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深刻改变了经济社会结构，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也对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2024年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跃升至9.44亿，城镇化率由17.92%提升至67%，创造了世界城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也暴露出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规模结构失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等问题，这些“冒进”现象制约了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城镇发展新路径，着力推动城镇发展模式转型，提升城镇化质量。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建设迈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为新时期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五年行动计划》）等文件的相继出台，不仅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更为其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标志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步入系统化、协同化的新阶段。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宏观指引下，中央政府与各地方政府相继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风向标，有力推动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还逐步构建起相对有效且系统的公共政策框架，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型城镇化作为一个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持续演进的概念，其政策制定亦是一个不断探索与调整的动态过程，这体现了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进行的策略性调整。鉴于经济社会特征的不断变化，构建可持续的体制机制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是当前政策制定的重要任务。系统考察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创新扩散过程，不仅有助于全面把握政策演进脉络，还能精准识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为后续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自2014年以来，中央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化政策环境、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各地方政府也结合实际状况，制定了相应的新型城镇化规划。这些政策措施推动了新型城镇化战略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快速转变，为研究中国政策创新扩散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案例。然而，随着新型城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的不断演进，仍有些许问题亟待探讨：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扩散特征及其制定主体间的府际关系如何？政策主题的关注点及其演变规律是什么？哪些因素在推动新型城镇化战略全国推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尚未对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扩散特征、府际关系、主题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探讨。
尽管现有研究在新型城镇化领域已取得丰硕成果，涵盖了概念界定、指标测度和政策效果评估等多个方面，但对政策扩散特征、府际关系、主题演变及影响因素的探讨仍显不足，这制约了对新型城镇化政策演进规律的全面理解。为此，本文综合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和事件史分析方法，系统考察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扩散特征、府际关系、主题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方法上，通过政策关联分析法评估政策扩散的强度、广度、速度及方向；运用合著网络分析法揭示政策扩散过程中的府际关系；借助主题概率模型考察政策主题的演变轨迹；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究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补充了新型城镇化政策的研究。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新型城镇化政策的经济效应评估，而对其扩散过程的探讨尚显不足。本文考察了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扩散特征、府际关系、主题演变及影响因素，不仅深化了对新型城镇化政策演进规律的认识，还为政策重点的识别提供了新视角，有效补充了现有研究。第二，丰富了政策扩散领域的研究。通过将政策关联分析、主题概率模型、合著网络分析和事件史方法相结合，本文全面地揭示了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扩散特征、府际关系、主题演变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城镇化方面的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丰富了政策扩散领域的相关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现有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定性讨论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目标，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传统高速城镇化带来的资源短缺、城镇规划不合理、城市生活质量下降、城乡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制约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由此，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能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第二，新型城镇化的指标测度。已有研究通过构建涵盖人口城镇化率、经济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生活品质及资源环境保护等内容的综合指标，揭示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宜居性、智慧化、创新性、绿色生态、人文底蕴及韧性城市等六大视角成为评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全新视角。第三，定量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基于所构建的新型城镇化指标，众多学者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生产率提升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部分研究也评估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开展的经济社会效应，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开展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增强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加快劳动力流动等渠道，能缓解劳动力错配、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
