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并明确“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自现代化开启以来，城乡要素配置主要是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城乡差距由此不断拉大，呈现出“使农村从属于城市” 的样态。城市扩张与乡村衰退的二元对立，已成为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发展悖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历来高度重视城乡关系的协调。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畅通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被摆在处理城乡关系的突出位置。自“十四五”以来，“城乡要素流动更加顺畅高效” ，为推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繁荣打下坚实基础。然而，实现城乡要素高效配置仍面临不少难题亟待破解。

基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答题,如何从城乡要素上破题,学界的研究主要呈现为：一是聚焦城乡要素交换问题。城乡要素交换的不平等问题成为基本共识，有研究关注了要素市场的二元性、非均衡性、扭曲性、无序性等问题表征 ，也有研究着重关注具体要素在城乡的流动障碍 或制度壁垒 。徐亚东等 基于“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的框架，明确了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桎梏所在。陈建华 着重分析了空间资本化与资本空间化带来的要素流动困境。二是聚焦城乡要素配置改革。蔡秀玲等 认为要在城乡差异化发展中构建城乡共建共享循环系统，周振 提出坚持盘活、流动、保护、公平的改革方向推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仇焕广 则明确将要素流动的对等性、创新要素、产业互补、安全底线和共同富裕等五方面作为施策重点。三是聚焦城乡要素流动路径。有研究提出通过缩小数字鸿沟 、打造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推动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和进行乡村空间的重构与再造 等路径来打破城乡要素“藩篱”，张阳丽 则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入手系统提出了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突破方向。

城乡要素高效配置，事关城乡融合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败。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以此重塑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也是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重要阶段。然而，受限于制度、服务和产业等方面的制约，城乡要素配置水平仍然有限，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尚有差距。

(一)城乡二元结构束缚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造就了日益明显的城乡对立，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他进一步认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 ，它必然会走向城乡融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快速实现从“一穷二白”农业国到发达工业国的转变，通过集中农业剩余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成为当时国际环境下的唯一选择 ，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也是在此期间逐步建立起来的。尤其是统购统销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导致城乡分离局面日益加深，并在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全面拓展和强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而努力，明确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经过努力，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扭转。数据显示，从2010—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99下降到2.34，累计下降0.65。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这使得乡村社会的人、财、物向城市快速汇聚，而城市生产要素的下乡效果则不理想。

首先，从城市对乡村要素的吸引来看，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尤其是一线或新一线超大城市，不仅对周边农村地区，更对中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着强大的吸附能力。2014年国家启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畅通了农民工进城的制度性障碍。数据显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4年的35.9%提高到2023年的48.3%。 不只是人口，各类资源向城镇的集中，带来了城市空间的持续扩展。这种扩展会反向对乡村形成挤压和侵占，从而造就了不平等的空间结构与布局 。然而，农民工在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方面依然存在重重阻碍，尤其是在获得进入国有部门就业方面 ，各种隐性挂钩的歧视仍然存在，说明劳动力在不同社会分层结构阶梯中纵向自由流动上仍存短板，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并不平等。其次，从乡村要素的留存与城市要素下乡来看，城市对乡村资源的吸附，带来的是乡村的“空心化”。尤其是深度“空心村”占比已超过四成。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1.2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3.81%；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到4177万人，人才凋零、老弱占主体成为制约乡村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新时代以来，国家出台各种政策鼓励人才下乡服务。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2022年6月末，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到1220万人。 但是，受限于农村工作环境、待遇、发展机会等一系列因素，人才入乡“引不进、下不去、留不住”问题仍然突出。在基层调研发现，村干部普遍的感慨是乡村“缺人才”，尤其是实务型人才。乡村人才引入速度远远跟不上流失速度，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短板。

