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是国际经济交往的桥梁纽带，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进程中，将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早在2013年10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就明确强调“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阐释“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过程中，更是继往开来，明确提出了“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等多项具体要求。党中央的这些阐释不仅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把握全球贸易新趋势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提供了前瞻指引。近年来，伴随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也不断复杂化。当前，究竟该如何把握对外贸易形势，又该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目前，学界虽对其有持续性探讨，但很大程度上是从经济学的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展开的，缺乏理论层面的深度回应与解答。笔者认为，理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基于历史脉络、理论体系和基本特性等若干方面，对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做出全方位的分析和解读。尤其是当前要坚定信心，在破解贸易壁垒的过程中，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进行转变和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根基，则从理论上对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作出深刻剖析是必然要求。
对外贸易，又称“国际贸易”或“进出口贸易”，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同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展开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与实践。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技术创新的“催化剂”，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论、历史和现实根源，本质上是习近平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对外贸易理论，传承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及其本人地方工作期间的对外贸易经验，以及回应与反思新时代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实践要求得出的科学结论。
（一）理论层面：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外贸易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对外贸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多次论及对外贸易问题。一方面，深刻揭示了对外贸易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认为，世界贸易绝非“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正是基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推动了世界市场形成。马克思肯定了自由贸易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指出了资本主义对外贸易的实质，即寻求新的市场与原料来源以进一步攫取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初就强调“保护贸易”，但“保护关税制度”实质上“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无论是资本主义对外贸易，还是其保护关税制度，根本而言都是资本增殖的工具，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换言之，“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阐释了对外贸易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提升了资产阶级的利润率，但也强化了世界的普遍联系，这在客观上为无产阶级的联合创造了更加充分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要从根本上改变在对外贸易中受剥削的地位，就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由此才能真正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对外贸易理论进行了充分阐扬。同马克思、恩格斯一致，列宁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辩证分析。由此，逐步形成一条契合苏俄经济发展实际的对外贸易道路。一方面，主张灵活利用西方资本，并“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列宁批判资本的逐利性，但“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寻求国外市场，且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托拉斯与托拉斯之间的敌对关系”。因此，苏维埃可利用这些因素打开对外贸易，以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主张通过“国家垄断”的途径和形式，来维护和实现苏俄对外贸易的稳定性。面对当时西方国家对苏俄的干预和封锁，列宁不赞成关税保护，因为“任何一个富有的工业国都能够把这种关税保护完全摧毁”。在他看来，唯有通过建构和形成对外贸易专门管理机构、相关计划和审批制度，实现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并不断加强监管和调控，才能有效保护本国经济和形成外部对抗能力。正是在列宁的领导与推动下，20世纪20年代初，苏维埃不仅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国缔结了贸易条约，此后亦同德国、英国、丹麦和挪威等西方国家签订贸易协定，推动苏俄经济实现了持续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指引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旗帜。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与科学推进对外贸易，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方法论指引下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外贸易的理论，不仅为新时代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为新时代对外贸易的具体展开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更赋予了我国对外贸易实践以鲜明的品格与底色，如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对外贸易的理论，为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石。
（二）历史层面：源于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对外贸易实践经验的传承与总结
对外贸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经济战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同对外贸易的发展始终是紧密相连的。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要“发展对外贸易”，以解决群众的穿衣和吃饭问题。虽然，这期间的对外贸易仅在苏区和国统区间展开，但为此后党领导和推进国家间的对外贸易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由于欠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且受到“三座大山”压迫。因此，“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对外贸易成为国家经济战略。1952年，中央设立对外贸易部，实行对外贸易工作的统一经营与核算。在此过程中，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党中央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广泛开展合作，其间不仅争取到苏联3亿美元低息贷款和150余项援建项目，更同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签订贸易协定，为新中国工业化发展夯实了根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要求推进制度改革，在“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由此，我国对外贸易也走上了一个新台阶，并同世界各国展开了广泛联系。此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外贸政策逐步向市场化方向进行改革。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逐步降低关税和完善相关制度，并全方位融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在长期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做好对外贸易工作，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和开放创新，这构成了党领导和推进对外贸易工作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不仅推动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也为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历史镜鉴。
