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中，“少年夫妻老来伴”形象揭示了婚姻对于人生历程的长远意义。婚姻的缔结，不仅仅是青年时期情感的交融与家庭的组建，其重要功能之一更在于为晚年生活提供稳定而持久的陪伴基础。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阐述的，传统中国家庭结构稳固、夫妻互助，一生携手走过生养子女、操持家务的岁月，暮年时依旧相互扶持，应对身体机能衰退的困境。
而在当今社会，年轻人的婚育观念正经历深刻变革，研究者发现，北京市乃至中国范围内，单身青年普遍面临婚恋迷茫，持有焦虑、“佛系”或恐惧等负面态度 ，同时平均初婚初育年龄持续推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0—2020年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从22.9岁增加到28.7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上升到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也从22.2岁提升到28.0岁；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从2006年的24.3岁上升到2016年的26.9岁。 从国际视角看，随着经济发展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晚婚、不婚现象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日益普遍，这与全球范围内结婚率下降、单身主义盛行的趋势相呼应，再次证明了年轻人对婚姻观念的深刻变革及生活方式选择的多样性。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社会流动性加剧、价值观多元化以及消费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一方面，促使年轻人更加注重个人自由与独立，对传统婚姻文化与家庭(族)主义产生反思 ；另一方面，婚育成本的飙升(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及文化舆论压力等)成为阻碍年轻人步入婚姻的门槛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为年轻人追求个人发展、提升生活品质提供了制度支撑，同时社会照料服务的兴起减轻了其养老负担，使他们更加信赖和信任非家庭照料方式。 同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这一正式支持体系的快速完善，在客观上降低了青年群体对未来养老风险的主观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不婚不育、晚婚晚育选择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
在此背景下，一个关乎个体晚年福祉与社会养老格局的重要问题愈发凸显：相较于依赖社会照料，年轻时步入婚姻并在晚年期待夫妻相互照料的模式是否更具优势？从个体微观层面看，尽管个人自由理念日益凸显，但夫妻间经年累月积累的情感纽带与日常照料默契，或许在认知功能维持、心理健康守护以及生活品质提升方面，具有其他照料方式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从现实结构来看，研究针对北京居家养老老人的调查显示，家庭养老仍是主流，91.79%的老人依赖自我或配偶照料，子女及其他亲属照料仅占6.98%。尽管我国正逐步构建养老服务体系，但当前社会支持体系有待健全。 伴随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流动常态化与家庭结构变迁，独居空巢老人家庭数量显著增加，老年人照料进一步逐渐由子女转向配偶，配偶照料时间明显延长。 研究显示，老年夫妻间的相互支持与情感交流能显著提升其精神健康与幸福感 ，这种陪伴既有助于共同分享日常生活、缓冲孤独体验，在疾病与生活压力情境下提供关键支持，又通过亲密关系增强老年人的心理安全感；配偶的持续支持与参与有利于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并强化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其对社区资源的积极利用 。在诸多威胁老年人认知与功能独立性的健康问题中，阿尔茨海默症是最为典型、也最具代表性的一类。中国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数量已超过2300万，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显著上升。配偶照料在认知维护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其核心源于情感联结与个性化支持的协同作用。纵向研究表明，配偶/照护者与患者关系越亲密，患者认知衰退越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发现，高亲密度配偶照护组在约20个月随访期内MMSE下降不足低亲密度组的一半，功能衰退亦显著减缓。 相较于由外部服务人员提供的标准化照料，同住配偶在长期共同生活基础上更了解患者的日常习惯与情绪节律，日本一项研究显示，与配偶作为主要照护者相比，由非配偶照护的患者更容易出现烦扰性行为症状 ，而加州圣地亚哥的临床数据显示，配偶主导的个性化干预方案可使患者MoCA评分在6个月内提升2.1分 。