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强调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立身之本，数字经济必须赋能实体经济，实现“以数强实”。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1.5%，表明数字经济正在加快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新内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韧性与动力。在此背景下，数实融合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企业作为实现数实融合的重要载体，数实融合发展水平也决定了企业发展的质量和竞争能力。因此，研究数实融合如何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阶段。在此背景下，企业韧性作为应对外部冲击时实现稳健运营与逆势发展的核心能力，已成为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微观基础单元，其韧性水平不仅影响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是增强宏观经济系统整体抗压能力、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企业的经营策略逐步从短期利润最大化转向长期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韧性已成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风险的关键路径。那么，随着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能否有效增强企业韧性？以及通过何种机制路径来影响企业韧性？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本文基于2008—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揭示了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既有文献多从数字化、智能化和平台化转型等单一维度对企业韧性进行研究。鲜少关注到数实融合作为更高层次的经济形态对企业韧性的潜在影响。本文将数实融合与企业韧性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丰富了数实融合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企业韧性的研究视角。第二，本文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等三维度探讨了数实融合与企业韧性之间的理论逻辑链条，填补了相关领域机制识别不足的研究空白，打开了数实融合影响企业韧性的“黑箱”，为企业识别经营风险与优化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意义。第三，本文从企业所有制、企业要素密集度与企业控制权水平三方面，探究了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的差异化影响，为增强企业韧性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针对性的实践路径与政策参考。
（一）数实融合的相关研究
随着数实融合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学界对数实融合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概念界定、内涵演化、表现形式、测度方法和经济效应等五维度。概念界定方面，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共识。现有研究对数实融合的界定主要为两类，一类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强调数字经济要素和实体产业的融合；另一类则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突出体现数字技术应用在实体产业生产、管理与服务等环节中的融合过程。关于数实融合的理论定义，现有文献主要将数实融合界定为数字经济要素赋能实体经济的形式，对实体经济进行全方面改造和融合，特别是在研发技术、制造生产和数字生态等关键环节的融合，进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协同互动与良性循环。从内涵演化来看，数实融合本质上是动态演进的过程，先从消费端电子商务推动的初步融合，到产业端数字技术向传统行业渗透的深化融合，逐步向数字技术贯穿实体经济全面融合迈进。从表现形式来看，数实融合主要体现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层面：前者强调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代表的数字技术产业自身发展，为数实融合提供技术支撑和基础设施保障；后者则聚焦于数字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与应用，对企业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和商业形态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实现传统实体经济的效率提升与结构升级。
测度方法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微观测度方法，基于专利数据的测度方法包括专利共分类法和专利引用法，将技术关联程度作为重要因素，通过专利间的共现关系和引用情况来识别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之间的知识关联与融合程度，以反映不同产业间的数实融合水平。另一类是宏观测度方法，包括耦合协调模型、投入产出法和网络分析法。其中，耦合协调模型是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指标体系来测算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以量化宏观层面的数实融合水平。投入产出法以消耗系数和依赖度来测度各产业间的关联水平，进而构建产业融合矩阵，以衡量产业层面的数实融合水平。网络分析法是以产业小类和产业间融合水平来构建数实融合网络模型，进而揭示数实融合的演化逻辑。经济效应方面，现有研究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上，数实融合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微观层面上，数实融合通过重塑企业的生产流程和治理结构，提升投入产出效率，提高经营绩效和融资能力、拓宽市场边界和增强出口产品的多样性与集中度，加快创新效率，和提升人力资本结构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企业韧性的相关研究
现有文献关于企业韧性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内涵界定、测度方法和影响因素三大维度。就内涵界定而言，目前学界尚未达成统一共识。Gilberto将企业韧性界定为企业在遭受不利事件冲击时的应对能力与适应能力。Sanchis和Poler则从动态视角将企业韧性视为企业在危机前的抵抗能力、危机中的适应能力以及危机后的恢复能力的综合能力。总体来说，企业韧性的核心特征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企业遭受外部冲击下仍维持稳定运营，即抵抗能力。二是遭受冲击后企业能快速适应环境变化、恢复运营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即恢复能力。就测度方法而言，可分为三类：一是以企业财务的增长性和波动性两个维度来测度企业韧性，衡量企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维持增长和稳定运营的能力，从而捕捉企业韧性的动态特征。此外，也有采用单一财务增长性指标来测度企业韧性。二是基于动态能力理论，通过从反弹和反超两个维度来测度企业韧性，衡量企业在危机中的恢复力和成长力，以揭示企业在应对危机时的能力基础。三是从企业盈利、成长和偿债等多角度来衡量企业韧性的长期结果。
