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摆脱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局限性的独特发展道路，治水则是贯穿现代化发展并成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把水资源问题考虑进去。”“民生为上、治水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水的需求很大，治水兴水乃是关键。“中国式现代化根源于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的不懈奋斗，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治水实践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考察，而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联则是重要视角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后高度重视治水工作，将治水作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赢得民心以推动革命胜利的重要抓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治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一百余年来，党领导的治水实践在实现民族独立、建设农业强国和实现工业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水源基础。正确把握治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窥视特有的规律性，对于解决工业化、城镇化、乡村振兴、生态治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学界将治水实践置于百年党史视野中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较少，本文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治水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中的独特作用，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考察，厘清之间的演进关联历程，以准确把握新时代治水的战略布局和实践指向。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打开了长期封闭的大门，被动开启了近代化进程。为挽救民族危机和探寻人民解放道路，不同阶级进行了系列探索，提出了各自的主张，但均以失败告终。历史和事实证明，实现民族独立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提，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和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现代化就无法实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启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革命新征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中党将治水作为促进粮食增产、赢得民心和打破敌人封锁的重要抓手，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完善治水政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支撑。
（一）苏区治水：群众动员的初期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了大小十几块根据地。这时候，党认识到政府在治水中的作用以及治水和农业经济之间的关系，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改良扩充水利，防御天灾。这些都是将来苏维埃政府要做的。”为保障粮食供应和打破敌人封锁，同时也为减轻水旱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改变根据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组织动员，带领群众整修和兴建水利工程，发布了系列指示和文件通知，将水利作为改善群众生活和增加粮食生产以打破敌人封锁的重要手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后，为统筹中央苏区的治水工作，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山林水利局，主要职责就是组织群众兴修水利工程、对水塘进行管理、对陂堤进行开发利用以及植树造林等治水活动，各级治水管水机构的设置，为有组织的治水创造了条件。除此之外，苏维埃政府广泛动员群众，1933年4月，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出“人人关心水利建设”“陂圳池塘赶快修好”的号召。1934年3月，又要求各地“立即动员群众，开发水利”。在各级水利机构的动员下，根据地群众打破了传统分散治水方式，转向分工合作，大规模的治水运动在苏区展开。江西兴国一县短时间内“就修好陂圳820座，水塘184口，水车、筒车71乘，计费人工87489天，能灌溉425951担田”。治水运动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粮食亩产量有了提高，“福建的麦子、油菜、湖豆、雪豆，去年（1933年）只有91337担，今年（1934年）就有163562担，即增加了72225担半”。这样就有助于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粮食封锁，保证红军口粮供应，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该时期，中央苏区的治水实践紧紧围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密切军民关系和巩固苏区政权展开，充分说明党已经认识到治水与农业以及革命胜利之间的关系，期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也有力加强了苏区经济建设和支援了革命斗争。
（二）战时治水：根据地生产的模式创新
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艰苦的抗日对敌斗争外，为激发农民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也为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继续领导广大群众开展治水治山运动，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山东、华中等根据地有组织地兴修水利以增加农业生产，有效减轻了水旱灾害，保证了军队的粮食供应，为预防水患和扩大灌溉面积作出了贡献。期间，治水突破了传统分散治理范式的束缚，形成了政府组织领导下互助合作进行管水治水的新模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对于能引水灌溉的川地应领导群众合力修渠，发展水利。这些都是增加粮食产量最切要的办法。”接着又强调，“兴修水利，水地更可以增加粮食的收成，利用秋收前后的农闲时间发动群众合伙兴修。”除此之外，边区政府还制定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水利贷款政策以帮助农民解决经费短缺的问题。随着抗日根据地兴修水利的广泛开展，1942年，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把“兴修有效的水利”作为提高农业技术的首位。这说明党的主要领导人已经注意到水利与农业技术革新之间的关系，为水利建设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同年，中共太行山区委、一二九师司令部动员群众修水渠，开挖的漳南渠全长13.5公里，可灌溉农田将近3000亩。1945年，冀晋地区“一年来阜平、灵山、繁峙等二十县开渠1085道，浇地228541.8亩”。大量水利设施的兴修减轻了水旱灾害，稳定了粮食产量。除了组织群众合作治水，这一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还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治水管水用水的章程，通过政策引导、物质激励、经费支持、榜样示范等，使兴修水利有组织、有章程、有目标、有典型，既改善了群众生活，激发了他们抗日积极性，也有力支援了对日斗争，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
