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就确立的政治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要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为此“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走进社会主义需要满足“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这一重要前提。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为顺利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使全体中国人民真正意识到“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基于此，用什么样的宣传方式引导广大人民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并积极投身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无法回避的政治议题。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从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党的形象塑造、社会风气培育等角度进行考察，多以宏观视角展开，对党领导开展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宣传工作的理论基础、实践过程、实际成效等进行系统分析，对党媒的具体宣传报道内容的研究较少，故本文选择以《人民日报》在1949至1952年间的相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考察中央党报塑造社会主义社会形象时的宣传特点与所取得的效果。
刘少奇曾指出，报纸工作是联系党和群众的重要线索之一，办得好的报纸可以“引导人民向好的方向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人民日报》作为中央党报，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舆论代表，也是连接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重要桥梁，自然需要肩负起以思想工作带动和引领群众的重要职责，做到“告诉群众前进的道路，指出方向。要讲清道理：为什么要到这个方向，不去有什么坏处”。1949至1952年，在破旧立新的重要时间节点，为建构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共识，《人民日报》秉持无产阶级党报的身份立场，从三种角度出发，以现实案例结合人民群众所想所盼，通过一系列宣传报道建构出先进、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形象，通过更易被理解接受的具象描绘，推动广大人民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同自身与国家的未来发展密切联系，从而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念，为将政治目标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提供了思想指引。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深陷战争泥潭，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对和平与进步的向往牢牢印在每一个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内心深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共选择“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基于现实案例持续强化人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认同，以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对人民利益的深切关怀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人民逐步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一）明确社会主义是通往和平幸福的道路
为引导广大人民充分认可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注重结合热点事件揭露帝国主义集团为追求自身利益干涉他国内政的恶劣行径，在撕下资产阶级伪善面纱的同时，提出只有在没有被资本裹挟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各个国家才能以和平友善的态度互帮互助，实现共同发展。如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要求联合国驱逐国民党代表的提案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扰下遭到否决，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坚定地同中国站在一起并以强硬态度发表抗议，《人民日报》针对这一事件连续刊登多篇文章以揭露帝国主义集团的“假仁假义”，指出其所维护的仅仅是虚伪的“多数”与虚伪的“法理”，其本质依旧是为自身的强盗行径寻找合理性。其中郭沫若的文章在揭露帝国主义集团两面性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不怕不识货，只看货比货”，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深切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是拥护正义，爱好和平的”；马叙伦撰文认为此次事件显现出帝国主义集团的无耻真面目，同时证明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人民日报》还基于此事转载了宋庆龄的论文，强调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允许“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也没有强的欺弱的，大的吃小的”这一观点的存在并实现合作互助。《人民日报》通过新闻报道反复对比论证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友善，促使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驱使下对支持与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愈加认可。北京机器厂的工人就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肯真心帮助我们”，七十兵工厂工人也将互帮互助看作“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色”。中国人民在耳濡目染中将社会主义道路视为和平互助之路，并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可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朝鲜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集团侵略野心再起，《人民日报》在发文揭露其野心的同时，结合和平签名运动等现实案例着重阐述“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到底的全部政策都是朝着一个目标进行的：走向和平，走向人类的幸福”，在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比中表明“为了自己的和平幸福，谁都愿意走社会主义的路”的理念。1950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文重申社会主义道路是代表全人类意志的和平道路，明确提出“中国人民依照全人类和自己的愿望，毫不动摇地选择了和平的道路”，在世界局势动荡之时愈加强调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为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随着帝国主义的战火逐步烧到中朝边境，饱受列强侵害之苦的中国人民珍惜并致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抗争。《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强调“不可能不经过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能够进行和平建设”，并把这种斗争与光明的社会主义前途密切结合，推动无数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民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维护和平生活与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发出“我们生产是为了抗美援朝建设国家，也是为了改善生活。为了赶快走到社会主义”的宣言，满怀信心地为创造和平幸福的生活进行不懈的斗争，正如前来访问的外国代表所发出的感慨，当时的中国人民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踏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二）彰显社会主义是发展为了人民的道路
