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类型的一种,对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研究由来已久,特别是实体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一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实体经济功不可没。平台经济是21世纪前后逐步兴起的新兴经济类型,顾名思义承担了“搭台唱戏、共生共荣”的新功能和新作用。
(一)经济类型
经济类型源于类型学,人类的分类思想即类型学的思想源远流长。例如,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就是一种阶层的类型划分,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长期将类型学的思维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在研究领域,自然科学中的分类行为称为分类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分类行为则称为类型学,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长期以来,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至少存在两种主要分类方法:一是基于研究对象不同分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二是基于观点方法不同分为政治经济学(代表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不难看出,由于分类标准和视角的差异,经济类型也存在多种划分类型。基于经济发展不同,一般分为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基于经济模式不同,一般分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基于经济形态不同,一般分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也称数字经济);基于经济形式不同,一般分为传统经济(单边市场)、平台经济(双边市场)、共享经济等。从经济类型的划分来看,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实际并不抵触:部分平台经济可主要视为虚拟经济或数字经济,例如百度(搜索)、腾讯(游戏)、京东(商城)、中国知网(电子论文)等;但也有一些平台经济名为虚拟经济或数字经济但同样涵盖了实体经济,例如百度(智驾)、阿里(淘宝)、腾讯(微信)、京东(京造)等。
(二)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是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以平台企业为支撑而演化出的新经济形态,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一开始因其初始形态和发展阶段,平台经济多被认为是虚拟经济或者数字经济的一种,与实体经济是“对立的两面”,存在“此消彼长、此起彼伏”,因此对平台经济应持续重拳治理才能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学者对其界定更加准确、全面,认为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体的两面”,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对平台经济应重在统筹规范才能更好地帮扶实体经济。陆岷峰认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运行方式之一,也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之一,具有发展与赋能双重功能。因此,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新零工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功能相似,可以对实体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平台经济可以有四种范畴的界定:一是互联网平台,这是平台经济初期常见形态;二是平台企业,这是平台经济的核心;三是由平台企业构成的平台生态系统,这是平台经济的创新;四是由平台生态系统集合成为平台经济,与平台经济基本相当。四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平台是经济的引擎,平台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平台生态系统是平台经济的主要形式,平台生态系统的集合就构成了平台经济。
(三)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一般泛指有生产服务活动的经济组织,后逐渐演化特指具有物质产品或服务的经济类型,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多与虚拟经济相对,在我国讨论主要发端于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时期。虚拟经济既蕴生于实体经济,又具有与实体经济脱钩与超离的悖反性,从而可能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资源错配、风险集聚、交叉传染等协调困境,即所谓“脱实向虚”“去实就虚”问题。但对实体经济的内涵和边界,不少学者的观点差异较大,存在四种范畴的界定。