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积累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动力。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重新转化为资本，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是同一个过程。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产生后，以价值形态占有社会财富和劳动产品的生产形式成为社会的主要形式，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也采取了价值形态。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以及劳动产品的价值形态占有，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以价值增殖为内容的生产方式。资本是价值形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它的出现使整个社会的剩余产品有了新的投资场所。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破了前现代社会狭隘的地域和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限制，蕴含了巨大的生产潜力，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将剩余的增长与生产力进步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社会形态。”尽管资本积累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发展，但资本积累并不能自我持续，在此过程中会遇到大量问题，这便是资本积累的固有矛盾。由于积累是资本的本性，因而资本积累的固有矛盾，又可以被称为资本的内在矛盾。所谓资本的内在矛盾，是指资本在积累过程中产生的阻碍价值增殖的一系列负面问题，如商品价值实现困难、严重的阶级矛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早注意到资本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积累规律时指出，“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总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资本会通过各种手段延长“寿命”，摆脱困境。例如，不断开拓市场，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纳入资本积累和循环的体系中；在表面上向劳动者让步，允许劳动者组建工会、参与民主政治活动，甚至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让劳动者自觉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加快周转；等等。21世纪以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智能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人类正步入智能时代。作为一种充满变化、对科学技术极为敏感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也深受智能技术的影响。无疑，先进智能技术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效率，使得资本在极短时间内获取更多财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内在矛盾的消失，更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相比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智能时代的资本积累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因而资本的内在矛盾也有许多新的表现。
（一）数据的资本化及其主要表现
在智能时代，数据成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生产要素，数据的资本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首要特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丹·席勒就注意到先进信息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影响，并提出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根据席勒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危机之中，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资本积累面临困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垄断资本游说政府，将“二战”期间由政府掌握和控制的信息行业与部门逐渐向私人企业开放。“正是为了应对外部的经济挑战，同时削弱国内传统产业工会的权力，美国的企业主和他们的政治盟友才开始全面拥抱数字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汹涌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先后在英国、美国出现，西方政府战后建立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即政府对资本的一系列管制被取消，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成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正确”。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资本涌入信息技术领域，促进了信息技术的研发和信息行业的发展。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西方主要经济体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货币供给量大幅度增加，而经济持续低迷导致投资前景不明朗，以风险资本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大举进军数字平台，推动资本主义平台经济迅猛发展。