（三）个体层面：源于习近平地方工作期间对外贸易实践经验的积累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个人观念的形成也是其自身长期实践的产物。因此，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形成，同习近平自身阅历亦有紧密的关联性。习近平曾在福建、浙江和上海等外贸大省工作，有极为丰富的外贸工作经验。如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重点对作好对台贸易作出了充分阐释，如要求“大力发展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业务”，形成“拓宽对台贸易和引进台资新格局”。在浙江工作期间，针对省内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出口比重大的客观事实，习近平力主“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坚持以质取胜，推进贸易方式和市场多元化”。为有效应对国际贸易壁垒，则要求“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发展加工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鼓励民营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建立跨国生产体系”。到上海工作后，他更是鼓励上海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带动物流、资金流，促进对外贸易，国际金融业务的开展”，为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从区域发展视角看，东部发达省市不仅面临全国发展水平的“大环境”，又有率先遭遇新情况新问题的“小气候”，因而具有视野前瞻性。正是基于自身丰富的地方从政经验，为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必要准备。
（四）现实层面：源于对新时代以来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实践的回应与反思
“时代是思想之母”，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外贸易理论，传承于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地方工作期间的对外贸易经验，更是对新时代国际国内环境和实践要求进行深刻反思得出的科学结论。其一，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从全球视野的宏观层面推动了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形成和发展。新时代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份额越来越大，世界经济重心加快东移。另一方面是随着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一些西方国家频频设置关税壁垒，导致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升级，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趋于放缓。此外，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亦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这一背景迫切需要我国在发展理念尤其是对外贸易战略上实现创新与发展。其二，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其任务要求，则从国家建设层面为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土壤。一方面，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传统出口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是随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壮大，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在不断激增，亟须通过外贸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之当前我国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些都对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基于此，习近平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创新性理念。也即，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基于新时代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实践不断进行思考和创新的结果。
新时代以来，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习近平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工作，既重“量”的发展也重“质”的提升，既重“向外”拓展也重“内部”协同，既坚持独立自主和制度创新，又践行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在此过程中，习近平从创新驱动、结构优化、产业发展、开放合作、业态模式等多个重要层面，对新时代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义、目标指向及基本路径等展开了全方位与创新性的阐释。从理论体系上看，这一论述主要涵盖了以下三大方面的基本内核。
（一）“是什么”：关于新时代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定位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主要涵盖五个层面的深刻内涵。其一，效益优先。核心是“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即通过调整贸易结构、优化市场，以适应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要求，并推动对外贸易从单纯的商品交换向资本、服务等多重维度进行拓展和延伸，并兼顾就业、民生与区域协调，以实现对外贸易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其二，创新驱动。核心是“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即通过技术赋能贸易，来不断培育外贸新业态。对此，习近平力主“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出口”，推动技术、贸易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掌握核心技术、标准和规则，打破国际分工中的“低端锁定”，以实现全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其三，开放多元。核心是坚持“开放共赢”和“多元平衡”。开放共赢，即坚持以主动开放姿态对接国际规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途径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以实现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就是通过贸易形态、区域布局等方面的协同优化，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均衡发展，以形成多边协同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其四，绿色转型。核心是“锚定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习近平多次强调发展“绿色贸易”，以期通过绿色产品与技术跨境流通，推动对外贸易与生态效益融合，助力全球减排目标实现。其五，稳字当头。核心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通过政策纾困、物流保通等途径稳住外贸基本盘，以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筑牢抗风险的内在根基。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和实现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与质量的双重提升。