一是实体经济的“最小范畴”:认为实体经济基本同等于制造业,只有制造业才是真正的实体企业或实业,构成了实体经济的主体,这与美联储的界定相似;二是实体经济的“扩展范畴”:将房地产业纳入实体经济,认为房地产也是实体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三是实体经济的“延伸范畴”:认为金融业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金融体系并非实体经济对立面的虚拟经济,而是作为服务业一部分直接贡献了实体经济产出,并且还是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核心;四是实体经济的“动态范畴”:认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存在固定边界,判断一种行业或产业是实是虚,主要取决于其产品名义价格与社会产品平均名义价格孰高孰低,前者高则存在虚拟和泡沫倾向可归为虚拟经济,反之则属于实体经济。无论何种范畴,文洪朝、王常柱呼吁:平台经济不仅是对传统经济形态的变革创新,也可实现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应尽早消除把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二元对立”的思想误区。
(四)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从经济类型的划分实际并不抵触。平台经济可视为一种双边市场,主要基于经济形式(市场特征)的不同,与传统经济(单边市场)等相区别;而实体经济则主要基于经济形态的不同,与虚拟经济(数字经济)相区别。所以二者的关系在经济类型中各有定位、区别明确、并不矛盾。之所以存在对立竞争、和谐共生的相反观点,可能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从研究演化的视角,随着对平台经济的研究深入和实践深化,使得平台经济的认识更加全面。已有研究结论比较“绝对化”,缺乏情境差异分析。从最初平台经济多被认为是虚拟经济或者数字经济的一种,与实体经济是“对立的两面”,存在“此消彼长、此起彼伏”,到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体的两面”,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本质是澄清和回归平台经济的内涵界定。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能更加密切,平台经济必须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因此必须以实体经济为基础支撑,二者不可分割、互利互惠。另一方面,从企业演化的视角,平台企业发展需要经历企业生命周期的多个阶段,每个阶段中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可能存在变化,不一定是天生的“此消彼长”,也不一定是绝对的“荣辱与共”。例如,企业一般可分为创立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等主要阶段,在创立期因平台企业资源有限,可能导致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跨越经济类型的差异,而基于竞争关系在资源投入上存在“非此即彼”;又如,在平台企业的成熟期,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也可能因企业资源充裕,而基于协同关系在资源分享上存在“同频共振”,继而导致二者关系随着企业发展发生根本性变化。
综上所述,本研究首先从类型学入手,尝试厘清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既发掘两者作为经济类型的共同点,也发现两者分别作为经济形态和经济形势视角不同的差异点。而后,为更全面地理解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二元互动”,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以我国百度、阿里、腾讯和京东(BATJ)四大平台企业的大事记为研究对象,借助编码分析,归纳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演化。企业大事记是记载本企业重要工作活动或所辖机构发生重大事件的一种应用文体,即一种公务文书。企业大事记忠实地记载本企业重要工作活动和重大事件,具有真实性、全面性和及时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作为企业案例研究的一手资料,已有学者在案例研究中关注和采用。
(一)研究架构
从类型学视角出发,分析梳理平台经济、实体经济所在类型和区分视角,从而更准确把握两者真正相对的经济类型。通过类型分析,发现平台经济实质与传统经济相对,而实体经济实质与虚拟经济相对。

图1 本文研究架构
注:本图为作者自行绘制,下同。
借助文献综述,发现研究对平台经济的认识主要经历了从“非此即彼”到“一体两面”的转变,而对实体经济的认识主要经历了从“脱虚向实”到“由此及彼”的转变。在此基础上,甄选百度、阿里、腾讯和京东(BATJ)四大平台企业的重大发展变迁案例,追踪BATJ自成立开始的20余年大事记并编码,发掘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与演化的主要命题,提炼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作用模型。最后,运用命题和模型总结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演化特征,针对性提出两者发展的意见建议(图1)。
(二)研究方法
案例适合于研究当代发生但无法对相关因素进行控制的事件,有利于展示某种现象及所处情景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演化适于案例研究。鉴于两者关系演化可能存在多种情境、过程和类型,多案例研究较单案例研究更为全面。在研究过程中,还甄选和运用了编码分析、非参与式观察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编码分析是扎根理论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可以借助编码来理解案例的主要对象和特征。我们主要借助BATJ企业网站“大事记”等栏目、百度百科企业发展历程介绍等公开资料,作为编码的基础素材。非参与观察法更容易保持独立的判断,不受到其他环境因素影响,也不易影响被观察对象的行为,更易于得出准确评价。针对BATJ企业主要发展历程的回溯过程,运用非参与式观察更契合研究目的和设计。