作为政策理念的物化载体与表现形式，政策文本能体现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中的实际行动与策略轨迹，不仅是政策体系运作的真实写照，也是追溯政策发展历程的文字档案，为理解政策演变与决策过程提供了事实依据。随着政策扩散理论的发展和语义分析、文献计量等研究方法的兴起，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的公共政策研究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学术界围绕政策扩散特征、模式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致力于揭示推动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散的各种力量。经济条件、人口资源等创新主体因素、社会组织数量等客体因素，以及政治激励等环境因素对政策扩散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社会政策的创新扩散，是涉及多个层面、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政治过程。不同政策在不同时点由不同主体制定并颁布后，其是否会被其他政策主体所采纳，以及采纳的具体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受政府间府际关系、政策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为此，众多学者对政策扩散路径展开了讨论，相继提出多种扩散模型，如全国互动模型、区域扩散模型、领导跟进模型、同构模型和垂直影响模型等，为理解政策扩散活动提供了有力工具。［12-14］当前，关于政策扩散的研究主要分为如下两类：一是基于政策文献的量化研究，其主要采用政策关联分析、主题概率模型和合著网络分析等方法，剖析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政策的扩散特征、主题演变与府际关系。二是基于事件史的研究，其通过事件史分析法，对数字政府政策、河长制及公共资源交易改革等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评估，总结政策扩散的内在机制。
（一）数据收集与整理
本文的政策文本数据主要来自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宝）专业政策法规数据库，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各部委、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含港澳台地区）、297个地市级行政单位的政府门户网站。为确保数据准确性，按照如下标准对政策文献进行筛选：一是发文主体须为国务院、中央立法机关、各部委以及全国省级、地级行政单位政府部门；二是政策标题中须明确出现“新型城镇化”的字样；三是政策类型为法规、规划、意见、办法、细则、条例、通知、公告的政策等，能体现政府部门政策意志，排除领导人讲话、批复、答复、函件、通报等。最终收集到2008—2024年间发布的共计689份新型城镇化政策文件，包括中央政策43份、省级行政单位政策271份、地级行政单位政策375份。事件史分析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百度智慧数据和前瞻数据库，本文使用2008—2023年数据进行事件史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文在黄萃等提出的政策文献计量框架的基础上，将政策文献量化研究与事件史分析方法结合，旨在从以下四方面全面地考察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发展脉络，图1给出了研究逻辑框架。第一，借助政策关联分析揭示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扩散强度、广度、速度和方向，为理解政策扩散的内在逻辑提供量化证据。第二，利用合著网络分析考察政府部门间的府际关系，探讨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关系，为优化政策执行环境、提升政策协同性提供支持。第三，采用主题概率模型动态追踪政策主题的演变轨迹，直观反映政策重点的演变过程。第四，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挖掘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支持，促进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有效实施。
图1 研究逻辑框架
政策关联分析。政策参照关系类似文献引用关系，能通过“根据、依据和遵照”等关键词识别政策文本间的参照关系。本文运用政策关联分析，通过逐条比对、筛选并剔除无效关系，共得到610条政策文本间的引用关系，从政策扩散的强度、广度、速度和方向四个维度考察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扩散特征。相关指标测算方法见表1。
表1 政策扩散分析维度、重点及测量方法
合著网络分析法。不同机构与部门间的联合行文隐含着府际间的互动关系。考虑到联合行文政策出现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而市级层面新型城镇化政策多以市人民政府单独发文，因此本文探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层面的府际关系。基于32篇联合行文政策，本文提取相应政府部门构建共现关系矩阵，利用Ucinet软件计算网络结构指标，分析其结构特征，再使用Gephi软件绘制合作网络图谱，识别部门间府际关系。部门合作关系具有双向性，故合作网络为无向图，以各政府部门为节点，连线的粗细程度表示联合行文的次数。
主题概率模型。通过统计政策文本中主题词出现频次，以及同一篇文本中主题词出现的频次，挖掘政策主题及其演变趋势。本文将政策文本导入Python软件经过Jieba分词、去除停用词等操作，利用WordCloud库生成词云图。采用LDA Model进行主题建模，通过困惑度方法确定最优主题数，计算不同主题间的相似度，通过PyeCharts生成不同阶段主题相似度的桑基图，以此考察新型城镇化政策的主题演变过程。
事件史分析方法。事件史分析是通过分析政府采纳某项政策的概率来识别影响因素的方法，是政策扩散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范式。以政策是否被采纳设定因变量，采纳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当某城市采纳政策后，该城市随即在之后的时间段中被剔除。此外，由于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扩散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传统事件史分析方法无法检验不同时期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的变化。本文进一步采用PCE模型检验各阶段影响因素的差异，其能弥补事件史模型忽略外生冲击影响的不足。2014年出台的《规划》标志着中央政府正式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为此，本文将《规划》的出台视为外生事件因素，以2014年为节点，将新型城镇化政策扩散分为两个阶段。鉴于此，本文构建Logit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