（二）城乡服务供给不均衡

优越的基础设施和优质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是吸附生产要素的重要基础。由于人口资源等的集聚性，城市在公共服务提升上具有显著优势。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75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网络不断优化，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相比来说，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薄弱。尤其是在村民自治框架下，由村民自我服务自主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农民生产生活水平高低直接制约着自我服务能力。直到新世纪之初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由资源汲取向资源赋予转变，大力推进资源下乡以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在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战中，党和政府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脱贫攻坚基础工程，集中力量补齐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数据显示，62.6%的农户饮用水为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超过90%，涉农信息服务站点已覆盖全国80%的行政村 。在国家的强势投入下，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大幅度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城乡差距仍然存在，成为制约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流动的重要障碍。

首先，从公共设施水平来看，考察城乡居民生活、卫生、生态等方面的情况，根据《2023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显示，全国城乡供水普及率分别为99.43%和86.01%、燃气普及率分别为98.25%和37.40%、生活污水处理率98.69%和33.37%、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9.98%和74.41%、绿化覆盖率43.32%和15.0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5.65平方米和2.07平方米，分别相差13.42、60.82、65.32、25.57、28.24个百分点和13.58平方米。可以说，城市与乡村在居民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这制约了城市资源要素的下乡。其次，从公共服务水平来看，以城乡医疗条件为例，数据显示，新时代以来乡村医疗硬件提升明显。从2012年到2023年，城乡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之比从2.21下降为1.23，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量比则从2.5下降为1.54。尤其是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城乡差距在显著缩小。但是，与数量相对的是质量。城市往往集聚有多所三甲以上医院，医疗设备先进、医生水平较高，而在一些乡村卫生医院(室)以至于连一些常见病都很难以治好，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依然是偏远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最后，从数字信息水平来看，我国农村地区还有大量非网民。根据《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农村地区非网民达1.43亿人。他们受到使用技能、文化程度、设备不足和年龄等因素影响而被排斥在外。而在能够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中，其数字素养平均35.1分，农民群体的得分更低，仅为18.6分，比全体人群平均值(43.6分)低57.0%。与农民素质素养相对的是数字平台普及应用偏低，且业务范围较为狭窄，收看新闻、反映问题、办理税费缴纳、少数特定证件申办是此类数字平台的主要功能，无法真正满足村民差异化的诉求。数字服务的困难，也成为制约城市要素资源下乡的重要因素。

(三)城乡产业链条脱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快速改变贫穷落后局面，国家实行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政策，将农业剩余不断转移到城市工业中。从国家对工农业的投资比重中可以管窥这一偏向性。在“一五”至“五五”计划之间，我国财政收入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始终大于财政支出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再加上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农业在改革前向工业贡献了6000亿—8000亿人民币，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加比重为150:13。 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放开粮食价格和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办法，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快速增长。同时，国家强调要统筹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通过逐步放松对农业生产的限制，引导农民在乡村探索多种经营，使一向比较薄弱的林、牧、渔业和加工、服务业得到加强。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它正是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开启了乡村工业化。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发展。但是，农业产业的链条延伸仍然不足，尤其是与城市产业缺乏有机衔接，产业协作能力不足，存在明显的城乡脱节现象。

