的历史性、条件性、具体性特点被剥离，冲突性政治变成国际秩序的本质。在这一理论的推演下，他们信奉强者欺凌弱者的强权逻辑，认为国家之间存在利益的对立性，冲突与战争不可避免，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带有对抗性思维。他们奉行“每个大国都将别国的损失视为自己的收益”的零和博弈思维，冲突对抗的发展逻辑贯穿于西方现代化的始终。从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等西方古典政治理论家再到摩根索、亨廷顿等西方现代理论家，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对抗和冲突一直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
在西方理论家的视野中，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国家利益的争夺与国家间的冲突。西方现代化追求现代文明国家的形式与外表，但是其内在追求是以权力为核心的原始丛林法则，其发展历史与发展文化中权力现实主义是其主线，其文化中缺少内在平衡、和平发展的文明基因。因此，西方现代化虽然外在强健，但内在处于充满矛盾与无序的困境。西方现代化存在的对抗性思维加剧了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为国际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埋下隐患。西方现代化思维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充满制度性剥削和国际性压迫。尽管西方极力否认其帝国主义特性，但是其国际关系理论一直鼓吹冲突性政治，战争与冲突是西方国家实现国家利益、掠夺其他国家资源、奉行霸权主义的重要方式。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曾形成各种大国联盟，其本质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来满足西方大国联盟需求的强权政治联盟。西方现代化冲突逻辑下衍生出的大国均势国际秩序观，是通过契约的方式维护强者的利益，其本质是强权政治。马克思曾批评英国大陆均势政策的核心在于维护“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回顾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殖民与侵略、不平等的贸易规则、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横行；西方现代化在自由、民主、安全等道德外衣下，奉行非正义性和非平等性的国际关系行为。西方现代化的国际秩序观具有权力最大化的价值设定，他们具有内外有别、等级性、冲突性、排外性、利己主义特点。这也导致世界秩序中不断出现霸权主义与无序化发展困境。
（四）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特点
西方现代化理论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面貌，其理论深受资本发展逻辑的影响。西方现代化自始就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其以资本逻辑为核心，无限追逐资本利润，其发展逻辑既影响到其内在社会秩序，又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西方现代化社会存在着剥削与压迫的生产关系。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在这一生产过程中，劳动成为商品，人的本质属性被扭曲，人成为被奴役和被压迫的对象。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始终存在非正义与压迫性的生产关系，西方现代化所谓的“自由”“民主”“正义”，在被剥削的生产关系面前，成为虚伪的政治口号和价值符号。
其次，资本逻辑扭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资本逻辑导致了对利润的无限追求，三大拜物教扭曲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对物的追求凌驾于人的发展之上，人成为被异化的对象。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人的社会关系被扭曲，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崇拜凌驾于人的发展之上，物质主义不断膨胀，人的理性被淹没于物质洪流中。
再次，在资本逻辑影响下，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相伴随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形态。西方社会对物的追求，遮蔽了对人的内在精神价值追求。西方社会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横行，物的狂欢与精神的荒漠化并存，消费主义的虚假繁荣之下隐藏着深层的价值危机和精神危机。西方现代化呈现出颠倒的物化现实。
最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使得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日益割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过度劳动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家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资本日益膨胀，工人却日益相对贫困，这一过程蕴含的不公平与非正义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社会两极化突出。
另外，资本逻辑的驱使也导致西方现代化呈现出对抗性特征。“对抗性矛盾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之中的”，资本的增值逻辑和权力逻辑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无休止的权力争夺和冲突对抗，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无序扩张和大国博弈不断加剧，世界秩序日益资本化的矛盾突出，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不断出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义原则被打破，世界秩序不断走向无序化，世界历史进程不断出现混乱。
西方现代化展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展样态，也呈现了西方现代化的问题与困境。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为解决西方现代化的困境，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方案，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
（一）中国式现代化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文明为文化渊源，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强调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的独立思考。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在推行殖民侵略活动的同时，不断宣扬“文明等级论”，企图以西方标准进行现代化发展设定和话语设定，以求在思想领域实现对非西方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定义权。随“文明等级论”在中国的传播，“不少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形成一种颇为扭曲的世界观，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出现明显的认知偏差”。此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历史的主体性，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帝国主义论为指导，以中国国情为依据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从现实实践出发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批判了“文明等级论”的虚假性，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活动的侵略性本质，号召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明确揭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与剥削，并指明了未来的革命方向，即：“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历史和现实都深刻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追求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历史主体意识。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价值追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集团、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局面。回顾历史与现实可以发现，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道路和西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思考，坚持独立自主的历史思考和价值思考，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跳出了西方国家设定的依附性发展思路的陷阱，呈现出富强叙事、阶级叙事与文明叙事的并进发展，展现出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与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取得了丰富的制度实践成果，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以苏为鉴，探索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开放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自信自立，强调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治理典范，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容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性特点。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文明的差异性，主张不同价值观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谐共存，主张不同文明的兼容并包、相互借鉴，主张文明之间的平等与共生，主张互惠互利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发展成果，追求人类的共同发展，带有进步性特点和包容性因素，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排他性发展理念，规避了西方零和博弈思维的对抗性弊端。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视野，以文明的包容、和谐发展理念超越了西方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追求社会全方位的进步与发展，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价值追求，把人类解放与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总体进程中，主张全人类的共赢发展与共同进步，超越了西方权力主义的民族国家狭隘视野。中国式现代化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与积累立足于中国人民的勤劳奋斗、艰苦创业。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发展逻辑，主张以对话协商改变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尊重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权和发展意愿，尊重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在“一带一路”对外建设中，中国始终与其他国家进行平等的经济建设合作。
