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主要是按照自身的运行逻辑展开的。”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活动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就。中华文明是以国家形态绵延至今的文明成就。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对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豪感。例如盛唐时期万国来朝的盛况，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展现了中华文明在世界多元文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但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国家蒙辱、民族蒙难、文明蒙尘” ，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冲击下逐渐失去往日的荣光。近代的有识之士在探求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学习、借鉴西方文明，质疑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甚至以“全盘西化”的观念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沉重的打击。为此，中华民族在民族危机和西方文明冲击的时代背景下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逐步丧失，中华文化主体性也开始动摇。重建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近代以来面临的文化危机和亟须回应的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论述。“第二个结合”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为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价值遵循，也是破解中华文化主体性近代危机的时代强音。
(一)破解“东方从属西方”的文化困境
世界历史的加速形成日益消解了民族的局限性，使“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世界文学”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结果。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殖民入侵，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明形态造成严重影响，“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西方”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中华民族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中华文明也被动地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以往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也遭受冲击。因此，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侵入，人们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也日益衰落。
面对西方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迫与西方文明接洽碰撞，在东西方文明的强烈对比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质疑，甚至以西方文化的思想范式解构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论内涵，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观点。例如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者对中华传统文化形成质疑甚至摒弃的文化观念，虚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否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使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和历史作用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被遮掩，中华传统文化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日渐消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也逐渐衰退，从而导致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面临严峻危机。
中华文化反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永续绵延的文化根基。为了应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近代面临的危机，需要重筑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彰显中华文化的历史价值。“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对构筑中华文化的地位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第二个结合”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厚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风格。这就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从而打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现代化框架的窠臼，在新的历史方位确立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总之，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了时代危机，“第二个结合”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重新审视了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为重塑中华文化的地位提供锁钥，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作用。
(二)破除“古今”二元对立的窠臼
如何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在近代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是道统相继的文化发展过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的架构中，中华传统文化虽历经不同王朝更迭，但其社会条件的实质并未发生彻底改变，始终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稳定发展。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聚的中华文明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文化特质，为文化主体性奠定文化底蕴。鸦片战争以后，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态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难以适应时代发展，为此引发了近代士人关于“古今”关系的思考，这就使中华传统文化既要应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也要回应传统与现代的时代难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究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时，有些人囿于传统与现代二分的思维模式，片面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忽略了传统文化自身具有的超越时代的价值意义，将其视为落后、愚昧的文化形态，否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历史价值，导致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近代陷入迷失。
应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近代面临的困境，需要理性判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结合”为破解“古今”之争提供了重要方法和科学依据，揭示了传统与现代辩证关系。一方面，“第二个结合”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之中，正视了中华传统文化，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对现代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解古代的中国、现代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应该植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这就要求承认中华文化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应当摒弃文化虚无主义，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文化现代发展指明了方向。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者过分夸大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主张完全复刻古代文化，以传统文化否认现代文化形态。这种文化观念割裂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忽略了文化自身发展规律。中华文明是不断发展的文明形态，“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 ，要立足现代社会发展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原则，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在现代化建设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发展。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等精髓，为现代治国理政提供文化因子，为应对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重要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合理辨析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利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的论断阐明了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关系，深刻揭示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破除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理性回应了“古今”之争的时代难题，消解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近代面临的危机。
(三)重塑中华文化的自觉心理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自觉，也是长期积淀的文化自信的彰显。”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则需要激发人们肯定自身文化，形成高度的文化认同感。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涌入，沉重打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人们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从文化自觉转变为文化质疑，甚至产生了自卑的文化心理，这就导致中华文化主体性日渐迷失。自近代以来，文化自卑的心理不断蔓延，遮掩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华文化较诸西方文明而言，是落后的文化形态，甚至将民族危机归结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以西方文化为依托，评判解构中华传统文化。例如陈序经认为：“欧洲文化的确比我们的文化为优。” 诸如此类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人们的文化自觉性，导致中华文化主体性日渐失落。
为了应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近代面临的挑战，需要消除文化自卑心理，重塑人们的文化自觉，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重新审视和认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积聚的文化瑰宝，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华文明中孕育的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提供文化基因，也要立足现代化现实需求实现自身发展。“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发展中经验的深刻总结，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重焕荣光提供遵循。在新的时代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显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坚守，集中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守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需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了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这就表明“根脉”和“魂脉”是构建中国式现代文化形态的重要阵地，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脉络。因此，在新的历史方位巩固文化主体性，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要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根脉”与“魂脉”的辩证统一。“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第二个结合”的论断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魂脉”，又重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第二个结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提，强调通过结合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石。
(一)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整个人类的精华，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提供了正确的途径” 。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人民性、时代性在中国的实践中得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式现代的“魂”，是我们立党兴国的根本思想。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
