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反省传统文明、学习西洋文明成为国人寻求国家出路的必然选择。“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欧战前后，中国知识界不仅反省中国传统文明，而且开始反思向来被视为“进步”的西方文明，由此形成了一股改造中西文明、创造人类新文明的文化思潮，标志着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高度的“文明自觉”和有意识地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期。这股思潮的出现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
（一）亡国灭种危机下对传统文明的深刻反省
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成长的动力来源于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应战又反过来引发新的挑战”。五四时期国人对新文明的期盼首先源于对中华传统文明的反省，这一反省伴随着近代以来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而愈发强烈。一般而言，近代国人对传统文化或文明的反省经历了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言技”到甲午战败后的“言政”再到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言教”三个阶段。对此，梁启超作了精当的概括：“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梁启超对近代国人反省传统与学习西方历程的阐述凸显了由表及里、渐次深入的特点。随着进化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西方文明的地位日益稳固，中国文明则开始被视为“落后”，拥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度一度被指为“野蛮半化”之“老大帝国”“野蛮”之国。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促使国人发生“最后的觉悟”，即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更要将西方深层次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一并吸收，“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面对思想界愈演愈烈的新旧之争，陈独秀决绝地表示：“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经历了民初共和实验的失败，国人为改变中国社会的混乱与衰败状况，将文化反省的触角深入到价值观领域，萌发了从整体上改变或重塑中华传统文明的强烈意识，由此构成了五四知识界掀起新文化运动、建构新文明的现实与思想起点。
（二）欧战后世界范围内反省西方文明潮流的兴起
正当部分国人在现实挫败面前决定全面深入学习西方、改造重构中华传统文明之机，欧战的爆发如平地惊雷，惊醒了热心拥抱西方文明的知识界人士。欧战不仅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战争损失和平民死伤，而且推动了战后世界范围内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也由此引发了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反省与批判，进而提出同步改造中西文明、创造人类新文明的构想。
欧战前后，以杜亚泉、钱智修、章锡琛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作者群发表了《新唯心论》《精神救国论》《现代文明之弱点》《迷乱之现代人心》等多篇文章，率先揭批西方文明的缺陷，成为中国知识界反省西方文明的先声。杜亚泉分析了欧洲局势与社会状况，认为“今日欧美社会内文明病流行”，“西洋之现代文明，乃不适于新时势，而将失其效用”。“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东西洋之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必须以“新唯心论”扫除欧洲“物质竞争之流毒”，创建“文明进化之社会”。
不过，反省西方文明成为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是在欧战结束后，其主要推动者为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诸人。1920年，梁启超在轰动一时的《欧游心影录》中描绘了战后欧洲陷入物质困窘、精神迷惘的“世纪末”状况，“从广义解释，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由此，梁启超重新审视中国文明，提出了发掘中国文明之精髓、助益西方文明的新观念。1921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明确提出，世界未来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加上来华讲学的杜威、罗素、杜里舒等人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使得质疑、改造西方文明之声势日隆。
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持激烈批评的西化派及后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亦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西方文化的问题。胡适以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作为“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尼采的非理性主义被胡适当做理性主义的工具用来打破一切传统束缚。1918年，李大钊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欧战期间，陈独秀指出：“此次大战争，乃旷古未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为旷古所罕闻。吾料欧洲之历史，大战之后必全然改观”。1919年，陈独秀更强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凡此表明，五四时期质疑、反省西方文明成为欧战后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现象，它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新文明之发生，亦因人心之觉悟，有迫不及待之势。”由反省现代性、质疑西方文明，进而“向西方寻求解放”，建构超越中西的新文明便呼之欲出了。
（三）十月革命展现人类“新文明之曙光”
十月革命开辟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新纪元、新时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很快意识到十月革命将给世界和中国带来重大变革。这一方面是因为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属性，另一方面当然离不开革命后苏俄对中国的平等友好态度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与帮助。对于苏俄的这场革命，李大钊不仅最早予以热情拥抱，而且从建构人类新文明的高度作了阐述，认为俄国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1918年7月，李大钊指出：“东方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的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热情盼望俄国革命带来的新文明趋向：“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俄罗斯民族将来必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
