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消费习俗在外来因素影响下的演变突出，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近代中国，消费习俗与消费观念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以及近代商业贸易的影响，而近代对外贸易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1927—1936年这段时间，对外贸易的活跃，不仅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而且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变迁。全面抗战前的十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在外来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冲击下，国内居民的消费风俗与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由通商口岸城市向内地城市扩散，并蔓延到广大的乡村，一种吸收西方异质文化的新的消费风俗与观念悄然发展，并不断深化。本文拟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时间段，尝试将近代对外贸易、国内居民物质生活与消费观念与习俗联系起来，探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对外贸易影响下的消费习俗与消费观念的变化，借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嬗变轨迹。
关于近代对外贸易与消费结构、消费观念与习俗的研究成果。程恩富较早研究了洋货进口对上海居民的消费市场、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等的影响。张东刚则主要从近代的社会调查资料出发，对全国范围内尤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总需求、总收入、以及农家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和结构进行了宏观的探讨，并作了中外的比较。王玉茹等则通过价格变动与工资水平的变动，考察了近代中国城市和农民的生活状况。谯珊认为外力（西方国家）大大改变了物质生活领域的结构和内容，使传统的衣、食、住、行等消费格局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化，消费生活进一步走向大众化、平民化，消费水平走向分层与多元等等。林青探讨了西方器物的传入给中国人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郭立珍以消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考察了洋货进口在中国近代消费转型所起的作用，揭示出近代中国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是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中发展演变，总结了近代消费转型的基本特征。关于江南居民消费（黄敬斌，2009）和华北（乔志强，1998）等区域居民消费生活的研究、对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与消费生活（张东刚，2000；夏明方，2002；郑启东，2004；王玉茹，2007））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使消费经济的研究更深入化。
周石峰认为社会上崇洋观念的形成，与洋货物美价廉的路径依赖式影响、上层社会的消费示范作用、消费风尚、商品广告广播蔓延不无关联。朱英探讨了中西贸易带来的消费习俗与消费观念的演变，借以了解社会风尚的嬗变。魏娅娅分析了中国近代植物油出口贸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袁欣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总体分析。郭立珍认为在近代中国，洋货进口与消费观念二者是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中发展、演变的。李长莉的著述有不少进口洋货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的内容。孙燕京认为洋货的流行带来中国人消费市场夸大和消费观念的崇洋风气。刘志琴则认为进口洋货在中国不仅带来观念的变革，更是在中国引起了回应。由此可见，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资料扎实、具有创新观点、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述，对民国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等作了探讨，体现了广阔的视野和思路。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选取比较零散，研究的时段也比较长，因此需要选取一个短时段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本文选取1927—1936年这一时期，通过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如何推动的中国国内居民消费生活中的消费习俗与消费观念的变迁，透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非物质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动，从而更好地把握欧风美雨带动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过程。