加上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物联网等一系列技术的应用，传统企业受到巨大冲击，新的商业形态和就业形态层出不穷，全球经济体系包括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被重构。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数据早已有之，但受制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科技水平，直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普及后，因为数码化而记录、积累成为可供计算机快速提取、分析的大数据才成为现实。今天，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记录并转化为数据，数据可谓无处不在，以数据为中心的大数据已经广泛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智能时代的主要特点是数据和处理大数据的先进技术的应用，故而智能时代也可以称为数字时代。
数据无疑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新的机遇。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的调拨和消耗，到劳动者劳动时间与休息时间的分配等，都需要较为精确的计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天然与数据密切联系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马克思当年在研究资本积累时就已经发现，资本总是喜欢“‘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当今的各种监控设备更是成为资本控制劳动者和劳动过程，尽可能多地占有劳动者的时间，包括闲暇时间提供了新手段。其次，商品生产完成后，资本家面临商品价值实现问题，也就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将商品销售掉，让商品完成“惊险的跳跃”。商品要尽快销售出去，除了与商品自身的质量有关，还与市场需求、竞争程度等因素有关。这就要求企业密切关注市场动态、消费者偏好等，这些必然涉及数据的搜集和处理。特别地，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以往批量化商品生产的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消费者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由此，一些企业通过记录人们日常生活，包括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经过分析，获取其消费偏好后，向其推荐个性化广告，或者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在“一切皆可记录”的时代，社会大众以几乎完全免费的方式持续贡献数据，这些数据成为互联网上最大金矿，被资本无序开发和占有，产生了大量利润。最后，资本利用大数据实现价值增殖还体现在政治方面。资本积累在陷入困境时，往往需要政治的协调。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扮演着服务资本顺利实现价值增殖的角色。在当今，资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思想与行为，让社会大众自觉自愿地为资本积累服务，被资本剥削而不自知，从而政治呈现出愈加明显的操控型特征。这方面的典型路径就是西方垄断资本及其主导的科技公司通过控制信息来源和信息传播渠道，构建“信息茧房”，使民众生活在一种扭曲的信息环境中。长久以往，民众的认知和偏好已经不再是自由环境下基于独立思考所形成的，而是被垄断资本驯化过的；其行为也不是自主和理性，而是在被隐匿操控下作出的决策。“技术并不仅仅是在消费者的意义上影响着我们，其影响更体现在公民层面。在21世纪，数字技术就是政治本身。”
综上所述，数据可谓智能时代的核心资产，影响并改变着社会各方面，数据的资本化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所谓数据资本化，是指数据被纳入到资本积累的体系中，成为助力资本积累的关键性要素。数据资本化的主要表现有：第一，“数据圈地”运动。数据资本化的首要表现是资本使用各种途径和手段掠夺数据。垄断资本获取数据主要不是通过线下调查问卷的形式，而是打造数字平台，通过平台将人们在使用网络过程中产生的源源不断的数据存储起来。此外，数字平台还可以帮助资本构筑具有垄断性质的数据池，从而使本可以共享的数据成为资本独占的“数字领地”。除了通过打造平台来圈占数据，资本还“抢先兼并”一些有潜力的数据公司，或者通过“烧钱”、补贴等形式扶持企业、吸引用户。第二，“大数据军备竞赛”和“算法军备竞赛”。获取数据只是第一步，关键是对数据进行开发和利用。随着量化分析，也就是可以处理并分析海量信息的算法模型被应用并成为趋势后，加上机器学习能力的不断精进，大数据在各个领域表现得愈加出众。在基于大数据基础上的算法经济中，市场玩家能够在重要的经济活动中正确锁定潜在买家，不断强化自身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的反应速度。“企业利用算法成功实现了财富由消费者到商家的转移。”在最看重速度和时间的金融市场，金融垄断资本也早已将算法应用其中。“如今的证券市场成了古罗马竞技场，算法是角斗士，普通人只是站在一旁观战的看客。”第三，生产的智能化转型。物质生产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场域。随着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正向智能化转型，智能生产力正成为新型的生产力样态。资本主义生产智能化转型主要体现为传统工厂大量使用智能化设备，生产车间中的许多工人被各类智能化的机器体系，包括机器人取代。出现这一现象的机理是各种智能传感器和软件系统被安装到工厂的各个角落，特别是机器上，实现了物与物的相连，机器生产、原材料消耗等情况被实时掌控，少数技术人员和工人只需要通过计算机就能够实现对生产过程的跟踪和改进。
（二）社会资本的过度集中
数据类似于石油，为资本积累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然而，数据资本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是社会资本的过度集中。
