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罗莎·卢森堡（以下简称“卢森堡”）和列宁围绕“建设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展开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重大课题。该论争不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宝库，还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应当说，这场论争的主题，不仅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原则问题的探讨，还涉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斗争路线、克服机会主义以及政党使命等方面的问题。在研究价值方面，这场论争不仅集中凸显了两位理论家思想主张的差异性，还关涉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科学化等方面的问题。时至今日，虽然这场论争距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但该论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思想价值和理论意义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而立足于新的时代形势和时代要求，对该论争加以审视，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统治策略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冲击。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给出合理解释为由，抛出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基础上，抛弃暴力革命，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等改良主义论调，尤其是其宣扬“改良主义政党论”更是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严重思想混乱与信念动摇。在这种背景下，“建设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问题开始成为关切国际工人运动前途命运的重大时代课题并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所热烈探讨的焦点问题。围绕这一课题，国际工人运动内部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立足于自己的立场和理解给出了回答，形成了关于此问题的大范围集中化的思想论争。卢森堡和列宁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代表，也是坚定的反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先锋战士”，都对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们关于“建设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交锋就是其中论题最具代表性，主张最具典型性和理论价值最具影响力的重要论争。
为了回答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列宁在深刻把握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没有民主传统和制度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在俄国要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仅仅通过无组织无纪律的涣散型政党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只能依靠“职业革命家组织”即有组织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挥其坚强的“革命支点”作用才能完成。据此，他先后写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从何着手？》《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等著作，不仅科学总结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一段时间陷于“名存实亡”局面的深刻教训，深入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等主张建立“自治型”“松散型”和“改良型”政党的伯恩施坦改良主义变种，系统论证了在俄国建立一支集中统一、纪律严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还系统化阐明了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组织原则和使命任务等问题，形成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这也成为列宁对“建设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集中回答。
然而，在列宁就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展开系统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俄国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后，卢森堡也立足于德国这一资本主义经济较为发达、民主传统较为浓厚、民主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家实际展开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探索，并相继写出了《破灭了的希望》《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等文章，在对列宁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展开审视的基础上阐明自己对“建设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基本认识，引发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强烈反响，也拉开了与列宁论争的帷幕。面对卢森堡的指责，列宁还撰写了《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等文章作出回应，批判了卢森堡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以及歪曲马克思真正辩证法的错误。此后，为了更为全面地阐发自己的党建主张，卢森堡又发表了《再论群众和领袖》《党的纪律》等文章，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主张。这就构成了卢森堡和列宁关于“建设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展开论争的历史背景。
卢森堡和列宁的论争内涵丰富，焦点鲜明，在内容上主要可以归纳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原则问题、斗争路线问题、克服机会主义问题以及政党使命问题等四大问题。
（一）组织原则问题
政党的组织原则作为对政党组织形式和要求的原则性规定，也是对“组织什么样的政党”这一根本问题的集中回答，直接关系到政党形象如何以及是否具有战斗力等问题。围绕此问题，列宁和卢森堡都依据自己的理解给予了回答，并主要聚焦了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上。
1.列宁：坚持“集中制”原则