对于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可分为能力基础、制度环境和技术转型三个方面。能力基础方面，一是高技能员工比例和岗位匹配度都会影响企业韧性。二是高管的认知能力、风险判断、企业家精神都会显著影响企业韧性。三是资源配置能力如资源冗余和战略导向能力能够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进而提高企业韧性。制度环境方面，一是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能够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从而提高企业韧性。二是投资者保护制度能够通过提高企业抵御风险能力来提高企业韧性，而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运营稳定性造成的外部压力对企业韧性产生消极影响。技术转型路径方面，一是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资源配置和运营效率，现金流压力和运营成本，内部治理和技术创新，组织弹性和企业的敏捷响应度，就业环境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路径影响企业韧性水平。第二，智能化转型通过强化资源掌控能力、提高营运效率和强化协同治理机制来提高企业韧性，还可通过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配置与供需关系的精准匹配，从而增强企业韧性，还可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使得企业韧性增强。同时，人工智能应用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增强企业韧性。第三，平台化转型通过改变内外部环境，转变企业认知，激活企业行为来提高企业韧性，还通过影响预测变化、降低脆弱性和利用共享资源的路径影响企业韧性水平。
（三）文献述评
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可知，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数实融合在经济环境稳定或者上升周期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要素生产率和经营绩效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然而，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加剧，企业亟须提升自身的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但鲜有研究系统考察数实融合如何提升企业韧性。因此，亟须从企业韧性视角深化对数实融合经济后果的理解，揭示二者在动荡环境下的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第二，现有研究多关注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等企业层面的技术应用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较少关注宏观层面的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相比企业内部的数字技术应用，数实融合更强调推动数字经济要素与实体产业各个环节的深度融合，其对企业韧性的作用机制亟待深入探究。因此，本文从宏观层面的数实融合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的影响路径，既丰富了数实融合的经济效应研究，也拓展了企业韧性研究的理论边界，从而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一）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的直接影响分析
数实融合是提升企业韧性的重要驱动力。从企业内部运营的视角看，数实融合重塑了企业在生产、管理和服务等环节的运营模式，推动企业实现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转型。具体而言，根据资源基础理论，数字化能力作为企业内部稀缺且不可复制的战略性资源，扩展了企业的资源禀赋，形成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的资源优势，为企业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和组织稳健性提供了资源基础。通过推进数字化转型，企业不仅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运营效率，还提高了企业内部的信息透明度与数据可视化水平，能够让企业精准了解运营状况，识别风险来源并建立预警机制，为企业在风险环境中的持续运营能力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根据动态能力理论，数实融合通过提高感知、获取和重构能力来提升企业韧性。数字技术的应用增强了企业对内外部数据的获取与分析能力，使其能够快速调整资源配置和经营战略，进而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实现能力、资源和战略的动态匹配，从而提高企业韧性。从要素经济属性的视角看，数字要素具有边际收益递增与边际成本递减的经济属性，企业在推进数实融合过程中可通过对数字要素的重复使用，有效摊薄固定成本、降低长期平均成本并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成本结构的优化有助于增强企业产业链网络的弹性和灵活性，使企业面对外部冲击时具备更强的成本承压能力和持续经营的能力，从而增强企业韧性。从外部市场响应的视角看，数实融合缩短了企业、市场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传导路径，有效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和决策响应速度，企业能够快速了解消费者偏好和市场需求变化，进而增强对市场环境的感知能力和调整资源配置的能力，这有助于企业在遭受冲击后快速调整组织结构、恢复业务流程和重建供需匹配机制，从而增强企业韧性。从宏观制度环境的视角看，数实融合作为推动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与制度性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通过提升政务服务的效率和优化营商环境，有效缓解了企业在运营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压力，让企业将更多资源用于主营业务的灵活调整和创新投入中。同时，数实融合增强了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和制度环境的稳定性，从而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增强企业韧性。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
H1：数实融合有助于提升企业韧性
（二）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的内在机制分析
1.创新能力效应