马克思曾将单个资本的增加归纳为两种方式：积聚和集中。积聚是指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直接以积累为基础的或不如说和积累等同”，从而单个资本规模增大，随着单个资本的增大，社会上的总资本也增大。集中是指现有的若干资本合并到一起，从而原有的个别资本总额增大。在资本集中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总量没有变，变化的是不同资本家手中掌握的资本的数量。“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膨胀成很大的量，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人手中丧失了。这是不同于积累和积聚的本来意义的集中。”显然，从单个资本的变化角度来看，集中比积聚要快得多，积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大企业和大资本往往都是通过资本集中的途径出现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出现了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以及少量的企业并购现象，从而企业的生产规模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产生了马克思所称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企业。“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企业并购现象不断增多。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大量新兴工业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些工业部门的共同点是生产规模庞大、生产技术复杂，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由此，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大规模集中，从而确保生产的物质要素得到有效保障。在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只能通过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来实现。于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和社会产品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型企业之中。“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当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垄断。在垄断的形成过程中，工业生产和商业流动活动越来越依赖于银行的资金供给，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逐渐融合到一起，形成了金融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企业并购，包括跨行业、跨部门和跨国并购成为一种十分普遍和常见的现象，其结果就是产生了新一代跨国公司，资本主义演进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本文所提及的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并购过程中，传统企业经营重心转移的产物。新一代跨国公司的大发展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现代信息技术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科技文化交流、国际人员流动以及国际贸易开发和配置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国际经济关系整体的扩大和加强，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扩张。”随着数据资本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资本以更快的速度被集中到少数大公司，少数大公司的规模更加庞大，成为超级巨型公司。从历史比较的视野看，在一百多年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财富主要掌握在那些经营铁路、矿业、钢铁、银行等行业的资本寡头手中，富豪们的造富周期在几十年以上，但在当代，传统产业逐渐式微，社会财富主要掌握在与数据和信息技术相关的资本寡头手中，富豪们的致富周期被压缩到令人惊愕的数年。最近几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行业和市场集中度不断攀升，特别是最近十多年，快速崛起的“明星企业”几乎都与信息技术相关，如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等，它们的市值已经到了可以比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总量的水平。
社会资本的过度集中，又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资本积累的负面问题：一是严重的垄断。社会资本被集中到极少数公司或企业，自然就产生了垄断，这些企业获得强大的市场势力后，必然“滥用市场势力为自己牟取利益”。与严重的垄断问题相伴随的是市场竞争下降、私人投资减少、技术进步受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借助于强大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科技巨头在获得垄断地位后，服务新客户的成本几乎为零，企业就将大量资本消耗在如何维持垄断地位、压制竞争者、剥削消费者、游说政府、左右法律、滥用知识产权保护上，从而自我创新动力不足，影响了市场竞争，导致私人投资规模减少、技术进步受阻。二是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垄断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还发生在不同资本家之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量低技能和中等技能的劳动力被取代，劳动者和资本之间必然产生收入和财富鸿沟。更为严重的是，社会资本被集中到极少数公司，极少数资本寡头能够“赢者通吃”“两头通吃”，大量中小企业和资本家的市场势力被削弱，濒临灭亡或破产。早在20世纪末，戴维·C.科顿就发出预警：“全球发展的趋势很清楚，那就是市场和生产性资产的控制权正日益集中到一小部分公司的手中......公司巨头们正在裁减人员，但却没有减少自己对市场、金钱或技术的控制。”智能时代到来后，加重了这些现象，“大公司正在吞噬世界”的言论并非夸大其词。三是严重的“脱实向虚”。“脱实向虚”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典型表现是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入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通过炒作虚拟资产的方式实现价值增殖，其实质是部分资本绕过物质生产，以一种新的方式瓜分剩余价值、剥削劳动者，结果是国民经济越来越脆弱。表面上看，智能时代先进的信息技术被大量资本追捧，似乎可以催生更多的产业，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然而资本主要是炒作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新概念，通过拉高一些公司和企业股票价格的形式套取财富。在这种示范效应下，“脱实向虚”问题愈加严重。