面对新时代以来国际经贸格局深刻变革，以及国内经济动能深度转换的现实要求，习近平不仅深刻阐释了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义，亦在此基础上对其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与全球秩序演进中的功能定位做出了科学阐释。其一，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可将其概括为“引擎论”。对此，2017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就明确强调：“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之所以强调这一理念，一方面在于贸易对经济的直接拉动效应。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仅2024年第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规模就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5%，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4.5%。另一方面也在于贸易对内需潜力的释放上。通过出口创汇不仅能够提高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而且能够实现就业增长和扩大消费基数。其二，从全球经济合作的角度看，可将其界定为“桥梁论”。面对西方国家的围堵和打压，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在贸易投资、发展合作等领域增加资源投入、做强发展机构，多一些合作桥梁，少一些‘小院高墙’，让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过上好日子、实现现代化。”从国际交往角度看，正是基于对外贸易，打破了各国间地理阻隔，形成了商品和服务的流通网络。也正是基于贸易，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互鉴，扩大了国家间的价值共识。内涵和功能定位可谓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底座。
（二）“为什么”：关于新时代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与目标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领导和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既立足本国国情又放眼全球，不仅对其内涵要义做出了细致界定，也对其应达到的价值目标展开了创新阐释。对此，可从以下三个层面把握。其一，从产业发展层面看，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化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从结构上看，现代化产业体系内蕴多重要件，不仅需要以现代化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为基本“躯干”，同时也呼唤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协同优化为“血脉”。达此目标，不仅需要强化自主创新与完善相关机制，也离不开高质量的对外贸易。通过对外贸易实现技术引进，并结合本土实际改进创新，不仅能增强自主研发能力，进一步缩短研发周期，弥补国内产业链发展短板，而且亦可在此过程中，推动企业实现产品迭代升级，以在价值链环节上不断进行攀升。通过对外贸易参与全球竞争，则能对产业发展流程形成倒逼效益，促其向高端和智能方向进行转型。此外，数字技术带来的智能物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亦可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并推动供应链各环节不断优化重组。正基于此，习近平多次强调了积极“引进技术和管理”和发展“数字贸易”等的重要性。2024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更是明确要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其二，从国家治理层面看，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旨在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与韧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基于新时代我国发展环境、形势和条件的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统筹发展和安全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式发展，而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互促共进，尤其是通过扩大开放来实现汇资源、强韧性和促发展。当前，“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打通国内国际市场的联通梗阻，推动资源和要素实现内外双向流通，也有助于释放内外循环协同增效的潜能，以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安全和韧性。因此，其不仅能够保障国内经济循环的自主性，也能显著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性，最终达至“以内促外”和“以外强内”的良性互动。也正基于此，习近平针对我国当下“应对国际经贸摩擦”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等现实短板，多次明确强调“需要加快弥补”。可以说，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我国经济实现行稳致远，构成了新时代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
其三，从全球发展层面看，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旨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全球产业链的紧密交织、贸易投资的深度融合、科技创新的合作推进、生态危机的跨国传导等等，早已使世界成为一个“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开放与合作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也是世界经济稳序增长和人类文明繁荣共进的重要保障。早在2018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就指出：“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面对全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的形势，习近平一方面向全世界做出庄严承诺：“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另一方面，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并强烈呼吁各国“拿出更大勇气，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源和压舱石。中国进出口规模的扩大，有力拉动了全球贸易的增长。中国强大且高效的竞争力、协调力及其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维护，则有效维护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并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可以说，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价值导向。从推动产业升级到服务于新发展格局，再到谋求全球开放发展和实现互利共赢，三者紧密相连、环环相扣，可谓共同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核心取向。
（三）“怎么样”：关于新时代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方法与路径
