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市场体系建设。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坚决打破条条块块的分割、封锁和垄断，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党的十五大报告要求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200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禁止各种类型的地区封锁行为，严禁在行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阻碍本地产品流出和外地产品流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资本等要素，促进商品与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加快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为了畅通商品和要素的流通渠道，202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放开农产品市场，助力乡村市场补短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2015年国务院同意在上海、南京、郑州、广州、成都、厦门、青岛、黄石和义乌等9个城市开展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综合试点，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确定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清除阻碍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深化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2022年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地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2025年1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从建立健全基础制度规则，坚决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制定重点领域竞争合规指引，统一信用修复制度，完善企业退出制度，统一交通运输市场等方面清晰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举措。
面对传统经济业态下的市场分割和壁垒，数字经济创新了消费环境和市场空间，有效地削弱了市场壁垒，推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2013年国务院发布《“宽带中国”战略级实施方案的通知》，促使数字经济进入发展成熟阶段，因此本研究以2013年为研究期的时间节点。2003年、2013年和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分别是1.47万亿元、13.46万亿元和57.00万亿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2.50%、20.10%和5.80%，与此相对应，2003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GDP在全国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4.14%、18.89%、7.29%和8.36%，2013年分别为51.47%、21.11%、19.77%和6.71%，2024年分别为52.06%、21.29%、21.30%和4.70%。东部地区人均GDP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均GDP的比值，2013年为2.30、4.33和6.29，2013年为1.62、2.99和5.72，2024年分别为1.47、2.79和7.00。除东北地区以外，以数字经济消除商品和要素流通的卡点和堵点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具有可行性，但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和产业竞争力显著正相关。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是将数字经济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效应的区域差距显性化，定位发展差距的源头，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着力点。
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认为商品流通与市场发展互为支撑。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降低贸易成本，还可以消除政策安排壁垒，影响区域贸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又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国内市场的高级阶段，是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内生要求。
（一）市场分割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规模扩大和供求失衡同时出现，阻碍着消费结构升级，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市场分割是我国市场结构失衡的原因。市场分割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短期有利于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优化创新制度、提高创新水平。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作用下，长三角城市群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的阻碍作用下降近50%。若能消除区域要素和产出配置结构扭曲，现有投入下我国制造业产出增长5%。可见，打破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
（二）以要素一体化消除市场分割
要素生产率决定着各类市场微观主体的收入水平和盈利水平，要素生产率与要素流动存在双向因果逻辑关系。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包括区域间的贸易、劳动力流动和投入产出关系等。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域流动可以提高具有空间特征的土地要素市场潜力和生产效率。地区间资源与要素的价格差异可以衡量地区市场的统一程度。通过加强非正规就业保障，促进劳动要素自由流动，在技术门槛较低的行业，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实现劳动市场公平。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动制度型开放发展。发展科技金融消除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市场分割。税收制度“放管服”改革的深化吸引异地上市公司在试点城市设立子公司，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因此降低，但制度性市场分割却由“显”转“隐”。创新要素市场能够削除市场分割，这是以制度创新为前提的。
（三）以数字经济削除市场分割
数字技术向采购领域渗透，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协调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上下游产品与要素市场融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革使不同类型的平台企业兴起，以平台为主导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逐渐形成。数字技术对处于各个阶段的跨区域市场交易具有积极影响。数据信息赋能政务一体化建设，推动行政体制改革，促进企业资本跨域流，使市场主体具有更高的运营和生产效率。数字经济稀释了地理距离对行业分工的负面影响，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便捷的数据信息平台，打通了资源要素流通环节的堵点，提高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配置效率，刺激企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地区产业差异化分工及市场一体化。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制度—技术—标准”协同的治理范式加速着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显现，不断巩固着数字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作用。