在结合国际局势以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的同时，《人民日报》还以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福祉的重视为切入点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确保中国走向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道路。比如在报道社会主义国家物价不断降低的情况时，《人民日报》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了人类福利而不是为了占人口百分之一的人的利润”，对人民福利的重视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变的发展法则，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得劳动人民能够通过国家补助享受种种福利，并促使着人民“以忘我的劳动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在推动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过程中同步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卫生保健事业时，《人民日报》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保健已经成了人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党和政府始终将人民的健康问题视为重要事务，并通过大力发展公共卫生服务使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升。通过罗果金博士等人带队前往中国鼠疫流行地带进行防疫工作取得成效的现实案例，《人民日报》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理论和技术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是“经过广大群众实践的成功的经验总结”，进而能够切实帮助人民摆脱愚昧、迷信、不卫生的风俗习惯，迎来健康生活。当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体育代表团开展访华活动时，《人民日报》也将其视为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的契机，在新闻报道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在文化、体育领域的优越性，指出社会主义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其“本身就是由人民创造的”，所以它并非专注于特定群体的私人利益而完全服务并造福于民，在尊重并协助每一民族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丰富整个人类的文化；社会主义的体育运动则是广大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其并非少数人的娱乐消遣，而是为了“锻炼广大人民的身体，培养坚强的精神，以便更好地为生产和国防服务”，在推动社会生产的同时培养人民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
为展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为了人民的实质，《人民日报》着重从科学技术角度展开对比论述以凸显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49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连载的通俗课本《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就提出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资产阶级独占并用于压榨奴役劳动人民或进行侵略战争，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其则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增进劳动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福利，推动社会往前发展的武器”。次年1月，结合对日本细菌战部队军官的审讯事件，《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帝国主义者擅长将科技用于战争并造就了无数惨案，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科技则被用于保障农业、扑灭瘟疫、开山切岭、修渠疏河等民生领域，“做着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业”。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日报》结合人民对侵略者的愤恨，进一步从科技与民生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文章《科学家的两种不同道路》在揭露美国侵略行径的同时，提出资产阶级领导下的科学技术只能朝着“增加剥削利润”之路发展，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科学技术才能蓬勃发展并走向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当“组织疗法”引起国内医药卫生界普遍关注时，《人民日报》在宣传推广中道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的一个确证”，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医药事业只是商人们的买卖，其需要的“是赚钱而不是为人类谋福利”，所以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诞生出各种简便易行的伟大发明用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使全体人民共同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福利。经由《人民日报》报道，资本主义的追逐利润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至上直观展现于民众眼前，孰优孰劣一目了然，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拥有“无比的优越性”的理念逐步化为共识，一条通往美满生活的进步之路在中国人民眼中逐渐变得清晰。
