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商品市场配置已经主要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而要素市场配置依然存在较多的政府干预行为，市场价格机制难以充分发挥调节作用，伴随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已经成为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重点。2021年《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国办发〔2021〕51号）印发，关于推动资本要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部分，文件指出要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发展多层次股权市场和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体制，为推动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提供了改革方向。企业生产力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因此，由企业资本成本与行业平均资本成本偏离所导致的企业金融错配成为阻碍企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着眼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国竞争加剧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形成的历史性交汇对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企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引领者和实现科研成果商品化转化的推动者，面对日益复杂的发展环境和竞争激烈的市场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引入先进技术和智能化生产方式，企业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把握市场机会。探讨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一方面从新质生产力发展角度评估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从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角度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金融错配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是显著存在的，是影响企业绩效和投资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问题受到了众多学者关注，相关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且已有研究关注了资本市场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则首次从金融错配的角度思考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问题，将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在机制分析部分，由于金融错配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从企业创新活动渠道出发，构建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在实证分析部分，基于中国2011—2022年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识别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及其异质性，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从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角度探讨了企业新质生产力问题。伴随市场化改革向要素市场转向，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成为释放经济活力的新路径，因此，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将会成为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探讨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不仅能够评估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经济效应，也能够为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市场化改革方案。第二，从企业创新活动渠道出发，构建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企业金融错配将会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阻碍企业创新活动方面的投资，而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将企业创新活动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一方面为未来研究提供机制分析思路，另一方面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组合方案，即从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和激发创新活动政策两个角度为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资源错配问题在进入21世纪以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已经成为解释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视角。金融错配是资源错配问题的重要内容，金融错配是金融资源配置的非效率状态，即占有金融资源的部门和企业不能产生高效率，企业面临的金融错配可以通过其资金成本对平均资金成本的偏离程度反映。关于金融错配问题，只有少数研究关注金融错配的起因，多数研究主要探讨了金融错配的经济效应。从微观层面看，金融错配是影响企业违约风险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结果均表明金融错配会增加企业违约风险。另外，金融错配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王欣和曹慧平研究发现，金融错配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从宏观层面看，金融错配不利于经济增长，邵挺通过数值模拟发现，如果消除金融错配现象，将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给资本回报率更高的民营企业，我国的GDP增长量就可以比目前提高2%—8%。尽管已有研究并未探讨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但关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金融错配将会影响企业生产力，基于此，本文首次尝试探讨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从新质生产力发展角度拓展金融错配的经济效应研究。
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持，不少研究围绕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活动展开，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动。金融错配对创新的影响也是相关研究关注的重点，为本文构建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基础。康志勇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存在的金融错配现象抑制了企业创新活动。冉茂盛和同小歌利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加剧将会抑制企业创新产出，而政治关联可以弱化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同小歌等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对企业创新质量较高的发明专利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张倩肖等进一步考察了金融错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错配对企业绿色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企业积极的环境信息披露及高管良好的教育背景，能有效缓解金融错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综上可知，金融错配加剧不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上述研究为本文构建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思路，本文接下来从企业创新活动渠道切入，构建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