列宁并不反对民主。但他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群众文盲率极高、群众民主观念淡薄和民主传统薄弱、民主制度极不健全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就必须坚持“集中制”原则。在他看来，所谓集中制原则就是要有统一的党章、领导机关和纪律，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坚持该原则不仅是出于对俄国这一沙皇专制主义国家，广大工人群众没有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工人政党处于秘密和地下状态，无法在党内推行民主制的现实考量，也是出于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涣散、软弱无力，无法形成集中统一的组织形态，以有效聚集无产阶级力量开展革命斗争的教训总结，还是对俄国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等机会主义派别所谓的反对集中制，主张自治制错误思想的批判性表达。他指出，虽然“广泛民主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组织原则，但在俄国这种“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这不仅因为“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还因为贯彻这一民主制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同时，在他看来，在俄国这样一个反动势力强大，专制统治严酷而马克思主义政党力量弱小的国度，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就必须建立起以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集中统一的、有战斗力的、持久的、能够保障连续性的职业革命家组织为前提，而不能按照工会的组织形式建立，如此才能严守秘密、突破沙皇封锁，并在实现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统一基础上推动革命发展。除此之外，在列宁那里，坚持“集中制”原则还具有以下意义：一方面，坚持“集中制”是适应革命运动的需要。在革命形势高潮到来迫切需要一支能够加强工人运动联系的牢固性以及地方鼓动工作稳定性组织的情况下，俄国工人运动却仍局限于“手工业性质”程度，“地方小组的产生和活动，相互之间并没有联系，甚至（这一点尤其严重）与一直在同一中心活动的小组也没有联系”，这并“不符合波澜壮阔的运动的要求”。而要适应这一形势，就离不开对“集中制”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坚持“集中制”是统一党的思想，实现行动一致的需要。在列宁看来，要在俄国这样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推动革命运动发展，就必须以“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排除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为前提，而且愈是意识到统一的必要性以及坚信没有完全的统一就不能对专制制度发起总攻这一理念，集中的斗争组织在俄国政治制度下就愈是显得必要。但要实现党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就离不开集中制原则的保障作用。而只有建立一个坚强的革命家组织，一个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才能防止轻率进攻的可能性，使运动具有稳固性，才能实现既能领导准备性的斗争，又能领导任何突然爆发的以及最后的决定性的进攻。据此，他不仅提出了“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主张，还将“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作为了党的实际工作任务，突出了集中制对于统一党的思想，以及实现行动一致的重要意义。
2.卢森堡：坚持“自我集中制”
卢森堡并不反对集中制。在她看来，集中制是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原则。由于“社会民主党是在倾向于集中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是“在巨大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框框内”不断进行斗争的，是“在该国的范围内代表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局部的和集团的利益”的，因此，“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任何分散主义和民族联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它处处都自然要努力把工人阶级的一切民族的、宗教的和职业的集团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党”，而不能是联邦团体。然而，在她看来，对俄国社会民主党而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党是一回事，党内“集中程度的大小和集中化的更准确的性质”是另一回事，一般意义上的集中主义无可厚非，但“极端集中主义”“无情的集中主义”并不妥当。卢森堡指出，虽然“从实现社会民主党这个战斗的党的形式上的任务的角度来看，组织上的集中主义乍一看来似乎是直接决定党的战斗力和力量的一个条件”，但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特殊历史条件要比每个战斗组织从形式上的要求着眼的观点重要得多”。这不仅因为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是从自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在一种辩证的矛盾之中发展的”，其“运动是阶级社会历史上在其各个时期和全部过程中都要依靠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直接的独立行动的第一个运动”，还因为“无产阶级的军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补充自己的队伍，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逐渐明确自己的斗争任务”，甚至“除了一般的斗争原则以外，根本不存在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像训练新兵那样教会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去付诸实现的那种现成的，预先制定好了的详细斗争策略”且“建立组织的斗争过程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范围是经常变化不定的”。因此，不仅“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而且“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在卢森堡看来，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却是建立在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最微小的细节都要盲目服从单独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的中央机关，以及将党的组织核心同其周围革命环境严格隔离开来基础上的，并非科学。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怎样的形式组织起来呢？卢森堡提出了“自我集中制”思想，即通过“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实现对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是实现“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的必然选择。在她看来，坚持自我集中制就要以坚持充分尊重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发挥其历史首创精神为中心，而不能用党来取代群众，甚于如果认为“觉悟的工人在党组织内部还没有实现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可以‘暂时’由党的中央机关‘受委托行使的’单独统治来代替”，或者“工人群众还没有做到的对党的机关的活动和行为的公开监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活动实行的监督来代替”，也是极端错误的。
（二）革命路线问题
革命路线是革命战略、策略和方式方法的集中表达，也是革命的根本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坚持什么样的革命路线不仅直接关系到党自身组织结构和行动路线的价值导向，也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课题，成为列宁和卢森堡论争的焦点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论争则集中在了“党与群众”关系问题上。
1.列宁：推进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党的教育、组织和协调作用
