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共产党从战略高度推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具体实施步骤，承载了党治国理政的发展历程和宝贵经验。目前学界对五年规划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已有相关成果问世，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方式进行研究。丁忠毅 指出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将其执政使命和奋斗目标具体化、实践化和时代化的重要政策工具。郭旭红和武力等 从五年规划的演变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认为规划的实施效果展现了党治国理政效能的逐步提升。顾海良 则认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推进过程。二是对五年规划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进行分析。王维平等 人指出“十四”个五年规划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胡鞍钢等 人认为五年计划是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一把钥匙，也是成就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手段。三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五年规划的视角下考察。段妍 强调从五年规划视角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发展历程，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创性与先进性，进而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彭斌等 指出当代中国主要采取五年规划的方式推动实施目标治理，并在五年规划的制度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实现了治理模式从行政主导的目标管理向互动协同的目标治理转型。此外，还有学者以五年规划为蓝本分析考察边疆治理现代化等。
五年规划作为一项制度化的国家战略体系，自“一五”计划起步至“十五五”规划编制，呈现为由工业化奠基、经济体制转轨、迈向科学发展，并最终聚焦高质量发展与全面建设现代化，该进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式演进高度契合，既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发展战略重心的转变，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
(一)在自主探索中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把编制计划作为发展工业化的重要手段，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五五”计划落实，这一时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阶段，也是中国从“仿苏式工业化”到“自主工业化”的转型期。由于国内落后的经济状况和国外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国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此，党和国家以五年计划作为核心驱动力，形成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源配置模式。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一批新兴工业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重型机床厂相继建立，初步改变了国家工业门类残缺不全的面貌，为新中国工业化道路奠定了历史性基石。在此基础上，“二五”计划“继续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 但为尽快改变国家工业底子薄的现状，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经济领域出现了违背客观规律的急躁冒进倾向，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为总结教训，中共中央在1960年下半年提出了“八字方针”，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标志着经济建设方针的重要转变。
“三五”计划设想从农业发展和国防建设两方面来推动工业化进程，但随着美苏军事威胁加剧和中国周边关系局势紧张，1964年党中央作出了加强“三线”建设的决定，把国防放在首位，以逐步改变我国工业布局，这样“三五”计划从重点解决“吃穿用”变成了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四五”时期主要以军事工业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狠抓备战、建立各有特点的经济协作区，但由于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 的局面，造成了经济失序和效益降低。基于此，“五五”计划在对国民经济全面整顿的过程中提出：“到1985年，进一步完善全国的经济体系，各个部门的主要生产环节基本掌握现代先进技术。” 至“五五”计划收官之际，我国已构建起独立化、多门类的工业体系和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及后续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物质积累与技术准备。可以看出，从“一五”到“五五”，五年计划的编制实施要依据本国国情和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这样才能确保计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六五”至“十五”时期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下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五年计划的功能与形态伴随经济体制的转轨发生深刻改变，从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的指挥工具逐步演化为统筹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宏观治理载体，它不仅有效引导了经济体制从计划主导向市场为主的平稳过渡，也推动了发展目标从解决温饱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递进，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改革开放中全面展开。“六五”作为在调整中稳步发展的计划，也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新路子的五年计划” 。该计划强调“正确贯彻执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并在农村全面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体制改革中促进了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方向转变。“七五”时期处于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进一步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换的关键阶段，期间“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深入进行经济体制和科技、教育等体制的全面改革” ，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而实现“计划调整”向“宏观调控”过渡。“七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推动经济体制纳入新的运行轨道。
“八五”计划处于从温饱迈向小康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按照国民经济逐步现代化的要求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并逐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确立与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现代化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维度扩展。“九五”计划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首个完整的五年计划，它以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为纲，旨在实现“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期间，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顺利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十五”计划“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 这一时期国家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经济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全面提速。
(三)在科学发展中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为充分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2006年我国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反映了国家在政府职能和发展理念上的转变。“十一五”与“十二五”将科学发展落实为可操作性的任务指标，逐步实现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为导向”的范式转化，规划更加关注民生与区域协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和谐”与“可持续”的深层内涵，体现了国家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理念创新。“十一五”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窗口期，首次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建设任务，将发展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扩展到民生改善、社会公平和社会建设等领域，规划在指标体系设计上实现了结构性优化，在制定的22个主要指标中，反映经济增长的有2个，呈现经济结构的有4个，而涉及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环境与人民生活的指标达到8个，尤其提出了积极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公共安全与民主法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并首次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领域设立多项“约束性指标”，标志着国家发展导向从注重“量的快速增长”转向了“质的优化升级”。
“十二五”规划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五位一体”建设的战略布局，提出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规划突出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科技进步与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环境保护、推进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要求，突破了片面追求GDP快速增长的发展方式，明确经济要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思路，目的是想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同时，规划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正式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议程，强调必须通过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系统性提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十二五”规划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从追赶型向引领型、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历史性跨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决定性基础。