目前，关于新质生产力方面的研究已经从早期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理解和发展路径向实证研究转变。传统生产力的局限性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日益显现，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推动科技创新驱动生产方式变革，培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新颖的新兴产业，对传统行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形成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组织和数字化的产业生态系统，重塑生产关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姜朝晖和金紫薇研究发现教育通过促进劳动力再生产提升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促进知识再生产升级新质生产力。宋佳等研究发现ESG发展能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降低中间品成本和负债融资成本水平、增加机构持股比例，进而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张森和温军在传统“需求—供给”二分法框架内纳入经济社会环境因素，构建“需求侧—供给侧—环境侧”三维分析框架，认为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颠覆性技术创新水平、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和契合新质生产力应然特征三种途径赋能新质生产力。从金融市场角度看，任宇新等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且产学研合作起到中介作用。孙献贞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推动作用，且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中介作用。黄徐亮和徐海东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且科技金融政策通过降低要素搜寻成本、优化投入产出效率、强化协同合作以及促进知识溢出渠道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金融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则从金融错配角度丰富金融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关系研究，为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思路。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可知，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且已有研究关注了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但尚未有研究系统地探讨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本文则首次尝试对金融错配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并从企业创新活动渠道切入，构建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然后，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分析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及其异质性，并检验企业创新活动的机制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推动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角度为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思路。
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扭曲企业投资行为上，企业金融错配意味着企业融资成本出现了偏高或偏低的局面，而企业融资成本是影响其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当企业融资成本偏高时，企业在融资时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企业需要承担更高的财务费用，直接限制了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力度，导致企业创新活动处于相对保守的状态，难以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高。当企业融资成本偏低时，企业会过分依赖低成本资本进行扩张，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而非专注于长期技术积累的集约式发展模式，从而制约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从金融资源配置格局看，中国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主导，政府控制着金融要素的定价权和分配权，政府倾向于将更多的金融资源以较低的价格配置给国有企业，导致国有企业融资成本偏低，而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偏高。而中小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最具活力的市场创新主体，也是我国数量最大、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上述金融资源配置格局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进而阻碍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企业金融错配加剧将会抑制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企业创新活动具有研发投入规模大、投入周期长的特征，整个研发过程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否则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将会受损。当企业融资成本偏高时，金融错配将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驱动企业金融化等渠道阻碍创新活动。融资成本偏高将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面对较强的融资约束时，企业更加青睐于短期见效快的项目，以至于技术创新处于偏低的水平。金融错配不仅直接强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限制了持续性研发投入资金的外部可得性，而且还通过驱动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替代效应。当企业融资成本偏低时，金融错配将通过增加企业投资于寻租活动渠道阻碍创新活动。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可能会诱发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寻租联系，以获得低成本的要素资源。金融错配为市场创造了套利空间，促进了企业投资于寻租活动的动机，企业一旦通过投资于寻租活动获得可观的利润，创新方面的研发便会减少，从而抑制创新活动。除此之外，通过前文分析可知，金融错配加剧还将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格局不利于创新活动开展。
“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范式表明，科学与技术处于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之中，且科学与技术又作为一个整体与生产处于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之中，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创新作为科学技术应用和价值实现的过程，是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从企业层面看，新兴企业利用新要素和新技术可以改变产品设计、生产流程、劳动力组织，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甚至创造全新的市场机会，引发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变革，激发和驱动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和成长，从而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企业金融错配加剧将通过抑制企业创新活动渠道抑制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实施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式（1）中，被解释变量npro代表企业新质生产力，解释变量fd代表金融错配，控制变量（X）主要从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盈利能力、股权集中度和两职合一等角度选择。为控制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γ和θ分别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为了检验企业创新活动的机制效应，参考Li等的处理方式，通过如下模型展开分析：
式（2）中，机制变量为企业创新活动（innov），控制变量的设定与式（1）相同，且同样考虑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当同时考虑企业金融错配和企业创新活动时，如果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不再显著或影响幅度变小，且企业创新活动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则表明企业创新活动的机制效应成立。
（二）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分析研究对象为中国2011—202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具体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增强样本的代表性，本文剔除金融、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并剔除经营业绩不好的ST和ST*的上市企业。
被解释变量企业新质生产力（npro）的处理方式：参照宋佳的研究，基于生产力二要素理论，从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两大要素切入，利用熵值法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衡量企业新质生产力。