这种以情感为纽带的照料模式不仅通过前额叶皮层神经可塑性延缓认知衰退 ，更在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随着“4+2+1”家庭结构的日益凸显，加之中国在“十三五”时期提出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配偶在老年人照料中的角色愈发显得举足轻重。本文旨在探讨在中国老龄化背景下，配偶照料相较于社区机构照料，对老年人认知能力产生的独特影响。通过细致探究不同照料模式与老年人认知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展现配偶照料在老年人照护体系中的核心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引导年轻一代树立积极健康的婚恋生育观念，以及如何通过优化照料策略来有效促进老年人的认知健康。
(一)数据
本文使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简称CLHLS)2018年的横截面数据，该调查是中国在健康和老龄研究领域中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项目之一。该项目自1998年启动以来，每2至3年进行一次全面的随访调查，通过长期跟踪研究，覆盖中国23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老年人健康状况、生活质量以及医疗和照料需求成本等关键数据，调查对象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35—64岁成年子女，致力于深入探究和分析影响中国老年人健康和长寿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在2018年数据基础上进行清洗，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491个。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认知得分。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测量老年人的认知能力。 问卷中使用的认知功能简易量表(MMSE)一共24个题目，分为五个维度：语言与理解以及自我协调能力、一般能力、反应能力、注意力与计算能力、回忆能力。本文使用的简易认知量表由24个问题组成，取值范围为0—30分。 其中，(1)方向定位包括5个问题，每题1分；(2)瞬时记忆3个问题，每题1分；(3)注意力和计算能力5个问题，每题1分；(4)近期记忆3个问题，每题1分；(5)语言包括：物体确认和识别2个问题，每题1分；语言复述1个，每题1分；语言理解3个问题，每题1分；图形临摹1个问题，每题1分；(6)一分钟说出能吃的东西数，共7分，说出一个得1分，说出7个及以上得7分。将24个问题的得分加总，得分越高，认知功能越好。
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照料方式。参考杨华磊等人的研究，根据问卷中“您现在与谁住在一起”和“您目前在以上日常活动(六项)中需要他人帮助时，谁是主要帮助者”两个问题进行合并处理。 将前一项答“家人或独居”但后一项回答“社会服务或保姆”、前一项回答“养老机构”的界定为正式照料(赋值为0)；将前一项回答为家人，且后一项回答为配偶照料的界定为配偶照料(赋值为1)。
3.其他控制变量
本研究参照宋璐等 的研究，分别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健康状况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特征。其中，个体特征包括老年人的性别、户口和受教育年限；家庭特征包括是否有孩子和家庭年收入，健康特征包括自评健康、生活满意度和慢性病数量，社会经济地位特征包括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注：p<0.10, p<0.05, p<0.01, p<0.001；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三)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认知得分为0—30分的连续型变量，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均值为24.572分，大量个体集中在高分段，存在明显的“天花板效应”，即部分观测值被压在上限附近，存在截尾删失，运用最小二乘法直接进行回归会产生较大的偏误。因此，本文选用了Tobit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构建如式(1)。
其中，
代表老年人的认知得分；
为第i个老人的照料方式；
是对应自变量的系数；
代表第i个样本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性别、户口、受教育年限)、家庭特征(是否有孩子、家庭年收入的对数)、健康特征(自评健康、生活满意度、慢性病数量)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特征(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为常数项; 
分别为地区固定效应和误差项。