对外贸易发展中，洋货大量涌入中国，逐渐对中国传统的消费习俗产生了影响。消费习俗一般是指人们在日常消费生活中，由于自然的、社会的原因所形成的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消费习惯。消费习俗最初只是一些人的专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纷纷效仿，一些习俗被广泛接受，逐渐固定下来而形成习俗。任何消费经济活动都是依据一定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而产生的，并受一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制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洋货的不断进口与流行，形成一种新的商业氛围与环境，使人们的消费习俗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近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洋货的输入带动衣食住行和娱乐等消费习尚的变化，“而这些消费品的大量生产和销售，反过来又促进了消费习尚的变革”。国人在价值认同上的总趋势是从“中土”转向“西洋”，在“崇洋”的氛围里，人们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而这些追求又强化了消费者对洋货的消费偏好。
（一）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
所谓消费结构是指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消费资料的组合和比例关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后，人们由原先的比较单一的生存性消费需求，转为发展性的消费需求，那些富裕的阶层则追求享受性的消费需求。有人曾说：近代旧中国是畸形的商品性消费、封闭的自给性消费与低水平的供给制消费同时并存。但是在使用进口洋货这一点上，人们似乎都有共识，只是各阶层使用的多少不同而已。以洋为时尚、以洋为美成为民国时期人们消费结构中的一大亮点。商品丰富才可以奠定消费增长的物质基础，消费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商品供给的状况。中外贸易的发展，带来千姿百态的中外商品，各类新奇的洋货更使人们眼界大开，新的消费需求的满足也优化了原有的消费结构。尤其在通商口岸城市，人们的日常消费品中洋货比例增加，那些有钱的阶层的商品消费构成和消费水平超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贸易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
西方进口的那些精美器物向近代国人展现了其足够的魅力，国民政府时期的国人已经大致接受了这来自异域的器物，并采取“拿来主义”态度。1936年中国的消费需求结构（表1），已经比1917年的消费需求结构有所变化。食品消费总额从1917年的98．47亿元增长到1936年的177．4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3.0%；衣服消费从1917年的9.0亿元增长到1936年的23.7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5.0%；房租消费总额从1917年的10.76亿元上涨到1936年14.3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4%；燃料灯火等能源消费总额从1917年的8.23亿元增加到1936年的22.4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5.1%；杂项消费支出总额在1917年至1936年间从5.99亿元增长到42．0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10.2%。由此可以看出，消费总额增加的同时，消费结构也在缓慢地变化，食品、衣服、房租和燃料灯火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增长较快的是杂项消费。从这一时期的消费需求结构的百分比来看，1917年食品的比例为74.33%，1930年则下降为58.23%，1936年又略增到63.40%；杂项的变动情况为1917年4.52%，1930年为18.50%，1936年则为15.00%。杂项是非生活必需品、耐用品和劳务，它的比例增加则显示享受和发展资料的比重呈持续增长的趋势。食品所占比例的下降，则表明居民用于生存资料的比重呈波动下降。
表1 近代中国消费结构的长期变动（1917—1936） 单位：亿元，1933年币值
资料来源：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格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速度较快，主要受惠者是城市，偏远的农村、山区得益甚少，城乡的差距越拉越大。”这种消费结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传统消费结构变化的不可逆转性，另一方面，消费习俗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潜移默化地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实践中通过一种无形的力量约束而形成的且因地域不同而各异的一种社会风俗。消费习俗具有长期性、社会性、地域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中国消费结构的转变，不仅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也同时受到人们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其转变是一个比较长时段的过程。
（二）商品性消费逐渐增加