（三）解放区治水：强化了为人民服务的形象
解放战争时期，在老解放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极大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军和生产的积极性。土改后，治水成为群众互助合作发展生产的重要抓手，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区政府给予群众兴修水利以经费支持，通过动员组织群众、推广技术、树立典型，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并逐步探索出一条民办公助的治水之路。老解放区经过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踊跃参与到治水治黄之中，当时的太行区仅用半年的时间，“共开渠409道，超过原定计划（89道）320道，修旧渠1896道。打新井16069眼，原计划1806眼，超过14263眼。共增水田529417亩，原计划148678亩（只二专区的统计）”。灌溉面积的扩大为粮食产量的增加创造了条件，有助于调动群众支援前线的积极性，加快解放战争的进行。与此同时，党和解放区政府也把治黄工作纳入职责范畴之内。黄河回归故道之后，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冀鲁豫解放区组织群众掀起了修堤热潮，“不临黄河的茌平、博平、聊城等县也动员5万人上堤。冀南解放区3万民众自数百里外赶来筑堤。太行、太岳、东北各解放区纷纷助款”。在治黄过程中各地打破地域界限，互相帮衬，所探索出来的群众动员、互助合作、捐款捐物、民办公助等治水方式，为新中国治水积累了经验。另外，技术人才匮乏也是制约治水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党和解放区政府非常重视，专门在张家口铁路学院设置了水利工程班，之后又成立了华北水利专门学校，着重培养懂技术的专门人员。解放战争时期治水治黄与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进行，既赢得了群众信任，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和土地问题，而治水作为改善农民生活和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为最终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掀开治水新篇章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实现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而治水作为影响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为防止水旱灾害，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江河治理；为改善生产条件，推动农业走向现代化，掀起了兴修水利的建设高潮。该时期的治水实践是在国家主导之下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兴利除害、全面治理的运动，也是确保粮食稳产增产、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运动，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和工业体系建立提供了基础水源保障。
（一）治淮治黄防水患，稳定政权和粮食产量
近代以降，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江河水患和水利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全面治理，农业生产条件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严重阻碍了近代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深知“治国必先治水”，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掀起了治淮治黄的高潮，不仅稳定了政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也为两岸地区的粮食产量增加创造了条件。1950年夏季，淮河发生特大洪水，房屋被淹没或倾塌80余万间，耕牛和农具损失惨重，受灾人口将近一千万。为此，毛泽东非常重视，要求水利部在规定的时限内制定出导淮计划，报经政务院通过后，秋收的时候即可组织动工。按照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党和政府开启了根本治理淮河的工作，提出了“蓄泄兼筹”的方针，并组成了治淮委员会。从1950年底到1953年，经过三年的治淮，淮河的洪水得到初步控制，灌溉面积达到了三千多万亩，有效改善了流域地区的水旱灾害和生产条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在治淮的同时，国家也开始了对黄河的治理，成立了以王化云为主任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确定了除害兴利的方针，同时注重水土保持。1950年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着手编制治理黄河的综合规划，在决定对下游加强修防，兴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的同时，还要求对干流进行勘测工作。1952年起，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也开始掀起，通过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植树、造林、种草等防止水土流失。除了治淮治黄，这一时期国家还领导了长江分洪工程，发动群众整修旧有水利设施，有效扭转了近代水利长期落后的局面，稳定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减轻了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也使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为国家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掀起治水高潮，扭转基础设施落后局面
经过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在三年治水实践基础上，国家要求兴修水利要结合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各级党政统一领导下，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制定出具体要求和可行步骤，使水利建设为国家工业化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服务。由此，各地掀起了治水高潮，并将兴修水利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引导农民互帮互助，走向集体化。这期间，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治水过程中起到了带头和推动作用，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解决了个体农民缺乏资金、缺少工具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通过组织起来的农民为治水兴水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撑，也为如何增加粮食产量找准了突破口，“甘肃省会宁县铁地川，1955年由于兴修水利和其他农业措施，出现了年产量1015斤的丰产地”。