另外，本文建立如式(2)、式(3)所示的两阶段模型，寻找照料方式的工具变量，以解决照料方式和认知得分间反向因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其中，
为工具变量，即省份层面的照料方式选择偏好，
为第一阶段得到的拟合值。
(一)基本回归
表2给出了配偶照料与正式照料(社区照料+机构照料)对老年人认知能力影响的回归结果，4个模型均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模型(1)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相比正式照料，配偶照料可使认知得分提高约5.025分
。在模型(2)(4)中，依次加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健康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后，配偶照料的系数始终稳定在5分左右（分别为4.672、4.709和5.108)，且显著性和方向均未发生变化，表明配偶照料对认知功能的正向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同时，受教育年限和自评健康在各模型中均呈显著正相关，提示教育水平和主观健康状况是老年人认知功能的重要保护因素。
表2 照料方式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
注：*p<0.10,**p<0.05,***p<0.01;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对认知得分进行了两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第一,根据认知功能严重程度对MMSE得分重新分级,将0~30分划分为三档:重度认知障碍(MMSE≤9)、中度认知障碍(10<MMSE<20)和轻度认知障碍(MMSE≥21),并分别赋值为1、2、3(数值越大表示认知功能越好)。在此基础上,将认知能力视为有序分类变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回归。表3模型(5)的结果显示,配偶照料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其对应的边际效应分别为-0.0635、-0.0931和0.1570,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配偶照料显著降低老年人处于重度和中度认知障碍等级的概率,并提高其处于认知功能较好等级的概率。第二,对因变量认知得分进行截尾处理,以减少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干扰。表3模型(6)显示,配偶照料的回归系数仍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总体来看,表3两个模型中核心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与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支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p<0.10，p<0.05，p<0.01，p<0.001；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三)内生性检验
为降低内生性带来的偏误，即认知水平本身影响照料方式选择这一“互为因果”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并在模型中加入地区固定效应以控制省际不可观测差异。陆杰华和张莉 ]发现，省内经济、人口结构、老年福利及政策相互影响，使各省对特定照料方式形成显著偏好，以河北省为例的实证研究显示，受文化水平、城乡属性、子女数量等因素影响传统照料模式仍是多数老年人的首选。基于此，本文构造“省份层面的照料方式均值”作为个体照料方式的工具变量，利用地区层面偏好差异识别配偶照料的因果效应。
在第一阶段，以个体照料方式为因变量，工具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表4模型(7)和模型(8)的第一阶段结果表明，工具变量的系数分别为1.000(p<0.001) 和0.807(p<0.001)，与照料方式显著正相关，满足相关性条件。第二阶段以认知得分为因变量，将第一阶段得到的照料方式拟合值代入回归。结果显示，配偶照料的系数分别为3.506(p<0.01)和3.384(p<0.05)，在不控制和控制个体、家庭、健康及社会经济变量的情况下，均呈稳健的正向效应。总体而言，工具变量第一阶段显著、第二阶段估计结果稳定，说明在控制内生性后，相较于正式照料，配偶照料对老年人认知功能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影响。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少年夫妻老来伴”这一传统经验提供了实证依据。
表4 内生性分析结果
注：p<0.10, p<0.05, p<0.01, p<0.001；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四）机制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配偶照料对老年人认知功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进一步回答配偶照料是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认知结果，并为有照料需求的老年人设计更具针对性的养老方案，本文从情感支持、自主意识和个性化护理选取可观测代理变量，系统检验配偶照料影响认知功能的作用路径。