解释变量金融错配（fd）的处理方式如下：参考邵挺、赵晓鸽等的处理方式，利用企业资本成本与行业平均资本成本的偏离度来衡量金融错配。其中，资本成本使用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与扣除了应付账款后的负债总额的比值来衡量企业资本成本。由于金融错配存在正负两个方向，本文对fd取绝对值来表示金融错配程度，该值越大表明金融错配越严重。在后文异质性分析部分，本文考察了企业资本成本低于和高于行业平均资本成本两种情形下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将企业资本成本低于行业平均资本成本情形称为金融正向错配，将企业资本成本高于行业平均资本成本情形称为金融负向错配。
控制变量的处理方式：本文主要从企业经营和管理两个层面选择控制变量。利用企业年底资产总额衡量企业规模（scale），利用企业年底总负债比上总资产衡量企业财务杠杆（lev），利用企业年末净利润比上总资产衡量企业盈利能力（prof），利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比上总股数衡量企业股权集中度（share），利用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同为一人衡量两职合一（toget），当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同一人时取值为1，否则为0。
机制变量的处理方式：关于企业创新活动（innov），参考余明桂等的研究，利用企业申请专利数量中的发明专利数量衡量。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一）基准分析
从全国层面的基准分析结果看，根据表2模型（1）的回归结果，当不考虑控制变量时，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模型（2）的回归结果，当考虑控制变量时，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依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果表明企业金融错配加剧将会显著抑制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了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地方政府应该围绕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推动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的路径降低企业金融错配程度，从而助力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企业规模增加和财务杠杆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盈利能力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企业规模扩大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生产要素边际成本下降，使得企业有更多资源投入研发和技术创新，从而有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提高财务杠杆，企业可以利用外部债务融资弥补资金缺口，加大对技术研发、设备升级和智能制造的投入，加快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不断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当企业盈利能力较强时，管理层可能会降低对创新的紧迫感，更倾向于维持现有业务模式，而非投入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从而不利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股权集中度过高可能导致内部治理结构僵化，大股东主导决策，降低企业管理层和技术团队的自主权，限制创新激励，导致企业在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投资不足。
本文接下来考察企业金融正向错配（企业资本成本低于行业平均资本成本）和企业金融负向错配（企业资本成本高于行业平均资本成本）两种情形下，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根据表3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企业金融正向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企业金融负向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不显著的抑制作用，该结果表明，企业资本成本低于行业平均资本成本所导致的金融正向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资本成本过低可能导致企业缺乏有效的资本管理激励、低效率投资、缺乏竞争压力和资源浪费等问题，从而限制了企业对新质生产力的投入和发展。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内为t值；
*p<0.1，**p<0.05，***p<0.01。
表3 分企业金融错配类型异质性回归结果
注：（）内为t值；
*p<0.1，**p<0.05，***p<0.01。
（二）稳健性分析
本文接下来采用更换实证模型估计方法、更换变量处理方式、排除其他政策影响和工具变量法等多种分析方法对前面的基准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为了考虑实证模型估计方法对基准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调整固定效应的方式考察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根据表4模型（1）的回归结果，当不考虑固定效应时，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表4模型（2）的回归结果，当考虑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时，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表4模型（3）的回归结果，当考虑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时，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表4模型（4）的回归结果，当考虑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时，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以上调整固定效应的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前面的基准分析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4 更换固定效应
注：（）内为t值；
*p<0.1，**p<0.05，***p<0.01。
第二，考虑到变量处理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减轻异方差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根据表5模型（1）的回归结果，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行对数化处理后，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前面的基准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第三，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排除其他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政策虚拟变量（bigx）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虚拟变量（kuandaix）纳入控制变量，用来控制大数据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根据表5模型（2）的回归结果，加入其他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后，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前面的基准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第四，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即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企业金融错配具有反作用，本文将企业金融错配进行滞后一期处理。根据表5模型（3）的回归结果，将企业金融错配滞后一期后，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前面的基准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第五，考虑到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将企业新质生产力低于1%和高于99%样本删除，考察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根据表5模型（4）的回归结果，样本筛选后，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前面的基准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表5 其他方法稳健性分析
注：（）内为t值；
*p<0.1,**p<0.05,***p<0.01。
第六，本文进一步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分析，具体采用工具变量法。关于工具变量的构建，参考易行健和周利构建工具变量的思路，通过城市层面分行业金融错配程度均值乘以金融错配滞后一期的方式构建金融错配的工具变量。根据表6模型（1）的回归结果，在第一阶段，工具变量对金融错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表6模型（2）的回归结果，在第二阶段，考虑工具变量后，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前面的基准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表6 内生性分析
注：（）内为t值；
*p<0.1，**p<0.05，***p<0.01；Cragg-Donald Wald F检验的原假设是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
（三）异质性分析