马克思主义能够回应时代发展的新问题，在于其理论的科学性、人民性和开放性。在新的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既要深化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将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文化主体性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则需要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使其具有中国化的新的时代相貌。
“第二个结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虽然二者来源不同，理论范式存在差异，但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思考的本质具有内在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华思想，如民惟邦本、天人合一、革故鼎新等观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基于二者的契合性，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时空的思想观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中国特色。为此，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需要“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更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从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其中蕴含的政治理念、伦理价值，既深远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实践，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品格和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生产，在发展中经过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在新的时代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脱离其生产发展的历史环境，既避免陷入文化虚无主义的陷阱，也不能重蹈文化复古主义的覆辙，而应理性辨别其思想内涵。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带有历史遗迹，传统文化的封建性和阶级性的文化色彩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适配。因此，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既要厘清思想中的糟粕，又要摒弃这些糟粕观念，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揭示了“魂脉”与“根脉”的辩证关系，深层次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难点问题，破除了传统与现代断裂的思维框架。“第二个结合”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并且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马克思哲学为我们考察文化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标准” ，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范式，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研究，深入挖掘其精华内涵，赋予其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时代内涵。在“第二个结合”论断的指引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 ，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文化样态。
总之，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赓续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影响力和感染力，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第二个结合”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发展的遵循，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更深层次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豪的心理，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坚实的文化基因。
(三)构筑“新的文化生命体”
“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具有标识性、战略性的核心范畴，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凝结的历史经验，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成果，既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打破了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片面、僵化的理解，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文化的有机融通。“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从理论意义之维而言，“新的文化生命体”解构了“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模式，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开创新的局面。从实践价值之维而言,“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生命体,为文化强国建设奠定文化根基。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坚实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关键。因此，探究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有效方法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两个结合”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 ，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由此而言，“第二个结合”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科学的践行方法。
(一)树立科学的文化思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发展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鲜明体现，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我认同。因此，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应当树立科学的文化思维。
“第二个结合”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难题，形成了科学的文化思想。一是辩证性的文化观念。近代由于西方文明冲击，形成了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观念，这两种文化观虽是对立的观念，但二者皆是以片面、机械、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华传统文化。这两种错误思潮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方法的偏差。因此，批判传统文化“不仅在于解构，而且还在于建构” ，需要破除片面的文化观，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树立辩证的思维方式。“第二个结合”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的关系，既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为理解“根脉”与“魂脉”的关系提供科学方法。这也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不同文化之间关系提供了辩证性的思维方式。
二是创新性的文化思维。中华文明具有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具有进取精神和创新品格。中华文明在历史中不断丰富，其自身是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华文化现代发展应立足未来的时空场域，创新文化内容和表达方式。“第二个结合”开拓了中华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空间，为我们“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开辟了广阔的场域。“第二个结合”体现了创新性的文化思维，为中华文化时代发展提供方法，“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明底蕴” ，亦是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文化思维方式。
总之，“第二个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呈现出辩证性和创新性的文化思维，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正确的文化观和思维方式。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这就要求以理性态度审视中华文化，以守正创新、开放包容的原则实现思想解放，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发展，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二)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不断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是中华文化现代发展的领导力量。“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要求，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需求。
从“第二个结合”的生成逻辑而言，“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中已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念。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然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 虽然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并未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的命题，但是回顾历史，“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同样内在地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集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深刻总结了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也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第二个结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从这一方面而言，“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是践行“第二个结合”的领导力量，是中华文化正确的政治方向。只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抵制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使中华文化在时代发展中保持自立自信。
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底蕴，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传统文化，实现二者有机结合，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抵制不良思潮的根本要求，也是引领中华文化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发展的保障。总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内容，是践行“第二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在风云诡谲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保障，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领导力量。
(三)坚持文明交流互鉴
中华文化是由多元文化汇聚的文化共同体，具有鲜明的包容性。这一突出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借鉴吸纳多元文明，如对佛教的吸收发展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体现。虽然在近代，处于独尊地位的传统文化难以抵挡西方文化冲击，民族危机导致中国人关于传统文化的挫败感，形成了自卑的文化心理，中华文化主体性遭受了挑战，但是中华文明并未被完全抛弃。改革开放以来举世瞩目的成就凸显了中国成功经验，为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社会基础，为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现实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因此，在文化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以广阔的文化胸怀与世界其他文明成果交流。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文化交流互鉴是各国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重要内容，无法割裂与世界其他文明的联系，在文化发展中面临不同文明成果的影响。中华文化与其他文明互动的过程中，通过吸收、借鉴其他文明成果丰富自身，推动中华文明的世界性发展。在世界多元文明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需要以文明平等性、多样性的态度对待世界其他文明，超越“文明冲突论”。世界其他文明成果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他者”，既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也为中华文化审视自身提供了参照。在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交流，既要“统筹推进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文化交流” ，以包容的态度吸收文明成果，也需要保持中华文化的自主性，不能丧失自身的文化特质，应当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展示中华文化的特质和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