与此同时，很多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持观望的农民，在见证通过治水增加了粮食产量后，也主动参与到兴修水利的高潮中，逐步走向了集体化道路，推动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1957年冬季，全国各地普遍掀起了大办水利的热潮，广大人民群众再次打破地域界限，充分发扬共产主义精神风格，大家自带口粮和工具，互相支援和帮助，前后持续了三年多，一方面大规模的治水治山运动推动了人民公社的建立，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影响了中国农村发展二十多年的时间，另一方面该时期的治水虽然存在不足和各种问题，但也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灌溉面积，扭转了近代以来水利设施落后的局面，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为集体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动力，也为增加粮食产量支援工业化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三）治水技术革新，推动农业现代化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水利技术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虽然现代水利技术逐步传到中国，但是在内忧外患之下，先进的水利技术并没有被广泛应用，加上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近代治水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治水高潮，在当时的施工环境下，劳动力的紧缺，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民工所能完成的有限工作量之间是相互矛盾的。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极为落后，大多数地方仍然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进行劳作，水利工程的施工基本靠肩挑背扛的原始方式，要提高工效，减轻劳动负担，首先要从工具入手。如是，在政府领导和号召之下，广大技术人员和水利民工等人人出主意、献计策、想办法进行施工工具的改革，这些改良的工具是群众的劳动激情和传统劳动经验的一种结合，不仅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技术的转型，也为农业现代化的提出创造了条件。当时贵州省就提出了“必须采取措施，政治加技术，干劲加钻劲，大胆革新技术，改良工具，提高工效，积极改善劳动组合和操作方法；号召群众人人献宝、献计，个个学技术，人人当巧匠，掀起技术革新和土机械化运动，消灭人背肩挑，尽量利用我省牛马较多的特点，大量使用牲畜代替人力，推广牛马拉压。”1958年3月，毛泽东专门就农业技术革命提出了要求，他认为：“改良农具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这是个伟大的革命，是个技术革命的萌芽，它带着伟大革命的性质。几亿农民在搞这个事，这个事情一搞，并不亚于机械化。”随后又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科学论断，这是毛泽东就如何改善落后的农业技术条件，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探索的一个重要思想。“土洋结合”，将治水与农具改造和农业机械化相结合，为四个现代化的全面提出作了铺垫。这一阶段的治水与农民走向集体化和农业技术的改革密切相连，既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也为工农业现代化奠定了比较充足的水源基础。
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水利部门开始对之前的治水实践进行反思，在党的领导之下逐渐转变治水的方针，从原先注重工程建设转变到抓管理、发挥效益，推进市场化改革上面，开展了江河综合治理和水土保持，依法治水用水以建立节水型农业等。可以说，治水由集体化到市场化改革的转型，是党领导下治水事业走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注重水利管理，发挥工程社会效益
管理水平高低是水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否的重要衡量因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党和政府把重心放在了水利工程建设上，对如何实现科学有效管理以发挥工程效益关注得比较少，这就导致了很多水利设施因为管理跟不上，相关的规章制度不健全而逐渐荒废，尤其改革开放初期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包干下的农民对集体管理下的水利设施兴趣不高，因而工程效益没有得以充分发挥。1981年5月，全国水利管理会议召开，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水利工作的重点由原先注重兴建转而向管理上转变，尤其对已有工程的管理更加强调要发挥效益，随后提出了水利建设要“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方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水利电力部提出了水利工作要“全面服务，转轨变型”的理念，为推动治水理念的转变和水利管理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在后续的工作中，各地逐渐建立和完善灌区管理组织机构，推动灌溉用水的市场化改革，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逐渐扩大管理单位的自主权，逐步向经济实体方向发展，采取综合承包、专业承包、单项承包和岗位责任制等多种方式，搞活水利工程的经营管理，使其发挥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同时，各地以建设现代化水利设施和科学管理为目标，抓好灌区的续建配套和更新改造，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大力推进水利产业化，推进各地走特色的水利产业化发展道路。该时期，通过注重水利工程的科学管理，工程效益得以充分发挥，有效灌溉面积逐年增加，水利产业化和治水事业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二）开展水土保持，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水土流失是造成农业生产力落后、生态环境恶化和群众生活贫穷的重要因素，水土保持作为治水治山的重要一环，是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农业生产、帮助群众走共同富裕之路的根本措施。改革开放后，国家非常注重水土保持工作，1982年5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水利电力部、农牧渔业部、林业部组成的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同年6月30日，国务院颁布了《水土保持工作条例》，为全国开展水土保持提供了依据。同时，制定了“防治并重、治管结合、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除害兴利”的方针，随后，全国在重点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据初步统计，“从1983年—1988年，全国共完成治理面积15600平方公里，建立了200万亩基本农田，发展经济林果150余万亩。以贫困著称的甘肃定西县，通过农业改良、水土保持、种树种草，生产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被称为‘江南绿色沙漠’的江西兴国县自开展重点治理以来，全县林草种植面积平均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生态环境和群众生活都有很大改善。”随着水土保持工作的深入开展，1991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2年，全国第五次水土保持会议正式宣布实施由水利部主持编制的《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由国家划拨专款支持实施，为随后各地的水土保持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该时期的水土保持工作，将治山治水和脱贫致富结合起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专款可用，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夯实了农业基础，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在治理水土方面的现代化能力显著提升。
（三）推进江河治理，保障经济持续发展