本文接下来从分地区、分企业所有制性质、分行业、分企业年龄等层面展开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异质性。根据表7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分组均值差异检验结果，企业新质生产力在分地区、分企业所有制性质、分行业、分企业年龄层面的均值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从上述层面展开异质性分析有助于从企业新质生产力差异角度理解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异质性。
表7 企业新质生产力分组均值差异t检验
注：t检验的原假设为分组均值不存在差异。
在分地区层面，本文具体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角度展开分析，其中，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其他大陆地区省份属于中西部地区。根据表8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在分地区层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果表明，金融错配加剧对东部地区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较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规模，东部地区的企业往往规模较大、技术含量高，对融资需求和市场不确定性更为敏感，当其资本成本相对更高时，企业金融错配可能导致企业融资成本较高或融资难度明显增加，从而限制了企业提升生产力的能力，而当其资本成本相对更低时，企业金融错配可能导致企业对过去的发展模式产生路径，追求进一步扩大规模，降低不确定性，而不是增加研发投入，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层面，本文具体考察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两种情形下，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根据表8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在分企业所有制性质层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非国有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国有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果表明，企业金融错配加剧对非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非国有企业通常相对缺乏稳定的内部资金来源，更需要依赖外部融资支持来进行创新和提升生产力，因此，企业金融错配可能对非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扭曲更明显，阻碍其对研发方面的投资，进而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表8 分地区和分企业所有制性质异质性回归结果
注：（）内为t值；
*p<0.1，**p<0.05，***p<0.01。
在企业所属行业层面，本文具体考察非制造业和制造业两种情形下，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根据表9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在非制造业和制造业层面存在影响幅度方面的异质性。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非制造业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对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更显著。非制造业企业的创新项目通常伴随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非制造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提升通常需要长期投资和研发，而企业金融错配可能导致资金更多地流向短期回报更高的领域，使得非制造业企业推动新质生产力难以获得持续的资金支持。
在企业年龄层面，由于所有企业年龄的中值为10年，所以，本文具体考察企业年龄小于等于10年和大于10年两种情形下，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根据表9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在企业年龄层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年龄小于等于10年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企业年龄大于10年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不显著的抑制作用，该结果表明，企业金融错配加剧对相对年轻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年轻企业往往需要更多的风险投资来支持创新和新业务的发展，但企业金融错配可能导致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行业或成熟企业，而对年轻企业的投资意愿较低，使其缺乏足够的金融资源支撑创新活动，不利于其发展新质生产力。
表9 分企业所属行业和分企业年龄异质性回归结果
注：（）内为t值；
*p<0.1，**p<0.05，***p<0.01。
以上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在分地区、分企业所有制性质、分行业和分企业年龄层面均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具体来看，在东部地区情形，企业金融错配加剧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情形，企业金融错配加剧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非制造业企业情形，企业金融错配加剧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更显著的抑制作用；在企业年龄小于等于10年情形，企业金融错配加剧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以上异质性分析结论，为了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制定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方案时，需要制定具有差异化的因地制宜的方案。
（四）机制分析
本文接下来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机制效应进行分析，为了体现解释变量影响幅度变化，将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扩大10倍。根据表10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同时考虑企业金融错配和企业创新活动时，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幅度变小，且企业创新活动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合前面的机制分析可知，企业金融错配加剧将通过抑制企业创新活动渠道抑制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表10 企业创新活动机制效应回归结果
注：（）内为t值；
*p<0.1，**p<0.05，***p<0.01。
从企业金融错配不同类型层面看，根据表11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企业金融正向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同时考虑企业金融正向错配和企业创新活动时，企业金融正向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幅度变小，且企业创新活动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表11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企业负向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当同时考虑企业金融负向错配和企业创新活动时，企业金融负向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幅度变小，且企业创新活动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可见，企业金融正向错配和企业金融负向错配加剧将通过抑制企业创新活动渠道抑制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且企业金融正向错配的上述影响是显著的。
表11 分企业金融错配类型企业创新活动机制效应回归结果
注：（）内为t值；
*p<0.1，**p<0.05，***p<0.01。
以上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活动是企业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渠道，即企业金融错配加剧通过抑制企业创新活动渠道抑制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从政策组合实施角度看，为了更好地实现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可以将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与企业创新发展政策的其他政策相结合，实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政策组合效应。
（五）进一步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本文接下来就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金融错配的影响。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参考吴非等的研究，通过文本分析法，根据企业年报处理得到。根据表12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都对企业金融错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果表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金融错配，进而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表12 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金融错配回归结果