列宁并不否认群众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主体。然而，他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群众文化素质不高、政治觉悟不强、革命意识淡薄的国家，要推进俄国革命进程，是离不开党的领导作用的。首先，党能够发挥正确的坚定的教育引领作用，提升群众政治觉悟。在他看来，工人群众依靠自身力量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无法产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而要使群众掌握先进理论，提升政治觉悟，只有发挥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且最具有阶级觉悟和积极性的党的先进分子的引领和教育作用，使他们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开展工作，将革命理论“灌输”到群众头脑中才能实现，这也是推动革命发展的要求。其次，党能够发挥强有力的组织团结功能，凝聚无产阶级斗争力量。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现共产主义，而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就必然要有坚强的党的组织作保障。党的组织作为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既是党的力量所在，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而且无论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如何以及革命多么早地受到阻挠，要稳妥可靠地保持革命的一切实际成果，就只有看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如何。再次，党能够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形成巨大社会“合力”。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代表者，不仅由本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还受科学理论的指导，与千百万工人阶级劳动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具有机会主义政党所无可比拟的革命性、先进性和优越性，能够在有效联系群众、赢取群众信任的基础上汇聚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形成革命“合力”，这也是推进革命进程的保障。
2.卢森堡：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力量
在卢森堡看来，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引领和组织作用固然重要，但群众才是真正的运动主体和领导者，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尊重群众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挥作用的前提。她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迄今一切历史活动中‘最深入的’活动，它包括全部下层人民，它是阶级社会形成以来首先符合群众自身利益的活动”，因此，“群众自身对于自己的任务和道路的认识在这里也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先决条件”。在她看来，“社会民主党运动的主导趋势现在是而且始终是取消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和‘被领导’的群众，取消这个一切阶级统治的基础”，而社会民主党“所谓‘领袖’的唯一作用在于启发群众认识他们的历史任务”，且党的“‘领袖’的威信和影响的增长只能是同他们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的启蒙工作的量成比例的，也就是说正好同他们破坏至今一切领袖集团的基础即群众的盲目性的程度成比例的，一句话，是同他们放弃自身的领袖作用，使群众成为领袖，使自己成为群众自觉行动的执行人和工具的程度成比例的”。总之，尊重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地位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挥作用的前提。另一方面，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是克服官僚主义，推动革命进程的关键因素。卢森堡认为，群众是革命运动的主体力量，而能否使群众的思想和意愿始终保持生动活泼的状态并发挥其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则是决定能否克服官僚主义，推进革命进程的“突破口”。在她看来，“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独立活动、自决和首创精神的增长”，而社会民主党的纪律也并非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必须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关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党员群众的政治思想和意愿要始终保持生动活泼的状态，它们能够日益使党员群众发挥主动性”则是社会民主党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在她看来，面对“任何从事日常行政事务工作的机构都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再加上“地位这样高的机构自然有一种发展得很强烈的责任感”且“这种责任感势必大大抑制首创精神和决心”等原因导致的官僚主义弊病，“只有全党生机勃勃的政治积极性才是对这种弊病的一种真正的补救”，而“一个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的最理想的执行委员会应该作为全党意愿的最顺从、最迅速和最准确的工具发挥作用”，意在强调党员群众在克服官僚主义弊病中的主体作用。此外，为了应对“党的意志没有表达出来”“批评的思想、党员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发挥不出来”以及“党员群众自身干劲不足、独立的精神生活不够活跃”而产生的官僚主义现象，她还提出，化解官僚主义的突破口则在于始终保持群众对于政治生活的积极状态，“除了依靠广大党员群众自身的首创精神、自身的思想工作和自身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外，再没有其他手段”。
（三）克服机会主义问题
机会主义是一种在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内部追求自由而放弃原则，追求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利益的错误思潮。而在与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实现自我成长，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重要规律。围绕如何克服机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和卢森堡围绕着“党章与运动”关系问题展开了理论交锋。
1.列宁：党章是反对机会主义的“锐利武器”
在列宁看来，由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处于被资产阶级包围之中，据此，在这种环境下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就难以逃避来自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渗透。而要抵制机会主义的渗透，保证党内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设立严格的党章，发挥党章的纪律过滤、约束与规制作用。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由于受通常的生活条件以及在谋生条件方面接近于并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相联系的原因，一般和整个说来，他们具有“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等特点。在列宁看来，由于知识分子的斗争武器是他们个人的知识、能力和信念，而信奉个性的完全自由又是他们进行工作的首要条件，对此，让他们服从某个整体是很勉强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害怕纪律而崇尚完全个性自由的特点决定了发挥党章的规范性和严格性作用才是对抗机会主义渗透的强有力武器，因为只有严格遵守党章才能使我们除掉小组的刚愎自用、任意胡闹以及美其名为思想斗争自由“过程”的无谓争吵。在列宁看来，党内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实质上则是“削弱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也是“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据此，为了保证党内团结和党工作的集中化，就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当中央机关享有最高权威且制定一套统一的章程后，党才能有效地构筑起来坚固的堤坝来防止机会主义的渗透。而且，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渗透越严重，党章这种武器就应当越锋利。
2.卢森堡：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群众运动才能克服机会主义