表5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配偶照料通过三条路径显著改善老年人认知功能：情感支持(社交频率与主动语言互动)、自主意识唤醒(以认知性活动参与作为代理变量)以及个性化护理及时性。就边际效应而言，相较正式照料，配偶照料显著提高老年人每周高频社交、主动语言互动、认知性活动参与以及及时获得照料的概率，其边际效应分别约为8.0、40.3、9.6和47.8个百分点，均明显优于正式照料。
具体而言，模型(9)和(10)显示，配偶照料能促进和陪伴老年人高频率社交，并在此过程中进行高频率的主动语言互动。已有研究也证实，配偶作为首选的互动伙伴，可显著降低社交隔离风险。高频日常对话与共同外出活动带来持续的多模态认知刺激，从而延缓情景记忆衰退速度。 模型(11)表明，配偶照料能提升自主决策的概率。这是因为当老年人被赋予照顾者的身份时，其内在控制感可显著改善注意力与执行功能 ，照料者的自主支持行为能够提升受照料者的决策参与感和自我效能 ，因此，配偶照料通过提升感知控制感、提供决策参与机会以及促进认知活动，能够显著增加老年人自主决策的可能性，并对注意力与执行功能产生积极影响。模型(12)的结果则表明，配偶照料能够提供更及时、更契合个体需要的个性化护理。长期共同生活使配偶在饮食偏好、用药禁忌、睡眠节律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从而降低护理“失配”的风险。已有研究发现护理不具有个性化和针对性可使老年人认知衰退速度加快；而配偶照料通过一对一的精准匹配，几乎完全抵消了该负面效应。
综合而言，配偶照料并非仅限于日常起居协助，而是通过高频互动、规律陪伴和更贴合个体需要的个性化照护，持续向老年人的认知系统输入正向刺激，从而发挥认知保护作用。上述机制层面的证据表明，在完善社会照料体系的同时，仍需重视和支持家庭内部尤其是配偶间的互助照料功能。
表5 照料方式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机制分析
注：p<0.10，p<0.05，p<0.01，p<0.001；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五）异质性分析
在基准回归中，受教育年限与自评健康均显著为正，说明教育和主观健康的改善都能提升老年人认知水平。这与“认知储备”理论一致 ，教育通过知识积累和神经可塑性增强个体抵御认知衰退的能力，自评健康则既是客观健康的信号，也能预测死亡风险 。另外，考虑到女性在社会与家庭分工中往往被赋予更多照料责任，而农村受传统观念和资源约束影响更深 ，配偶照料的认知收益可能因性别、户籍、是否有文化、和自评健康而异。为此，本文从上述四个维度开展异质性检验，考察在不同性别、户籍、受教育程度和自评健康水平的群体中，配偶照料对老年人认知衰退缓解或认知水平提升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别。
在性别层面，表5模型(13)和(14)的结果显示，配偶照料对两性群体的认知水平均显著(p<0.01)，且女性(5.836)的系数高于男性(4.412)，说明女性更容易从配偶照料获得认知收益。相比男性，女性在生命历程中长期承担家庭情感维系和日常运转的核心角色，进入老年阶段后，更倾向将与配偶的日常互动视为主要社会参与渠道，社交圈逐步收缩至配偶及熟悉的居家环境；相比之下，男性更可能继续保持与外部朋友或组织的联系。 在熟悉环境中与长期相伴的配偶共同生活，有助于减缓女性情景记忆的下降，从而在整体认知表现上形成相对优势 ；即便进入晚年，女性仍倾向于首先发现并处理家庭内部事务，这种持续的家庭管理与认知监控本质上属于高频认知活动。纵向研究表明，日常认知活动参与越频繁，后续认知衰退速度越慢。
在户籍层面，如表5模型(15)和(16)所示，配偶照料对城乡老人认知得分均显著为正(p<0.01)，且农村系数(6.011)比城市(4.608)高。这一差异源于制度缺口与文化偏好的双重叠加：一方面，农村慢性病患病率高，社区养老服务密度却仅为城市的1/3，医疗资源可及性显著不足，在正式支持缺位的情况下，配偶只能承担起照料者的角色，其认知刺激与监护功能不可替代 ；第二，农村“养儿防老”观念和规范仍占主导，与父母同住比例高，但成年子女多外出务工，使配偶成为唯一且随时在场的照料者，情感与认知支持呈连续性 ；余央央和陈杰 的研究表明子女同县居住、夫妻同住老人的智力完整性得分显著高于与亲子同住，配偶照料且子女毗邻而居的模式最有利于认知健康。因此，制度与文化的双重叠加使配偶照料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保护效应显著强于城市。
在受教育水平层面，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受教育状况上主要呈现“是否接受过教育”的二元分化。本研究将受教育年限转化为二分类变量(受教育年限>0)，表5模型(17)和(18)结果显示，配偶照料对两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p<0.01)，但文化程度低的群体的认知收益显著高于有文化群体。第一，受教育水平与认知能力正相关，高文化群体拥有更强的信息获取和自我管理能力，他们的优势更多体现在初始认知储备而非衰退抵抗能力上；相反，低文化老人因信息渠道受限，日常事务高度依赖家庭，配偶的持续互动成为其对抗认知衰退的核心资源 ；第二，文盲老人的社交圈更为狭窄，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正式服务利用率偏低，配偶往往是其唯一持续的认知对话对象，高频的生活协商与情感交流因而构成主要的认知刺激来源，显著强化了配偶照料的保护效应。 其他调查(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6、2020)亦显示，在仅与配偶同住的样本中，文盲组认同“配偶是唯一倾诉对象”的比例比有文化组高出2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有文化老年人还可通过阅读、社区活动及正式护理获取多元认知刺激，配偶互动的边际认知收益相对较小。