首先，从产业信息链来看，呈现突出的城乡供需不对称。城乡之间的信息传递不完全，农民更多是根据既往的经验进行生产决策，城市消费者有着购买物美价廉质优的农副产品需求很大却苦于没有途径。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民种植的卖不出去、城市消费者需要的又买不到的结构性错位。近些年每到相应农副产品的丰收季节，滞销在库、滞留在地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关调查显示，“乡村人口减少，本地需求减少，外销壁垒多”的提及率为29.13%，“盲目跟风种植不具备质量价格优势的品种”的提及率占到36.65%，“香酒处在深巷中”的提及率为27.18%。 其次，从产业供应链来看，考察从生产加工、批发、零售、分销到消费者手中的整个过程，乡村农副产品具有参与主体多、中间环节多、地域跨度大等特点，供应链管理风险高、难度大。再加上各个节点对象的利益诉求存在竞合关系，容易造成相互冲突，从而难以将产品快速有效地送达消费者手中。尤其是一些应季的“尖货”，在产品的加工、存储、运输、销售等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技术配套，产品腐烂变质等现象较为普遍，成为农产品“上行”最大的短板。与之相对的是城市工业品(尤其是与农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工业品)“下行”，受到农民需求分散、网络覆盖不足和乡村物流设施网点短缺的制约，“最后一公里”问题仍有障碍。最后，从产业价值链来看，最大的短板在于农业产业上。目前，农业产业仍然局限于生产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即使是进行加工，也只停留在初级加工阶段，深度开发不足、品牌意识不强，制约了农业产品价值链的提升。由于缺乏精加工、深加工，农业产业的附加值较小，竞争力不强。再加上价值链的利益分配主体较多，农民能从农产品价值链中分到的收益偏低。

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新质生产力作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能够提升城乡要素配置效率，创新城乡要素配置形态，重塑城乡要素配置格局。

(一)新质生产力提升了城乡要素配置效率

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 。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所在，也是动力源泉。新时代以来，在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具有前沿性、原创性科技创新支撑下，新质生产力得以形成和发展。通过技术赋能和数据驱动，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城乡要素配置的空间和边界，推动城乡要素配置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发展，实现了配置效率的全面提升。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进城乡要素信息实时对接。信息隔阂是城乡要素配置的核心矛盾。空间、制度等一系列壁垒的存在，使得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值无法被城市所了解，而城市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的供给又无法精准适配农村社会的需要，出现要素配置的不顺畅。科技创新的发展，使得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得以广泛应用。尤其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快速下沉乡村社会，信息技术广泛进村入户，推动了乡村社会数字化发展。乡村数字底座的补齐，推动了城乡数字基建的均等化，也在城乡地理空间之外再造了一个开放、平等的线上“数字社会”。与线下社会不同，“数字社会”的信息传播具有扁平化和高扩散性特点，每个线上参与者成为相对平等的信息接受者和发送者，“城一乡”“乡一城”双向要素得以实时对接。如借助互联网和数字平台的应用，农民与市场能够建立更加直接紧密有效的联系，便捷地获取市场需求、产品价格等信息，从而更好地进行生产决策。与此相对，城市居民可以通过线上销售平台、网络直播平台，在线选购自身所需的产品。线上信息的实时共享和有效对称，为城乡要素搭建智能对接通道，能显著减少要素错配风险，提升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算法技术的积极运作推进城乡要素智能匹配。传统的城乡要素配置依靠人的决策。由于掌握信息的有限和分析问题的局限，城乡要素配置效率受到很大影响。进入数字技术时代，信息更是呈现“海量化”喷涌，但也随之催生了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计算工具，而是“利用机器深度学习，分析用户历史行为记录数据，提取用户兴趣偏好，从而向用户实现精准信息推荐的技术” 。作为经由用户和技术赋权后能够不断进阶的技术，算法技术依靠大数据支撑进行深度学习，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并“利用生成合成类、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调度决策类等算法技术向用户提供信息” ，能够实现决策的精准化和高效化。在城乡要素配置中，算法技术的应用不再是冰冷的代码，而是化身城乡要素配置的“智慧体”。它通过用数据重构信任、用算力智能配置，将重塑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连接方式，为城乡要素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算法技术依托数字化治理，将大大提升政策传导、资源调度、应急响应的速度，将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及时、更加可及；另一方面，它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能够有效甄别出城乡要素的供需缺口，引导要素向更有效率的领域流动，减少资源错配的风险，推动城乡要素在流动中实现快速响应和互补共赢。

(二)新质生产力创新了城乡要素配置形态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代表的是生产力中创新最活跃、技术最前沿、前景最广阔的部分。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体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这些生产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动城乡要素配置不再局限于传统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线性组合，而是呈现出新型要素多元涌现、组织方式日新月异、配置形态不断更迭的多元动态局面。