数实融合本质是以技术创新为导向，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结合，从而有效激发企业创新研发的活力，进而增强企业技术研发的能力。数实融合通过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应用于实体产业中，改变了企业传统的创新路径与模式，增强了企业在创新阶段对外部信息的识别与响应能力，打破了传统组织边界对信息流通的束缚，提高了企业研发团队的协同效率，增强了企业整合、获取及重新调配资源的能力，让企业在知识与技术配置方面具备更高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从而提升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数实融合还拓宽了员工获取数字知识和技术信息的渠道，提升了员工在创新活动中的参与度与学习能力，进一步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资源积累能推动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及重组效率，也有助于破除外部技术壁垒，增强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增强企业韧性的关键驱动要素。第一，增强创新能力能提高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感知力和适应力，具备高水平创新能力的企业能通过灵活调整业务模式、优化生产流程及产品结构，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提高企业面对复杂环境的动态调整能力，从而增强企业韧性。第二，增强技术研发能力能够开发差异化产品，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偏好，提升市场竞争力，从而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第三，企业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和外部知识网络来加快技术升级与知识聚集速度，而稳定的研发经费投入、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高效的组织协同机制，为企业提供了技术及制度层面的双重韧性保障，从而增强企业韧性。第四，增强创新能力能够突破路径壁垒，增强企业长期的竞争能力。企业若长期依赖单一技术或市场，很容易陷入路径依赖，在面临技术变革或外部环境剧烈变化时，企业缺乏灵活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而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能够拓展技术路径和产品边界，有效冲破路径锁定造成的刚性束缚，进而增强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
H2：数实融合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来增强企业韧性
2.融资约束效应
数实融合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拓展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成本三个方面来缓解融资约束。第一，数实融合提升了企业经营活动的数据可视化水平及信息透明度，提升了企业信用信息获取与验证的可操作性，降低了银企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还有助于外部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全面了解企业经营与信用风险情况，改善企业信用状况的评估体系，缓解企业融资困难的局面。第二，数实融合能够推动金融服务方式的升级，拓宽了企业的资金筹集的渠道。金融机构通过采用数字供应链金融、线上信贷平台等新兴金融工具提升了信息处理的效率以及风险识别能力，有效降低了企业融资门槛，扩充对中小企业融资的覆盖能力范畴。第三，企业在融合阶段积攒的大量运营资产数据，采用确权和价值评估等机制可转化成可用于质押或信用担保的数据资产，成为新的可融资抵押品，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担保能力，增强了企业融资的可得性以及议价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抵押体系对轻资产企业的限制，进一步缓解了融资约束。 第四，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盈利水平，降低了企业的信用风险溢价，进而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缓解了融资约束。
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提升企业韧性的关键路径。融资约束的缓解能够提升企业的资金可得性，使企业有能力增强研发投入力度、扩大生产规模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升企业面对冲击时的抵抗力与恢复力。稳定的融资渠道能够保障企业的创新投入与技术升级，使企业面对外部冲击时能更快恢复运营和重塑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企业韧性。此外，融资约束的缓解提升了企业应对危机时的资金调度和应急响应能力。高融资约束的企业通常资金储备不充裕、外部融资渠道狭窄，面对市场波动或政策变化时，难以及时调整资源配置和采取应对措施，导致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而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通过多元融资路径迅速获得资金援助，保障经营活动的稳定性，增强其应对外部冲击抵抗力和恢复力，从而进一步增强企业韧性。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
H3：数实融合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增强企业韧性
3.数字化转型效应
数实融合通过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耦合，已成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渠道。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重塑了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通过推动生产流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能够有效缩短生产周期、减少资源消耗和提高资本周转效率，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生产力和经营能力，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加快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为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提供了支撑条件和配套服务，进而推动数字技术向实体经济各个核心环节的渗透与融合，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能够提升企业韧性。第一，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能够增强运营期间的信息透明度与数据处理能力，让管理层能够及时地识别潜在风险并作出策略，进而提升企业抵抗风险能力。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内部信息传递效率和监督能力，降低了内部沟通和协调的成本，有助于提升组织响应速度和决策效率，进而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第三，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减少投资者与企业间信息的不对称，维护市场预期及投资者信心，有助于稳定企业外部融资与市场关系，从而提高企业韧性。第四，企业通过构建以数据为驱动的弹性供应链系统，提升了供应链灵活性、供需匹配效率和实现各个环节的高效协同，进而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五，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期间可以突破传统组织界限与时空局限，拓宽资源获取渠道以及替代途径，增强资源重构与流程优化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企业韧性。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4。