（四）数字经济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门槛
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贡献存在自身门槛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门槛。数字经济处于中等发展水平时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程度较高，当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较高时，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数字经济体系中，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作用较强，其中产业数字化的促进作用大于数字产业化，但产业数字化具有显著的区域经济基础和产业发展水平门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区域发展差距是异质性生产要素空间选择的结果，决定不同地区发展的因素存在差异。
综上，学者关于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因素是要素流动不畅达成共识，认同数字经济能够推进技术和要素一体化进程，但是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存在较大差异，且以消费为中介变量衡量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要求和市场制度规则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统一商品和服务市场，及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简称“五统一”）的目标要求为出发点，分析数字经济时代消费指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效应的区域差异，为因地制宜地以消费为杠杆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提供发展思路。
（一）数字经济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
数字技术创新了市场业态、要素配置方式及其组织结构，其网络化特征模糊了传统市场的地理界限。在基础设施的支撑下，商品和要素跨域流动全面开启，以技术一体化促进着市场一体化。随着数字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升，数据信息的生产要素属性得到认可，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激励技术不断创新，以算力、算法支撑大模型运行的结果能够降低市场主体遭遇供求失衡风险的概率，正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引导需求的良性循环，促使市场机制向能够适应潜在需求快速转化为现实供给的市场形态转变。在大数据平台的支持下，数字经济使商品和要素摆脱规模经济约束，向范围经济方向发展，提升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且使同一种商品和要素价值的区域差距缩小。同时，在数字技术普及的情况下，数字治理体系为市场制度和规则的统一化提供了条件，区块链技术从源头上提升了社会征信体系的质量水平，人工智能助力着市场秩序和环境的跨域维护和治理。数字技术一体化通过推进市场信息标准化进程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数字经济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
（二）数字经济通过提振消费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数字经济的助力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被清晰化，并精准定位了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供需失衡。党和国家及时明确了以需求牵引供给应对社会主要矛盾，以供给创造需求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数字经济则成为高效连接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纽带。消费场景、体验、渠道、效率和信息等方面的根本变化使消费规模大幅上升，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从2013年到2024年，全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电子商务交易额和快递量分别从23.78万亿元、10.2万亿元和91.87亿个增长到48.79万亿元、55.35万亿元和1750.84亿个，数字经济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为跨域消费提供了条件，市场分割和市场壁垒的制约得到缓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得以推进。然而，在数字经济平台上，区域市场的差距也被快速显性化，非行政分割使消费领域的虹吸效应加大。消费者在极大的消费选择区间中不断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升级，但区域市场发展差距同时扩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阶段性特征突出。因此，形成假设2。
假设2：数字经济通过消费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假设2a1：数字经济通过扩大消费规模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假设2a2：数字经济通过优化消费结构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假设2a3：数字经济通过消费升级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数字经济率先在第三产业产生较高的渗透率，通过提升供需效率辐射其他产业。数字经济与市场建设紧密关联，两者均需要兼顾众多方面，需要通过指标体系客观评价两者的发展质量和相互作用程度。
（一）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熵值法客观展示数字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水平及两者的联系。利用（1）—（7）式对标准化后的指标赋以动态变化的权重，展示各地区2013—2024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和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数据来源于2014—202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省（区、市）统计年鉴。研究区域为我国30省（区、市），不包括西藏、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
正向标准化： 
负向标准化： 
j指标在i年的贡献比重： 
j指标的熵值： 
j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 
j指标的贡献权重： 
j指标在i年的得分： 
其中，
是标准化后第i年第j项指标的值，m是评价年数，n是指标个数。
（二）数字经济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要求，参考王军和杨慧梅研究的指标选择，构建由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一级指标，细化至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对标我国数字经济体系的“四化”框架（包括数字治理化、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根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的要求，以强化市场基础设施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及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简称“五统一”）为标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三）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的实证结果分析
