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和理论中的热问题，往往需要学理性“冷”思考。自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到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郑重宣示“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新质生产力成为各界持续关注的标志性热词。固然，创新在新质生产力中起策源性主导作用，技术革命性突破具有首位催化功能，但一个颇具迷惑性的问题跃然纸上：新质生产力是技术决定论吗？如果不是，又该如何辨正和廓清？尽管持有技术决定论观点的人对这个术语也许并不熟悉，但这一观点已经渗透到关于技术变化的各种讨论之中，毕竟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成为许多研究者日益感兴趣的问题。厘清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学理上透视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逻辑、科学范式、技术路径，而且也有利于力避把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同于片面追求科技创新而忽视制度创新的认识误区及实践误读。
对于我们而言，这个时代就是技术的时代，仿佛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一个技术情境即一个难以回避的“技术圈”里，也有论者断言“我们正处于一个对技术的依赖已经达到顶峰的阶段”。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自20世纪初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提出以来，在发达国家甚至不少发展中国家颇受欢迎，信者众多。但到了当下，随着生态危机和增长悖论等诸多问题的涌现，技术决定论也愈发遭遇质疑和诘问。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21世纪的新范式，新质生产力既强调技术的首位革命性作用，又追求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并非只顾技术本身而罔顾生产关系的“单打一”。新质生产力从话语幻象、制度陷阱和范式迷思等三个方面，对技术决定论形成问题检视。
（一）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技术自主进化的话语幻象
技术决定论作为对技术或技术的性质及效果的一种立场，尽管可以分为乐观的和批判的两种形态，但总体上二者观点内核一致。在技术决定论的光谱中，人类文化的未来无疑将被技术控制和决定。其底层逻辑是，技术愈发成为自由生发和自主进化的市场力量，属于不受外部牵引和规制的单体行为，游离于社会制度及人文环境之外。于是，技术不仅被视为一种自主的过程，具有自动生长的独立生命，而且也很自然地被视为沿着一条唯一的道路发展；它似乎成为一种施加于人类社会的外部力量，决定着人们只能应对它而调整自身的各种事务。可见，技术决定论对技术的自主演化持有通约意义上的信心及执念。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戳穿了所谓技术自主进化的话语幻象。新质生产力首先是技术升级所驱动的生产力效能跃升，凸显技术革命性突破的催化作用。无需否认，技术升级也的确有程式化、趋势性的量质渐变规律，循序实现“从0到1”“从1到100”的波浪式进阶。然而，所谓的技术自主进化也只是一种试图掩盖技术生发动力、转化模式和发展目的的狭隘技术观。不管如何进化，都离不开把技术“抽象”转化为实践“具象”的特定生产关系。例如，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毕竟，技术可以定义为利用自然过程和事物、制造产品满足人类的目的之过程，而生产力则代表了通过人类劳动来转化自然并占有自然的能力，其背后则是物化的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既强调技术创新的首位效能，但也并非对技术发展方向和目标的放任不管。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技术发展深受资本逻辑的导控，哪一种技术获得优先发展并不是由“人民需要”来决定，而是由能否获利的资本逻辑说了算。
新质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质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既蕴含人类先进生产力样态的一般特征，但同时也具有契合新发展理念的中国特质。一般而言，“隐藏在现代技术中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者的关系”，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决非为了发展而发展，更非基于资本逻辑，而是锚定国家战略和人民福祉来推动生产力跃升。可见，新质生产力蕴含着鲜明靶向意识即发展目的论。“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座架’之中。”所谓的技术自主进化，只是意识形态遮蔽下的虚幻说辞。任何技术的进化都不免受到社会制度的介入。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会有着什么样的技术指向。在新质生产力框架下，技术发展指向与人民根本利益取向一致，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丰富诉求及时转化为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因此，技术决定论视野下的技术自主演化说辞，蓄意掩盖资本主义技术发展背后的利润至上逻辑，内隐着试图把技术发展与社会制度相割裂的话语陷阱。
（二）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技术中性的制度陷阱
新质生产力之“新质”，一方面凭其是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正可谓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熔铸社会主义制度底色。新质生产力不是片面追求生产效率的单向增长，而是把量质齐增的生产效能置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以为人民谋福祉作根本指针，与新型生产关系同频共振。正如马克思在剖析技术底层的生产关系时所言：“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作为知识外化形态的任何技术，都要构筑在特定生产关系之上，不可能是无涉价值的笼统中性。
所谓的技术中性论，隐蔽着技术趋同的制度陷阱。“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绿色生产力，它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有序平衡，将力避资本主义技术所带来的严峻生态问题。正因为此，对于生态问题而言，“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毕竟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优先于环境需求的经济体制。技术不可能是脱离制度环境的中性知识，毕竟技术的设计是一种充满着政治后果的本体论的决策。那种决定论下的技术中性主义观点，无疑是企图抹平不同制度下的技术发展差异，把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技术形态。新质生产力则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实践样态，与生俱来就镶嵌着“技术为民”的制度气质，解蔽了“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 （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的资本主义进步法则。这正是对技术中性制度陷阱的辩驳和证伪。