综上所述，在数据资本化进程下，资本集中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产生的负面问题也越来越多。马克思曾预言：“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预测。社会资本的过度集中已经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二元经济结构，即以超级巨型公司为核心和以大量中小企业为边缘的两大部分，这种经济结构也影响到了社会结构，形成了下文提及的技术封建主义现象。
（一）资本平台化的产生机理
前面提到，平台是资本占有数据的重要途径。平台是一种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它使得多个群体能够进行十分便利的联系。如果说数据是当今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那么平台就是一种新型和强大的经济组织。数字平台是智能技术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改造的产物。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个体、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晰，企业从事生产，市场提供交易场所，个体既可以被企业雇佣，也可以从事独立的经济活动。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便了个体和企业的各种需求，不同群体、企业可以在市场中完成交易，但依然存在诸如信息不对称、信任缺乏等问题。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算法等技术的应用，一种兼具企业和市场双重功能的新型经济组织应运而生。首先，它能够快速采集和传输现实物理世界中的各种信息，将其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的二进制可编程数据；其次，它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能够快速回应现实社会中各类主体的需求；最后，在回应各种需求，处理海量数据的基础上，它能够模拟和控制各种经济活动，甚至替人类作出相关决策。这种集信息提取、搜索、社交、金融等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经济组织，就是数字平台，如数字信息交互平台、数字电商平台、数字定位出行平台、数字金融平台、技术支撑数字平台等。数字平台可以为“数字化的人类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提供基础性的算力、数据存储、工具和规则”。因此，数字平台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和技术革新，而且它在改造传统生产要素的基础上，催生了一批新的经济业态，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由此，当今社会大量经济活动被集成到数字平台上，数字平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基础设施。
对于资本而言，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必然促使其将数字平台纳入积累的体系中，从而产生资本的平台化现象。之所以这里使用资本平台化，而不是平台资本化的说法，主要原因是在以往的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活动中，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折射，其力量总体上能够较为清晰地被感受到，如资本家雇佣工人、投资企业、销售商品等，而数字平台出现后，资本与物质生产、劳动者的关系越来越模糊，资本具有借助数字平台将自身隐匿起来，消解同其他主体关系的趋向。具体地说，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增殖需要经历雇佣劳动者、购买原材料、建立厂房、生产产品、宣传和出售商品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消耗成本，如对劳动者支付工资、对管理者支付经理工资、对研发人员支付专利费和发明奖励等，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由此可见，资本的价值增殖速度有限。然而，数字平台的出现为资本摆脱物质生产、以极低成本实现增殖提供了可能。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拥有企业和付出大量成本不同的是，很多数字平台几乎没有消耗多少资金到内部资源上，至多在初创期支出一定成本，也就是它们可以做到不需要直接雇佣工人、建立厂房和仓库、购买原材料，实行“轻资产”运作模式。进一步地说，数字平台不直接创造价值，而是将可能产生成本的活动全部外包出去，依靠技术支撑促成多方供求之间的联通。尼克·斯尔尼塞克将那种无资产的公司称为精益平台。“精益平台通过一个超外包的模式来运作，即员工外包、固定资本外包、维护成本外包以及培训外包。剩下的只是提取最小值——控制平台，就可以获得垄断租金。”特别地，处于垄断状态的互联网头部平台与大量的小微生产体或非平台组织形成“中心—散点”式的生产结构。这使得小微生产体或非平台组织完全依附于处于中心位置的数字平台，生产什么、完成什么样的任务、收入是多少，完全由平台来决定。这一模式推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劳动者或小企业被纳入到由极少数巨头企业掌控的生产体系中。从劳资关系的角度看，数字平台中的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一方面，智能时代下极少数富可敌国的资本家往往是通过复杂的资本市场控制和占有企业，他们完全可以不与任何边缘企业或个人签订雇佣合同。特别地，利用数字平台谋生的劳动者被定义为“自己的老板”，资本不承认和劳动者存在雇佣关系。另一方面，劳动者所获得的绝大多数任务是通过外包的途径，一些劳动者还在以按需劳动为特征的零工经济中维持生存，更加不可能与任何企业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伴随雇佣关系淡化的是工友的“消失”。所谓工友“消失”，主要指在数字平台中，全球各地的劳动者被吸纳到外包、零工经济中，他们彼此完全独立，不认识对方，更没有机会与对方面对面接触，完全遵循西方垄断资本的意志和要求完成特定任务，获取一定酬劳。此外，匿名和普通的顾客在数字平台的运行中扮演着十分独特的作用。在新兴的平台经济中，顾客或消费者扮演的角色与传统经济差异极大。他们既可以充当“上帝”，对劳动者施加强大影响力，甚至促使劳动者付出情感劳动。如在直播带货中，各个主体的情感劳动和情感实践，其目的是营造一种氛围，让顾客在消费中享受情绪价值。“劳动者的自我呈现是剧本和台词精细设计后的结果，往往朝着受众更愿意接受的角色方向而努力，从而获得更多能够被货币化的喜爱或情绪。”他们也可以直接参与到平台劳动中，成为互联网的“产消合一”者。如被网络流量捆绑的粉丝群体，他们狂热地为偶像创造数据流量，为此不惜投入大量的情感、财力和精力。“在流量时代的粉丝生产中，资本依旧是重要的驱动力，粉丝群体沦为商业齿轮运转中的一颗颗螺丝钉。”