(三)信效度检验
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不同,前者的信效度主要关注研究的设计与执行、数据收集与程序、数据来源与验证、证据链建立和分析、模型匹配与解释、理论解释与命题构建等。需要过程步骤符合研究设计,涉及方面兼顾比较全面、证据链明晰完整等。在此,我们基于信度和建构效度(也称构念效度)、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四个方面,做出客观记录和说明,控制和检验研究过程。其中,建构效度的数据收集源自BATJ企业网站“大事记”等栏目、百度百科企业发展历程介绍等公开资料,可实现不同数据来源的交叉验证。此外,BATJ企业网站“大事记”等栏目属于企业一手资料,百度百科企业发展历程介绍属于整理后的二手资料,也利于保证所选案例的信度,详见表1。
表1 数据信效度保证策略

注:本表为作者自行编制,下同。
从研究成果来看,对BATJ等企业的研究比较丰富,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或理论。学者往往关注BATJ企业的发展战略、转型策略、营销方略、管理谋略等。一般聚焦于某一企业的单案例研究,也有探索平台企业赋能和价值共创动态过程的多案例研究,鲜有从类型学视角抽象探索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与演化。事实上,这种探索关注企业的“大事记”,本质是企业战略的延伸和映射。因此,研究过程主要体现为历史视野广、时间跨度长、对比互动多、战略抽象高。
(一)案例选择
B即百度,全称为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为李彦宏,目前深耕搜索与人工智能(AI)领域,发展历程详见百度大事记。A即阿里,全称为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为马云等,目前专注互联网服务与零售领域,发展历程详见阿里巴巴里程碑。T即腾讯,全称为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为马化腾等,目前主营互联网服务与零售领域,发展历程详见腾讯发展历程。J即京东,全称为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为刘强东,目前聚焦互联网服务与零售,发展历程详见京东大事记。
表2 案例企业情况

注:企业规模数据截至2022年企业披露的年报,企业排名数据截至2023年8月财富世界500强的位次。
(二)异同归纳
从BATJ案例企业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八类相似之处:一是多成立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恰逢国内互联网大发展时期;二是均为民营企业;三是多为技术型、平台型、平台和技术型企业;四是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截至目前包括ATJ三家;五是多在境外上市,主要包括香港(BATJ)、美国(BAJ)两地;六是均在企业战略中内嵌科技因素;七是多在企业使命中嵌入科技内涵(BTJ);八是在核心价值观中融入追求“简单”(BA)、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等要素(J)。
就具体企业而言,BATJ存在一定差异。首先,百度作为典型的互联网企业,营收受到行业限制,未入围财富世界500强,但入围Brand Finance全球品牌价值500强,近来年虽然坚持搜索技术和竞价排名平台,但竞价排名近年来受到一定质疑且营收增长并不显著,目前已转向AI驾驶(Apollo驾驶)、AI大模型(文心一言)等领域。其次,阿里作为较早的平台和技术型企业,借助阿里巴巴、淘宝、天猫等平台完善体系并构建规则,实现了多平台资源互补和协同效应,完成了“内循环”和“外循环”双向带动的长期增长,并借助“双11”等营销事件拉动内需,成为顾客和商户的百货类重要平台之一。再次,腾讯作为平台和技术型企业,借助QQ、微信、游戏、腾讯会议等建立了良好的社交生态模式,吸引了大批活跃的粘性客户,助力搭建微信小程序、微商等各类微信平台。最后,京东作为平台型企业,借助京东商城、京东物流、京造等构建了可自循环的生态体系,打造了高效物流、高质产品的口碑。
(三)大事记编码
按照研究设计,根据百度大事记、阿里巴巴里程碑、腾讯发展历程和京东大事记,并对照百度百科相关企业发展历程等信息。其中,百度和阿里大事记延续性很好,自成立以来未有中断;腾讯和京东大事记延续性一般,均出现过两次中断;其中腾讯中断年份共计9年,京东中断年份共计4年,均为企业创立初期。我们对BATJ大事记逐一编码,共获得初始编码1788个、关联编码1573个、核心编码1123个,详见表3。大事记编码由2人分别独立完成,另1人背对背校验,如果前2人编码遇到问题与第3人协商,最终达成一致。为达到标准化、客观化、可复制化的编码目标,独立编码历时近1年半;其中以第一家平台企业的编码时间最长,约半年之久,目的是反复检查、校对、核验编码的颗粒度、分类范畴和理论饱和度,直至不再出现新的范畴;在建立编码标准的基础上,后续三家平台企业的编码进程得以规范化和提速。在应对大事记中可能存在的偏差或不完全性时,包括对大事记内容借助官方网站、搜索引擎等进一步查找,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编码和分类。
表3 百度、阿里、腾讯和京东大事记编码概况 编码单位(个)

注:核心编码后括号内数据为“五新”编码个数。