这一时期，活跃的对外贸易一个直接经济效应就是商品流通更加活跃，且呈现双向式、多层次的商品流通新趋势。中国传统社会商品流通是一种单向式流通，主要是农产品流向城市和乡镇，商品的流通量非常有限，只是自然经济范围内的余缺调剂。到了近代，这种流通方式变为了互动的双向式流通。海外商品的输入，带动城乡商品的双向流动。一方面是国外商品和国内工业品的流向乡镇，然后进入村野，外来商品在那些农村的日常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增长，“新需求与新供给的确立与增长，促使商品不间断地由口岸向内地流动”；另一方面，农村的商品化率不断提高，农民除了留少量的农产品自用外，大多开始向（当然更多是被迫的）市场销售。如1936年中国国内市场的商品值共为168.07亿元（法币），其中农产品占44.8%，手工业品占26.1%，近代工业和矿冶业产品占19.8%，其中进口商品占9.3%。农民出卖农产品，然后有了现金收入支配，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工业制品，甚至国外进口的洋货。据20世纪30年代调查，衣着方面，自“洋货输入，而洋布遂充斥乡问，至生活稍裕，或出外佣丁者，则以丝织品为服装，亦数见不鲜。”农民的农副产品的价格波动影响到购买力，农民的购买力随市场的波动而变化。王方中的研究表明：“仅从1930年至1936年进出口物价间的巨大剪刀差使我国在进出口总值中所受损失将近50亿元。”农产品的贸易出口情况与农民收入和购买力是正相关的。1929—1936年全国农产物输出贸易指数1929年为109.1,1930年为100.00，1931年为101.61，1932年为62.99，1933年为46.03，1934年为42.90，1935年为52.29，1936年为50.39，中国的贸易输出指数是不断下降的。中国农民出口的减少，农产品价格的降低，影响到其收入的减少，农民的购买能力大幅度下降。所谓农产购买力，就是以农用品价格指数平均所得的总指数，除以农产品价格指数平均所得的指数。据张培刚的计算，全国农产购买力如果以1931年为100，则1932年为96.3，1933年为88.7，1934年为83.6，这个指数也是呈下降趋势。这时的商品主要流向是：“工业品从沿海通商都市流向内地；农产品和农副业加工品由内地流向沿海通商都市。”这种商品的流向，很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单向流动。在中外贸易的带动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发展，商品经济也不断丰富与活跃。在1927—1936年期间，有研究者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平稳的时期，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消费需求才可能扩大。按1933年币值计算，1927—1936年间中国人均国民消费需求额呈逐步上升态势，1927—1928年为人均消费需求额为49.79元，1932年为最高，达到56.01元，1936年时人均消费需求额则达到54.79元。
从宏观上看，城市中的那些高档的消费品和许多日常消费品大多是进口商品，在对外贸易和西方消费方式的影响下，人们的消费构成和水平随着洋货的增加而提高。中外贸易额大幅增长，西方五颜六色的商品渗透到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进入很多乡村，这些商品的畅销，为人们消费需求的提升提供了较多的选择。国民大众平均购买力的提高和国内对进口洋货需求的扩大，促使国内市场经济发展。随着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国内民族工业发展，很多行业出现进口替代，如橡胶业、毛纺织业、水泥业、电灯制造业、化妆品、化工原料业、无线电业、电机制造业、铅笔钢笔制造业等。后发展国家发展本国工业一般采取“进口替代”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的工业虽然可以规避从自然经济条件下开拓商品市场的成本负担，但是，“它要承受已经占领市场的进口洋货的巨大竞争压力”。
（三）衣食住行的新变化
欧风东渐，对消费者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西方物质生活的冲击。对于这种影响，从晚清的上海就开始，李长莉曾这样描述到：“在物质生活方面，随着洋器洋货大量输入，人们生活的市场化，洋货进入人们的生活”，这些西国输入的食物、用物、玩好等日用洋货，“受到人们的青睐，人们或为了新奇，或为了炫耀，或为了方便利用，或作为馈赠礼品而购买使用，特别是一些物美价廉的生活日用洋货,更引起人们的争相购用，成为人们的日用品，人们也以购用洋货为时尚，形成了洋货流行之风”。洋货最初仅为城市上层居民所追逐的时尚，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其受众范围扩展至普通民众。洋货消费日渐普及，中国近代生活方式西化倾向明显。但是这种西化并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尽变，而是中西生活方式的冲突与交融，西方生活方式渗入中国传统生活方式。这种渗入的过程是一个经历着充满主动性因素积极自我调整和再造过程，新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中西夹杂，具有过渡性的特征。
西方物事成为近代中国消费习俗转变的重要推动力，并影响到的饮食、服饰、居住、出行等各个方面。伴随着衣食住行的西化倾向，西方的精神生活方式也部分为中国人所选择性接受。器物等表层文化直接和人们的生活消费相关，直观性强，接受也更容易些。但精神层面的演变、思想观念的变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接受和认同要明显滞后于物质生活方式的演变。如赛马、网球、足球、西方戏剧、公园和音乐会等体育、艺术生活方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方式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这些文体娱乐与休闲方式，改变了中国人以茶馆、戏院、庙会为主的传统休闲方式，原先习惯于早睡早起的中国人，尤其是在通商口岸城市的中产阶层，逐渐迷恋了西方式的夜生活。此外，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流入与传播, 带动中国城市新的用语出现并流行开来,城市用语体系发生巨变。作为商业文化载体的商品，它在改变人们消费习俗的过程中发挥着相当深刻的影响。近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消费习俗也发生变化。