科学把握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要明确内涵要义，也要阐明价值目标，更要在此基础上厘清其具体的方法论，通过分析和总结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相关讲话精神，其主要从主客观两方面展开了细致阐释。从主观层面看，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强调了强化理念创新和把握战略主动的重要性。理念乃行动的前提与先导。“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实现国内的产业升级需要理念创新，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同样也要树立前瞻性的发展理念。这一理念说到底就是要始终秉持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明确指出新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在对外贸易中，要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推动贸易结构合理化，就必须形成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理念，要契合全球发展态势和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更要形成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理念，由此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新发展理念，就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要确保对外贸更好地服务于新发展格局，就必须树立战略主动理念。面对大变局背景下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和环境，习近平不仅要求“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亦呼唤我国要“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走向”，以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唯有积极树立战略主动理念，才能提前洞察国际形势，积极掌握主导权，才能不断开拓多元市场，在分散风险的过程中保障贸易稳定。新发展理念和战略主动理念为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念基石，展现了大国责任担当的宏大视野和我国顺应全球经贸变革趋势的战略抉择。
从客观层面看，习近平在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基于体制机制、贸易结构、业态模式和自贸区建设等多个方面做出了详细部署。其一，从体制机制层面看，要做到对外维护和对内完善两方面。所谓对外维护，就是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贸易环境夯实根基。所谓对内完善，则是要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机制，“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投资贸易制度体系”。由此，达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其二，从贸易结构层面看，要不断做到系统优化和多元化。早在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就提出了“优化贸易结构”要求。2023年5月，习近平在签订的《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中进一步强调“促进贸易结构多元化”和“简化贸易程序”的重要性。唯有推动贸易结构优化和多元化，才能有效提升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其三，从业态模式的层面看，则要积极实现创新和突破。面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加速重构的严峻形势，习近平不仅要求积极发展货物、加工和服务贸易，亦要求在跨境电商、数字和绿色贸易等领域实现合作，更力主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来开拓贸易伙伴与市场。在他看来，唯有“形成传统贸易和新兴合作互为补充、同步发展格局”，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的外贸竞争力。其四，高度重视自贸区建设。习近平认为，自贸区建设有助于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不仅是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也是“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由此，通过全方位、多层面的系统性部署，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保障和支撑。
由上可见，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是一个内涵极为深刻的科学理论体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创新理论体系。可以说，对新时代我国发展“什么样”的对外贸易，“为什么”发展对外贸易，以及“怎么样”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做出了科学解答。概而言之，这一重要论述彰显出了以下四个层面的理论特征。
（一）从理论建构的层面看，彰显出了继承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统一
本质而言，贸易问题既是一个现实经济命题，也是一个历史性命题。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在推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都对外贸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基于唯物史观对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作出过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与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长期历程中，从强调独立自主和国家统制贸易，到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型对外贸易政策，再到加入WTO后深度参与全球贸易体系，则为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经验根基。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对外贸易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但也绝非停留或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成结论中，而是在科学继承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我国外贸易实践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从理论视角看，这种创新就是立足于新时代国际国内环境及其对我国对外贸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进行了内涵式拓展，实现了新时代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的科学建构。从实践视角看，就是基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形成了契合时代要求的相关制度和政策体系、创新驱动体系和全新业态模式等要件。由此，在新时代起点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外贸易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历史继承为时代拓新夯实了坚实根基，而时代创新则为历史传承提供了动力之源。基于此，推动了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形成与不断发展。
（二）从理论导向的层面看，彰显出了战略性与目标性的有机统一
面对新时代纷繁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习近平在对外贸易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这些部署和要求绝非孤立展开，而是始终立足于“两个大局”的整体背景进行系统建构。习近平指出：“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对外贸易关涉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全局，必须树立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站在统筹“两个大局”中进行战略谋划和系统推进。由此出发，习近平不仅基于创新驱动、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绿色转型和制度体系等方面，对新时代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和支撑要件等作出了全方位阐释，并将对外贸易工作的展开同践行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紧密相连，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与全球共同发展的协同迈进。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新时代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亦是如此。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强调战略性，同时亦突出了鲜明的目标性。从根本上而言，这一目标就是紧紧围绕和奔着建设贸易强国而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就明确要求“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当前，加快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的必然要求。战略是目标的支撑，目标是战略的导向，二者有机统一，使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彰显出了理论的前瞻意义。