江河治理事关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治水兴水用水的水平和能力，更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外在呈现。改革开放后，随着一些江河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尤其1991年淮河大水和1998年长江洪水，使人们的治水意识得以再次被唤醒，于是国家逐步加大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力度。1991年，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决定》，要求用10年时间完成治理淮河的任务，并指出重点建设工程投资由中央和地方分担，面上和配套工程投资由地方负担，由此拉开了治淮的大幕。经过将近十年的治理，淮河流域的主要河道都经过了整治，兴建水库5700多座，两岸的生产条件得到了根本扭转，淮河流域成为了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除了治理淮河，该时期还修建了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和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尤其三峡工程，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建设更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治水能力的提升。经过数年的努力，2006年5月20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三峡右岸的大坝顺利封顶，至此，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钢筋混凝土大坝全线达到海拔185米设计高程。2008年9月，三峡工程开始首次实验性蓄水，随后，蓄水、试通航和发电三个目标的实现，三峡工程也开始回报社会，给国家和所在区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三峡工程兼具防洪、发电、灌溉、运输等多样化功能，它的成功建成使用，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并为之保驾护航，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水利治理能力有了现代化的飞跃。
（四）依法治水兴水，推动治水法治化
水利法治建设是治水事业的重要组成，也是依法治水的重要内容。水利法治必然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遵从于水利和法治事业的发展逻辑，体现着水利和法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法治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一个治水能力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改革开放前，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依法治水的理念并没有树立起来，法治建设相对滞后，影响了治水事业的长远发展。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认识到法治在治水兴水中的保障性和根本性地位，着力建立和完善治水的法治化体系。在大量调研和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这是第一部管理水事活动的法，标志着我国的治水事业进入了一个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新阶段。同年，国务院在机构改革中将水利部明确为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利部的职能这时候开始从水利建设逐步向依法管理转变。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治水和水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充分吸收新的经验和理念的基础上，2002年10月又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水法》，有助于全面推动治水由传统走向现代。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进一步加强了水政监察队伍建设，形成了组织机构健全、上下贯通、运行有力的水行政执法体系和四级水行政执法网络，确保了治水法律的有效执行。除此之外，在每年的“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期间，各地还进行水法治教育，极大提升了人们的法治意识。因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为核心的治水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依法治水管水兴水奠定了法律基础，也是推动依法治理现代化提升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治水事业的发展，将治水与实现民族复兴联系起来，提出了系统性治理的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对水的需求还没达到峰值，但面对水安全的严峻形势，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包括推进农业现代化，都必须树立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为新时代治水事业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也推动了新时代治水事业取得了历史新变革和历史性成就。
（一）把握治水定位和要求，肩负中国式现代化的水利使命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非常重视治水工作，并把治水作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根基，从“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到“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到发扬红旗渠精神整山治水，从三峡工程再到南水北调和实施国家“江河战略”，一百余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治水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水利现代化之路，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党不懈探索治水规律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也是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战略高度对治水定位和要求的全方位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将治水和水安全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进行强调，认为治水就是治国大事，“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存环境之危、民族存续之危”。并发出号召，要求：“全党要大力增强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十多年来，国家不断推进水治理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建设，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全面推进国家水网建设和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水利基础，在治水管水兴水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自觉肩负起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水利使命。