（三）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技术主义的范式迷思
新质生产力重视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牵引作用，但它绝非固守技术主义的极化思维，而是追求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等多方面的优化组合，“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可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并非技术层面的单向行动，而是技术创新和与其配套的制度创新相联动的结果。它重视技术驱动，但绝非把技术变迁视作社会变迁的唯一因素。新质生产力并不属于技术主义的范畴。
技术主义片面地认为，技术是无所不能甚至万能的，技术是解决包括生态危机、贫富差距、经济停滞等现实问题的总钥匙。自工业革命以降，它就颇具市场。在工业革命中，以蒸汽动力为代表的生产技术，的确推动大机器时代降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此后，新技术的大量涌现和应用，不仅推动生产力的高速增长，而且加速了思想解放、认知祛魅，把人的主体地位抬升到了前所未有高位。不论是科学家、发明家还是政治家甚至一线工人，都把技术视作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后续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更是强化了这种认知。
长期以来，技术主义甚嚣尘上，技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它一度成为不少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范式与发展圭臬。技术主义者“把技术看作是一种自主的、强大的非人的力量”，对技术效能秉持绝对的迷信，期望用技术路径来应对人类所遇到的任何问题与风险。新质生产力无疑是辩证和理性的。它重视技术的主导作用但却摒弃极端的技术主义。在新征程中，我们将持续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结合发展阶段及经济实际，走好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新动能新机遇的中国道路。我们强调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策源功能，但也同样重视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的新型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深度协同的“化学反应”，实现了对技术主义迷思的检视及超越。
新质生产力不是西方生产力理论的“翻版”“再版”，而是一个有机融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人类文明成果和当代中国发展价值省思的创新概念。它既强调依靠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又注重制度安排和营商环境优化，追求在“硬实力—软实力”共振中推动生产力提质增效。它关涉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更新和劳动者素质提升，是系统集成的命题突破，实现对技术决定论的术语革命。
（一）新质生产力属于超越技术极化思维的复合概念
新质生产力不是平面化的单一概念，而具有多层级的深刻内涵，重点在“新”，关键在“质”，落点在“生产力”。它重视前沿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驱动作用，但同样强调包括制度安排和营商环境在内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塑造。转言之，它“不唯”技术而罔顾其他配套要素或制度环境。马克思也曾对技术本身和使用技术的方式作出洞见：“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
当前，那种过度追求量化增长而忽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显然与时代发展趋势格格不入。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理论而言，只要掌握并垄断先进技术，就能巧用市场经济稀缺性法则，实现生产利润最大化。技术“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从而“知识的占有者和权力的占有者到处都力图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第一位”。私人利润的实现，又反过来支撑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技术长期以来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的关键支柱，并使‘命运裁决一切’成为一种支配性观念。”这显然是资本主义技术作用的极化图景，掩蔽了技术生成及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质态，既强调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增长中的杠杆作用，又为技术发展设置“红绿灯”，尤其注意对技术可能所致的社会及生态负效应进行规制。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技术颇为警惕：“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新质生产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质态，既着重发挥技术对经济社会跃迁的强大动能，又积极规制技术发展的总体方向，引导技术走向“向上向善”“为民造福”的正确轨道。
由此，新质生产力绝非偏颇的技术极化思维，而是通过充分发挥技术的系统性策源功能，来发展契合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高品质生产力，最终实现提升和改善民生福祉的终极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是超越传统技术决定论窠臼下技术极化思维的复合概念。
（二）新质生产力揭示技术进阶与社会变迁的辩证图景