（三）从理论运用的层面看，彰显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原则问题是涉及核心价值与根本立场的问题。从新时代我国外贸发展实践不难看出，面对大变局下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能做到高瞻远瞩、泰然自若，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其在战略布局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一系列基本原则不动摇。从国家发展视角看，这些原则根本上就是将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摆在首位。习近平要求“始终坚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高于一切”。任何外贸活动都要做到依法依规，都必须在不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大前提下进行，由此才能真正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从全球发展的视角看，就是将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贯彻到底。针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逆流涌动，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大搞关税壁垒的客观形势，习近平明确指出：“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是“解决世界面临困难挑战的必然选择”。正是基于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才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才有力推动了国际贸易体系的动态稳定，进而为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对外贸易实践中，习近平强调坚持原则，同时也主张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冲突的频发、技术革命的加速渗透以及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使得国际贸易的环境和形势在不断发生改变。习近平认为，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唯有做到“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临机决断”，才能“在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握战略主动”。可以说，既旗帜鲜明地主张坚持相关原则，又要求灵活多变地运用政策策略，并将二者有机统一，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科学方法论。
（四）从理论发展的层面看，彰显出了稳定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作为对新时代我国对外贸易工作的理论表达，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必然有其内在的稳定性。这一稳定性一方面表现在其稳定的理论根基上。马克思主义对外贸易理论、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外贸易的思考和总结，这些理论资源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创新发展的前提根基。离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政治立场及其科学方法，就难以形成对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科学认识。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有其内在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其稳定的理论主题上。即其立足于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全球治理变革的双重背景和客观要求，通过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核心要义始终都在于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大国担当。这也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在理论上的超越性和包容性特征。作为新时代我国对外贸易工作的实践总结，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同时又有其不容忽视的开放性、发展性。开放性与发展性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理论品格，也是其始终保持生命力的重要根源。这里所谓的开放性与发展性，就是紧随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演进和改变，其必然要在对外贸易的内涵、价值目标和方法论等方面实现突破，以在理论体系上不断走向健全和完善。当今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对外贸易工作也在破解旧问题的过程中不断遭遇新问题，新时代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架构也必然要创新发展。可以说，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坚持稳定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才能科学把握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的内涵深意。
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于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外贸易理论同新时代我国对外贸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传承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外贸易工作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蕴了新时代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深刻意涵与基本方法，也为新时代我国对外贸易实践展开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战和关税战及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的大背景，要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工作不断走上新台阶，就必须将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摆在核心位置。通过上文分析，启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须着力形成以下五方面创新机制。
（一）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形成更具引领性的制度型开放机制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也是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要件。面对一些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习近平不仅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而且更在此基础上要求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过程中，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展开营造稳定且可预期的良好环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亦明确提出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要求。这启示新时代新征程要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首先就要在制度型开放机制的塑造上下功夫。对此，应重点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要强化认识，不断加快制度型开放步伐。既要积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如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来不断优化政府职能等，并积极完善涉外法律体系，尤其要加强数据安全、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立法工作，以确保制度型开放做到有法可依。同时要主动强化对接，如针对规则和标准等要素，分类制定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开放任务清单，以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制度型开放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要更加主动地引领和实现规则接轨。其中，既要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以“领头羊”的姿态推动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和电子商务等方面的相关规则同国际通行规则实现深度相容，也要在此过程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经贸舞台上积极提出中国方案，以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由此，才能在有效提升话语权的过程中，不断塑造我国对外贸易的新优势。