卢森堡认为，企图通过以“极端集中制”思想为基础的组织章程把机会主义与工人运动隔离开来的思想是错误的。虽然“在机会主义和知识分子之间、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非集中化倾向之间肯定是存在着联系的”，但列宁笼统地归纳机会主义根源的做法就是把产生于具体的历史基础上的“这种现象同这种联系割裂开来，把它变成具有普遍的绝对的意义的抽象公式，这就犯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神圣灵魂’，即反对它的历史的辩证的思想方法的极大罪过”。而只有依据社会状况展开具体分析才能揭示机会主义的根源。据此，她认为，“资产阶级分子的渗入”和“社会民主党斗争本身的性质和它的内部矛盾”正是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一方面，章程不能阻止外部渗入而产生的机会主义。在她看来，“用章程只能限制小组织或私人团体的生活，但是历史的潮流总是能够冲破最狡猾的章程的”，而如果“认为防止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断瓦解过程中分化出来的人们大批流入就一定符合工人运动的利益，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她指出，社会民主党既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也是社会所有进步利益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一切被压迫人们的代表，而这一政党“要使这些形形色色的同路人目前的痛苦能够始终服从于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把非无产阶级的反对派精神纳入革命无产阶级的行动轨道”，就必须要“懂得同化这些渗入分子，消化他们”，却不是用章程阻止他们。另一方面，章程也无法阻止党本身出现的机会主义。卢森堡指出，无产阶级世界历史意义上的进军直到胜利需要一个过程，而“在人民群众自己的历史上破天荒违背一切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则是其特点，但要实现这种意志，就必须要到达现存社会的“彼岸”，超出现存社会的范围。然而，群众这种意志的培养又“只能在同现存制度进行日常的斗争中”，即“在现存制度的框框内”进行。据此，这就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同摆脱整个现存制度的目的相结合，日常的斗争同革命变革相结合”成为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辩证的矛盾”。而社会民主党运动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又必须在“两个暗礁”之间，即“放弃群众性和放弃最终目的之间”以及“在倒退到宗派状态和变成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之间”向前迈进。对此，“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可以一劳永逸地预先加以规定，工人运动可以一劳永逸地不受机会主义动摇的侵袭”的想法“完全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幻想”。虽然“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反对各种主要类型的机会主义思想的毁灭性的武器”，但是“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威胁它的暗礁不是从人们头脑中而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的，那么预先防止机会主义错误就不可能做到”。据此，列宁那种设想预先通过制定党章来防止机会主义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而“只有当这些错误在实践中获得了具体形式之后，才能通过运动本身克服他们，当然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武器”。也即是说，在卢森堡看来，在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下依靠群众运动来克服机会主义才是必然选择。
（四）政党使命问题
政党使命作为政党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政党建设的目标所向和奋斗主题。而推动工人运动是以提升群众自觉性为前提，还是依赖群众的自发性这一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斗争路线的判定，还关乎党革命工作重心的“定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围绕“自发”与“自觉”问题，卢森堡和列宁也有着不同认识。
1.列宁：使群众由自发走向自觉是成功开展革命的必然要求
列宁认为，群众的自发性和自觉性是辩证统一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加以对立，而只有推动群众由自发性上升到自觉性才能推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一方面，自发性是工人运动的起初状态。在列宁看来，在这一阶段，工人对自己活动的方式、结果和意义没有全面、清楚的认识，带有盲目性，往往通过打砸机器、破坏工厂、殴打厂主等方式实现自己目标，“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另一方面，自发性也包含了自觉性的萌芽。在列宁看来，“‘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反抗压迫者本身就意味着“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列宁指出，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这种意识经过领导者“有计划”的理论的引导，使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那么，工人的自发性就能上升为自觉性。而只有工人走向自觉，才能将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主动地参与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实现对压迫者的胜利。然而，在他看来，工人的自发性不会自动地上升为自觉性，这一上升过程离不开一支能够走在自发工人运动前面、为其指明出路和方向、能够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物质因素”自发所遇到的各类问题和用批判及富有说服力精神指出自发工人运动所处“危险性”的政党和领导者的作用，因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或意识。正是由于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不能自己创立独立的意识形态，不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对此，“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对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为了提升工人运动的自觉性，并使其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压制，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就是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科学理论的“灌输”作用，通过用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武装，领导他们自觉开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的思想主张。应当说，在列宁那里，使群众由自发走向自觉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功开展革命的必然要求。