H4：数实融合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来增强企业韧性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1）用于基准回归：
其中，下标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p代表省份。被解释变量
表示企业i在t年的企业韧性水平。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企业i在t年的数实融合程度。μ、ν、η分别表示为企业、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集合，
为误差项。其中，
为需要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若
的系数为正，说明数实融合能够增强企业韧性，支持本文理论预期。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企业韧性（RES）
企业韧性是指企业在面临外部冲击与各种变故的时候，仍能够维持稳定运营、实现快速恢复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核心内涵是企业在应对风险、调整资源与适应环境所展现的综合能力，并具有时变性、多维性与动态性特征。本文将企业韧性分为两个维度，分别衡量短期市场反应能力即“抵抗力”和长期恢复成长能力即“恢复力”。首先，抵抗力强调企业在外部冲击下保持稳定运营的能力，而企业的股票价格变动能够及时反映资本市场对其经营稳定性的预期。当企业面对外部冲击时，股票价格的波动幅度越小，说明企业抵抗能力越强，即企业韧性越高。其次，恢复力强调企业面对冲击时能够通过长期整合资源和战略调整来实现恢复经营的能力。当企业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与市场响应能力时，能够将危机冲击转化为战略调整的契机，进而推动企业绩效改善。而企业业绩的增长能够反映企业在遭受外部冲击后，能否有效恢复生产经营和重建市场信任，企业绩效越高，说明企业恢复能力越强，即企业韧性越高。因此，本文参考Ortiz-de-Mandojana和Bansal的研究方法，抵抗力指标采用企业年度内各月股票收益率的标准差进行衡量，恢复力指标则采用企业三年内累计销售收入增长额进行衡量。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两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并加权整合，将企业年度内各月股票收益率的标准差设为负向指标，企业三年内累计销售收入增长额设为正向指标，最终构建出企业韧性的综合指标得分。
2.解释变量：数实融合（DERE）
本文采用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作为衡量数实融合发展水平的核心解释变量，从而客观反映不同地区的数实融合发展水平。参考王军等和张帅等的研究方法，分别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与实体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应用环境与数字创新环境四大维度构建；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则从实体经济发展结构、发展规模与发展潜力三大维度构建，其中，实体经济生产总值通过各省行业生产总值剔除金融与房地产行业的生产总值测算获得。指标选取见表1。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各维度下的指标进行标准化与加权，分别得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省份数实融合程度进行测度，并构建数实融合综合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DERE表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融合程度，融合程度范围设定为0—1，其数值越大，表明数实融合水平越高。DE和RE分别表示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实体经济发展水平。α和β分别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权重系数，用以反映两者在融合测度中的相对重要性。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因此，本文设定权重系数α和β均为0.5。
表1 数实融合指标体系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企业年龄AGE（企业当前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加1后取自然对数值）、产权性质SOE（国有控股取1，否为0）、现金流CASH（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资产负债率LEV（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净资产收益率ROE（净利润与平均净资产的比值）、股权结构TOP1（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董事会规模BSIZE（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8—2022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相关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国泰安数据库。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避免极端值的干扰，本文剔除样本期内ST、*ST及PT类企业样本；剔除金融和保险行业的样本；去除关键指标缺失或存在异常值的观测值；对核心连续型变量进行1%双侧缩尾处理。最终获得33730个有效观测值，主要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均处于合理区间范围内。
表2 描述性统计
（一）基准回归
表3为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仅包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为仅加入企业层面的财务与治理类变量的回归结果。列（3）为加入年份、企业和省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4）在同时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0159，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H1得以验证。
表3 基准回归
注：所有表格中的***、**和*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为聚类到企业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方式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Boubakri等的研究方法，采用企业滚动三年期经行业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标准差，作为衡量企业韧性的指标测度，以反映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风险承担能力。该指标能够剔除由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周期性变化带来的影响，从而更准确地衡量企业个体层面的盈余稳定性，从而反映企业韧性水平。将该指标纳入模型（1）中重新回归，结果见表4第（1）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剔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直辖市在数实融合进程中相较于别的地级市具备区位与资源优势，诸如高水准的经济发展、高水平的数字基础设施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造成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偏差。因此，本文将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样本去除，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第（2）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说明研究结论可靠。