1.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相互影响。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数字产业化贡献权重最高，在2024年为41.96%，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和产业数字化的贡献权重依次为22.92%、22.73%和12.39%。2013—2024年，因为支撑数字经济创新、升级的因素有限，“四化”的贡献权重变化较小。细化至二级指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前5个指标分别为网页数14.59%、软件业务收入12.32%、电子信息制造业收入11.11%、信息技术和软件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7.94%，研究与发展（简称R&D）人员数量6.56%。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贡献权重位居后5位的指标依次为一产增加值3.10%、长途光缆线路长度2.73%、互联网宽带接入率2.42%、平均每一营业网点服务人员数1.93%，及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1.78%。数字产业化的发展环境优于产业数字化的发展环境，促使服务业迅猛发展，但出现低端锁定的趋势，对实体产业的技术迭代升级支撑有限。产业数字化的发展短板也使要素和商品的跨域流动受到制约。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的贡献权重最高为26.85%，但贡献权重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因为市场壁垒对要素和资源流动的阻碍作用仍然存在，且隐性壁垒不断增加。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制度规则统一、统一商品和服务市场、及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的贡献权重依次为19.52%、18.85%、17.99%和16.78%，其中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的贡献权重上升最快，从2013年的6.64%上升至2024年的19.52%，现代化治理的成效显著。市场制度规则统一的贡献权重不断下降，说明制度壁垒的阻碍力度加大。受要素和资源流动不畅的影响，统一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贡献权重也不断下降。市场设施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薄弱环节，但正在不断改善。细化至二级指标，市场监管成效、外商投资企业数、邮路总长度、市场监管投入力度和行政处罚力度是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支撑指标。互联网普及率、产品质量合格率、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知识产权治理优化和城镇失业率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短板。市场分割、市场壁垒与要素和商品流动相互制约，且产业数字化也在不断强化这一制约，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相互影响。
2.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区域锁定特征。2013—2024年，数字经济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均稳步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从0.102上升至0.202，累计增长98.0%，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从0.100上升至0.229，累计增长127.7%。2013—2020年，数字经济的发展快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进程，数字经济从0.102上升至0.218，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0.100上升至0.159。2021—2024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快于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从0.171上升至0.202，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从0.179上升至0.229。数字经济的动力作用开始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率大幅提升，但数字经济体系中的短板也使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质量提高受到制约，要素、资源和商品的流动持续受虹吸效应的影响，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呈现出区域锁定特征。2013—2024年，数字经济的区域最大差率从8.385倍上升至10.296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区域最大差率从8.006倍上升至14.902倍，数字经济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最高的地区均为广东，发展水平最低的是青海和宁夏。以现行路径促使生产要素突破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在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交互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目标需要较长时间。
3.数字经济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在发达地区和主要城市群更加显著。2013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是北京、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河南、湖北、四川和辽宁等11省（市），从四大区域板块看，东部地区7个，中部地区2个，西部地区1个，东北地区1个；从南北地区维度看，北方地区5个，南方地区6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南、湖北和四川等10省（市），从四大区域板块看，东部地区7个、中部地区2个，西部地区1个；南北地区维度看，北方地区3个，南方地区7个。2013年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区域差距集中表现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2024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9个，少了辽宁和河北，四大区域板块差距相对缩小，但南北差距拉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12个，增加了安徽、湖南和陕西，少了福建，东西差距缩小，南北差距基本未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少于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经济不受时空限制地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的作用更加显著。
从城市群角度看，2013—2024年，数字经济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是京津冀、长三角、山东半岛、珠三角、中原、长江中游和成渝等7个城市群。从累计增速看，数字经济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累计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等5个城市群，海峡西岸、黔中和宁夏沿黄等城市群的数字经济累计增速快于全国水平，山东半岛、中原和关中平原等城市群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增速快于全国水平。数字经济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以城市群为区域单元已经形成不同的梯队。第一梯队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等5个城市群，数字经济是这些城市群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的强动力。第二梯队是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和中原等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动作用正在显现。第三梯队是辽中南、关中平原、黔中和宁夏沿黄等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区域市场建设的适配模式已经清晰。其他城市群的数字经济推进市场一体化的进程相对滞后。数字经济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逻辑是沿中心城市—主要城市群—城市群的路径推进。
（一）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说明