（二）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形成更具系统性的协同发展机制
系统观念是我们党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在精髓。习近平基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高度，对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价值目标的科学界定，基于贸易结构优化和多元化等层面，对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方法路径的系统阐释，及其在整体上彰显出来的战略性与目标性有机统一的理论特性，无不表明对外贸易工作展开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整体谋划和协同参与才能达至应有目标。这启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则不断强化系统协同亦极为重要。对此，应重点做好三方面：一要进一步强化政策协同。政出多门、内容交叉、部门壁垒不仅削弱政策效能，也极易增加企业负担并抑制市场活力。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既要突破不同政策系统间的“孤岛效应”，实现跨层级跨部门的政策统筹与协调，也要着力打通跨领域的政策执行梗阻，尤其是要疏通监管协同堵点。由此，才能在优化顶层设计的过程中，形成政策的合力驱动效应。二要进一步强化区域协同。各地区无论产业基础还是资源禀赋都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区域协同可在对外贸易中实现优势互补。当前尤为重要的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数据互联互通，以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协调的跨区域对外贸易支撑体系。三要进一步强化产业协同。其中，既要搭建产业协同信息平台，促进企业间实现信息共享与交流，也要以自贸区为核心节点，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与协同。在对外贸易实践中，区域协同是载体，产业协同是内核，政策协同是保障，三者紧密相连共同推动我国对外贸易从追求规模扩张向注重质量提升实现转型升级。
（三）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形成更具活力的业态模式创新机制
业态，简言之即贸易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基本类型，而模式则主要指向贸易活动的具体运行和服务方式。在对外贸易实践中，业态和模式是构成其高质量发展状况的重要变量，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全球的话语权和竞争力，也是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的关键举措。习近平在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以期通过技术赋能不断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这启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机制构建推动外贸的业态和模式不断实现创新。从业态层面看，最主要的是形成支撑培育机制。譬如，随着近年来全球数字技术的发展，跨境电商作为一种外贸新业态快速崛起并不断向海外市场延伸，在这种情况下就极有必要形成孵化培育机制，如通过设立专项扶持基金、打造创新孵化平台等途径，促其进一步走向集群化、规模化，以形成以产业集群为支撑的外贸业态创新生态。与此同时，也要不断完善产业发展和业态创新的深度融合机制，推动制造业发展同数字贸易等实现深度融合，以同国际市场需求实现精准对接，进而引导制造业在产品结构等方面不断做到创新发展。从模式层看，最主要的是形成动态升级机制。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模式是当前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既要不断完善数字化升级机制和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以不断优化供应链管理，推动贸易全链条实现数字化转型，也要在此过程中促其同绿色发展、社会责任紧密结合起来，推动贸易模式在经济社会效益间实现兼顾并重。由此，为加快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夯实根基。
（四）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形成更加包容性的多元合作机制
多边主义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核心机制，也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领导和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工作的实践中，习近平始终将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摆在核心位置上，以期通过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来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这不仅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同时也为我国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动力。这启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则在自身做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拓宽视野，以形成更加包容的多元合作机制。对此，应重点把握好两方面：一是要在维护国际经贸规则的大前提下，进一步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其中，既要通过推动缩短诉讼周期、降低成本等措施，强化争端解决的效率和公正性，同时要在WTO框架下形成失信惩戒机制，以提升威慑效应。此外，还要强化国际沟通与协调，以提升各国对争端解决机制的支持与认可度。由此，为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基本原则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和支撑。二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纽带，不断拓展包容性合作网络。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广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为推动交流与深化合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应以此为基，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如通过中欧班列等标志性项目进一步提升国际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时要加强战略规划对接，实现优势互补，由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五）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形成更加细致的预警评估机制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仅给世界经济的复苏与稳定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时也给我国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多次强调了“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和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的极端重要性。这也启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风险预警评估机制的建构上实现进一步发力。一方面，要不断健全风险预警机制。风险预警是风险应对的先在前提。通过实时监测国际经贸体系中的潜在风险信号，可提前识别其中的风险苗头，进而抢占应对先机。在实践中，既要建立多层次且覆盖全球主要市场的风险监测和预警平台，通过综合性地收集外交、海关、商务等各业务管理部门的相关数据，并进行实时跟踪，为企业外贸活动的展开提供行动指南。同时，要着力强化政企协同和实现信息共享，整合政府、高校和行业协会等机构的力量，突破各部门各机构的行政壁垒和数据孤岛效应，以带动产业链实现风险预警能力的整体性提升。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在风险防范的过程中，如果将预警机制视为风险识别的“侦察兵”，则评估机制显然就构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分析师”。预警信号触发后，相关评估机制就要及时跟进。立足于国际经贸走势和国内发展布局的双重向度展开分析，对其中的风险源、风险点作出动态评估，厘清风险趋势、特性和演变规律，进而形成防范策略。由此，为确保外贸稳定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