3.筛选样本
2015年中国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加剧了企业融资约束，削弱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会影响企业韧性；2020年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生产停滞、供应链受阻及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经营压力，进而会影响企业韧性。为防止重大外部冲击给回归结果带来的干扰，本文分别剔除了2015年与2020年的样本数据，回归结果见表4第（3）列和第（4）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4.加入行业固定效应
本部分在模型（1）中进一步引入行业固定效应，同时控制行业、企业、省份和年份四个维度的固定效应，以有效排除因行业间技术结构、市场环境或政策支持差异所引发的系统性偏误，增强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4第（5）列，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结果稳健成立。
表4 稳健性检验
（三）内生性检验
企业数实融合行为和企业韧性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一方面，韧性水平更高的企业在资源配置、环境适应和战略响应方面能力更强，能更有效地推进数实融合进程。另一方面，企业推进数实融合行为一般是渐进的过程，涉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应用与流程改造等多个关键阶段，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存在滞后现象。对此，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种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一是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分别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二是采用Lewbel所提的工具变量构造方法，采用某年份省级数实融合指数与其均值差的三次方构造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表5的第（1）列、第（3）列和第（5）列可看到回归结果，三个工具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所估计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符合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对于弱工具变量检验，第一阶段回归的F值远高于10%显著性水平所对应的临界值16.38，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由表5的第（2）列、第（4）列和第（6）列所示可知，不管采用哪类工具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在处理潜在内生性问题后，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证实了本文核心结论的可靠性。
表5 内生性检验
（四）异质性分析
1.企业产权异质性
数实融合背景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管理模式、资源禀赋状况和融资环境等方面有显著差别，进而影响企业韧性。本文按照企业的产权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回归。从表6的第（1）列和第（2）列结果看出，数实融合只在非国有企业里对企业韧性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更好地比较组间系数差异，本文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来检验分组回归后的组间系数差异，由经验P值可知，两组样本中的回归系数存在显著差异，即数实融合对非国有企业的韧性水平影响效果更强。具体而言，非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决策环节简短和组织的响应速率高的特征，有利于企业面对危机时及时整合数字资源。非国有企业还面临更强的市场竞争压力，而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加快产品与服务的迭代速度，从而增强企业适应力。此外，非国有企业通常存在融资约束显著、资金储备有限的问题，更愿意引入数字化管理系统对资源配置进行优化、降低管理成本与财务风险，从而强化企业韧性。
2.企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
企业要素密集度体现出企业对数字技术应用的依赖程度，进而对企业韧性产生影响。本部分以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员工数量比值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要素密集程度的指标。依照该指标的中位数，高于中位数的企业为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低于中位数的企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由表6第（3）列与第（4）列的结果可见，数实融合能够增强资本密集型企业的韧性，且同样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资本密集型企业由于固定资产比重大、生产流程复杂且管理链条较长，对信息整合与资源配置依赖较高。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增强管理效能和决策响应速度，进而增强企业韧性。而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依赖劳动力投入，数字基础设施偏薄弱，难以实现数字技术的有效整合与应用，从而削弱了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的提升效果，影响效果不显著。
3.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异质性
内部控制水平作为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关键组成，影响企业在危机中的应变能力与风险抵御能力，从而影响企业韧性。本部分选用迪博数据库中的内部控制指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值，作为衡量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指标，并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分成高和低内部控制水平企业。从表6第（5）列和第（6）列的结果可知，数实融合仅在内部控制水平低的企业里，对企业韧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同样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数实融合夯实了内部控制能力弱的企业管理基础，提升了管理信息的透明度和流程的规范性，提高了企业的决策效率和执行能力，让企业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快速响应并灵活调整战略，进而提升企业韧性。
