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深化与发展，更是将这一理论精髓应用于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
近年来，围绕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阐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学者强调生产关系随生产力发展需要而发生变革。还有学者认为新型生产关系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伴生现象，更是发展的制度保障。其二是针对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经济特征，学者提出新型生产关系需适应智能技术带来的生产力跃迁，还有学者认为新型生产关系是数字生产力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中的发展形式。当前学界在探讨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时，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新时代视域下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分析，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不足：专门研究新型生产关系本身的成果较少，且缺乏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对比研究。鉴于此，本文旨在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发，深入剖析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变革逻辑，探讨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有效措施。
生产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独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由于他们阶级立场局限性，在涉及生产关系的问题上，并未能明确提出和系统阐述这一理论。马克思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和思考，逐渐明确并完善了“生产关系”这一术语，进而深入探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为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了劳动分工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指出分工可能导致工人技能单一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者的异化影响。李嘉图进一步对劳动价值论、分配理论进行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特征。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探讨了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对立关系，他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收入，这些基本收入要在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及工人之间以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形式进行分配。李嘉图的分配理论揭示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此外，李嘉图对地租的分析揭示了土地私有制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地主通过垄断土地所有权获取地租，阻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揭示了生产力发展与所有制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触及生产关系问题，但他们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永恒的，而非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
“生产关系”这一术语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才逐渐被系统化、完善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历史演进。从《莱茵报》时期的“客观关系”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到《神圣家族》的“社会关系”，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所有制关系”，到《哲学的贫困》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共产党宣言》中论证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因无法容纳社会化生产力而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趋势。再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剥削剩余价值的阶级关系。最终，《资本论》系统构建生产关系理论体系。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解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
列宁曾对马克思研究的生产关系作出评价：“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生活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最早在《莱茵报》时期研究社会生活现象时，曾使用过社会的“客观关系”术语，不过这时他对“客观关系”的理解是不具体的，并未从中区分物质关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市民社会”指“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实物”本质的分析，提出了接近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思想。他认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的存在……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把“实物”看作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到了“所有制关系”。马克思阐述“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所提到的“所有制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但这时的马克思还处在对“交往”“交往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等等术语的混杂使用。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科学地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他通过举例呢绒、麻布和丝织品表明了人们是在生产的关系中制造出这些物质的产物，同时，这些生产活动本身也塑造了生产关系，表明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活动的直接结果。“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马克思阐述了生产力的变革导致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的关系发生相应变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为维持统治必须不断革新生产工具与生产关系，但私有制终将无法容纳社会化大生产，由此得出“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认为“这些统治关系和隶属关系构成所有原始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发展和灭亡的必要酵母，同时它们又表现出这些关系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劳动、剥削剩余价值的阶级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从商品二重性切入，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等价交换掩盖的剥削实质；论证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同一性，二者共同构成特定历史阶段的暂时性社会形式。
马克思从“客观关系”到“物质生产关系总和”到“社会关系”到“所有制关系”再到“生产关系”概念的提出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演进历程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新型生产关系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既是理论的延续，同时又具有时代性。马克思曾认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并非静态不变，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伴随着人与人的剥削与压迫关系。相对而言，新型生产关系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而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与和谐共存的关系。
（一）现实依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发现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提出“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的观点。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原有生产关系若无法与之匹配，反而阻碍其发展，则必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持续进步。
当时的英国、法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了巨大进步。马克思看出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学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想要由精神生产力转变为物质生产力就必须与生产力的三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这种结合关系也表明了马克思研究的对象——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有所不同。就劳动者而言，马克思所研究的传统生产力中的劳动者是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而缺少生产材料的异化工人，这不仅包括成年的男性和女性，还包括童工。他们是为了生计而工作。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者是具有高知识、高技能的人才，他们的工作目的是开发更多的产品，以实现他们自身的价值。并且全都是成年男性或女性，严格禁止雇用童工。就劳动资料而言，马克思研究的劳动资料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设备等。新质生产力所依托的劳动资料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集中体现。就劳动对象而言，马克思所研究的劳动对象大多是天然的、未加工的材料或者简单加工的原材料。而新型生产关系下的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对象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技术和数据分析的对象。