数字经济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提高消费质量提供了技术和平台。基于实证分析结果确定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根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确定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以基准回归分析为主进行计量分析，清晰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
解释变量是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衡量。被解释变量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衡量。中介变量旨在反映消费的质量和数量水平，参考黄凤羽的研究确定消费规模为消费数量水平的衡量标准，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参考向玉冰的研究确定消费结构为消费品质的衡量标准，以发展型消费支出和享受型消费支出的总和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代表。参考张梦林和盛斌等的研究确定消费升级为消费质量和数量同进的衡量标准，以消费规模与消费结构的乘积代表。
控制变量的确定依据是导致数字经济、消费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产生差异的因素，因此以税负水平、财政支持力度、城镇化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控制变量。税负竞争会加剧市场分割，以税收收入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衡量税负水平。中央转移支付和地方专项债等财政政策工具可以弥补市场失灵，缓解欠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制约，但也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的问题，以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使数字技术和市场化水平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选用城镇年末常住人口数量在地区人口总量中的占比代表城镇化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消费水平、数字经济和市场化质量，以人均GDP代表。
（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于消费规模、消费升级、城镇化水平和人均GDP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因此，对这4个指标取对数，其他指标保持原指标值。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标准差均小于1（见表2），可以支撑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计量分析需要。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三）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因果分析
数字经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达到0.912，在控制变量中仅有税负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0.541的推动作用，税收激励对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较为重要的。其他控制变量的作用均不显著，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运行逻辑是全新的，不受制于传统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
进一步细分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五统一”层面，数字经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统一商品和服务市场，及市场制度规则统一的促进效应依次为0.243、0.240、0.217和0.211，对市场监管水平统一的效应不显著，这与实证分析结果存在一定偏差。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的贡献权重最大，市场监管水平统一的贡献权重位居第二，市场制度规则统一、统一商品和服务市场，及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的贡献权重分列第三、四、五位。数字经济进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中，对除市场监管水平统一以外的方面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能够高效地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市场效率，但市场监管并未较好地适应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需要，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考虑控制变量的作用，税负水平的作用范围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数字经济促进市场制度规则统一有0.135的正向效应，对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有0.130的正向效应，对市场监管公平统一有0.065的正向效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有0.187的正向效应。可见，税收杠杆在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作用是全方位的。财政支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仅对市场监管公平统一有0.025的正向效应。城镇化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存在0.115的正向推动作用。人均GDP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存在0.023的负向效应，区域经济差距会加剧因市场设施差异造成的市场分割。除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的拟合优度小于0.8以外，其他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9，模型结果可信（见表3），假设1通过验证。
表3 数字经济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准回归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下同。
（四）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创新了消费形式，丰富了消费内容，延展了消费地理半径，有效地强化了市场主体的跨域联系。选择的三个消费类指标均为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中介变量（见表4），其中消费规模的中介变量属性最显著，消费升级位居第二，消费结构居末，且消费结构具有负向作用，说明当下若侧重加大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持会制约数字经济的发展。
表4 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中介效应检验
从中介效应看，消费规模和消费升级在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均存在正向的中介效应。消费规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0.034的正向中介效应，能够使数字经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产生0.860的促进作用。消费升级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0.033的正向中介效应，能够使数字经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产生0.870的促进效应，但均小于没有中介变量条件下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直接效应，说明当前消费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质量的提升作用有限。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但将消费结构视为中介变量时，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显著提升，说明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高质量推进的必要条件，但宏观经济环境和消费能力还不能支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扩大消费规模，丰富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品种能够推进当前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在统一大市场覆盖度较高的水平下关注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可行性。从控制变量看，模型（3）和（7）中税负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税收激励能够提振消费，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人均GDP的抑制性显著，消费存在的区域差距，不利于市场活动的跨域开展，这需要政府手段弥补市场失灵。假设2a1和假设2a3通过验证，假设2a2未通过验证。