将欧战变动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视为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新阶段的看法是当时学界多数人的认知，“凡研究现代文明者，殆无不有如是之感想”。陈独秀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人类文明进化如新陈代谢，时时变易，“现代二十世纪之文明，其进境如何，今方萌动，不可得而言焉。然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文明为止境”。梁漱溟后来指出，近代中国尊西崇新的步伐极快，西化潮流与方向的扭转，“其转捩就在头一次欧洲大战中”。胡愈之认为，欧战造成的巨大伤亡表明欧洲文明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与危机，因而人人“皆以创造新文明新制度为不可或缓”。在欧战与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知识界最流行的话语。时人分别从平等论、文明论、价值论、制度论、伦理论、社会政策论等视角谈论社会主义，凸显出社会主义内涵的复杂多元性。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新形态，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人类文明演进趋向。
当然，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对新文明的求索还受到中国传统“天下主义”及“大同世界”思想的影响。在反省中西文化交锋的历程中，在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双重刺激下，在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冲击下，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对中西文明的思考不仅关注中国自身，而且以开放胸怀观察世界、思考人类文明发展与前途命运，开始了同步反省中西文明、建构人类新文明的理论探索。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人士在反省西方文明方面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其多元文明形态蕴含着时人对20世纪世界和中国文明发展的深切关怀，表达了五四知识界人士敏锐的现代意识与宽广的世界关怀。
（一）东方文化派的新文明形态
东方文化派是一个指向并不明确的称谓，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用来指摘那些在文化问题上反省现代性、主张发掘传统文化的精粹、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以调和、复兴中国文化或文明出路的一派人，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吴宓、梅光迪等。在新文明形态上，杜亚泉与梁启超对新文明形态的思考更为缜密、细致。
1.杜亚泉：“以正义公道为基础之新文明”
杜亚泉是五四时期较早从欧战中揭示西方文明危机并思考中西文明发展趋向的启蒙学者。他认为，影响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两大因素是经济与道德。在欧战刺激下，战后西洋社会“当有一种超国家超民族之运动”，即经济“社会化”趋向，其意图“实与吾人之经济目的无大异”。道德方面，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调和之后的西洋社会道德“与吾东洋社会之道德思想，必大有接近之观”。由此，欧战终结实为旧文明死灭、新文明产生之时期，东西文明调和而成新文明成必然趋势。“旧文明者，即以权利竞争为基础之现代文明；而新文明者，即以正义公道为基础之方来文明也。”今后新文明的建构当“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经济的目的；以力行的精神，实现吾人理性的道德”。杜亚泉对中西文明优劣的辩证分析、对战后欧洲社会主义勃兴和希腊、希伯来文化交融的预言，以及他“以东方传统、西方现代性和超现代之社会主义为精神文化资源，提出了整合‘东西新旧’，而构建‘既富加教’、效率与公正统一的新文明模式”的深刻洞见，在五四时期独树一帜。
2.梁启超：东西文明“化合”的“新文明”
在明治时代日本因“文明开化”而渐趋富强的刺激下，梁启超的早期文明观凸显了强烈的“西化”倾向。欧战爆发及战后的欧游使梁启超开始全面、辩证地认识西方文明的优劣并由此重新审视中国文明，认识到“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梁启超指出，新文明的建构既不能沉醉西风，也不能墨守成规，应当结合中国社会需要，积极引进、吸收西洋学术与思想。“吾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既受之，则必能尽吸其所长以自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青出于蓝，冰寒于水。”梁启超强调，中国人要负起构建人类新文明的“绝大责任”。“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经历欧战后对东西文明的双重反省，梁启超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想，高扬中国文明“心物调和”“求理想与现实一致”的经典传统，主张融合中西文明以建构人类新文明，其“化合”“融合”思路对新文明建构具有启示意义，被论者誉为“以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
（二）西化派的新文明形态
西化派以胡适、张东荪、常乃德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在尽力吸收西洋文明的基础上，重估中国传统文明，融合创造新文明。常乃德将人类文明划分为神权时代、玄想时代和科学时代三个时期。欧战之后第三期文明发生了很多破绽，能弥补此种破绽的，“是未来的第四期文明”。“我们不满意第三期的文明，应当往前找出一个第四级，不能带着第三期向反对方面走。”钱智修同样认为，西方文化经欧战之试验与社会革命之震撼，其破绽不难概见。“然起而代之者，必为更适于新时代之第四种文化，而与旧日任何人种之文化绝非同物。”
在文化或文明问题上，胡适是“开新一派人物中稳健派的代表人物”。在美留学期间，胡适就认为，吾国今日处在“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留学生是新旧文明“过渡之舟楫”，其职责是输入新思想，“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将新思潮的根本精神解读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将新思潮的意义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即以研究各种现实问题为着眼点，以输入西方学理为理论指导，“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对待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接触、切磋、补充、融通的过程中实现“再造文明”这一“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毛子水主张以科学精神研究“国故”，“造成一个能够和欧化‘并驾齐驱’的‘国新’”。“国新”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学术思想”，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或从欧化里面吸收西洋文明创造的“新文明”。
新文化运动初期，张东荪是典型的西化论者。欧战终结，思想敏锐的张东荪预感到此后将“辟一新世界，立一新纪元，创一新天地”。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张东荪意识到，他所向往的“新世界”就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三种文明”，其主要特点是：思想道德上以社会为本位，经济上以分配为本位，制度上以世界为本位，社会上消除阶级差别和贫富悬殊，是“互助与协同的文明”，战后全世界的大变革必定“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中国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工夫，“要提倡互助的精神，要培植协同的性格，要养成自治的能力，要促成合群的道德”，通过开展“文化运动”迈向新文明。