（四）在高质量发展中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十三五”和“十四五”时期处在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历史节点，从“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到“十四五”规划将“高质量发展”确立为主题，引领了中国经济的系统性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在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中国式现代化在高质量发展中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规划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主题，将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贯穿其中，以创新驱动经济跃升、协调优化空间格局、绿色重塑文明形态、开放链接全球体系、共享筑牢民生根基为主要内容，全面布局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了全方位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至“十四五”规划完成，我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全方位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为开启“十五五”并接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踏上更高阶段注入了强劲动力。
五年规划以其独特的战略性和适应性回应了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问题，它借助稳定的制度预期规划、科学的阶段目标分解、高效的资源协同机制及动态的内涵调适能力，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正确把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克服重重挑战、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密码。
(一)发展依托：五年规划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制度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对不同时期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特点认知的基础上，通过五年规划的阶段性目标设定，逐渐形成了一个确保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得以接续实施的制度性框架。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党通过完善规划制度、健全规划体制、协调资源配置、优化规划与宏观调控联动，不断根据国情的变化调试规划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适配度，使其从单一的经济计划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安排。“加快建立制度健全、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规划体制，构建发展规划与财政、金融等政策协调机制，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一五”至“五五”计划，国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之下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保障了有限资源投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等关键领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工业化体系。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五年规划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与迭代升级，从单纯的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宏观性规划全面转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充分发挥规划与宏观调控的联动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斐然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规划制度在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各方面发展指标，同时在编制与批准流程方面更为科学合理，通过网络问策、专家咨询、人大政协审议等多种方式，广泛汇聚各方智慧，确保规划反映人民意愿、契合时代发展趋势。一路走来，五年规划立足国家中长远战略需要，成为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整体推动和衡量的重要制度标尺，并以制度化的行动引领机制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有序递进：中国式现代化阶段目标在五年规划中不断调适
五年规划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宏景转变为具体实施的阶段性目标并进行预期性的细化，同时，通过对阶段性目标不断拓展和完善，使现代化建设始终顺应时代潮流，保持前进动力和正确方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如何和怎样实现现代化进行了不懈思索，根据他的提议，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现代化要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并在“三五”计划编制中，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强国要分两步走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为此，他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随着“七五”计划的推进，顺利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阶段性目标则在“八五”和“九五”计划的实施中完成。基于此，党的十五大又在第三步战略目标基础上制定了新的“三步走”战略，“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的有效实施，使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完成了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在深入推进完成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提出新“两步走”战略，党的二十大对新“两步走”战略进行了宏观部署，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毛泽东的“两步走”到邓小平的“三步走”，再到“新三步走”、新时代“两步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而不断明确。
(三)战略导向：五年规划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航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五年规划作为党和国家对未来五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发展目标、任务、政策、举措的系统性部署，它的编制和接续实施有力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彰显制度优势的规划设计创造性地转化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相互连接的序列化行动和接续性奋斗实践，使民族复兴从规划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从“一五”到“五五”，我们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建立了比较独立的工业化体系，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改革开放后，五年计划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进行动态调整，更加注重宏观性、战略性和协同性，成为市场和政府改革的重要制度载体，其内容也由单一经济指标逐渐延伸至全领域，有力推动了国家综合实力的跃升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五年规划锚定民族复兴的长远目标，在具体编制和实施中强调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朝着更高质量和更高水平的方向前进，尤其“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将进一步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为人类现代化探索新范式贡献中国智慧。所以，五年规划之所以对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战略导向性，根本在于它是一种兼具动态性和适应性的制度设计，既彰显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之下整合资源的优越性，又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既能通过动态调整应对国内外形势的不确定性，也能将国家长期目标和短期阶段性目标有机统一，以其战略的连续性、制度的优越性和实践的适应性满足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中的多重需求。
(四)实践拓新：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在五年规划实施中不断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编制并有效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有利于保持国家战略连续性稳定性，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从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的确立到“四个现代化”，从“小康社会”到“五位一体”的全方位、高质量的现代化，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每一次丰富，都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划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贡献更为全面。“一五”到“五五”时期，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国成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六五”至“九五”计划，邓小平首次把“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强调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十五”到“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信息化以及基础设施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十三五”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此阶段，中国成功打赢“三大攻坚战”，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五”聚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目标进行全面谋划，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的步伐。“十五五”规划延续了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核心导向的实践自觉，认为该时期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从“一五”到“十五五”，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不断迭代扩容，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物质、精神、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这一过程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跃升，更是一场涵盖发展理念、制度体系、文明形态的深刻变革，推动中国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前提下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稳步迈进。