表示政策被采纳的概率，
表示一系列自变量，
和
表示待估计参数，
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文选择地级市层面进行事件史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相较省、县级政府，地级市政府具有更强的可比性，且数据相对容易获取，可操作性更强。第二，以地级市作为分析对象，能基于政策制定主体，在更精确的尺度上进行政策扩散研究。
（一）时间特征
结合政策颁布数量和中央政府参与程度，本文将新型城镇化政策分为萌芽期、扩散期和再兴期三个阶段，见图2。政策扩散特征整体呈现从试点先行到全面推广的过程，即部分地方政府率先实施新型城镇化政策，为中央政府制定《规划》积累经验，而在《规划》出台后，新型城镇化政策迅速在全国扩散。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新型城镇化政策扩散过程中存在一个再兴期，即2020年后在中央政府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新一轮的扩散。
图2 政策数量及发布阶段划分
萌芽期（2007—2013年）：该阶段共发布了63条政策，是新型城镇化理念逐步规划和实践的阶段，呈现出省级政府领导，地级政府逐步探索的发展态势。江西省于2007年率先发布《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十一五”专项规划》，这标志着省级政府开始引导和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也为中央政府统筹规划新型城镇化战略积累了宝贵经验。到2013年，赣州市、成都市、武汉市、洛阳市等26个城市陆续颁布了新型城镇化的相关政策。因此，这一时期的新型城镇化政策是地方政府的创新尝试，缺乏统一的制度设计与规划。
扩散期（2014—2019年）：该阶段共发布了437条政策，是新型城镇化政策体系形成和完善的重要阶段，形成了“试点—推广”的政策扩散模式。中央政府选择性赋权某些地区进行试点，再通过府际学习和权威推动，使成功经验扩散至更多地区。2013年，党中央首次召开城镇化会议，释放了强烈的政策信号。2014年《规划》的印发标志着中央政府明确了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和主要目标，国家发改委开展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虽然2018—2019年政策发布数量有所减少，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国家发改委对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推广，由此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的新阶段。当中央政府未介入时，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主要是经济性决策，而在中央政府介入后，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则逐步转变为晋升激励下的政治决策。在扩散期内，中央政府通过增加政治激励的方式，加快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采纳速度，试点地区创新举措也会得到国家发改委的表扬和推广，如德州市发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备案证、芜湖市允许缴纳住房公积金等。
再兴期（2020—2024年）：该阶段共发布了189条政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一轮发展期，呈现出中央政府领导、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发展态势。中央政府通过吸纳地方政府在试点中的宝贵经验，形成更具普适性的政策方案，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在此期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以及《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陆续出台，国家发改委选取了120个县开展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工作，以期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2024年《五年行动计划》的印发标志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迈入了一个更加科学且系统的新发展阶段。
（二）扩散特征
1.扩散强度
政策扩散强度是指政策被参照的频次，本文选取扩散强度大于10的5份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由表2可知，政策扩散强度与政策形式、政策颁布主体和颁布时间有关，“规划”“意见”类政策、中央政府和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政策具有更高的扩散强度。《规划》和《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是新型城镇化政策体系中的核心文件，扩散强度分别为72和44，原因是：一是中央政府的行政等级较高，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掌舵者，地方政府会参照权威政策制定各自的规划方案；二是《规划》和《若干意见》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发展目标和主要措施，能有效降低各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这表明行政指令的高位推动是政策扩散的重要原因。
此外，《规划》明确指出“国家发改委要牵头推进规划实施和相关政策落实，监督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根据本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和政策措施，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随后，国家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颁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使新型城镇化政策开始新一轮扩散。在试点工作开展后，安徽省人民政府也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省安徽总体方案》，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试点省建设，该政策也成为安徽省内各地级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参照。
由图3政策扩散的时序性特征可知，《规划》的扩散强度在颁布一年后涨幅最大，而《若干意见》的扩散强度在当年涨幅最大，两大政策的扩散强度逐渐减弱。这是因为《规划》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础性规划，地方政府需结合各地特色因地制宜地制定新型城镇化方案，但《若干意见》是在各地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总结得到的成功经验，各地方政府可以直接进行借鉴和学习。此外，《若干意见》本质是一次成功经验的推广，2018年国家发改委再次颁布《关于总结推广第二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阶段性成果的通知》，使《若干意见》的影响力逐步降低，造成《若干意见》的扩散主要集中在2016—2017两年内。