简言之，资本利用数字平台降低了运行成本，淡化了雇主责任，甚至将劳资冲突转移到消费者和平台系统中。因而，本文更倾向于使用资本平台化的概念。
（二）技术封建主义的兴起
在资本的影响下，数据和平台的“合流”必然为资本带来巨大财富，但其负面结果是社会上产生了一小撮依靠技术掠夺他人财富的食利者阶层，极少数数字巨头如同封建领主一样不劳而获，绝大多数人如同封建农奴一样失去自身劳动成果，被束缚在平台上，西方社会呈现出新的封建等级结构，资本主义越来越像封建社会。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技术封建主义”。
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生产规模普遍较小，劳动者之间的协作程度不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地主和封建贵族手中，农民和小生产者只能依附于地主和贵族，通过租种他们的土地获得微薄收入，绝大多数经济剩余被地主和贵族占有。封建贵族和地主占有经济剩余的主要形式是地租与税赋，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将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生产剩余占有，根本原因是其拥有生产资料，从而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地主和农民之间是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获得了表面上的人身自由，不需要依附于任何阶级，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得不以另一种身份，即产业工人的身份被资本家雇佣和剥削。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形式占有社会的经济剩余。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持续推进，特别是劳动者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持续斗争，资本家被迫作出让步，劳动者的权益逐渐得到一定的保障。但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数字平台的存在却让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封建化”。
如果我们将平台及其相关的虚拟空间看作是广袤的“土地”，似乎这片“土地”对所有参与者而言都是平等的，但力量强大的数字平台都在竭尽所能地获得垄断地位，不平等、分化往往是平台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的结局。首先，数字平台在发展初期，经常通过提供免费服务的方式，获取海量的稳定用户，再通过投资、流量控制、支付、数据分析等服务控制合作经营者，借助超级平台的地位形成新型垄断形式。具有高黏性海量用户的超级平台，成为整个数据市场流量垄断的基础。它们全方位打通社交、金融、电子商务、内容分发、应用商店等账号，成为整个数据市场的流量入口。超级平台之所以逐步取得市场中的寡头地位，在于其自身能够营造出相对完整的网络生态系统，进而汇聚大量流量、信息、数据，提高转换成本，最终实现“赢者通吃”。换言之，极少数平台能够凭借数据和资本的垄断优势，建立庞大的数字生态系统，取得巨大的市场竞争优势，使市场呈现寡占或独占的格局。其次，平台利用算法强化其对数据和流量入口的控制，取得竞争优势，提高市场的进入壁垒。平台按照服务特性产生优势，连接多个用户群，建立联系，形成并维持生态系统，通过并购扩展全链条生态系统，弱化传统经营者的市场地位。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和中小经营者而言，接受的都是算法给出的决策，所谓的自主权往往是虚假的。算法是数字平台输入和输出决策结论的一系列步骤，是各类智能技术构成要件的核心，是数字平台运用和展开的基础性要素，也是平台能够持续发展的驱动型力量。算法是帮助平台控制和影响他人的重要技术手段。最后，数字平台通过各种租金的形式转移劳动者和其他中小经营者创造的经济剩余。在虚拟空间，平台还拥有对他人虚拟资产进行赋值、占有和处置的权力。由此，在超级平台控制的“土地”上，平台垄断着数据和技术等，使用算法控制他人，获取巨额财富，极少数资本家成为“数字领主”，绝大多数劳动者和中小经营者依附他人，成为“数字农奴”。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数据和算法让交易更加有效率，但这是在符合少数资本利益和意志下达成的有失公允的交易，市场已经失去可以提供自由和自愿交易的功能，而是被算法和平台取代；平台取代政府，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影响乃至重塑社会生活，控制个体，导致政府的权力流散，权威下降；平台通过租金的形式掠夺社会的经济剩余，抑制了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活动；平台如同封建领主一样，“招兵买马”，扩张地盘，不停地争夺用户，使大量社会资源被浪费。最终，社会被数字平台分割，平台的食利问题愈加严重，资本主义再度“封建化”。正是由于数字平台通过收取“租金”来盈利，贾森·萨多夫斯基将平台称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新房东”，“这些平台公司实际上是在重振一种传统形式的食利资本主义”。
技术封建主义是对资本平台化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理论概括，它表明资本能够通过数字平台在虚拟世界剥削和影响他人，其权力具有超越现实政府的趋向。技术封建主义与上文论述的社会资本过度集中密切相关：极少数公司或资本寡头拥有大量资本，垄断技术和数据，占有过多财富，引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分化。
（一）数字劳动的内涵与类型