从核心编码来看,涉及五类经营管理情境,主要包括“五新”(参见表3核心编码行后括号内数据):一是新战略,含新战略、新规划、新布局、战略合作、战略整合、战略转型、战略规划、战略执行、战略落地、引入机构等;二是新业态,含新业态、新业务、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新产品、新服务等;三是新平台,含新平台、新赛道、新引擎、新系统等,尽管多数新平台可以归集到新业态中,但考虑到本文关注平台经济,故而将新平台从新业态中独立;四是新机构,含创立公司、成立公司、新建公司、架构调整、新合资公司、新下属机构等;五是新投(融)资,含新并购/收购/投资/注资/增资其他公司、控股/持股/参股/入股/换股其他公司、战略投资、上市融资、独立融资等。此外,还涉及ESG等三类其他情境,在大事记中亦常见,但不直接涉及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与演化:一是新里程,含新成就、新超越、新位次、新阶段等;二是新目标,含新目标、新计划、新愿景、新使命、新标杆等;三是新形象,含新形象、新品牌、新口号、新广告、新负责人、社会责任、企业责任等。
囿于大事记的功能设定,企业通常容易在其中忽略某些重大但负面的关键事件,从而可能导致大事记“报喜不报忧”。从BATJ大事记实际来看,各家均有对负面事件、负面舆情的记录,但数量相对较少,可能存在漏记少记。例如,百度仅2017年大事记记录“李彦宏乘坐无人车辆开上五环,收到无人车历史上第一张罚单”;阿里仅2021年大事记记录“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开展行政指导,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全面自查整改,连续三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腾讯2022年大事记记录“腾讯控股(00700.HK)发布2021年业绩报告,盈利增长有所放缓”等负面舆情;京东2020年大事记记录“广西消委会公布儿童配装眼镜、蛋白(质)粉、儿童内裤、卫生巾等4类商品比较试验结果,并根据比较试验中存在的问题,约谈了京东等电商平台”等负面舆情。因此,需要结合BATJ大事记,并借助期刊、新闻搜寻关键事件,特别是重大负面新闻、负面舆情作为补充,使研究更为客观全面。按BATJ的顺序以百度为例,借助百度搜索、搜狗搜索(中文第二大搜索、非百度系独立搜索)、中国知网搜索发现至少还存在2008年竞价排名事件、2016年血友病贴吧事件、2016年魏则西事件等重大负面舆情,未在百度大事记中反映。依据编码规则,上述事件核心编码均为“新形象”,均不涉及“五新”编码,因此对本研究的支撑和影响有限,可忽略不计。
(四)发展历程
依据经典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可分为创立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Adizes进一步将企业生命周期类比细化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和死亡期十个阶段。在此,我们以经典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并就成熟期后的周期做适当补充,如衰退期。从初始编码来看,BATJ四家企业截至2022年均可分为三个阶段,基本与各企业的生命周期相符,各阶段起止时间略有差异。
第一阶段,可视为各企业的初创期,典型特征为全年大事记数为1—3条,大事记时间颗粒度到年或月;第二阶段,可视为各企业的成长期,典型特征为某月大事记数为2条及以上,大事件时间颗粒度到月甚至日;第三阶段可视为企业的成熟期,典型特征为某日大事记数为2条及以上或某月大事记数为3条及以上,大事记时间颗粒度到早晚甚至小时与分钟,详见表4。在具体编码过程中,为方便整理和汇总,我们用P代表“平台经济”、R代表“实体经济”、M代表“平台经济+实体经济”的混合经济。例如,9P1R0M代表核心编码中9个涉及平台经济、1个涉及实体经济、0个涉及混合经济。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上述阶段划分主要基于平台企业大事记的形式和内容,但与相关案例研究提出的企业发展实际和战略划段也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代表性如关于阿里的相关纵向案例研究、腾讯的相关纵向案例研究。
表4 百度、阿里、腾讯和京东大事记编码举例 编码单位(个)

注:核心编码后括号内数据为“五新”编码个数。
从核心编码来看,BATJ四家企业的发展历程各有千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特殊情况。相似之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阿里、腾讯和京东,即ATJ三家企业均最为重视“平台经济+实体经济”的混合经济,以M代表混合经济的核心编码数累计分别为58个、48个和58个,百度虽非最多,但也有49个;二是阿里、腾讯、京东ATJ三家企业其次重视实体经济,以R代表的实体经济核心编码数累计分别为57个、41个和44个。特殊情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百度最为重视实体经济,以R代表的实体经济核心编码数累计达67个,既是自身最多,在BATJ四家企业的单一类型核心编码中也位居第一;二是腾讯和京东两家企业的以P代表的平台经济核心编码相对偏少,累计均为个位数。
BATJ作为公认的平台企业,一方面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竞争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给予平台企业和上下游企业造就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劳动机会。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BATJ的起点不尽相同,既有平台企业(如百度、阿里),也有实体企业(腾讯、京东);另一方面,BATJ的发展历程也各有千秋,既有重视平台经济的阶段,也有重视实体经济的阶段,还有重视混合经济的阶段。这两方面发现恰恰支持了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体的两面”,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点。结合企业生命周期,对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各平台企业,对两种原本对立的观点还有进一步发现和解读。