中外贸易的交流，对当时人们的消费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冲击力。消费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和价值观，也可以对消费者的思维方式和社会风气等产生重要影响。中西贸易的兴盛，洋货以及西方的生活消费方式成为新的追逐潮流。伴随着洋货带来的示范效应，国人追逐摩登成为新时尚；传统的消费等级观念破除，消费日趋平民化、大众化。在近代的经济生活中，重商观念的强化，近代工商观念和市场意识等也有了新的变化。“在近代中国,洋货进口与消费观念二者是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中发展演变的。”
（一）崇洋消费与慕求虚荣
中国对外贸易交流的活跃带来的是洋货大量进口与崇洋消费风气的盛行。国民政府关税自主后，虽然对进口洋货的管理日趋规范化，但是，很多现代工业品仍需要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在海关每年的进口洋货中，生活消费品和奢侈品一直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即使是轰轰烈烈的国货年也是如此。新奇而质优的进口货受到各地人们的青睐，经营洋货的商店越来越多了，从口岸城市到一般城镇，甚至集镇，洋货店中的商品琳琅满目。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工业制品，持续不断地传入中国。“照相机、留声机、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新器物层出不穷，全面、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这些新的器物构成了现代化、城市化的重要元素和零件。”各阶层的消费者从洋货的消费中得到不同的物质与心理的满足。“洋货往往质量上乘、价格昂贵和样式新潮，恰好迎合了中上层社会炫耀性消费的强烈需求，从而成为一种熊彼特所谓的‘地位性商品’。”地位尊崇、财力雄厚的上层社会人士，他们消费洋货奢侈品是为了获得物质享受与精神愉悦。社会上层是洋货消费的引领者和主导者，社会下层则势必仿效之，但由于他们财力无法与那些上层人士相比拟，于是就选用价廉物美的洋货。崇洋消费的示范效应，带动整个社会的洋货消费习惯。社会的崇洋心理，“衣非‘洋’不美，食非‘洋’不足，居非‘洋’不成，行非‘洋’不速”。叫起人来，满口“密斯忒”“密斯”；吃食水果，也要吃外国货；生病吃药，也要购外国药；连断了气直了脚，也要一口外国的玻璃棺材，才觉心满意足。崇洋之风的盛行，有钱之人争相购买舶来品，洋商品大行其道，使用洋货成为革新、进步的标志。西方商品几乎渗入了中国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进口商品的不断渗透，为崇洋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
五光十色的洋货背后其实是西方异质文化的传播，这对习惯了农耕文明的国人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人们追求、模仿，形成超越现实生产方式变革的崇洋社会风气。这种风气使社会生活甚至出现“惟洋是采”“以洋为荣”和超前消费的奢靡之风,实际上是一种并不健康的社会心态。民国时期，社会等级较低的人希望通过模仿较高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来获取他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也就是说，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不仅是要得到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需要通过其附属价值来满足消费者的虚荣心理。这种讲求虚荣的攀比心理在大城市尤其严重，这种行为助长了很多消费者购买洋货的风气。正如时人评论的：“少数有钱的人，尽量地从事于奢侈生活的竞争，其结果便有形无形间提高了一般生活费的水准。”盲目消费洋货，不顾实际收入水平，是一种虚荣的心态，这种风气在中上层尤其明显。
（二）消费国货兴起与经济民族主义
对外贸易发展中，国民的国货消费意识增强。“国货”意识蕴含特殊的爱国情怀，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消费行为。在国民政府时期，为抵制外货，提倡国货，政府与民众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首先就民众层面来说，通过设立国货年和开展国货展览会，养成人们消费国货的习惯和增强国货消费意识。凯恩斯主义认为：消费促进了经济增长，国货的消费是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为了恢复国内社会经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发展工业、提倡国货为宗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货运动，广大下层民众也积极配合。“提倡国货近来也成了时髦。国货的展览，国货陈列馆及国货商场的设立，宣誓不买仇货等现象都表示国货运动的前进。”提倡国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部分效果。尤其是1931年之后，全国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的高潮。为了鼓励人们消费国货，有人提议对商品进行分类，并根据其与本国产业发展的关系及奢侈程度确定不同税率。“限制一切奢侈消费或妨碍本国产业发展之商品输入”。以上海为例，20世纪30年代初以后，永安、先施、新新三大公司经营的国货比重已逐步超过了50％以上，而在这以前，这些公司的经营洋货的比重为70%—80%，国货仅仅占20%—30%左右。正是由于上下层面的共同努力，国货的消费有所增加，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也相应发展。在这一时期，国货消费被看成爱国的表现，消费洋货则是一种堕落的表现。时人对不消费国货醉心洋货的现象抨击到：“国人受资本主义之流毒，醉心洋化，发展物欲，以奢靡相竞尚”。国货的消费政治化，消费国货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而且涉及国家与民族大义，消费国货被贴上了爱国的标签。由于把消费国货说成爱国的行为，并和挽救民族危机等社会高尚行为联系起来，“这就把爱国主义从抽象的道德层面疏导到具体的行动层面。”