（三）马克思主义者的新文明形态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提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第三文明”，瞿秋白提出建设“艺术性的技术文明”，将新文明建构推进到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与理论高度。他们对新文明形态的分析展现出唯物史观的理论优势，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方向指引。
1.李大钊：“第三文明”
李大钊对新文明建构的关注与思考同民初共和危机及欧战爆发关系密切。1916年，李大钊即认识到欧战是人类新文明孕育的前夜，“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他号召青年努力“创造青春之中华”。同年8月，李大钊从哲学视角提出了“第三文明”的概念。他指出：“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李大钊的“第三文明”是“灵肉一致”、不断发展、超越中西文明缺陷、荟萃人类进步价值的文明新形态。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明确将“第三文明”的现实形态确定为以俄国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他认为，俄罗斯文明兼具欧亚文明之特质，“俄罗斯之精神，实具有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俄国革命兼具世界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特点，“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Bolshevism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Bolshevism的精神，就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吾人“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2.瞿秋白：“艺术性的技术文明”
瞿秋白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文化或文明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注重从经济、科技发展尤其是技术进步的视角分析文明。他指出，物质文明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科学仅仅是从技术里抽象而得的总原理。“技术有神秘性便是封建时代的文明，技术有科学性便是资产阶级的文明，技术更进而有艺术性便是无产阶级的文明。”资本主义的“技术文明”或“科学文明”具有注重科学、反对权威专制、重视理智、逻辑等特点，但它仅仅将技术局限于物质层次，并不能“从残酷的自然之下解放人类”，反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阶级分化及阶级斗争加剧等现象，其实质是“受治阶级正要夺取此文明以为利器而创造新文明”。
瞿秋白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文明作了初步的设想。他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文明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单调的畸形的技术文明，是“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于艺术的人生——集和的谐和的发展”的文明，是“艺术性的技术文明”。在社会主义文明下，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生产组织完全变更，一切政府法律都可以废止，精神文明也能真正改善，以至于“大同”。社会主义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
东方文化派、西化派、马克思主义者反省中西文明、建构人类新文明的设想揭示了五四时期国人从以实力竞争为核心的国家建构向带有共同价值的新文明国家建构转变的思想趋势，表明近代国人对人类社会与文明发展的思考与探究进入了更为理性、自觉与深入的新阶段。
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依据自身的思想进路提出了对未来新文明的不同设想，而且对新文明的走向进行了各自的路径建构，不仅反映出不同知识群体内在的思想差异，而且体现了他们重塑中华文明道路的不同选择。
（一）东方文化派：以中为主，“统整”“化合”，调和中西
杜亚泉坚持文明的民族性与独立价值，并从东西民族历史发展、地理环境、经济生活等层面将东西文明区分为“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认为二者皆呈病态，“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在调和方法上，杜亚泉提出以中国文明“统整”西洋文明之“断片”。他坚持新文明建构“不可不以静为基础”，因为西洋文明“方自陷入混乱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于救济”。西洋文明于物质上虽得富强之效，但其精神上“烦闷殊甚”，故须以“根本于理性，发于本心之明”且“最纯粹最中正”的“中国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救济之方。具体而言，对于吾国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对于西洋文明，“一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以“统整”方法创造的“世界之文明”，“非特吾人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
欧游激发了梁启超融会中西文明、创造人类新文明的文化自觉，他提出以中为主，中西“化合”人类新文明的建构路径，强调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坚持东方文化立场的陈嘉异亦提出与梁启超类似的建构路径：“以科学方法整理旧籍”，系统阐发东方文化之真义，在“择善而从，笃信其说”的基础上以“文字的译述、团体的宣传”等方法将东方文化之精髓尽量灌输于欧美人士；同时，以“极精锐之别择力，极深到之吸收力”融合西方文化之精华，“本互助之努力，以创造一最高义的世界文化”。梁漱溟更是明确指出：“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由第一条路向改变为第二条路向，亦即由西方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世界未来文化将是吸收、融合了“科学”与“民主”等西方现代性价值后的中国新文化的复兴。
可见，五四时期，在欧战后西方文明弊端暴露的情况下，东方文化派坚持以中国固有文明为主体、为基础，强调以西方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文明，借以唤醒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复吸纳西方文明之精华，“化合”成普遍适用的人类新文明。他们的新文明建构思路在相当程度上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潮流，体现了对新文明建构的自觉态度，其以中为主、调和中西、取长补短创造新文明的建构思路具有内在的历史合理性。
（二）西化派：以西为主，先破后立，融合创新
在新文明建构问题上，胡适、张东荪、常乃德等西化派极力宣扬西方文明的先进与优越，反对章士钊、杜亚泉、梁启超等人的文明调和论，主张以西方文明为建构中国新文明的蓝本与模板。
新文化运动初期，张东荪主张“彻底采用西洋文明”。他指出，“凡民族之文明历久必敝”，吾国固有文明之精粹“早已淘汰无余”，“吾中华民族之生死存亡，惟视其有无能力以吸收西方新文明。”具体来说，必须将中国社会组织和国家建立于“科学的理法”与“科学的原则”之上，同时“捐弃固有之道德，而吸收西方之道德”，以形成“健全自由之社会”。