（二）形成新时代治水思路，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治水思路受到传统思想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片面地认为治水就是扩大水利建设规模，依靠投资和群众式的运动修建坝渠，尤其在某个历史时期存在违背自然规律，不讲人水和谐的行为，试图征服老天爷、征服水，造成了严重损失。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治水环境和思路逐步发生变化，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历史上治水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新时代治水实践，强调指出：“要拓宽治水思路，不能一说加强水利建设就是扩大投资、建坝修库。不能一方面在建、一方面在废，一方面在增、一方面在耗，最后是无底洞。我国虽然没有发展到发达国家的阶段，但我国水情决定了我们必须立即动手，加快推进由粗放用水方式向集约用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为此，他提出了新时代的治水思路，“按照‘节约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方针治水，统筹做好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习近平总书记的治水思路是当下解决水安全新老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我国国情水情的深刻洞见，深化了对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为推动新时代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在此治水思路的指引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治水实践跃上了新台阶，实现了由传统粗放型治水到集约式治水的根本转变，推动了水利高质量发展。
（三）实施好国家江河战略，提升水治理现代化水平
江河是人类文明诞生和发展的发源地，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江河的保护与发展，并对黄河、长江的保护治理做出了全面部署，取得了巨大成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继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之后，我们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国家的‘江河战略’就确立起来了。”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就黄河和长江的治理作出了系列指示和批示，还就海河、淮河、三江源的保护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形成了国家“江河战略”的宏伟蓝图，为以江河湖海的治理保护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明了方向。针对如何实施好国家“江河战略”以提升水治理现代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也做了明确指示，他说：“要全面统筹左右岸、上下游、陆上水上、地表地下、河流海洋、水生态水资源、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达到系统治理的最佳效果。”在此指引下，国家以造福人民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坚持对大江大河的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有力支撑。可以看出，国家“江河战略”是实现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水治理现代化水平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战略选择，更是造福人民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四）发展新时代治水文化，推动水文化传播交流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脉所在，文化自信是最持久和最深沉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善于治水兴水的浓厚文化，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祖先最早治水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的治水实践中也为水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财富，成为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水文化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国的题中之义，进入新时代，水文化的繁荣和治水事业的发展共济互利，不仅拓宽了文化自信的视野，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水利事业全面发展的新层次需要，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文化血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水文化建设，多次就如何保护、传承和弘扬水文化，讲好水文化故事提出系列要求，他说：“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涵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长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就如何弘扬红旗渠精神，怎样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作出了明确指示，为新时代发展治水文化和推动水文化传播提供了遵循。在此指导下，新时代水文化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气象，水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取得了很大成绩，水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宣传育人方面也做得有声有色。因此，新时代水文化作为国家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各种途径讲好中国治水故事，传承和保护好中国水文化。
中国共产党一百余年治水实践的演进历程，体现了党对治水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推动了治水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也向世人呈现了现代化所具有的特征。
（一）与时俱进的治水理念：从“人定胜天”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治水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斗了几千年，积累了宝贵经验，我们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不是跟老天爷作对，而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积极应对自然灾害，与自然和谐相处。”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著名论断，苏区群众打破既有的惯性思维，“人定胜天”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创造了“三天一口塘，十天一座陂，半月万米渠”的苏区水利速度。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征服水、征服自然的冲动思想占据着重要地位，大规模的治水运动此起彼伏，从“大跃进”到农业学大寨，虽然短时间内上马兴建了无数中小型工程，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改革开放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结经验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突破了“人定胜天”、片面注重主观能动性的传统思维束缚，以新的理念和认知统筹谋划治水方略，强调治水要立足生态系统全局，树立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不仅重塑了人水和水土关系，也为做到天人合一、实现生态绿色治水提供了科学指南。中国共产党一百余年的治水实践，深化了对治水规律的认识，从企图征服改变自然转向纠正既有错误、调整自身行为，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治水主观能动性，实现了治水理念的根本转变。