(一)研究命题
在此,我们对BATJ的发展历程逐一分析,重点关注平台经济、实体经济、混合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变化。首先,百度从平台经济起步,从其核心编码数据的整体情况来看:实体经济>混合经济>平台经济。不难看出,其核心编码整体情况与第三阶段,即与实体经济>混合经济>平台经济更加趋近。其次,阿里从平台经济起步,从其核心编码数据的整体情况来看:混合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不难看出,其核心编码整体情况与第三阶段,即与混合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更加趋近。复次,腾讯从实体经济起步,从其核心编码数据的整体情况来看:混合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不难看出,其核心编码整体情况与第一、二、三阶段,即与混合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更加趋近。最后,京东从实体经济起步,从其核心编码数据的整体情况来看:混合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不难看出,其核心编码整体情况与第二、三阶段,即与混合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更加趋近。
其中,百度的核心编码数据按阶段分析来看:第一阶段,平台经济>实体经济>混合经济;阿里的核心编码数据按阶段分析来看:第一阶段,平台经济>混合经济>实体经济;腾讯的核心编码数据按阶段分析来看:第一阶段,混合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京东的核心编码数据按阶段分析来看:第一阶段,混合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综上,我们提出命题1。
命题1:在初创期(第一阶段),平台企业的初创企业类型存在差异;但是殊途同归,最终都发展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先平台;初创企业既可以是实体经济,也可以是平台经济;由于初创期企业资源匮乏有限,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一定“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混合经济同理更难以一步到位。
其中,百度的核心编码数据按阶段分析来看:第二阶段,实体经济>平台经济>混合经济;阿里的核心编码数据按阶段分析来看:第二阶段,平台经济>实体经济>混合经济;腾讯的核心编码数据按阶段分析来看:第二阶段,混合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京东的核心编码数据按阶段分析来看:第二阶段,混合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综上,我们提出命题2。
命题2:在成长期(第二阶段),平台企业的关注内容各有偏好侧重;多重视混合经济,即都重视“平台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关注“线上+线下”的联动,进而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战略;由于成长期企业资源相对充裕,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逐步呈现“互利互惠”的协作关系。
其中,百度的核心编码数据按阶段分析来看:第三阶段,实体经济>混合经济>平台经济。阿里的核心编码数据按阶段分析来看:第三阶段,混合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腾讯的核心编码数据按阶段分析来看:第三阶段,混合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京东的核心编码数据按阶段分析来看:第三阶段,混合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综上,我们提出命题3。
命题3:在成熟期(第三阶段),平台企业的关注内容出现典型分化;有的更重视实体经济,有的更偏爱混合经济;但无论哪种偏好,平台企业亦多坚持“平台经济+实体经济”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多方面获取盈利渠道,多维度坚守平台优势;由于成熟期企业生态更加丰富,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更加呈现“合作共赢”的协同关系。
(二)模型归纳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和命题归纳,我们总结了BATJ主要发展阶段和所对应的主导经济模式,如表5所示。从创始年份至2022年长达20余年的时间来看,BATJ基本经历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的、成熟的经营管理和盈利模式。
表5 百度、阿里、腾讯和京东主要发展阶段及主导经济模式

注:表中演化形态列,虚加引号指代平台经济。