从宏观层面进行对比以凸显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而外，《人民日报》在宣传过程中更加注重从人民群众关注的日常生活层面出发，结合现实案例具象描述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享受幸福生活的现实图景，促使中国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产生憧憬，坚定其为早日进入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一）描绘社会主义社会妇女生活图景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新中国成立初期，适逢亚洲妇代会即将在北京召开，妇女解放作为新中国破旧立新的重要目标，成为《人民日报》具象描绘社会主义的切入点。1949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全国民主妇联举行茶会的情况，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男女不平等已经不复存在，妇女“在文化、艺术、科学各方面都能发展所长，但同时又能善尽母亲的责任”。妇代会筹备期间，展现社会主义社会妇女真实生活情况的照片图表以展览形式展出，作为反映社会主义“把妇女从不平等和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实景描绘，进一步从感官上刺激了渴望进步的中国人民。之后，《人民日报》趁热打铁，通过一系列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事例，充分展现了妇女群体的强大创造力。1949年11月，《人民日报》借塔玛拉·玛洛索娃的讲话指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全部从事国民经济工作的人口中妇女已经占据了将近一半，成千的女庄员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还有成百成千的妇女被提拔到国家领导岗位，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良好环境启发了妇女们的智力资源，并在国家与社会事业的路程上获得光辉的成绩。次月，《人民日报》进一步扩大范围，描绘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女性在政治、科学、文艺、工程、农业、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建树的现实情况，充分展现社会主义社会能够给予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才能的机会，为广大中国妇女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极大动力。
除了此类具体案例的直观展现，《人民日报》还会以更感性的表达引发广大群众的情感共鸣。比如其刊登的民间版画就以一个妇女从“挨打受气”到“被殷勤对待”的转变，直观展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前后妇女地位的变化；《给解放了的中国农民》一文则描绘了一个曾经作为地主、丈夫的奴隶的女性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成为拖拉机工作队队长、最高苏维埃代表的经历，借作者“我的命运并不是例外的”的感慨道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妇女地位的深刻转变。《人民日报》对社会主义社会妇女群体的宣传报道，不仅描绘了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一角，还以现实案例为破除封建思想残余提供了思想启迪，激起了广大中国妇女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了她们参与社会建设的决心，激励她们在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进程中大放光彩。
（二）展现社会主义社会对儿童与教育的重视
对国家与民族而言，少年儿童是未来和希望，教育则是最根本的事业，在破旧立新之际，为彰显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人民日报》对社会主义社会儿童生活与教育水平进行了广泛宣传，用有力的话语坚定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信心。194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关于亚洲各国儿童情况的决议，从宏观角度揭露了帝国主义集团对殖民地国家的儿童的残酷剥削，并通过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对儿童的关心与保护展现出“社会主义社会能够给儿童带来多么幸福美丽的生活”。次年，一封苏联小朋友给中国小朋友的信以质朴的语言描绘了他们的充实生活。在信中，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儿童“享受着七年义务教育，参与充实有趣的少先队集会，课余可以读书、看电影、滑雪与游园，种种美好生活图景引导少年儿童对社会主义生活产生浓浓向往。同年6月，在宣传国际儿童节展览会举办情况时，《人民日报》指出其通过“解放前的儿童生活”“解放后的儿童生活”“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儿童生活”三者的鲜明对比，充分证明了“生活在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儿童是幸福的，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儿童是更幸福的”观点，种种数据和现实画面的呈现极大地感染了新中国的孩子和家长们，以幸福的远景激励他们向着光辉灿烂的未来前行。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人民日报》通过描绘“不怕人民文化高，越高越好，文化高，生产得更好，人民生活越幸福”的社会主义形象，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对教育的重视。1949年10月，《人民日报》刊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教育部副部长的演讲词，其详细介绍了苏联在扫除文盲方面的经验和成果，既宣传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扫盲经验，为在中国扫除文盲，积极拥抱社会主义提供了借鉴，同时也借此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对教育问题的重视，彰显了社会主义国家为提高国民文化水平不遗余力的决心。随着对社会主义社会教育情况认识的深入，中国人民激起了以学习推动个人进步，并最终报效祖国的热情。哈尔滨水泥厂的工友李凤岗在了解了“社会主义国家里差不多没有文盲”的情况后，不仅对“扫除文盲”信心更甚，也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在论述学校教育时，《人民日报》发文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并不只是进行单纯的理论宣讲，而是极力将学校的科学活动与社会主义实际建设工作紧密相连，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学生，鼓励他们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生产工作，自觉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通过宣传报道，《人民日报》向中国人民展现了一个人人都能受到教育、学习文化知识，并利用所学知识丰富精神世界，创造和享受幸福生活的社会图景，通过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幸福感不仅来自发达的物质生活条件，更来自精神层面的满足，促使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摆脱旧思想的束缚，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形象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三）宣传社会主义经验方法在实践中的优势
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图景进行描绘之外，《人民日报》还通过国内案例凸显社会主义经验方法对新中国工农业发展带来的极大促进作用，使人民结合自身生活切实感受到发展社会主义带来的现实益处。
在工业方面，《人民日报》多次宣传报道石景山钢铁厂、鞍山钢铁公司运用社会主义经验方法后取得的重大成就，介绍推广了皇姑屯铁路工厂、东北机器三厂等工厂使用的新型生产管理方法，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们“为着自己的幸福的将来而生产时，高度劳动热情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性就充分发挥了出来”。在对各类生产成就进行宣传报道时，《人民日报》不仅注重阐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还充分宣扬了社会主义的工作作风，促使工人们的心态发生改变，从“下了班抢着回家”逐步转变为“人人关心生产”，开始尝试开动脑筋改善生产水平，打破了工人只会做单纯的体力劳动的观点，在实践中展现出无产阶级的智慧与能力。