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来看，马克思的传统生产力理论与新质生产力理论存在显著区别。有学者认为：“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概念，新质生产力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人工智能、5G 技术等为代表的科技持续突破创新与产业不断升级发展所衍生出来的新形式和新质态。”相应地，新型生产关系是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方面对生产关系的新要求。这种新型生产关系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种社会集团和各个成员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等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制。这些制度体制不仅适应了新质生产力的新要求，还为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持。因此，新型生产关系是新质生产力在新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主体解放：人的现代化的内在需要
马克思认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生产关系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但生产资料却高度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为了维持生计，工人长期处在被剥削的状态中。而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为主体，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劳动者自由劳动的实现，这一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人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
“马克思把私有制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另一种是非劳动者即剥削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基于剥削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构建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正如在奴隶制下奴隶监工的劳动，也必须和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一样给予报酬。”资本家的管理与指挥劳动服务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质上是为他们自身利益服务的；而工人的劳动服务于资本家，导致无论工人付出多少劳动，他们总是被进一步剥削，其所得工资远低于在生产活动中实际创造的价值。表面上看，雇佣工人出售劳动力，资本家支付相应工资，双方关系似乎平等。实际上，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额外劳动所产生的价值，雇佣工人通过向资本家提供劳动力以换取工资，而这份工资仅仅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货币形式。这一过程掩饰了资本主义剥削性质。
基于公有制所构建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劳资平等以及推动人的现代化发展等都是新型生产关系的特征。首先，生产资料为劳动者共同占有，而不是由少数个人或集团所垄断。其次，按劳分配既承认了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差别，又避免了因收入差距过大而导致的贫富悬殊，体现了社会制度的公平与正义，确保了每个劳动者都能公平地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再次，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他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参与生产活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劳动者不再需要为生存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正如学者所言：“从根源上讲，只有建立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的新型生产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劳资平等。”最后，推动了人的现代化发展。劳动者不再被束缚在特定的生产岗位上，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这种灵活性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还为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三）实践目标：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所需
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追求剩余价值，实现少数人的富裕。而与之相对的是，新型生产关系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目标，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体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尽管资本家的逐利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它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生产力。由于雇佣工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乏味的工作，使得工人在身体与智力上出现了退化。正如马克思所言：“终身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这种分工虽提高了生产效率，却使工人成为片面劳动的“自动器官”。机器的出现并未减轻工人的负担，反而加剧了他们的苦难。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不再是主导劳动条件的使用者，反而成为被这些条件所支配的对象，尤其在机器广泛应用后，这种关系的颠倒变得更加显著。机器成为工人的“主人”，工人则沦为“奴隶”。此外，资本家为逐利而肆意开垦土地等资源，导致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使土地资源剥夺了大众共享自然资源的权利。“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土地所有权导致少数资本家根据自己的意志肆意开垦从而获得转化为更多剩余价值，而直接忽略了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的是少数人的富裕、资本家的富裕，而雇佣工人只能通过劳动维持生存和温饱。
相对而言，新型生产关系以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正如学者所认为：“我们追求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是西方那样贫富悬殊。”这里的共同富裕不仅仅是指少数人、当代人的共同富裕，而是全体人民以及后代子子孙孙的共同富裕，强调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此外，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共享资源理念深入人心。建设与数字生产力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防止数字资源被少数人储存和掌控，确保数字资源获取、分配和享有的公平正义。利用数字技术减少信息不对称，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新的生产关系变革，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改变过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首先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科学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辩证关系。其次，进行科技体制改革，致力于激活创新潜能。最后，进行人才体制的改革，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创造作用。
（一）科学处理市场与政府的辩证关系
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过程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关键。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合作，如同“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共同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定位进一步明确，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分配作为资源再配置的过程，交换作为商品与服务流通的手段，以及消费作为满足人们需求并反馈市场信息的终端环节，它们不仅各自承担着独特的职能，还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对生产活动产生深远的反馈效应。这种反馈不仅影响着生产的规模、结构和效率，还引导着生产方向的调整与优化，从而确保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持续健康运行。因此，这四个环节共同构成了一个既相互独立又高度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一部分的变化都会波及整个系统，展现出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这一整体中，市场应主导资源的分配，而政府则需通过政策、法律等手段进行调控，确保市场的有序发展。