表2 新型城镇化政策扩散强度、广度和速度
2.扩散广度
政策扩散广度是指政策所覆盖的机构数量。新型城镇化政策所涉及的中央政府部门有23个，包括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区（县）三级政府机构及其职能部门。经计算，《规划》和《若干意见》的扩散广度分别为136和48。此外，结合图3可知，《规划》和《若干意见》的扩散广度类似于扩散强度，即《规划》在出台后一年参照机构达到最多，而《若干意见》覆盖机构达到最大值，此后覆盖机构数量逐步减少。
3.扩散速度
扩散速度即某项政策被其他政府机构参照引用的速度，由扩散强度与颁布时长之比计算得到。由表2可知，《规划》和《若干意见》的扩散速度分别为8和6.286，因为《规划》是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方向进行系统规划的文件，中央政府高位推动下的政治激励促使其快速扩散。此外，由图3可知，《规划》和《若干意见》的扩散速度与扩散强度、广度特征相似。《规划》持续扩散至2021年，因为2021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和战略目标，使《规划》逐步停止扩散；作为一次成功经验的推广，《若干意见》主要在2016—2017年扩散，具有短期快速攀升的特征。
图3 政策扩散特征时序性特征
4.扩散方向
由表3可知，新型城镇化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中央—地方”自上而下的扩散模式。具体来看，省级和市级政府参照国家政策的比例高达75%，说明中央政府能够赋予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国务院各部委间参照比例约为25%，说明《规划》的执行也需要各部门协同推进，反映出中共中央在把握国家发展方向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在政策落实中的执行能力。同理，省级新型城镇化政策也呈现出自上而下式的扩散模式，体现出市级政府对省级政府政策的响应。最后，省级政策也会在省级各政府部门间进行扩散，表明新型城镇化政策会在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影响下横向扩散。
表3 新型城镇化政策扩散方向
府际关系是指不同政府间的关系网络，包括不同层级政府机构间的关系和相同层级不同部门间的关系。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政府部门间的合作，体现出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协同性，也反映了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模式与规律，这为研究政府部门间的关系及其博弈机制提供了可选择的路径。基于新型城镇化政策间的联合行文关系能揭示府际关系特征，图4给出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合作网络图，表4给出了政府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
（一）整体网络特征分析
由表4的网络节点数和连线数特征可知，中央政府合作网络的节点数与连线数较为接近，这体现出“中央统筹规划、地方落实执行”的特点，也表明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各部门协同推进。然而，从网络密度和图4可知，中央政府网络密度高于省级政府，这是因为在统筹规划层面更需要多个部门紧密联系，协商和规划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而地方政府负责具体落实往往只需职能相关的部门共同推进。从平均路径长度来看，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平均路径长度分别为1.161和1.578，即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中任意两个部门平均需经过1.161和1.578个部门建立联系，这表明合作网络中任意两个部门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各职能部门能够协同配合，确保政策能及时、准确地制定与落实。
图4 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合作网络图
表4 政府关系网络结构特征
凝聚子群分析是研究不同子群间社会结构的分析工具，能探寻网络中“子结构”的数量和关系。同一子群内部的政府部门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一致性，能形成某种属性上的同质性。本文将合作网络矩阵进行二值对称处理后，运用Ucinet软件中的派系分析进行考察，表5给出了凝聚子群分析的结果。从中央政府来看，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在4个子群中都存在，与众多部门存在联合行文的关系，表明中央政府合作网络呈现国家发改委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为主导，多职能部门配合的多中心网络结构，这也符合国家发改委牵头推进《规划》实施和落实相关政策的要求。从省级政府来看，省财政厅隶属于7个子群、省教育厅、省人力厅和省工信厅共同隶属于6个子群，体现出省级政府合作网络中逐步形成以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和省人力厅等部门为决策主体圈，多部门密切联系的“多核心”府际关系格局，各职能部门共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由此形成10个子群。“核心—边缘”分析表明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人力厅和省工信厅处于核心位置，其他主体则处于边缘地位。最终核心部门在职责领域与边缘部门共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形成由人行、银监局、保监局和省金办构成的金融系统，以及由省生态、省中药、省疾控、省卫健和省乡村构成的乡村易地扶贫搬迁系统，这些系统的主要职责是辅助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使其能顺利开展。
表5 凝聚子群分析结果
（二）合作行为逻辑分析
借助黄萃等的框架识别政府部门间的合作行为逻辑，本文通过梳理政策文本发现，新型城镇化领域各部门合作关系以配合型府际关系为主，即在特定政治共识和政治激励下，各部门间的合作行为主要由政治责任而非行政职责驱动。各部门开展合作的目的是配合主责部门完成特定的政治目标，而非追求自身部门利益。《规划》明确指出，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推进和监督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责，为此，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先后开展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旨在落实《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规划》明确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治目标，并要求各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在行政系统内部形成政治激励。为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治目标，各政府部门会超越自身利益开展合作，积极行使本部门职权，共同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政府执政理念通常外显为政府注意力的分配，而政府注意力的分配又能通过政策主题词的变化加以解读。遵循前文的划分方法，本文分别绘制萌芽期、扩散期和再兴期的新型城镇化政策词云图，揭示不同时期政策重点。由图5可知，“产业”“城乡”和“农村”始终是新型城镇化政策文本中的高频词汇，这表明政府旨在以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抓手激活农村经济内在动力，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体来看，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吸引人口向城镇集中。同时，政府着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最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互促的城镇化体系。