表6 异质性分析
（五）机制检验
根据理论分析可知，数实融合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等三条路径来影响企业韧性水平。本部分重点研究数实融合对机制变量的影响，构建如下机制检验模型：
其中，
为机制变量，其余变量与基准回归模型一致。本部分选取三个机制变量进行分析，衡量方法如下：一是借鉴赵宸宇等的方法，使用专利申请数量的自然对数加一的数值来衡量企业创新能力，该指标能够反映企业在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方面的活跃程度。二是参考Hadlock和Pierce的方法，用FC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该指数值越高，说明企业越难以获得外部融资支持，融资约束越严重。三是参考吴非等的方法，采用文本大数据识别的方式提取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的特征性关键词，统计其词频并加一后取自然对数值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数值越高，表明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越强，转型推进速度也越快。
表7列（1）的回归结果所示，数实融合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数实融合能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从而验证了数实融合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韧性的机制路径。表7列（2）的回归结果所示，数实融合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其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压力，进一步验证了数实融合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以提升企业韧性的机制路径。表7列（3）的回归结果所示，数实融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数实融合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验证了数实融合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企业韧性的机制路径。因此，表7的机制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设H2、假设H3和假设H4。
表7 机制分析
企业韧性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持续推进数实融合有助于提升企业抵御风险能力与恢复能力，对增强企业韧性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2008—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性地研究了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作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数实融合能够显著增强企业韧性，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实融合能够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缓解融资约束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三个机制路径来提升企业韧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低控制水平企业中，数实融合对提升企业韧性的影响效果更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政府应加大对数字技术研发投入规模和提高数字技术供给能力，优先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在实体企业生产、管理及服务全链条的深度融合应用，进而提高企业抵御市场波动与外部冲击的能力。政府还要前瞻布局量子计算、6G等前沿技术领域，增强国家数字技术竞争水平，为企业进行数实融合行为提供前沿技术支撑。政府通过设立重点研发专项、发放财政补贴和成果转化基金的方式，带动上下游协同攻关，加快技术成果向企业转化及落地，为建设高韧性现代产业体系筑牢坚实基础。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布局，重点推进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关键基础设施的统筹部署，重点攻坚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集聚区的数字资源覆盖程度与服务能力，以消除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同时，向中小企业全面构建数字技术服务平台，给予技术咨询与技能培训，提高其数字技术吸收与组织管理能力，推动实体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企业韧性水平。
政府构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按照企业数实融合转型的切实需求，设立数字化人才培养专项基金，推动高校开设数字化相关课程，强化产教融合，重点培养数字化复合型人才，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输送人才力量。政府应健全校企共同育人的机制，激励高校和职业院校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打造实训基地与设置实习岗位，提升与实际岗位需求的适配度，进而提升劳动者的数字素养能力。政府还应优化人才引进政策，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以及住房保障等手段来吸引高素养人才向核心产业集群集聚，进而提升企业人才韧性。
企业应充分领悟数实融合的战略价值，将其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韧性水平的关键路径。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与技术变革，企业需立足自身发展阶段，科学制定企业发展目标，积极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对生产流程与管理体系进行改造，进而提升运营效率与资源配置能力。同时，企业应跟上产业变革的趋势，主动培育依托数字技术的新业务形态与发展模式，整合内外部资源，构建高效协同的组织体系，增强企业适应能力和发展韧性，从而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应构建健全的财务风险识别与评估机制，重点监测市场波动、信用违约与流动性短缺等潜在风险，并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强化供应链的数字化治理能力，深化与上下游企业的信息协同，构建稳定、高效和透明的供应链生态系统，以此有效降低外部不确定性对日常经营的冲击，为企业在复杂环境中稳健运营提供坚实保障。同时，企业应把使命驱动和责任导向作为核心要素，重点培育与发展目标高度契合的企业文化，增强员工价值共识和组织的认同感，提升组织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