资本在智能时代的积累除了依托数字平台圈占数据外，还离不开具体的劳动者。相比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大量劳动者在工厂中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智能时代的多数劳动者是在虚拟网络空间中为资本创造财富。恩格斯曾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工厂是资本家和劳动者建立联系，以至于斗争和博弈的最重要场域，资本家最初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等形式，使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超过可变资本价值（工资），进而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机器的应用，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家获得的财富不断增多，劳动者却日益贫困，这引发了激烈的阶级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建立，特别是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现代服务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大量工厂消失，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当下，先进的智能技术为西方劳动者快速获得工作和收入，甚至自主创业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些似乎都昭示着劳动者的贫困和劳资矛盾的彻底消失。然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劳动方式和劳资关系。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从事有形的物质产品生产，智能时代下相当部分西方劳动者从事的是非物质产品的生产，这种劳动便是数字劳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先后提出受众劳动、“产消合一”“玩劳动”、数字劳动等概念，用来研究后工业社会，特别是信息与通信技术影响下出现的新劳动活动。究竟该如何认识数字劳动的内涵？马克思曾经对生产劳动进行过考察，可以为我们把握数字劳动的内涵提供借鉴。马克思从三个密切联系的方面概述生产劳动的内涵：一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二是被资本家雇佣，能够推动资本实现增殖的劳动。“钢琴制造厂主的工人是生产劳动者。他的劳动不仅补偿他所消费的工资，而且在他的产品钢琴中，在厂主出售的商品中，除了工资的价值之外，还包含剩余价值。相反，假定我买到制造钢琴所必需的全部材料（或者甚至假定工人自己就有这种材料），我不是到商店去买钢琴，而是请工人到我家来制造钢琴。在这种情况下，钢琴匠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劳动直接同我的收入相交换。”三是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工人即生产资本的工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劳动实现在商品中，实现在物质财富中。”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可以指认，并不是一切与数据或智能技术相关的劳动都是数字劳动，而是被资本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雇佣，且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被当作商品出售的劳动才属于数字劳动。这里所说的直接雇佣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情况基本等同，也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不得不接受资本家支配；间接雇佣，主要指在当代各种外包的形式下，劳动者无法直接与资本家签订合同，但其活动被纳入到资本积累的体系中，处于价值增殖的必要环节中。
依据以上论述，可以大体上把数字劳动分为两类：一是被资本家直接雇佣，从事各类数字化技术研发的劳动，以及处理数据或将数据加工为数据商品的劳动。这类数字劳动，既包括十分复杂的如算法开发和优化等活动，也有较为简单的如数据处理和分析等活动。二是没有被资本家直接雇佣，但其活动为资本积累提供必不可少的数据原材料或其他支持。这类数字劳动又可以分为两类：其一，在平台上产生各种用户生成内容的活动（点赞、转发、评论、数字内容发布等），它们的产生需要消耗用户的时间和精力，不仅是用户一定创造力的体现，其存在也体现了用户的偏好和行为模式，这也是资本竭力占有数据的重要原因。其二，在智能算法提升、平台运行的过程中，还存在智能技术无法解决，需要大量人力处理的活动，如图片分类、内容审核、数据标注等。尽管从事上述两大方面劳动的劳动者没有被资本家直接雇佣，他们是以各种外包的途径接收一定任务，但其劳动和劳动成果早已成为资本积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亚马逊当年在构建网络市场的过程中，试图开发能够精准识别网站上所有重复和不适宜产品的软件，但事实证明，计算机无法处理这项任务。亚马逊没有雇佣额外的工人，“而是开发了土耳其机器人平台，将这项工作作为人工智能任务，外包给网络用户。软件会生成一份预选产品清单，将假定的复制品上传至土耳其机器人平台，由平台注册的工人来决定商品是否真的是复制品，并换取2美分的报酬”。
随着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领域，从事数字劳动的数字劳工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十分庞大和惊人的地步。由于数据和数字平台对资本的积累至关重要，因而第一类数字劳动必然是资本十分看重的活动，它起到为资本积累提供技术支撑和数据原材料的关键性作用。前文提及的通过平台获取他人数据、监测用户、对用户进行画像、持续优化算法模型、“大数据军备竞赛”等都是具体体现。在现实中，第二类数字劳动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所谓普遍性，是指数字平台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全球化，使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数以亿计劳动者以各种形式为资本积累服务；所谓特殊性，是指绝大多数劳动者并没有被西方垄断资本雇佣，其劳动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亦即处于非雇佣、非正式就业，但遭到剥削的尴尬境地。如在游戏产业的开发和运行过程中，“涉及多种制作、流通线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钶钽铁矿开采、墨西哥的电脑组装，到制作数百万个像素物体的韩国数字工人、印度客服热线、中国的光盘和游戏包装生产——即使是单个游戏的制作，也涉及各种经济路线和层面。数字劳动力分布在全球各地，以各种方式进行划分，并按等级分层排列”。还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不仅阅读信息，也生产很多内容，但这些数字劳动“类似于家务劳动，因为这种劳动没有工资，主要是在业余时间进行，没有工会代表，很难被认为是劳动”。总体而言，可以将全球的数字劳工分为四类：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玩工”。相比过去，全球化、市场化、自由化和智能化的当下，数字劳工没有固定的工厂可以依托，无法组建工会，很难形成阶级意识，处于严重的不稳定状态。