当前，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到来前夜，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亟需新动能“补场”的窗口期，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无疑是关键因应之策。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变局、破僵局、拓新局的发展范式变革，努力改变那种过度依赖资源能源消耗的传统增长路径，加快向依靠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过渡及转变。新质生产力尽管首先是关于生产力的经济学术语，但却饱含丰富的社会意蕴。一般而言，“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新质生产力不仅追求生产力的量变，而且特别关注生产力效能的质变，力求实现技术进阶和社会变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的同频联动。
纵然，生产力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固有规律，但新质生产力也十分强调与新型生产关系协同配套。它拒斥片面的技术决定论，既强调善用以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科技，以原创性引领性的技术突破来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能级跃升，又深刻揭示以生产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制度创新对技术进步的激励功能。可见，技术进阶与社会变迁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并非技术决定论视野下决定与被决定的单向关系。
事实上，技术进步往往催生经济政治要素自身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调整。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同时，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深刻调整，又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需求及场景。新质生产力恰恰契合这一规律。它既追求技术革故鼎新特别是新技术的产业化商业化运用，强调摆脱“两高一低”的传统增长模式，注重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技术创新来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又注重对技术发展的顶层谋划、高位引领。质言之，新质生产力追求符合新发展理念及增益改善民生福祉的新技术，既考量技术发展所致的社会效应，又揭示社会场景切换下的技术环境嬗变，清晰呈现了技术进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辩证图景。
（三）新质生产力阐明技术二重性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新质生产力既非技术决定论，也非技术社会形成论。就拿作为生产力关键要素的劳动资料而言，它“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生产力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新质生产力同样如此，它首先具有自然属性。新质生产力是由新技术催生和驱动的生产力质态，其在本质上是创新的知识体系基于资源能源或自然环境的外化，具有延展的自然属性。就像任何机器都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技术的自然属性不言自明。同时，新质生产力无论以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还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发展杠杆，本质上都是助力“改造”自然界效能的提升。这种提升不是凭借高投入低产出的传统路径实现的，而是以具有特定知识密度的高科技为主引擎，以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为显著特征的新路径。新质生产力尽管也是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基础载体的生产力质态，但其特别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更高站位来推进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义上的高品质现代化。
历史上，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后来，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可见，技术既具有生产力属性，又蕴含生产关系特征。以技术革命性突破为关键支点的新质生产力，固然强调创新的首位作用，但并非泛化的技术主义。它不是新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努力把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力增长和人民福祉改善的有效工具。
可见，新质生产力既遵循生产力自然属性的一般规律，也蕴含着“技术进步—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社会属性。马克思说：“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新质生产力对技术发展的二重性进行了制度层面的规约及厘定，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引导技术创新始终走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大道上。
（四）新质生产力解构内含西方中心主义的技术趋同神话
技术使财富的无限积累成为可能，因此得以满足无限膨胀的人类欲望，这一过程将使人类社会无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遗产为何，都日趋同质化。在技术决定论的思维里，技术自主演进是统摄社会变革的决定性要素，现代性的技术变迁将抹平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的质性差异，未来技术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技术形态。甚至有人认为，“无论对特定情况下的技术施加道德和政治的限制的优势有多大，历史似乎表明不可能用与西方相同的技术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文明。”显然，技术决定论蕴含着西方中心主义逻辑。在其视野下，现代技术肇始于西方工业革命，然后转移并外溢至全世界，在这一进程中，其他民族国家也愈发卷入西方技术体系的“文明”洪流之中。