2.卢森堡：真正的革命运动是群众自发运动的必然产物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注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卢森堡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的鲜明特色。卢森堡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广大群众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力量，也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发展规律和方向；不是党的组织和领导唤起了群众的自发运动，而是群众不断高涨的自发运动创造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她看来，在俄国无产阶级运动中，“‘行动’总是先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首创性和自觉领导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同时，“俄国运动近几十年来的最重要最有成效的策略上的变化不是由运动的某些领导人‘发明的’，更不用说是由领导机构‘发明’的，而它们每次都是已经爆发起来的运动本身的自发产物”。她还指出，“在制定策略时，党的领导的自觉首创性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这种现象在德国可以看到，而且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是因为“一般说来，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是‘发明’的，而是在试验性的、常常是自发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巨大创造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是“不觉悟的人先于觉悟的人，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的集中体现。据此，她认为，“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重要的不是每次替未来的策略预先设想或预先制定出一个现成的方案，而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的立场出发在党内对当时的主要斗争形式鲜明地保持正确的历史的估价，对于一定的斗争阶段的相对性和对革命因素增长的必然性具有敏锐的感觉”。总之，真正的革命运动应当是群众自发运动的必然产物。在革命运动中，组织要想发挥推动历史进程的作用，就不能忽视群众的自发性作用，而是要顺应、支持和引导群众的自发性和首创精神，自觉地成为群众意志的“代言人”。
应当说，卢森堡和列宁围绕“建设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展开论争所涉及议题是广泛的，展现的思想是深刻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史上看，这场论争不仅为全面探讨卢森堡和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上的思想关系提供了理论参考，还深刻揭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论，同时又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科学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虽然这场论争距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但该论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思想价值和理论意义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相反至今仍具有十分深邃的时代意涵。
（一）对于全面探讨卢森堡和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上的思想关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虽然从论争的观点层面看，卢森堡和列宁的主张构成了两种差异性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呈现的是两种不同政党观的交锋。然而从本质上看，两者既有共通性，又有差异性，但都具有一定合理性。一方面，在共通性方面：就列宁而言，他主张集中但并不反对民主，主张依靠党的领导但并不脱离群众，主张发挥党章抵制机会主义但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工人运动的作用，主张提升工人的自觉性但并不否定自发性作用；而就卢森堡而言，她虽侧重民主但并不否定集中，主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但并不否定党的领导，主张通过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工人运动抵制机会主义但并不否定党自身的作用，主张尊重群众的自发性但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对群众的引领意义。显然，两者都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立足于世界工人阶级整体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局思考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问题的。另一方面，在差异性方面：由上文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原则问题上，列宁强调集中，而卢森堡更强调民主；在斗争路线问题上，列宁强调党的领导作用，而卢森堡则强调群众的斗争主体作用；在克服机会主义问题上，列宁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章的规制作用，卢森堡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工人运动的清除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任务问题上，列宁强调由自发性上升到自觉性的重要意义，而卢森堡则强调群众自发性的重要地位。应当说，上述异同认识恰恰反映了列宁和卢森堡在不同国情和社会政治背景下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多样化思考。列宁的主张则是立足于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群众民主意识和民主传统极为单薄、工人阶级意识和觉悟不高，社会民主制度建设落后国家的思考；而卢森堡则相反，她的主张则是立足于德国这样一个西欧发达国家，群众民主意识和民主传统浓厚，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较高，民主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度以及和平议会斗争和群众性运动已取得重大成就的形势下，对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问题而进行的思考。两者的思想主张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显然都是符合所在国家和工人运动形势的要求的，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据此，这也启迪我们在评判列宁和卢森堡思想关系问题上，既不能抽象地站在卢森堡的视角否定列宁的主张，也不能完全站在列宁的角度否定卢森堡的观点，而只有回归到两者所在的具体社会政治条件下去考量、去判断，才能全面把握两者主张的基本性质和时代意义。
（二）深刻揭示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要求
从论争中可见，卢森堡和列宁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但两者都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都站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和整个国际工人阶级总体利益的高度谋划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应当说，两者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从某种意义上看，两人的认识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原则的具体化体现和应用，都反映了不同国情、党情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下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问题的具体实践要求和行动方向，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然而，两者之所以会产生分歧和交锋，根本原因则在于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差异性。应当说，从历史上看，列宁思想指导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也深刻印证了列宁政党建设理论的科学性，反映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这也启迪我们，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要：一方面，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前提。从内涵上讲，马克思主义是由“基本性原理”和“具体性结论”共同形成的理论体系。基本性原理是具体性结论的指导性原则，而具体性结论则是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及其科学精神应用于具体实践，是基本性原理在具体时空条件的具体呈现，其适用性要随具体时空条件的转换而改变。两者既相互关联，又各有区别。