农业方面，《人民日报》在报道中结合《新农村》杂志和《山西画报》的工作经验，提出教育引导农民群体应该从“与他们最接近的实际问题谈起，最后得出结论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同时“使他们看得到美满的前途，并为了这个前途而在今天就开始努力”。在宣传发展社会主义对中国农业的促进作用时，《人民日报》牢牢抓住机械化生产中“割麦子”这一农民切实关心的话题，多次发文宣传“机器割麦子”带给农民的极大便利，通过描绘就连过去对社会主义社会能过上好日子的说法表示怀疑的农民，在看到机器生产的极大便利后也终于服气，由衷发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大家都用这玩艺儿种地，该多好呀”的感慨，生动展现了农民们在认识到“社会主义好”的事实后，纷纷“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更殷切了”的现实情况。
在各种现实成就面前，中国的工人农民切实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将其与个人发展和国家进步直接关联，从而下定为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砥砺奋进的决心，正如宋庆龄在深入接触人民生活后所发出的感慨，“我们灵敏而富创造性的人民正被改造为新民主主义的公民，逐渐变成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的人”。
通过各种宣传教育，中国人民逐步将发展社会主义同个人、国家的未来紧密相连，通过各种渠道满怀热情地积极主动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情况。《人民日报》对此种盛况进行了广泛报道，营造出全国上下心向社会主义的热烈氛围，通过转述人民群众的真情话语道出了各行各业对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切期望，把对社会主义的期盼之情化为连接全国人民的情感纽带，激发出为社会主义事业万众一心、共同奋斗的精神共鸣。
（一）中国人民踊跃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生活
相对于较为枯燥的理论阐述，更加直观的图片展览是中国人民最为热衷的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渠道，各种介绍社会主义社会的展览活动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民众观摩学习，《人民日报》在积极宣传活动信息的同时将展览内容与展会盛况悉数呈现，展现出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热切关注。1950年3月，青岛市开展了四次利用照片、连环画、图表大规模展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状况的展览活动，《人民日报》强调此次展览共吸引十万观众前往观摩，并以“特产馆和水族馆，半年来前往参观的人数在五万七千人以上”的数据，侧面展现当时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与国家前途有着更高的关注度。1951年4月，介绍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状况的“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在北京举办，《人民日报》在报道两万七千余观众现场观摩活动的盛况时，还从留言簿中摘录出“从这些图画中也看见了祖国的光明远景”等观众的感慨。1952年11月，包括上海、重庆、汉口、广州、南京在内的各大城市纷纷开展展现社会主义社会美好生活图景的图片展览活动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据《人民日报》报道，各个展览处从早到晚观众川流不息。南京“有十万人参观了展览会并有九万人登记预约”。福州“五天内就有近十万人前往参观，约占全市人口五分之一”。重庆尽管连日阴雨，但是热情的群众依旧“撑着雨伞在展览室的门前排队等候”。此类盛况充分展现出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同时又体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抱有极大的好奇与憧憬。中国人民把社会主义国家现实中生活中的种种美好图景视为中国人民未来幸福生活的缩影，并把对未来的期望化为建设祖国的不竭动力。
（二）中国人民积极感悟社会主义精神
194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电影是很好的教育工具》一文指出，在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方面，看电影“恐怕是最方便的一个法门”。当时的中国人民将观赏苏联影片当作是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机会并积极参与观影活动。据《人民日报》报道，1952年11月全国各地开展苏联影片展览活动时，仅仅一周的时间，北京、天津、沈阳、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八大城市，“观众人数就达三百八十万人”。东北区除沈阳外的城市“各界观众已达一百七十八万多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极大热情的中国人民不仅仅将看电影当作一种娱乐消遣，还将电影内容与现实相关联，同中国实际问题结合并产生新的理解认识，真正做到学有所得。《人民日报》多次刊登电影观后感的文章，展现并传播中国人民领会到的社会主义精神。刘白羽观看了《青年近卫军》后，真切呼吁广大中国青年学习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的赤诚爱国之心；方虹从《易比河会师》中明白了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往和平民主的路；汤戈看了影片《拖拉机手》后，认识到对劳动的高度热情是一种最好的美德；叶遥通过电影《为了生命》，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作为一部讲述落后山区社会主义建设情况的影片，《山野的春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深的触动与思考。刊于《人民日报》的观后感细致梳理了此片的剧情，认为该电影描写的故事和人物“使中国的读者和观众看了感到很亲切，事件好像就发生在中国的某个偏远村庄里一样”，有读者被剧情叙述所鼓舞，并致信感慨，“新中国每个最偏僻、最落后的地方，也将要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走向光明的道路，获得幸福的生活”。渴望进步的中国人民将电影当作具象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渠道，踊跃参加观影活动，不仅丰富了见闻，同时也用社会主义精神风貌改造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对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充满信心。
（三）中国人民期望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认识到社会主义先进性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基础上，包括《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在内，中国人民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主义社会有了更深的了解，由衷希望社会主义社会早日到来。作为连接党与人民的桥梁，《人民日报》坚持注重反映人民群众真情实感，通过一句句饱含真情的话语真切展现出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期盼。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新旧社会的对比中深刻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不仅对党和政府充满信心，也坚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1950年，东北煤矿管理总局的负责同志在参观了鹤岗的工人独身宿舍后，兴奋地将工人们的生活比作“社会主义生活”，在感慨工人生活巨大改善的同时抒发出对未来社会主义生活的向往；工友们在回顾“四季裤”“开花袄”霉米，糟糠和肮脏的工舍变成了崭新的大楼、衣服、食堂这一“梦一般”的改变时，由衷发出“新民主主义就过这样好的生活，社会主义时将怎样过法呢？”