五年规划作为“中国之治”的核心密码，其实践特征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优势：以长期主义锚定现代化目标，以系统思维统筹国内外发展全局，以人民立场贯穿治理始终。每个五年的接续奋斗,既是中国式现代化从蓝图到现实的生动实践,也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五年规划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一张鲜亮的“中国名片”。
(一)政治引领：党通过五年规划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其通过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以锚定国家长远战略目标的实践，构成了一条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保持‘中国式’的决定因素” ，这从根本上确保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与发展方向，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本质特征。一方面党的领导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连续性与政策的稳定性提供了保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从“一五”计划聚焦工业化奠基、到“十二五”规划全面协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十五五”规划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每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都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将短期任务与长远战略对接，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和正确方向。另一方面，党的领导通过五年规划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党不断完善制度设计体系，从制度上保证规划是对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综合平衡，成为凝聚最大共识的国家政策产物。在规划执行中，党不断健全规划的实施机制，既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明确政府责任，使“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起来，以保障党的战略意图有效贯彻。正是依托于党领导下不断完善的规划制度体系与实践能力，中国得以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既定轨道纵深发展。
(二)价值旨归：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五年规划全过程
人民性是五年规划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从人民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五年规划。尽管五年规划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性，但坚守人民立场、满足人民利益诉求始终是规划实施的动力源。十五个五年规划既注重物质财富积累的“硬指标”，又聚焦精神生活丰富的“软需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加大对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一五”至“五五”时期，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重点以满足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需要为主要内容，同时兼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六五”计划不仅重视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促进社会主义新风尚形成。“七五”至“十五”时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逐步实施九年义务教育，重视改善人居环境，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主要强化基本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指标，注重社会公平和民主法治建设，尤其脱贫攻坚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实现了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的傲人成绩。“十四五”时期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将七个民生指标作为重点任务。“十五五”规划则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是将人民的利益诉求贯穿五年规划始终，才“唤起了民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认同，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集体信念” 。
(三)互利共融：从征服自然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面转型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以人与自然、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语境下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自然观的弥合与超越” 。国家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凸显出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形成制约，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粗放型发展方式已不适应时代趋势，为改变这一现状，在五年规划编制中逐步调整战略重心，重构发展路径，推动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循环型转变，实现从征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面转型。“一五”至“五五”期间，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成为首要任务，工业发展主要依赖于资源的集中开发和粗放型增长，特别是在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重工业建设中，为满足其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部分地区存在矿产资源粗放开采、森林资源过度砍伐的现象。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六五”至“十五”计划特别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关停部分高污染产业，推动经济结构向更均衡、更注重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在“六五”期间首次设立“环境保护”专章，建立排污收费制度；“九五”计划明确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十五”计划则提出“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内容。“十三五”至“十四五”规划阶段，中国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重点强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并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规划纲要，推动发展路径从“被动应对”资源环境问题转向“主动重构”绿色发展体系。“十五五”规划则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势必会使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更亮、更足、更有信心。
(四)双轮驱动：充分彰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大势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文明形态” ，它不仅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物质力量的提升，更是文化软实力、民族凝聚力、社会文明程度等精神力量的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五年规划在编制与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始终将两者贯穿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逐步形成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硬实力”与“软实力”协同推进的本质要求。在早期规划中，五年规划比较重视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工业化目标，人民的精神需求相对单一。从“六五”计划开始，首次强调：“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的计划，它既包括建设物质文明，也包括建设精神文明。” 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要求使城乡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继续得到改善。随后的“七五”至“十二五”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强调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升和文化的繁荣。“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更加凸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愈发注重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提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增进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可以看出，从“一五”到“十五五”，中国的发展战略始终围绕既要物质富裕又要精神富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展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两个文明”辩证关系的认识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