（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公平正义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经济社会平等公平，把公平正义作为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实践发展中，既坚持分配正义、又坚持结果公平，不断实现公平正义诉求与现代化的效率相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努力消灭经济不平等和经济分化，追求社会效益和公平，努力规避西方经济“唯利”原则带来的社会极化与贫富分化弊端。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规避了“资本主义累积的对抗性”，破除了资本逻辑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困境。“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社会公平正义奠定物质基础和社会支撑。“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经济水平的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实现生产力的升级迭代与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进行制度建设，以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建设与改革为公平正义打下制度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分配正义价值追求主要是通过分配原则的调整、分配制度的改革来实现的”，在分配制度方面，实现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协调与完善，不断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倾斜，加强城乡统筹、区域统筹，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的社会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现代化社会分配和社会发展制度。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对于困难群体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不断加强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服务，实现社会保障的系统化和全面性。在政治权力与民主建设方面，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基层全民选举制度，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另外，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平正义价值追求不仅体现在国内发展方面，也体现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合作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以人类发展的宏大视野为导向，主张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反对恃强凌弱、霸权霸道的国际关系行为，主张公平、公正、合理地协商解决国际事务，发展国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反对战争与霸权。
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共同富裕范式，规避了西方现代化的社会极化弊端，实现了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外在共赢范式，规避了西方现代化的冲突对抗性矛盾，为世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贡献了和平力量。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性与动态发展特点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鲜明的实践导向，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抽象的理论预设和刻板的方式设定。中国式现代化没有束缚于已有的现代化理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打破了现代化发展的单一模板，把现代化理论置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把实践作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基础和检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标准，以具体的社会实践丰富和发展现代化理论。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实际，规避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忽视事物发展特殊性的弊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根植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突出中国特色，把现代化与具体的民族国家国情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现了具体化、历史性的特点，实现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现实，制定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强调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强调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间的互动与发展。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坚持系统性原则，进行统筹兼顾和系统设计，不断在实践中发展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迷思，不断进行守正创新，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不断推进创新性实践，通过改革创新增强社会的发展活力，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着对资本的驾驭与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着对资本的驾驭和管理，扬弃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实现人民的幸福与发展作为重要目标，把人的现代化放在重要地位，破解了西方现代化主体价值异化的困境，实现了人的主体价值的复位，规避了西方现代化导致人的异化和扬弃的弊端，规避了资本逻辑对人的奴役。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摒弃了资本逻辑的统治性影响，不断加强对资本的监管，合理驾驭资本，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野蛮生长，资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配置资源的工具。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资本生产要素及生产关系的支配和利用”，积极发挥资本的合理作用，扬弃资本逻辑中的异化弊端，合理利用资本发展中的解放性内容，发挥资本创造财富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实现资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目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规避西方现代化资本逻辑导致两极分化的弊端，合理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价值困境、社会矛盾以及国际秩序无序化囚徒困境，规避了资本强制性弊端，体现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进本质。
（三）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文明为文明底蕴，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中国的具体实际为现实依托，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效结合，展现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规避了西方现代化的贫富差距扩大困境，又规避了发展中国家依附性发展困境，展现了现代化发展的民族国家主体性，实现着国情主权独立、人民幸福与现代化的有效统一，为世界现代化贡献着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不断深化改革，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健全法治化、制度化体系，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把现代化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增强中国式现代化不断适应新的发展环境的能力，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既追求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目标，又不断实现政治制度完善、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幸福，呈现发展的丰富性、全面性、系统性、协调性。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自身的发展，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超越了西方剥夺性积累的弊端，以自身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主张共建、共享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彰显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