在特殊的国内环境中，民众的爱国已经被世俗化到日常的消费中，民众把爱国主义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消费国货并不是排外，这时期的经济民族主义日渐理性化。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从非理性向理性过渡。理性经济民族主义对待中外贸易的冲突，是在保持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采取扬弃的态度，在加强本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出口的同时，并不盲目抵制外来商品的销售，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促进本民族经济发展和保持本国国民的自尊与荣誉。而非理性经济民族主义又可称为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它对国际贸易中产生的任何对本国产业发展不利的因素均持片面保守、盲目排斥的态度。”在中外贸易的不平等交流中，中国国内一方面兴起的是理性的实业救国的热潮，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官僚资本也加强了各方面建设，以生产本国产品，减少外国洋货的大量倾销；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不理性的言行，有的甚至提出中断国际贸易的往来，以挽回中国利权的损失。历次抵制洋货运动的成效不显著，带给国人的思考也越来越理性化。中国近代的经济民族主义是由非理性向理性不断加强的。对于那些实业家来说，应该尽最大努力促进工业与制造业的发展，“通过改良国货，增强竞争力，以达到挽回利源目的的做法，则完全是理性化民族主义的表现”。在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发展中，提倡国货与抵制洋货是相伴而行的。抵制洋货是一种直接的经济行为，提倡国货则是为达到抵制洋货的一种间接的抵制行为，尽管如此，收效并不如预期，抵制外货越来越理性化。
（三）炫耀性消费与享乐主义心态
这一时期人们的消费水平，主要受对外贸易中进口洋货和西方消费方式的影响很大，显然有消费早熟的倾向。波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已经从物的消费过渡到符号消费。消费也不再是物的占有和消耗，而是指向符号的消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物质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被消费，人们早已把追求物质享受成为天经地义的、唯一的生活目的。“商品的消费同时也是商品符号意义的消费。”在这一时期，对那些城市的中上社会阶层，乡村的地主富豪来说，消费已经超越原来的那种价值理念，即物质的消费仅仅是个人的物质享受，而是更侧重于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当部分居民消费能力提高时，会刺激进口日用品商业的发展，以满足较高层次消费需求。消费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典型模式，这一时期的中国也出现对物质的无限占有的欲望，并不是中国的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结果，而是在比较薄弱的工业经济基础上人们超越时代的一种消费。因此，是一种早熟的消费，过度的消费影响了国内的投资，这种早熟的消费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存在消极作用的。
对外贸易带来的是国外奢侈品的输入增加，中上社会阶层的炫耀性消费现象突出。首次提出炫耀性消费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他在专著《有闲阶级论》中认为，消费者对一种商品的需求程度因其标价较高而增加，即富人们常常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显示其拥有较多的财富以及较高的地位。炫耀性的消费可以实现两重目的，一方面是达到了物质上的享受，满足了生理需求，同时也实现了精神的享受，满足自己的攀比性心理需求，得到了趋时的虚娇心态。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财富的增长不是自主的增长，这种经济繁荣不是真的繁荣，是一种病态经济。在此经济环境下的超前消费和过度奢靡，其消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消费主义的思潮传入，在国内市民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一些中西交汇的通商口岸城市，尤其是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这些地方成为人们追求新奇、时髦、摩登和领先时代潮流的桥头堡，许多西方的精神享乐都可以找到。潜移默化中，那些富贵的社会阶层养成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消费心态。可见，消费主义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在经济环境达到较高水平后，人们就会注重精神的追求，从而改变旧有的生活观与价值观。商品在炫耀性消费中成了地位、财富、生活方式和生活品位的象征，其符号价值被凸显为最重要的东西，而其功用价值被忽视掉了。“奢侈生活，是不适当的、不必要的、享乐的消费生活，而且这消费生活，是超过了其时其地一般社会生活的水准以上的。”面对日渐盛行的奢靡与享乐，虽然大众媒体批评，有识之士谴责，政府也力图通过强制手段改变这种不良的趋势，政府的通令在某些方面虽可产生一定的作用，但却无法改变已经形成的流行习俗。因为，人们内心的物质禁欲一旦解放，就很难返回原来的状况。
（四）开放意识与求新慕异
在近代对外贸易日渐活跃的影响下，逐利思想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占支配地位。人们接受和崇尚进口各种洋货的过程，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于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就会不断更新。与此同时，近代社会的转型中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人们的开放意识和接受新事物能力不断增强。重义轻利、重农抑商、黜奢崇俭是中国经济思想中束缚传统中国人的才智发展的三大障碍，近代对外贸易发展以后，逐利、重商与高消费的流行，反映出对外贸易对人们思想追求的巨大影响。