在健康状况层面，自评健康(二分为良好和差)是老年人对自身躯体、心理、社交与经济状况的综合表现。表6模型(19)和(20)显示，无论自评健康好坏，配偶照料对认知的正向效应均显著优于正式照料；但自评健康良好组系数高达5.095(p<0.01) ，显著高于健康自评较差组(4.090,p<0.05)。一方面，健康良好者具有更完整的感官与运动功能，能与配偶进行外出社交、购物、园艺、轻度锻炼等协同活动，达到锻炼身体和刺激认知的双重效果。 另一方面，他们情绪状态更积极，对配偶互动的评价更高，从而形成了正向情绪到认知增益的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健康状况好的老人通常仍承担部分家务，与配偶形成彼此扶持相互陪伴的角色，持续激活执行功能与情景记忆。相比之下，健康较差者活动半径缩小，互动内容仅限在被照料的角色范围，刺激维度单一，导致配偶照料的边际收益相对递减。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农村户籍、文化程度较低以及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从配偶照料中获得的认知收益更为显著。这一发现表明，配偶照料对认知功能的保护作用并非在各类人群中均匀一致，而是在不同性别、户籍、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态的群体间呈现出差异化分布。总体来看，对于上述群体而言，维持稳定的婚姻关系和持续的配偶陪伴，是减缓晚年认知衰退的重要支持力量。
表6 照料方式对老年人认知的影响差异
注：p<0.10，p<0.05，p<0.01，p<0.001；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六）对比分析
研究进一步对正式照料进行细化，探究配偶照料、机构照料、社区照料在晚年照料方式上的不同，图1显示，配偶照料组认知指标均值达23.8(N=249)，显著高于机构照料组22.9(N=163)和社区照料组18.7(N=92)，形成“配偶>机构>社区”的认知促进效能梯度，该数据验证了回归分析中配偶照料模式对认知维护的显著优势。
配偶作为通过情感刺激认知的天然属性，尤其对农村户籍、低文化程度等弱势依赖性群体，其情感纽带与日常协同活动产生的心理富足感 ，是机构专业护理和社区资源难以替代的。机构照料虽在认知指标均值上略逊于配偶照料，但其专业护理优势不容忽视。在配备专业照护团队的机构环境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行为心理症状总体较少，病情相对更稳定 ，但标准化流程下情感关怀往往不足。为弥补这一短板，机构照料正通过引入基于回忆和多感官刺激的个体化活动来强化情感联结与参与感。 相较之下，社区照料在专业干预强度上略逊一筹，却通过支持老年人持续参与各类社会与社区活动，在情感支持与认知维护之间展现出“剂量—反应式”的保护作用。 卢文秀和吴方卫 进一步指出，社区医疗合作网络可降低就医认知负荷，这种熟悉友好的社会环境对农村户籍老人尤为重要，这部分群体往往因环境适应压力加剧认知衰退风险。
结合异质性分析，需重点关注弱势依赖性群体：对农村户籍老人，应强化社区照料与乡土文化活动结合；对低文化程度老人，需设计生活技能导向的认知训练；对健康良好者，则应鼓励配偶协同参与文体活动，相较单纯增加床位，更能有效延缓认知衰退，体现亲情纽带维护与社区资源激活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核心价值。
图1 不同照料方式对老年人认知的影响
中国正面临老龄化进程持续深化的严峻挑战，养老需求呈现紧迫性与系统性双重特征，政府已通过政策扶持与资源投入大力推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社会婚育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强调“少年夫妻老来伴”的家庭互助模式，逐步转向“不婚不育、当下自我实现、未来由国家兜底”的倾向。这种转变虽反映个体自主意识提升，但其潜在风险仍需通过实证数据审慎评估。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8年数据，以MMSE得分衡量认知水平，采用Tobit模型考察照料方式与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关系。结果显示：第一，相比正式照料(社区照料和机构照料),配偶照料与更高的认知得分显著相关,表明配偶在日常互动与情感支持中提供的认知刺激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女性、农村户籍、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在配偶照料条件下的认知收益更为明显;第三,从整体比较看,不同照料方式对认知功能的正向影响大致呈现“配偶照料>机构照料>社区照料”的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