对此，只有将基本性原理和具体性结论相结合，既坚持两者的相贯通，又不混淆两者之间的界限，才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应当说，卢森堡立足于德国形势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原则构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图景，虽然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科学精神和一般性原则，但其本身却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带有德国“特性”的具体性结论，带有浓厚的“德国性”。对此，如果将其应用于德国，显然是无可厚非。然而，她却将这一马克思主义德国化的政党建设理论“绝对化”“普遍化”并作为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必须坚守的行动方案，显然是不合适的。她虽要解决俄国政党建设问题，但未能准确把握俄国的具体国情、党情和革命形势，这种思维显然陷入了将马克思主义中的具体化结论与基本原理相混淆的“机械性”“教条性”认识之中，无疑是不妥当的，这也是其无法真正解决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空洞的抽象的理论教条，其科学性真理性的实现离不开对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正确把握。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深入把握问题实质，有效化解问题的关键。从两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特点上看，列宁是“立足俄国谈俄国”，而卢森堡则是“立足德国谈俄国”，两者在理论创设的立足点有鲜明差异，这也是两者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原则而无法形成一致主张的根本性原因。卢森堡虽然坚定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其建党理论中也充满着真理的闪光点，但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却出现了失误。她将根据德国实际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运用到对俄国革命问题的评判和解决上，是忽略了俄国与德国国情、党情以及革命形势的差异的。显然这也决定了，她对于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认识不仅违背了俄国具体革命实践特点和需要，也偏移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要求。相对比，列宁的主张无疑是立足于俄国的国情、党情和革命形势而形成的俄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其解决的问题恰是俄国自身的问题。正是因为其理论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客观革命实际的有机统一，才使俄国无产阶级找到了正确的建党理论，实现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可以说，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既是有效把握该场论争的突破口，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
（三）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科学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应当说，卢森堡和列宁同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家。对政党建设问题，他们不仅有理论的积淀，也有实践的思索。对此，他们围绕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问题的探讨，提出的重大命题都具有前沿性和代表性，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科学化和完善化意义重大。一方面，扎根本国具体实际是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依据。从思想主张上看，卢森堡和列宁虽然都强调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对于这一政党建设问题的认识有显著差异。虽然卢森堡立足德国视角力图化解俄国政党建设问题不可回避地存在较大失误，然而如果从所在国家的客观实际看，不容否定，卢森堡的党建思想又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德国和俄国在国情、党情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等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特点。应当承认，两者的政党建设思想都反映出不同国度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殊要求和规律，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为何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原则的前提下，会出现如此不同认识和路径呢？显然，这与两者所在国家具体实际的差异不可分割。可以说，各国具体实际的不同正是造成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特点和要求不同的根本性原因。对此，国情、党情和建设形势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就不可能“定于一尊”“千篇一律”。只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原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就有理由自信。另一方面，要注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思想争鸣的重要意义。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基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探讨与争鸣，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化的重要路径。因为这样的论争，一是有助于展现共识性和差异性，更深入把握理论的本质。由上文可知，卢森堡和列宁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但都基于自身的立足点和理解提出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观，两者的交锋展现了共识性，也体现了差异性。共识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和要求，而差异性则反映了不同国情、党情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下的特殊要求，该论争的展开无疑对于澄清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原则、科学把握本质意义重大。二是有助于更加全面、科学而理性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要求。由上文可知，面对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课题，卢森堡却站在了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视角来认识和评价，显然是受到自身定势思维的束缚，无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造成她无法更为全面而理性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在俄国具体化的客观要求，进而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问题形成正确认识的关键原因。同样对列宁而言，卢森堡的批判，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列宁在政党组织原则问题上由强调“集中制”转为强调“民主集中制”发挥了重要影响。可以说，这场论争的展开及其产生的思想争鸣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科学而理性地认识和凝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要求和重大原则，也十分有益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把握“民主与集中”“党与群众”“党章与运动”以及“自发与自觉”的关系问题，推进自身建设的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