注：（）内为t值；
*p<0.1，**p<0.05，***p<0.01。
从企业金融错配不同类型层面看，根据表13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都对企业金融正向错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表13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对企业金融负向错配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此可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正向错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表13 分企业金融错配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金融错配回归结果
注：（）内为t值；
*p<0.1，**p<0.05，***p<0.01。
以上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有助于降低企业金融错配，尤其是企业金融正向错配，结合前文的分析结论，企业金融错配程度缩小又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所以，为了通过降低企业金融错配的方式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在降低企业金融错配时，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本文系统评估了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为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角度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思路。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从企业创新活动渠道切入，构建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基于中国2011—2022年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异质性，并检验了企业创新活动的机制效应。本文得到的主要分析结论如下。
第一，金融错配加剧将会抑制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基准分析结果表明，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在金融正向错配情形，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上述结论通过了多种方式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对企业金融错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企业也可以通过加速自身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降低金融错配，从而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二，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在分地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分企业所属行业和分企业年龄层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企业年龄小于等于10年，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上述地区或上述企业类型集聚的地区，加速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降低金融错配，是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路径。
第三，企业创新活动是企业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当同时考虑企业金融错配与企业创新活动时，企业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依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影响幅度有所缩小，且企业创新活动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将通过抑制企业创新活动渠道抑制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地方政府在推动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时，需要关注创新发展战略，从而为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为了从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角度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已有研究肯定了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根据本文基准分析结论，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金融错配加剧都将抑制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降低金融错配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而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降低金融市场存在的错配情况。因此，从地方政府角度看，在围绕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纳入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关措施，比如通过简化融资程序、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监管力度等方式优化资本市场环境，提高融资效率；鼓励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工具进行融资，如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以满足其创新和发展需求。另外，根据进一步分析所得结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金融错配，基于此，从企业发展策略角度看，加速自身数字化转型速度，增加数字化方面的投入，不仅能够降低企业金融错配，还能够进一步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二，制定因地制宜的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方案。根据本文异质性分析所得结论，金融错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即在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企业年龄小于等于10年，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增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制定因地制宜的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方案。在东部地区的城市或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和相对年轻的企业集聚的城市，需要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关政策，设立企业上市扶持基金，为优质企业提供IPO辅导，鼓励企业进入主板、科创板、创业板等资本市场融资；完善地方金融法律法规，建立高效、公正的市场纠纷解决机制，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推动信用评级体系建设，拓宽信用增进渠道，降低中小企业和科技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第三，制定组合政策方案。根据前文机制分析所得结论，企业创新活动是企业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机制，且激发企业创新活动也能够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加之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错配。所以，地方政府在通过推动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降低金融错配的同时，也可以相应匹配鼓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和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从鼓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角度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初创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设立科技园区、众创空间、孵化基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创新研发环境；通过住房补贴、科研经费支持、户籍政策优化等措施吸引高端科技人才落户。从鼓励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角度看，地方政府可以依托政府、高校、科技企业，搭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公共技术平台，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推动重点行业建设数字化转型试点，推广优秀案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