胡适坚持文明的时代性，否认文明的民族性，将东西文明差异视为古代文明与近世文明之别。胡适称梁启超欧战后反省西方文明的“科学破产”言论是“谣言”，“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他批评欧战以来称颂东方精神文明的西洋学者“开倒车”，认为他们的看法“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并因此增加了东方旧势力“不少的气焰”。五四时期的胡适一度“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认为东方民族“又愚又懒”，东方文明不能运用人的聪明才智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他主张认清现状，彻底反省，“充分采用”西洋文明来救治衰病的国家和民族。常乃德亦表示：“在文化和思想问题上，我是根本赞同胡先生的意见的。我们现在只有根本吸收西洋近代文明，绝无保存腐旧凝滞的固有旧文明之理。”
西化派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固有文明已衰败不堪，几无存在价值。西洋文明因适应近代社会发展需要已成为“世界文明”，故创造新文明应全力引进、吸收西洋文明，辅以西方的科学方法重估中国传统文明，在此基础上融合创造新文明。“西化派”坚持文明的时代性有其合理之处，但他们对欧战后世界范围内反省现代性思潮关注不足或重视不够，且在文明问题上崇信“科学万能”，对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认识不足，其醉心西化的文明建构路径在资本主义不断被质疑和批判的近代中国只能日益走向式微。
（三）马克思主义者：以革命方式创造社会主义新文明
五四前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逐渐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逐渐抛弃了曾经崇拜过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认定社会主义文明是未来新文明的发展方向，并确立了以革命方式建构新文明的路径。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及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本质的认识日益清晰。1920年，他指出，世界各国里最不平等、最痛苦的事就是少数游惰的资产阶级，“利用国际、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牛做马”。因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陈独秀指出了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创建无产阶级的新国家、新制度、新文明的解放路径。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李大钊一方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建构方向，另一方面开始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文明问题。1919年12月，他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揭示了人类精神文明领域各种现象发生变迁的原因：“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1920年1月，他又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封建大家族制度及专制等级制度必将“崩颓粉碎”，“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的劳工发生关系。”李大钊不仅指出了新思想代替旧思想、新文明代替旧文明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初步预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社会与思想变动中的重要地位和远大前途。
在社会主义文明创建路径上，瞿秋白以批判的眼光分析了东西文化的实质，抨击了帝国主义对东方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强调“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他进而提出通过世界革命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主张：“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熔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要实现各民族文化和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非世界革命不可，——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结论”，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沈泽民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下，通过革命创建更高级的“非东非西”的新文明已无法避免，“未来的大同主义却正孵化于烂熟的资本帝国主义之中，不久即将借一次空前的大革命而实现，这是顺着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路向”。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和封建文明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革命推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一切有碍于人类解放的制度、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方向，并初步总结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科学技术广泛应用、社会关系平等和谐等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特征，展现了唯物史观在文明建构问题上的理论优势，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道路。
评析中西文明优劣、思考中西文明出路进而建构人类新文明是五四时期知识界人士在国际国内政局变动、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日益凸显的历史情境下对中国文明前途与人类发展命运做出的理性思考与可贵探索。在文明论争与建构中，西化派知识分子大力引介西方文化思潮，对传统的纲常名教、儒家伦理展开了激烈批判，试图先破后立，走以“西化”为主、融合创新的文明重建之路；东方文化派主张以中为主，“调和”“统整”“化合”中西创造中国新文化或新文明；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创造社会主义文明，明确了新文明建构的革命立场与社会主义方向。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者的“新文明”观念及其建构超越了西化派“以西为主”及东方文化派“以中为主”的融合、调和论，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与发展联系起来，指出了以无产阶级革命创造社会主义新文明的科学路径，从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再造与更新指明了正确方向和现实目标。五四时期各派的新文明建构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建构中华民族和世界新文明的文明自觉、方法自觉、开放意识与理性思维，是中华民族建构现代文明观念与实践的重要开端，其形态、走向与路径等理论成果为后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