（五）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给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5）。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存在滞后性，因此对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进行分析。为了检测不同模型的计量结果是否稳定，以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为了判断行政区划级别对市场机制的影响，采用剔除直辖市进行检验。鉴于2015年“数字中国”全面践行，多元消费渠道进入市场体系，因此以平行趋势模型分析政策效果的稳健性。
1.滞后一期的效应检验。保留有中介效应的中介变量进行滞后一期的稳健性检验，整体看，消费规模和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仍然显著。通过扩大消费规模，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858。通过消费升级，数字经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效应达到0.863，但均小于当期的促进效应。从控制变量看，税收杠杆在当期的刺激效果大于滞后一期，但财政支出的效果在滞后一期时展示出显著的正效应，可以为国债、研发投入支持等其他经济政策发挥作用争取时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对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约被大幅削弱，这与政府大力缩小各项基础设施的区域差距有关。尽管模型结果稳健，但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在当期的效果大于滞后一期的效果。
2.替换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以随机效应模型作为替换模型进行检验，结果仍然显著稳健，说明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普遍性。消费规模和消费升级为中介变量的条件下，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分别为0.583和0.594。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稳健但小于考虑时间和地区差异性的结果。从控制变量看，税收杠杆的效果大幅降低，城镇化的抑制效应显性化，人均GDP差距使消费指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适时地进行政策支持提振消费、推进市场化进程。
3.剔除直辖市的稳健性检验。在我国行政区划级别可能会影响政策落实的充分程度和资源配置均衡性及效率，因此剔除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4个直辖市进行分析。计量结果仍然显著稳健，且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显著提升，消费规模和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相近。较之前的计量结果，数字经济通过消费升级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显著大于数字经济通过扩大消费规模的促进效应，直辖市的消费结构优于其他地区，但从全国看，当前扩大消费规模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优化消费结构，因此剔除直辖市后，促进效应显著提升。从控制变量看，税收杠杆仍然显著为正，但小于不剔除直辖市的效应，说明直辖市获得的消费税收优惠政策红利多于其他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经济通过消费指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约大幅降低，说明除直辖市外，数字经济为消费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强大动力，但非经济因素会影响要素和资源的选择。
表5 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稳健性检验
4.平行趋势检验。以2015年为政策分界点，对2013—2024年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数字中国”战略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是显著的。2015—2016年的较大波动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对数字经济的适应性不足，二是我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弱。2017年开始，数字经济在各个领域渗透率不断提升，尤其是支撑实体产业重视技术的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对国内市场的充分支撑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坚实基础，因此在不断升级的数字技术支持下，消费指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不断提升。需要注意的是，2021—2024年的检验结果显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对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的同等激励并不利于保障投资主体的投资效益，从而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高质量推进。
图1 “数字中国”政策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效应的平行趋势检验
（六）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生性检验
为了避免因为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之间的双向因果作用及测量误差等原因影响研究结果，因此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见表6）。借鉴黄群慧等学者的研究，采用各地区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作为研究数字经济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效应的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工具变量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Cragg-Donald Wald F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高于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工具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本研究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统一市场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不存在内生性，不会影响统计分析结果。
表6 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生性检验
（七）数字经济通过消费指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异质性检验
数字经济本身和通过消费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制约，因此对数字经济通过消费指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行研究。