新质生产力则打破并解构了技术发展的西方神话。它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两个大局”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鲜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叫法新颖的中国概念，而且是对以技术革命性突破为主线的生产力发展范式的重构。毕竟，在西方生产力理论视域下，技术发展将趋同于资本主义技术形态。进而，未来全球的产业体系、教育结构、科学研究、价值观念都将呈现同构同质的西方化景象。显然，这是试图用所谓技术中立来掩盖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的隐晦做法。而新质生产力则既强调技术原理和技术参数的共同特征，也明确技术发展路径和技术战略指向的制度差异。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征服自然的强大物化力量的技术，是助力资本增殖的对象性存在物。它只是加持剥削工人阶级的媒介，导致工人阶级“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结果是“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而放纵地表现出来”。但深究下去，“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新质生产力区别于资本主义技术模态，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箱”，其根本目的是助力把人民诉求更加及时高效地转化成生产生活的具象现实。事实上，只要全球两制并存，技术底层的生产关系就有质的不同，支撑技术创新和发展的社会关系也就存在异质性。这决定了技术发展不可能趋同，趋同的只是技术参数本身，而绝非技术的发展指向。由此而言，作为既体现生产力发展共同规律又内嵌技术本土制度特色的新质生产力，无疑是对充满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技术趋同论的有力澄清及科学辨正。
新质生产力不是一般类型学意义上的生产力，而是始于“创新”，使创新成为全领域全环节全周期发展的底层逻辑，“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它要在“品质”，落于“先进生产力”，指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中国式生产力术语，新质生产力力求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高品质改善的同频共进。它耦合新型生产关系、协同人文经济学、联动新型举国体制，善用源自中国的理论来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增长衰退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共同问题，实现了对长期盛行的技术决定论的实践超越。
（一）新质生产力耦合新型生产关系：协调技术与制度的张力
文明的选择不是由自主的技术所决定的，而是可以被人类的行为所影响。技术的确是文明实现程度的主引擎、助推器，但如果加以歪曲地认为包括技术在内的“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我们秉持以系统思维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技术“硬核”与相匹配生产关系“软核”的耦合，加快破除制约和掣肘新质生产力成长的体制机制弊病，以期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及时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动能。
可见，新质生产力不是技术决定论，而是注重发挥技术逻辑背后的制度效能。在技术决定论理路下，技术的演进和发展是个性的自由行为，尽管这种行为与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张力。进言之，技术的发展应该是不受约束或羁绊的市场行为，任何在政策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上对技术的规制与调控，都是非理性的粗暴政治行为。显然，在技术决定论那里，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或根本难以协调技术发展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张力。这背后，正是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撺掇和作祟。新质生产力则打破了极端的技术迷思与市场任性。
新质生产力除了吸纳新技术、打造新赛道、开辟新模式、生成新产业，而且还蕴含着系统性全局性的制度创新和营商环境改善。创新链唯有与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体制机制链协同起来、相互支撑，才能转化为现实的产品与服务。“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对于制度创新而言，就是把那些滞碍科学创新、技术迭代、模式更新、产业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痛点堵点进行清障除弊，为更具竞争力及可持续的科技转化营造氛围、搭建平台、畅通渠道。马克思曾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对于改善营商环境而言，要把制约科技创新及其转化的包括生产与消费环境在内的社会关系进行优化，一切服务甚至服从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需。因此，新质生产力不是就生产力而孤谈生产力，而是把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体制机制进行创新，旨在以生产力发展倒逼生产关系进阶，反过来又以生产关系完善来促进生产力量质齐增。可见，新质生产力走出了技术决定论的惯常窠臼，超越了那种所谓技术创新与制度调控之间横亘着不可化解张力之谬论。
（二）新质生产力协同人文经济学：充盈技术红利的文明底蕴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演化是决定社会变迁的底层力量。同时，这种论断也不得不承认技术的效能发挥总是存在红利周期。在历史上，“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技术的红利周期受旧技术效能不足、新技术崭露头角、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交织影响。因此，此类现象时常出现：当一种旧技术的生产效率和市场效益显著下降但新的技术并未落地之时，容易引致“未立先破”的技术断层，肇始经济发展陷入衰退周期，催生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等次生问题。对此，技术决定论者并非熟视无睹，而是无能为力。毕竟，其解决问题的范式仍然是难以脱离回到资本逻辑和市场主义的沉疴旧路上。事实上，不管何种路径，最终问题的解决都要回归“人”本身，把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以形成应对之策。“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然而，在资本主义现实境遇下，“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人民不会与资本已深度联姻的技术“携手共舞”。如果不能把人民群众动员、组织、集合起来，技术就阙如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底蕴，难以跳出技术红利丧失的阵痛甚至长痛周期。