洋货的输入，让求新成为一种可能。民国建立以后，消费领域中的等级制度越来越淡化，传统的等级消费制度退出历史的舞台。传统的消费模式中并没有对那些洋货的消费进行等级规定，因此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追求物质的消费与享乐。全国各地的消费习俗等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化，洋货成了时髦，人们争相效仿，中国居民在消费上求新慕异，追求平等。“普通民众的趋新常以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为特征。其影响常常来自西方衣食器物,变化发生在潜移默化之间。”以服饰为例，在民国之前，人们在服饰上只能循规蹈矩，不敢求新追鲜。民国以后，随着人们的思想解放，对服饰的追求转向多样性和新奇的个性。人们以新奇独特为时尚，不仅色彩艳丽，款式复杂，而且装饰新颖，用料考究。尤其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奢侈品和生活消费品是进口大宗，各式西洋衣料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对于那些有钱阶层来说，更是把服饰的标新立异当作身份的象征。原来那种等级森严被压抑的服饰消费，被自身感性的冲动所代替，人们的生活在洋布衣料的装扮下显得色彩多样。因此，进口洋货的奇特美，满足了人们在对美的追求被压抑后获得解放的这种心理。在这个时期，原来消费物质需要由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向崇尚个性与自由、自主流变。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传统的维持生存的单一消费，变为多元的追求个性解放的多元消费，中西模式消费交融，西方的现代消费观被人们有选择性的接受。
在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大城市，消费的西化现象更明显。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被誉为“西面的纽约”或“东方的巴黎”。西方的服饰、饮食、器物源源不断进入上海，奢华之风也日渐炽盛，物美价廉的洋货占领了中国的市场，人们消费习惯改变，消费观念也不断变化。西方的各式现代化的商品都可以输入上海，大到汽车、自行车、电话、打字机、化妆品、无线电收音机、留声机、电灯、电扇、洋房，小到沙发、雪茄、香水、高跟鞋，日常的生活用品也应有尽有，美容厅、回力球馆、法兰绒套装、巴黎夏装、日本和瑞士表、啤酒和苏打水，可以称得上是西方商品在中国的展示中心，即“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时髦消费品都能在上海市场上觅得”。新奇洋货的进口，影响着上海社会的消费习俗，上海海派消费文化更加成熟，“求新、求异的消费时尚，既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又为进口商品准备了更广阔的市场”。随着各种各样洋货的大量输入，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越来越趋于新奇，这时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不再是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是向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发展，人们从以前的购买价廉质劣商品转向购买价贵质优的进口商品。
洋货带来的崇洋趋新社会风尚，为思想变化和价值观念的变更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的走人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但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洋货的技术含量高，品质优，更新也快，因此对那些有余资的人来说，可以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追求时髦和力求时尚。“衣食住行的崇洋趋新虽然只是风尚变化的外在形式,然而对大众心理和社会心态却产生不小的影响。”洋货消费多了，人们越来越认可洋货的优势，认知外国的先进，进而激发引进学习西学的思想。这种社会趋新的风尚，是中国社会更加开放的一种必然，为人们的思想变化和价值观念的更新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大量充斥的现代商品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也在逐渐发生改变。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消费生活打破了原有的封建等级制的限制，现代的物质文明得以充分体现，进一步实现世俗化、大众化、平民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国的物化环境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新变化，与此相对应，生活观与价值观，消费心理与消费性格等也有所变化。
（五）消费等级观念的破除