1.数字经济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四大区域板块维度下，数字经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东、中和西部的市场一体化建设分别存在0.789、0.824和1.098的正效应，对西部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建设效应最显著，对东北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建设作用不显著（见表7）。从控制变量看，数字经济赋能东、中部的市场建设已经不受传统经济发展环境约束。在西部地区，税收杠杆对数字经济促进市场一体化建设质量提升的效应是较为明显的。东北地区数字经济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化造成的较大城乡差距。
南北地区维度下，数字经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南方和北方地区的市场建设分别存在0.959和0.870的正效应。从控制变量看，税收杠杆有利于数字经济促进北方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建设，财政支持有利于数字经济促进南方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建设。北方地区市场建设的重心是做大市场，南方地区市场建设的重心是做强市场。综合两个区域维度，除东北地区外，数字经济能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不同地区处于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强化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产品和产业的跨域成本是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
表7 数字经济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异质性检验
2.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区域异质性。消费规模和消费升级为中介变量的条件下，数字经济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效应在除东北地区以外的区域均呈正效应（见表7）。从四大区域板块看，数字经济通过消费规模和消费升级促进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市场一体化进程，消费规模在东部地区的中介效应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达到0.092，在中部地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达到0.038，消费升级在东部地区的中介效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达到0.086。这与我国东部和中部市场借助数字经济平台对接全国需求的现状相符。
从南北地区维度看，数字经济通过消费对南方和北方地区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南方地区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但消费规模和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说明我国消费差距主要呈现为四大区域之间的差距。从控制变量看，税收杠杆促进东部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能够助力扩大西部地区的市场规模。城镇化仅对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市场一体化建设有一定的抑制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仍然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约因素。
表8 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异质性检验
（一）研究结论
数字经济高效地推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借助数字经济平台提振消费清晰了高质量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方向。通过分析2013—2024年我国30省（区、市）数字经济、消费和市场一体化水平发现：（1）数字经济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紧密相关，2020年以后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直接促进效应和通过消费产生的间接促进效应均显著提高。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对数字经济、消费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十分重要，市场监管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短板。（2）消费升级与消费规模是数字经济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强指引，以提高规模化消费品品质惠民生，以税收杠杆促消费，为短期与中期经济杠杆有机融合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争取时间。（3）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均从东部领先向主要城市群集聚锁定转变，但数字技术和市场设施的支撑使东部地区的市场建设能够有力地辐射中部市场规模化发展，除东北地区以外，数字经济通过消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成效显著，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发展建议
1.创新数字协同监管模式。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建立负面清单的智能化评估与动态优化机制。一是通过搭建市场主体行为数据库，整合跨部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用评级等数据资源，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识别准入限制与市场创新需求的适配性偏差，形成负面清单调整的量化决策依据。二是依托区块链技术实现清单修订过程的透明化存证，确保调整程序符合法治化要求。三是建立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数字平台，通过实时监测15类准入壁垒整治进度，动态生成区域性准入限制预警指数，为清单动态调整提供方向。四是构建中央、省和市三级联动的数字监管架构，完善数据共享标准化、智能监测预警和闭环处置机制。
2.坚实数字技术发挥作用的环境基础。一是充分利用税收杠杆扩大消费规模，提升当前消费产品结构的品质和韧性，增加消费者剩余，使消费者具备向更高品质、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转移的消费能力。二是通过搭建消费质量追溯平台，实现商品全生命周期溯源，提升高品质商品市场渗透率。三是运用超级算力平台和算法工具分析消费行为数据，建立分区域、分年龄层的消费需求图谱，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推动消费升级。四是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消费场景与交易方式，创新市场内容和空间，丰富可消费品的品种和品质空间，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五是优化数字经济赋能市场建设的环境，降低信息不对称，将消费潜力最大化地转化为现实消费。
3.加大力度支持欠发达地区弥补市场设施短板。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是跨域消费的前提条件，只有弥补设施短板，才能在促进西部地区扩大市场规模、推进东北地区市场化进程。一是建立财政精准扶持机制，激发消费市场潜能。设立中央财政新型消费基建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智能物流枢纽、跨境电商保税仓等项目建设，对中西部地区提高补助比例。针对县域商业体系升级，设立县域消费振兴专项债，允许地方政府将债券资金一定比例用于消费场景数字化改造。二是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财税配套机制。对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的数据中心运营企业，前三年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后三年减半征收。三是建立跨省数字基建投资税收分成机制，按项目辐射范围的消费增长贡献分配税收收益；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转移支付，奖励率先取消地方保护性准入限制的省份，资金优先用于消费市场监管数字化平台建设。四是将市场分割整治成效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分配考核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