（二）走向现代的治理方式：从大规模群众动员到数字信息化赋能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探索适合国情和乡情的水治理方式，但限于物质技术条件，在革命范式思维的指导下，根据地和解放区局部范围内的治水都是采取群众动员的方式，通过水利大会战和以工代赈的形式，将较为分散的农村劳动力组织起来，领导他们建水库、修渠道、挖水井、搞水土保持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规模群众动员被广泛应用于治水运动中，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末，上工兴修农田水利的人数一浪高过一浪。据1959年10月份统计，“全国上工人数已有2000万左右，加上冬灌和平整土地的达3000多万人。河北、河南上工人数都已达300万以上”。这种“人海”战术在生产技术较低的环境下对于突破技术和资金短缺的双重束缚，提升国家组织能力和完善社会动员网络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造成劳动力浪费和引发民工身体健康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中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群众运动式的治水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数字信息化的助推之下，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北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被广泛运用于水利建设和日常管理中，逐步构建起了数字孪生流域和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实现了“治水”到“智水”的转变。可以说，依靠数字信息技术提高水治理的科学化、专业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充分彰显了现代化水治理方式的优越性。
（三）治水思路的根本转向：从有重点治理到“十六字”方针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治水实践，在应对乡村水利、复杂水问题、水安全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治水思路的深刻转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治水工作侧重于发动群众进行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和整修，修筑水陂水圳，开挖水井，帮助百姓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型水利工程暂时没有条件上马。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江河泛滥成灾，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以重大工程为中心，聚焦大江大河治理是该时期治水工作的重点。比如启动治淮工程、兴建荆江分洪工程、治理海河工程、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建设以及后面上马三门峡工程等，都以重大工程为突破点实现重点治理，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防洪抗灾能力的提升。改革开放后，治水思路逐渐由重点治理转向市场化，不断推动水利建设、工程管理和水土保持工作的体制改革，并启动生态补偿试点。不过，这段时间并没有完全实现有系统的治理，一些治水工作还存在条块分割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治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对国情水情的深邃思考，站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角度创造性提出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理路，要求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性治理，深刻揭示了治水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并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其中，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水治理的鲜明特色，推动了新时代治水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水利支撑。
（四）治水目标的全面转型：从保障生存生产到追求美好生活
水旱灾害是我国危害最大、造成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防御水旱灾害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粮食生产的安全。近代以降，水利技术的落后和长期战争的影响，大量水利基础设施荒废，增加了水旱灾害对百姓生存生产的威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认识到兴水除害的重要性，并把水旱灾害治理作为治水的主要目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领导人民群众建设了数以万计的中小型水利工程，有重点地上马兴建了诸多重大水利枢纽，以建立完善大中小工程体系来达到兴水之利、除水之害的目的，降低水旱灾害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威胁，进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因此，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生产始终是治水的主要目标之一。经过几十年水灾害、水生态和水环境的治理，我国水资源配置格局不断优化，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较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但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和水环境污染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新时代治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推动治水目标全面转型，他强调指出：“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指引下，我国水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防汛抗旱能力显著提升、河湖面貌持续改善、水污染得到有效遏制、水环境质量全面好转，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绿水青山”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作为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大国，治水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实现绿色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水工作就是一部不断推进治水与党的中心任务相适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契合、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的实践史。从利用治水谋求革命胜利到利用治水推动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党的治水实践演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色，在不同历史阶段，党都能将治水与解决主要矛盾和实现人民福祉相挂钩，实现了治水由革命型到治理型、由追求速度向提高效益、由强调数量向注重质量、由保障生存生产到追求美好生活、由重点治理到“十六字方针提出”、由群众运动式治水到数字信息化赋能的转变，深刻揭示了治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治水实践的演进可以看出，治水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的重要组成，也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在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中，我们应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指引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水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