在此,BATJ的演化形态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以百度为代表,以平台经济起步,在初创期以平台经济为主导,但在成长期、成熟期均转向以实体经济为主导,代表性新业态为汽车自动驾驶等,实现了从平台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型,即由“虚”入实型。第二类以阿里为代表,同样以平台经济起步,在初创期、成长期均以平台经济为主导,但在成熟期转向以平台经济+实体经济的混合经济为主导,实现了从平台经济向混合经济的转型,即由“虚”向混型。第三类以腾讯、京东为代表,均以实体经济起步,在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逐步以混合经济为主导,实现了从实体经济向混合经济的转型,即由实向混型。当然,腾讯和京东在初创期等实际存在一定差异:腾讯在初创期完全以混合经济为主导,演化形态偏混合经济;而京东在初创期则兼顾了实体经济和混合经济,演化形态偏实体经济。此外,尽管按逻辑可能存在从实体经济向平台经济的演化,但基于BATJ的案例并未发现这一演化模式,故在图2中用虚线箭头表示。
从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与演化来看,BATJ的案例从演化模式上看同样可以归为三大类型。首先,以百度为代表的第一类由“虚”入实型,本质是平台经济向实体经济的回归,由平台经济起步并逐渐反哺实体经济,也可称之为“反哺回归型”。其次,以阿里为代表的第二类由“虚”向混型,本质是平台经济向混合经济的演化,由于混合经济实质是“平台经济+实体经济”,实质包含了一定分量的平台经济向实体经济的回归,也可称之为“动态平衡型”。最后,以腾讯、京东为代表的第三类由实向混型,均以实体经济起步,在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逐步引入平台经济成分,以混合经济为主导,本质是实体经济向混合经济的转型,也可称之为“实创兼顾型”。值得关注的是,在企业发展的成熟期,BATJ四家平台企业尽管分别由实体经济或混合经济主导,但仍然同步以混合经济或实体经济作为辅助,二者相辅相成,在图2中在虚线框内以阴阳图的形式展现,验证了悖论思维以及组织矛盾管理领域的和谐共存模式。从本质上看,混合经济是实体经济和平台经济的集合,因此实体经济与混合经济的演化,实质是实体经济与平台经济的演化,在图2中加以转换粗箭头表示,从而实现实体经济和平台经济合作推动的“转换升级”。

图2 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主要演化模式(基于BATJ的案例)
(三)研究讨论
如图2所示,借助BATJ案例提炼发现,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可以实现相互演化:既有平台经济向实体经济、混合经济的变迁,也有实体经济向混合经济(平台经济+实体经济)的变化。值得关注的是,BATJ四家平台企业的最终演化形态多取决于成熟期。对此,我们认为有以下两方面主要原因:一是从形式上看,成熟期的大事记典型特征为某日大事记数为2条及以上或某月大事记数为3条及以上,大事记时间颗粒度到早晚甚至小时与分钟,因此涉及平台经济、实体经济和混合经济的条目更多、更细;二是从本质上看,平台企业在成熟期完成了资本积累、稳定了盈利模式,有更多的资源投入新业态、新平台和新机构的建设中来,包括新业务、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新产品、新服务等研发和创造,主动寻找新的增长曲线。
我们回到研究的起点,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呈现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认为两者是“对立的两面”,存在“此消彼长、此起彼伏”;另一种思路认为两者是“一体的两面”,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BATJ的案例研究、命题归纳、模型提炼来看,第二种思路更契合平台企业的实际,更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更可能具有研究贡献和实践价值。从经济学视角再看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第一种观点认为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本质是“零和博弈”,重在决策选择。而第二种观点认为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由此及彼”的协作关系,本质是“合作共赢”,但需关注风险传染。
本文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延伸和融合了上述两种思路,既摒弃了单纯的“非此即彼”,也摒弃了单一的“荣辱与共”,提出平台企业在全生命周期的不等阶段的真实情境,可以汲取融合两种思路新观点。从BATJ案例来看,两种思路在实践中均有可取之处,具有一定“双元性”。在平台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平台经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直动态变化,发挥独特的作用。事实上,BATJ在每个企业生命周期虽有主导的经济类型,但其他经济类型也往往同存共生,形成辅助和支撑作用。首先,在起步期,企业战略和规划远未成型,也难以形成混合经济的成熟模式,对平台企业和实体企业只能择一而选,具有唯一关系。其次,在初创期,由于企业资源匮乏有限,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一定“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再次,在成长期,企业发展比较迅速,掌握资源相对充裕,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逐步呈现“互利互惠”的协作关系。最后,在成熟期,由于成熟期企业生态更加丰富,BATJ等平台企业均构建了独立、独特的生态体系,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更加呈现“合作共赢”的协同关系。