消费观念的变化引发了以往旧的等级观念的更新，等级尊卑的思想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形成了“等威不能辨，贵贱不能别”的新局面。民国以后，近代工商贸易更加发展，消费大众化和世俗化趋势明显，传统的消费等级观念也被打破。“封建社会的生活消费是等级化的，国家用法律制度来固定物质消费的等差，衣食住行的消费首先是法律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在极小的意义上才是个人兴趣和经济支付能力的问题。”以前社会政治地位决定物质消费品的等级，而现在消费主要凭借经济实力，只要有足够的收入来源，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消费品，尤其是那些代表西方文明的进口高档品。在新的环境下,民国时期消费观念的变化影响到人们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复杂化、多样化和个性化。“对社会消费的一切政治限制都被打破了，唯一的限制就是钱。”在拜金主义的商业社会里，消费生活的严格规定被打破，与近代工商贸易的发展观念相适应，日常生活的物质带来的关于“新”的体验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消费生活进一步走向大众化、平民化。人们只要有钱就可以铺张浪费，而且在“自由”的时代“也无人加以梗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居民的衣食住行等级化色彩越来越淡，普遍化、制度化、时尚化趋势明显。中西消费品杂陈，饮食风俗、服饰风俗、居住风俗、交通行旅风俗越来越中西交杂，混沌并存。在外来因素的冲击下，根深蒂固的消费等级化对人们的精神禁锢逐渐被化解，旧制度和意识形态禁锢的衣食住行越来越趋于自由化。“社会中下层对中上层消费示范的模仿与僭越，导致崇洋消费突破社会区隔而实现阶层之间的传播。”在对中国传统消费观念的否定中，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对利的偏重，崇洋黜俭，这些新思想意识的出现并公开化，表明伴随着物质消费的变化，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在变化。“在都市化社会，政治上的等级观念逐渐淡泊，生活上的贫富等差渐次引起人们的重视。”正是这种新的义利观的形成，使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受到不断冲击，经营工商业成为社会上的体面职业。因此，“这种重构对于中国近代消费观来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对近代消费观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代消费观的重构，体现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然，在西方外力冲击下，中国近代消费观念的冲击是主动与被动选择的结果。
近代对外贸易是推动近代中国消费生活方式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的出口贸易是把本国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业商品输出到国外市场，而影响最大的则是进口的贸易。在商品互通有无与交流的同时，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传播和欧风美雨的阵阵袭来，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中国社会生活不断受到冲击与挑战。“自从商品经济出现以来，凡是鼓励人们努力发财的地方，也必然是鼓励人们尽情消费的地方，高收入与高消费互为因果关系，正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逻辑。”中国人对这些来自西方的器物最早是排斥的，但是架不住诱惑，于是开始尝试、仿制并日渐使用。器物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传导作用，它们不仅仅是器物，也是文化符号的载体，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消费观念、风俗的变化是缓慢的，是在吸收中借鉴，在借鉴中变革，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缓慢的。但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变化确实是巨大的。在东西方贸易的交流中，大量的西方器物冲击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扩散的速度也是巨大的。
当然，在消费观念和习俗的变化过程中，呈现了严重的不平等，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而且是阶层与阶层，甚至阶层内部的分流。随着商品贸易的扩散，这些舶来的商品从通商口岸城市流动到其他城市，再到周围的乡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与风俗也在流变，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模仿效应。但是，在人们心中的变化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而不同于以往消费观念与习俗的艰难抉择，在变化过程中，呈现新与旧、西方与东方共存与竞争的局面。
总之，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对国内居民日常生活的冲击与影响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人们在中西贸易的交流中，吸收、借鉴西方的物质、精神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等，有选择地加以吸纳，并潜移默化地日渐渗透到千家万户，中国传统的消费生活方式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全盘接受，而是一种自主的扬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态下，对外贸易地位的不平等，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五光十色的商品的交流，人们尽其所能地享受外来商品带给的各种享受，由此引起的人们消费观念风俗的变化是巨大的。正如陈旭麓所指出的：“其实说怪也不怪，这是商品在改善人们的面貌，在熔解中国的固有文化。”近代消费的中西交汇，一方面带来的是近代中国消费习俗与消费观念的变化，虽伴随着一些消极的负面因素，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变化也有其积极的作用，应当辩证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