的憧憬。在建党三十周年之际，天津被服厂职工们写信汇报生产情况时怀着对社会主义生活的满腔热情，道出了为建设伟大祖国奋斗的决心，认为“一切事实证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智慧，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幸福和光荣”。石景山钢铁厂的劳动模范在感叹新生活时，深刻感受到共产党与工人阶级是血肉相连的，立志钻研改进技术，提高文化素养，为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贡献力量。农民朱中立在参观社会主义展览及看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后，深刻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工人阶级领导下，农民才能洗刷缺点，走向社会主义”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短时间内迅速改善的生活条件不仅会激发为美好未来奋斗的积极情绪，有时也会带来满足于现状的怠惰思想，这时便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宣传教育以克服负面情绪，激发奋进动力。如贫农出身的党员林一志初到上海后，一时被眼前的繁华景象所迷惑，产生了贪图享受的情绪，认为现在的生活已经很美了，不如在眼下“多享受享受”，但在接受了党的理论教育后，他对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由此深深地感到了惭愧，摆脱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懈怠，大大提高了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热情，立志“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而奋斗，为中国转变到社会主义和最后建设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
在立足当下，拥抱未来的氛围中，社会各界对中国走进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纷纷希望为共建美好社会贡献力量。《人民日报》通过宣传报道将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憧憬化为精神纽带，连接并激励广大人民为了共同目标奋勇前行。在《人民日报》的叙述中，身处战场的志愿军战士想到祖国的人民将过上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便“益发增长起保家卫国战胜敌人的无限勇气”；卫生员于春海怀揣着满腔的爱国之情，以真诚质朴的笔触对祖国儿童道出了内心期盼，“你们都是祖国的宝贝，社会主义社会正在等着你们来建设呢！你们将使得后代的儿童比你们现今的生活，更要好一百倍”。北京市第五区副区长黄月华回顾了新旧社会女性生活的巨大转变，呼吁“社会主义社会该是多么幸福啊！要快快走到那个社会，就得每一个人出来努力工作”。“三八”号机车司机长田桂英希望和全国的铁路工人们共同努力，“使我们更快地走到社会主义社会，让我们中国人都过幸福的生活”。北京人民印刷厂的工人成殿扬从现实生活中真切看到了中国的制度优越性，在更加激发爱国热情的同时，期望通过努力“更好地建设祖国，迎接更美满幸福社会的到来”。华北区的农民代表们兴奋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大家摆脱了过去剥削人的老路，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在党的领导下“走到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满怀希望的十一岁小女孩满脸光彩地告诉自己的母亲，“妈妈，您一定能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向往以《人民日报》为媒介传向千家万户，构建起名为“希望”的网络，激励着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为美好未来奋发向上。195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一周年纪念之际，荆江分洪工程胜利完工，分洪总指挥唐天际感慨中国的工人、农民和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巨大的组织力，团结力和创造力，并在工程中进一步学习了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和劳动热情，这种精神也将对祖国的其他建设发挥重大作用，并呼吁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新中国，使祖国加速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迈进而奋斗”。7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美好的希望》一文，文中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分洪工程的工地上，结合亲身经历发出“谁也没有想到，这世界变得这样快。越往后，日子就越好过了”的感慨，对于一位老人“能否看到社会主义”的疑问，另一位斩钉截铁地认为，“怎么不能？我想能看见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追求，或许正如那两位老人在清晨码头所看到的场景一般，一艘小汽船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不断前进于无限伸延的金色大道，带着人们的美好的希望，走向更加幸福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强调，必须通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的方法向全国人民证明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作为党与群众连接的重要桥梁，《人民日报》承担起向群众指明道路、明确方向的重要职责。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人民日报》以现实案例为基础，在对比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通往和平幸福之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引导人民自觉将社会主义道路视作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然选择。为迎合人民群众愈加热切的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需求，《人民日报》牢牢抓住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问题，以贴合群众实际生活的具体场景描绘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美好生活，构建并呈现出一个符合人民群众期盼的社会主义社会形象，引起群众憧憬并进一步迸发出建设祖国的热情。总的来说，1949年至1952年间，《人民日报》在宣传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并不局限于从理论层面阐述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而是以更加感性、直观的方式将走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幸福生活具象的呈现于大众眼前，让人民群众真正体悟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所能获得的切实益处，短时间内促进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整合，推动中国人民凝聚了共识，明确了未来前进的方向，坚定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念。在此过程中，“人民当家作主”“劳动光荣”等理念深入人心，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顺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并在之后于较短时间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供了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