那么,如何基于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主要演化模式,进一步理解和反思二者的关系呢?平台经济如何持续加强与实体经济的互动,从而实现双向奔赴和共同提升呢?既有研究已经提出实体企业依托平台企业互融、共生、自主的“依附式升级”战略,或冲撞、适配、共生的“嵌入式升级”战略。我们基于BATJ的案例,超越技术、企业、平台的范畴,从内容(+品牌)、技术(+产业)、模式(+场景)三个方面的三种结合尝试加以阐释。一是从内容上看,需要做好“平台品牌+实体品牌”的结合:平台经济本身需要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做好实体经济才能更好地为平台经济服务,两个经济的品牌需要同步擦亮和打响。二是从技术上看,需要做好“平台技术+实体产业”的结合:平台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实体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平台、数字平台、虚拟平台。三是从模式上看,需要做好“平台场景+实体体验”的结合:平台经济多数并不直接盈利,而是需要与线下实体结合,才能实现盈利,毕竟消费者消费仍以实物、实体居多,既需要平台场景的聚集和丰富,也需要实体体验的累积和口碑。
相较于社会对实体经济的长期认识和理解,平台经济、平台企业、平台公司的实践出现较晚、研究积累相对较少,二者的关系还处于进一步发现、分析和总结阶段。我们相信:有广大实践者、研究者的持续参与,特别是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的深度参与,平台经济与实体的关系一定会基于企业发展的历程和实践越辩越明、越辨越清。
(一)研究启示
未来,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将如何发展,是研究首要必须考虑的问题。如图2所示,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主要演化模式主要基于BATJ自成立以来20余年的案例分析,只涵盖了上述平台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而将来BATJ如何发展?在衰退期采取哪种经济模式?尽管我们可以在一定概率上,借助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情况加以分析和预判,如实创兼顾型(也称由实向混型)大概率在衰退期还是混合经济,但实际结果仍是未知数(图3)。
对BATJ等平台企业而言,他们可能更迫切地考虑如何延长自身的成熟期,如何减缓甚至阻止衰退期的到来,如何才能可持续地实现基业长青?我们借助编码发现:在成熟期推陈出新,创造新的业态、打造新的平台、创立新的机构,从而实现新的增长点、丰富新的盈利点、完成第二增长曲线,可以接续保持平台企业的成熟期、变相稳固企业的年轻态、不断延续平台企业生命周期。如表3和表4所示,BATJ涉及新战略、新业态、新平台、新机构、新投(融)资的“五新”核心编码共512个;而在第三阶段即成熟期,BATJ涉及“五新”核心编码就达348个,占全部“五新”核心编码的67.97%,超过2/3,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述观点。

图3 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全生命周期演化趋势(基于BATJ的案例)
(二)研究局限
本研究基于BATJ四家平台企业20余年大事记编码,展示了其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主要三个生命周期的发展历程,归纳了三个研究命题,提炼了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主要演化模式,探讨了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容、技术和模式三个方面持续加强与实体经济的互动。但是,研究也存在两类主要局限,有待继续探讨。
一方面,尽管大事记比较全面,也很精炼,但个别大事记的背景、内容和意义,囿于大事记本身的目的、定位和要求,并未全面展开;一些平台企业的战略设置、合作方、内部项目等需要通过百度等搜索引擎进一步查找具体情况,才能完成编码。这一过程中,尽管我们能够基本把握编码的方向,但并不排除有个别编码经过查找仍存在疑惑甚至模棱两可。后续可以借助未来的大事记和新闻报道,来追踪和关注战略合作的具体类型。
另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尽管我们发现平台企业具有相当的聚合能力、整合优势,但平台企业乃至平台经济也存在其有限性。例如,离开平台相关信息受阻,除非同一信息在各平台均有发布,否则难以找到。这一局限可能恰恰源自平台的外部性特征,即平台边界与交叉网络外部性的特点,一边用户在平台中获得的收益取决于该平台另一边用户的数量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柠檬问题”和“信息茧房”。
(三)研究展望
近年来,BATJ四家平台企业案例研究层出不穷,许多学者给予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但是,目前研究多关注平台经济、平台企业的公允性、规范性,基于平台企业大事记的案例,乃至基于企业大事记的案例研究仍然偏少,对企业等组织大事记的作用挖掘、探索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今后基于BATJ等平台企业的研究,值得进一步跟进和追踪。
首先,BATJ尽管都是公认的平台企业,但四家企业所选择的道路、采用的经济模式不尽相同,这与其组织战略和组织环境,创始人的特质和教育背景是否关联?如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更紧密的联系和影响?其次,上述大事记所得编码是否可以进一步分门别类;细分类型是倾向交易型合作、战略联盟合作、网络合作、生态合作四种类型,还是倾向时间、空间和价值主张场景互联三种分类。如是,上述倾向或选择的原因是何所在。最后,从平台企业的未来发展来看,是否会进一步加剧混合经济模式?既有平台经济混业经营模式主要包括横向式相邻融合、圈层式生态构建、纵向式差异定位、网络式并行发展四类,哪些会更加巩固,哪些有新的拓展,并需同步探寻巩固或拓展的目的和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