从各阶段来看，萌芽期的政策关键词主要是“改造”“城区”和“考核”等，表明该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是改善人居环境和提升城市承载力，通过旧城改造，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在改造过程中，强调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对各地新型城镇化建设情况进行评估和监督。在扩散期，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推进，政策关键词聚焦于“政府”“试点”和“单位”等，表明在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下，各地方政府积极申报新型城镇化试点，政治动因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试点地区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和可推广的模式。再兴期的关键词是“农村”“城乡”和“城乡融合”，同时更加强调“治理”“优化”“统筹”。这表明此时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更注重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旨在通过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图5 不同阶段新型城镇化政策词云图
进一步，本文通过LDA主题建模得到各阶段最优主题数均为7，结果见表6，再计算不同阶段政策的主题相似度并绘制桑基图，结果如图6所示。萌芽期与扩散期的主题相似度均值为0.104，扩散期与再兴期的主题相似度均值为0.117，主题相似度有所上升，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萌芽期主题7（推进城市经济发展）与扩散期主题2（优化城乡产业结构）的相似度为0.491，表明新型城镇化政策强调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来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萌芽期主题6（推动城乡产业融合）与扩散期主题2（优化城乡产业结构）的相似度也为0.491，这表明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高度重视城乡产业融合，强调以调整产业结构为抓手，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总体而言，萌芽期与扩散期的新型城镇化政策都强调健全规划和考核体系以增强政府各部门间的组织协调能力，注重以行政手段和政治激励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表6 政策不同阶段主题与核心关键词
图6 不同时间阶段新型城镇化政策主题扩散桑基图
扩散期主题6（强化组织协调作用）与再兴期主题4（加强组织领导）的相似度达到0.672，表明组织领导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通过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确保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扩散期主题2（优化城乡产业结构）与再兴期主题7（培育城乡特色产业）的相似度达到0.533，表明城乡产业调整始终是新型城镇化政策的着力点，通过优化城乡产业结构，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激活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扩散期主题6（强化组织协调作用）与再兴期主题3（开展县域试点工作）的相似度达到0.469，表明试点先行的渐进式改革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其能减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过程中不确定性造成的冲击。
（一）变量设定和描述性统计
因变量：新型城镇化政策采纳。该变量是虚拟变量，某地级市i在t年份首次颁布新型城镇化政策则变量赋值为1，没有颁布政策的年份赋值为0。参照已有研究，由于城市i在颁布政策后不再具有颁布政策的概率，因此将其政策颁布年份之后的样本剔除。
自变量：参考已有研究，选择政治动因、经济环境和地理位置等因素作为自变量。政治动因包括中央激励、省政府激励、同级激励、社会激励和行政级别五个变量。中央激励根据该城市是否被列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设定，如果i城市在t年被列为试点，则在t年后，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省政府激励根据上一年省级政府是否出台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设定，如果出台相关政策则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同级竞争激励根据当年省内已颁布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城市占省内全部城市的比例设定。社会激励根据中国知网报纸数据库搜索当年与新型城镇化政策相关的新闻报道篇数进行设定（单位为百篇）。行政级别依据城市是否属于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设定，属于赋值为1，不属于赋值为0。经济环境包括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规模两个变量。经济发展状况根据城市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设定，人口规模根据年末常住人口数的自然对数设定；在地理位置上，以西部地区为基准组，设定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三个虚拟变量。表7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7 主要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分析结果