从市场层面剖析，首要任务是坚守并持续优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分配原则，从而激活各类生产要素的潜能，特别是知识、数据和技术等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应灵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精准高效地进行资源调配，从而达成公平与效益之间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优化市场运作机制与监管机制，提升市场的开放度与透明度，为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蓬勃发展铺设更加宽广的道路。这些技术的革新与应用，不仅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和服务品质，更是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需强化国内外市场的深度融合与高效协同。拆除市场壁垒，促进商品与服务在国内外市场间畅通无阻地流通，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这不仅释放了市场潜能，也体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深化国际合作，拓宽市场准入渠道，进一步丰富市场供给、激活消费潜力的关键路径。这需要我们在国际合作中保持开放姿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同时分享中国市场机遇，携手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市场体系，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新鲜活力，开启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从政府层面来看，首要任务是建设法治政府，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确保所有行政行为都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制定一套公平、开放且透明的市场规则，通过这些规则确保所有市场参与者能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同时，完善执法程序，强化执法监督，确保执法活动既公正又文明。进一步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政府转型的重要方向。这要求政府将服务人民、市场及企业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优化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与质量，确保人民的多样化需求得到有效满足。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创新服务模式等措施，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物质需要，不断推进民生福祉的稳步提升。最终，构建一个有为政府，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进行根本性的职能转型，清晰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角色界限，确保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主导作用。政府应专注于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通过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来调节经济活动。同时，运用灵活的政策工具引导市场预期，科学规划投资方向，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防范和纠正市场失灵。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仅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更要积极作为，充分发挥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职能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以科技创新激发社会发展活力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步骤。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提到“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首先，要转变思维方式，积极推动科技创新。过去的技术模仿和追踪并非长久之策，过度依赖国外进口产品不可持续。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大力开展原始创新和引领性创新，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根本转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避免受到国外出口管制的制约。
其次，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当前，科技革命浪潮汹涌，中国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领域涌现出一批领先企业与产品。我国应当持续强化在这些领域的研发与创新力度，以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还应关注区块链技术、多维打印、空间技术等前沿领域，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培育新的产业形态。
最后，强化政策的引导性作用。具体而言，一是要确立企业在整个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地位，以此作为激发企业创新潜能与活力的关键举措。这不仅意味着要赋予企业更多自主权与责任感，同时在研发投资、技术应用及市场转化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还要通过政策激励，如税收优惠、资金补助、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从而有效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创新成果的高效转化。二是要整合资源，从而规避资源的无谓损耗与重复性建设问题。在资源配置上须具备高度的市场敏感性，确保每一分投入都能精准对接实际需求，促进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三是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集合多方力量，形成协同创新的强大合力，针对技术瓶颈展开集中攻关。为此，可以设立一系列专项科研项目，这些项目应精准定位到行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力求在这些节点上实现突破。加速技术迭代，推动产业升级，还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促进科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确保发展路径既高效又可持续。通过多点开花、纵深推进的方式，构建适应未来挑战的创新生态与治理框架。
（三）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创造作用
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事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历史是生产关系更替的历史，“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离不开人才培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畅通教育、科研、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学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从培养至引进再至使用，形成了一个完整流程，为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石。
人才的培养从教育开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因此教育要以教师为本，教师培养人才是要培养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面对第四次科技革命，教育应聚焦于培养具备高素养的创新型人才。在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并通过实践活动，将思维能力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进入高等教育阶段，教师需秉持坚定的信念，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科技报国的伟大实践。同时，高校教师还需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以不断丰富自身学识，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创新人才的培养。
人才的培养，科研是关键。建立健全科研诚信体系，营造优质的科研氛围。此外，还需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确保这些成果能够切实惠及民众。科研成果不能仅仅停留在思维层面还是要将其落在实处。要让科研成果在祖国大地上发光发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他强调：“希望广大院士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以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勇于创新、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在科学前沿孜孜求索，在重大科学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国家对科研人员的要求和期盼，同时也表明要如何做好科研，那就是必须重视科研人员。
人才的培养，使用是重点。给予人才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使用人才，让他们在国家重大课题与项目中发挥所长，实现个人价值与理想。为此，应提供广阔且完善的舞台，以及健全的激励机制，减轻非科研负担，为人才的成长与发挥创造有利条件。
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条基本规律：生产关系并非静态固化，而是随着社会形态的更迭和生产力水平的跃升而不断演变。这一理论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动态的辩证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百余年前，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必须相适应的辩证关系原理。这一原理不仅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理论武器，而且为我们指明了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而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和运动规律。而在当今时代，面对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更加需要坚持和运用这一原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