一般而言，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而以新技术为动能的现代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更无法脱离以“人”为核心的文化环境。新质生产力协同人文经济学，恰恰有助于熔铸技术红利的文明底蕴、支撑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如果说新质生产力还主要是依托新技术驱动发展的硬实力，那么人文经济学则是保障和滋养经济创新发展的软环境。习近平曾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新质生产力与人文经济学殊途同归、同向同行，其努力把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的新技术转化为人民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如何把劳动者的能动性展现出来即“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劳动资料的生产效能释放出来、把劳动对象的经济效益及生态效益协同起来，无不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把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思想守旧认知进行破除与鼎新。
人文经济学正是对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软实力”的补充和增益。“‘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新质生产力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初心，注重人文与经济的彼此激荡、相互赋能、双向生发，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以业强文，在实现文化繁荣中滋养并推动经济繁荣，扭住人、文化、经济三大要素，持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态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新质生产力协同人文经济学，有助于正确把握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效率至上与公平公正、自立自强与互学互鉴的平衡关系，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更多以“人”为终极目的的主体性现代化底色，丰盈技术生发周期的文明底蕴，驾驭和超越技术红利的周期，在推进现代技术良性发展中形成“技术—经济”深度协同共进的中国范式。
（三）新质生产力联动新型举国体制：形塑技术创新的东方范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协同生产力内部要素与生产关系外部元素的系统工程。唯有各系统有序联动、互为支撑，才能实现生产力质效共进提升。无论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还是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都需要协调秩序与活力、发展与安全、经济与生态有效平衡的新机制。尽管新质生产力并不必然具有所有制属性，但对身处“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我们而言，不妨赓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锻长板、补短板、造新板，推动原创基础理论、底层技术原理层面上的自立自强，筑牢科技创新融合产业升级的基底，持续铸造科技安全堡垒、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大国博弈相互激荡交织，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多个领域已经或正在呈现革命性突破。这些突破恰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和支撑动力。但同时，它们已经不是单点突破和个体创新，而是要求跨学科、跨产业、跨所有制的系统性集成创新。对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而言，旨在构建科研攻关新组织模式、聚合各种创新资源、提升协同创新能力的新型举国体制，无疑是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范式新通路。
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新型举国体制具有协同高效的决策指挥体系和组织实施体系的系统性优势。它协同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优势融合起来，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上下左右”联动下，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发力，有效推动资源向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精准配置，实现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和生态规律的多元平衡，为加快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达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形成高效的制度安排及组织模式。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总之，新质生产力协同新型举国体制，是科技创新与制度安排、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产业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融合鼎新，形塑了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东方范式，走上了新阶段新形势下对技术决定论的实践超越之路。
综上，新质生产力并非属于技术决定论，它既是技术的发展命题、改革命题，也是创新的开放命题、未来命题。这种“版权”属于中国但机遇属于全世界的生产力新范式，不仅实现对技术决定论的术语革命，而且在实践进路上达成对技术决定论的辨正及超越。它既重视技术革命性突破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强大生产效能，又强调包括新型要素配置方式、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等在内的新型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可见，新质生产力具有多元一体、系统集成的辩证思维特质。新质生产力弥合了长期存在的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到底是技术进阶统摄社会变迁，还是社会变迁为技术进阶生发条件，不应该成为两极对立问题。毕竟，技术与社会日益相互影响。当今世界，愈发进入问题课题叠加、学科深度交叉、产业互通共嵌的大科学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由科技创新或制度创新单向决定，而越来越依靠包括二者在内的创新合力来引领和带动。“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新质生产力既重视科技创新本身，又追求制度创新加持引领，属于辩证而非机械的发展观。它能够达成对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二元分立的弥合及超越，推动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耦合协同、共进跃升，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根基与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