（二）数字劳工的不稳定性
数字劳工的不稳定性是资本逻辑主导下智能技术对传统劳资关系改造的必然结果。
一是知识和技能的加速贬值及其带来的不稳定性。智能时代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技术进步最为迅猛的时期，在先进技术影响下，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财富的丰富程度也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然而，同“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的情况类似，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逐使得资本痴迷于新技术的研发，而不是用技术造福劳动者，从而导致劳动者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处于快速贬值状态。由此，即使是那些从事软件开发和算法设计等十分复杂劳动的数字劳工，也因技术更新太快而陷入焦虑和不安状态。此外，资本还经常通过缩短产品周期、增加易耗性、推陈出新、借助广告和新品发布会等营造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等，制造和刺激市场需求，使数字劳工们不知疲倦地敲击键盘和鼠标，为平台提供数据。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预言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大量工作会被取代，21世纪可能会诞生一个全新阶级，即“无用阶级”，“对大多数的现代工作来说，99%的人类特性及能力都是多余的”。
二是工作被智能技术分割及其带来的不稳定性。在数字平台上，生产信息和数据商品的大量数字劳工，其生产活动是碎片化的，因为数字劳工承担的是平台分发的任务，这些任务是商品生产中的某个部分或环节，他们在完成任务后由平台进行统一的产品整合和调度。由于工作任务被智能技术细分，全球分散的数字劳工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从事的基本都是低技能、低收入的活动，掌握不了生产商品的完整技能，且获得的订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更重要的是，不稳定的订单和微薄的报酬会消磨劳动者对工作的激情和认可度，工作已经不再被视为是提高技能和个人品格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智能技术把资本主义追求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个劳动者都被设计成可以替代的，甚至被利用后弃之如敝履。
三是新型的灵活用工体制及其带来的不稳定性。灵活用工是资本积累体制演变的重要产物。早在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和全球生产体系的建立，西方垄断资本在全球加速流动，就已经出现发达国家将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业务以外包的形式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这带来传统雇佣关系的松动，资本实现了弹性积累。到了智能时代，智能技术与弹性积累勾连到一起，为形成新的市场组织形态与组织分工提供了新的路径，实现了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瓦解了以往劳动者保护政策的制度基础。当下，建立在智能技术基础上的新型灵活用工体制可谓层出不穷，如共享经济、众包等。共享经济是以智能技术为依托，将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连接到一起，创造了“企业+平台+劳动者”的新型灵活雇佣关系。众包则是大众与外包的结合，即任务发起者将工作通过数字平台以自愿的方式外包给大众的一种生产组织过程。无论是共享经济，还是众包中的就业活动，劳动者都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而是需要高度依赖智能技术，一旦数字劳工违反平台设定的规则，很可能就无法获得收入或新的订单，很多时候劳动者获取的收入中的一部分还会被平台抽成。在这种数字化生存环境中，大量数字劳工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且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声誉，构建“完美人设”，因为他们就是通过各种兼职或不稳定的临时任务来维持生存的。
四是严重的数字控制及其带来的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数字劳工是穿戴着无形的数字脚镣在劳动。先进智能技术被应用到生产中，不仅商品生产、资源消耗等情况能够被实时掌控，而且劳动者的行为和个人特征也可以被监控、记录和跟踪。随着诸如人脸识别摄像头、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资本能够基于智能技术全面、持续、精确地测量和记录劳动者的生产活动，确保后者遵守标准作业流程，同时将劳动者的表现量化为数据，并进行排名，使劳动者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获得更好的排名和奖励，劳动者之间也越来越“内卷”。“控制权力的象征是计算机网络，它无形、持续、从不间断地记录着每一个动作，并拒绝任何与其代码不符的动作。”在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工看不到管理人员和同事，有的只是算法和符号化的竞争对手，“在模糊不清的虚无空间中度日，既无法看到他们参与工作的整体过程，也很难被外部的人看到他们的存在。”严重的数字控制使得资本能够轻松筛选出那些被视为生产效率低下的劳动者，并将其替换掉，或不再向其发送工作任务。
在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支配下，远无弗届的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仅消灭了空间，而且催生了新的劳动方式，模糊了人们的闲暇时间和工作时间，重组了人们的社交和生活环境、工作场所，甚至重塑了劳动者的身份认同，使得数字劳工面临大量不稳定状况，从而劳动力再生产，乃至社会再生产均受到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