表8给出了Logit模型边际效应的估计结果。由表8第（1）列结果可知，相比经济环境和地理位置，政治动因是促进新型城镇化政策扩散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同级竞争激励变量显著为正，系数为0.247，这验证了区域扩散模型的有效性。邻近城市在地理条件、人文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因此，某城市颁布的政策大多适用于邻近城市，形成平行扩散效应。中央激励变量显著为正，系数为0.025，表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所产生的中央激励，对新型城镇化政策扩散起到了积极作用。省政府激励变量显著为正，系数为0.019，表明上级政府的规划与部署能激发下级政府的积极响应，下级政府会自发采纳上级政府的政策，印证了垂直影响模型。社会激励变量显著为正，系数是0.014，表明新闻媒体在政策扩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该结果与社会建构理论相契合，即政策扩散不仅是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新闻媒体也能通过塑造公众认知、引导社会舆论，激发政策制定者进行政策学习，从而加速政策扩散过程。同时，行政级别变量显著为正，系数为0.050，表明城市行政级别对新型城镇化政策扩散具有显著影响，原因是省会和副省级城市在政治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往往能更早地接收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号和指导精神，这种政治优势使它能成为政策扩散活动中的先行者。同时，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规模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以经济条件和人口资源为代表的经济环境因素并没有影响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扩散，该结果与王友奎等的研究结论类似。此外，代表地理位置的变量均不显著，表明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扩散未受区域界限的影响，各区域在政策创新与采纳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表8 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扩散的事件史分析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第（2）列的中央激励变量缺失是因为在2014年前尚未开展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东北地区变量缺失是因为2013年之前东北地区没有城市出台新型城镇化政策。
为探讨新型城镇化政策扩散在2014年前后两个阶段影响因素的差异，本文进一步使用PCE模型进行分析。表8第（2）、（3）列给出了回归结果。由第（2）列结果可知，2008—2013年间，同级竞争激励、人口规模和行政级别对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扩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省内有多个城市颁布新型城镇化政策时，其他城市出于竞争激励或学习动机，也更倾向于颁布新型城镇化政策，因为这能减少政策制定过程的不确定性。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更倾向颁布新型城镇化政策，可能是因为这些城市面临更紧迫的城市化问题，而省会和副省级城市在资源调配和政策执行上存在优势，倾向于颁布新型城镇化政策进行政策引导。由第3（列）结果可知，2014—2023年间，中央激励、省政府激励、同级竞争激励、社会激励和行政级别对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扩散具有正向影响。随着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开展，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考核要求增强，直接促使地方政府采纳新型城镇化政策，并通过竞争激励和学习机制在同级政府间不断扩散。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新闻报道也逐渐增多，2014年达到最高峰的656篇，社会公众对新型城镇化的关注度和期待值提高，为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形象，地方政府也会积极地制定和实施新型城镇化政策。
（一）结论
理解新型城镇化政策在地区和部门间的创新扩散活动，对把握新型城镇化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的政策优化具有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将政策文献量化研究与事件史方法相结合，形成多维分析框架，对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扩散特征、府际关系、主题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全面了解新型城镇化政策实施的过程。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扩散特征来看，新型城镇化政策可分为萌芽期、扩散期和再兴期，早期由地方政府自发探索，随后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同推进；中央政府颁布的政策在新型城镇化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在扩散强度、广度及速度上优于其他政策，并且扩散方向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扩散。第二，从府际关系来看，新型城镇化政策体系呈现出中央合作规划、地方落实执行的结构特征，中央政府网络以发改委和住建部为核心，省政府网络中形成以省财政厅、省人力厅和省教育厅等部门为决策主体圈，各政府部门的合作行为逻辑符合配合型府际关系，即配合主责部门完成政策目标而开展合作。第三，从主题演变来看，政府的组织领导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产业”“城乡”和“农村”在各阶段都是高频词，新型城镇化政策主题在各阶段存在政策延续性，政策已步入调整优化阶段，更加关注县域层面。第四，从影响因素来看，以中央激励、省政府激励、同级竞争激励和行政等级为代表的政治动因是新型城镇化政策扩散的主要影响机制，在2008—2013年间，同级竞争激励显著推动了政策扩散，在2014—2023年间，中央激励、同级竞争激励和社会激励的综合作用使新型城镇化政策迅速扩散至全国。
（二）建议
本文结论为新型城镇化政策的优化与调整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具有一定政策启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完善政策体系：第一，加强中央层面政策推力，引导地方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由于中央政府印发的政策具有较强影响力，因此，未来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由中央政府高位推动，构建新型城镇化政策创新扩散机制，对地方政府的创新尝试给予充分认可与指导，鼓励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框架下，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差异化探索，实现政策的再创新与再升级。第二，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提升政策创新与执行效能。建立新型城镇化政策协同推进机制，通过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与协作，提升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态势的研判能力和潜在问题的预见性。同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推动政策精准施策，形成部门联动、协同发力的政策创新格局，全面提升政府在新型城镇化领域的治理能力。第三，优化竞争与学习机制，促进政策经验的横向扩散。基于同级竞争激励对政策扩散的显著影响，应着力构建良性的政策学习与竞争环境。通过搭建高效的政策创新交流平台，组织跨区域经验分享会，建设典型案例库等措施，优化地方政府间的知识传递与互动模式，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经验的推广与应用，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