一方面，生产要素的系统更新推进城乡要素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由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工具和新型劳动对象共同构成。首先，新型劳动者作为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是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发展而生成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劳动者需要具备更多的知识、技术和管理能力，能够熟练操作智能设备、进行电商运营和推进数据应用。尤其是“数字农民”的生成，改变了农民工依靠体力劳动向城市低端产业流动的局面，推动劳动力从单向流出向就地增值转变。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重塑，将推动劳动者从数量供给向质量协同转变，重塑了城乡人力资本的配置逻辑。其次，新型劳动工具体现为劳动工具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工业互联网、AI算法、数字孪生等技术构成新型劳动工具的广泛应用。劳动工具的技术跃升性变革，正打破城乡物质资本的空间壁垒，推进人类社会迈向数智时代，将以智能生态系统重塑城乡物质资本的配置逻辑。最后，劳动对象不断拓展，不仅囊括了知识、技术、服务等非物质形态的劳动对象，更是延伸到数据、文化IP等虚拟形态，从广度和深度上重塑了城乡要素的价值配置逻辑。综合来说，劳动者的智慧化、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劳动对象的虚拟化，要求城乡要素配置不能仅仅停留在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传统思维框架内，而是要向创新和共享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生产要素有效耦合推进城乡要素互促互补。与传统生产力注重单一生产要素的突破不同，新质生产力强调新型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协同发展。这种协同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强调通过充分发挥各生产要素的优势进行优化组合，形成“1+1+1>3”的整体效能。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创新要素组织方式为城乡要素流动打开了新的空间。数字平台的产生，使城乡分散的生产要素资源能够聚合在统一的端口之上，从而“颠覆了原有的议事规则、权力格局和话语权分布” ，实现了城乡要素的价值共创。以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土地为例，通过数字化管理，农村土地确权、流转和用途就能实现全流程智慧管理。借助数字平台，城市资本可以快速与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实现精准对接，突破乡村土地要素与城市资本要素的迅速匹配，提升农村土地价值。其次，新质生产力通过“远程耦合”实现了城乡服务的网络化协同。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城市的优质服务资源可以通过线上化、远程化方式快速扩散到农村地区，如“教共体”“医共体”等的形成突破了服务的城乡隔绝，实现城乡共享同质量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补齐农村农民服务需求上的短板。依托数智化工具，可以不断完善城乡服务范围和内容，健全城乡统一的服务体系，形成覆盖城乡服务流程、服务质量的一体化标准体系，实现城乡服务并轨合一，促进了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服务的公平分配。

(三)新质生产力重塑了城乡要素配置格局

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每一次的重大科技创新突破，都将带来产业结构、模式乃至整个产业体系的深刻调整与转型升级。产业作为城乡要素配置的最终落脚点和价值体现，仰赖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才能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通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为城乡产业链条重构和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加快了城乡要素配置格局重塑。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应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 。作为对已有生产力质态的提升，新质生产力不能简单地以业态来区分。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导产业方向，但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改变传统产业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积极促进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农业产业上，数字化技术打通了农业生产、加工、物流、销售整个流程，使要素不再孤立流动，而是在链上提升附加值。具体来说，数字技术、生物技术与智能应用的发展，优化了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和管理形态；物联网和电子商务技术的应用扩大了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机对接。在二三产业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技术升级和智能改造为抓手，运用绿色低碳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低端低效产能的传统行业向绿色方向转型；运用人工智能算法的应用，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制造方向迈进。新质生产力推动了新兴技术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扩散，尤其是数字孪生技术、工业互联网等手段的运用，不仅助推传统产业的生产过程、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上的深层次变革，推动了传统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还在城乡之间锻造出“直播电商”“智慧文旅”等新产业新业态，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的应用助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吸引大量生产要素在城乡不同产业内部和相互之间的高效流动和重组，构建城乡融合新格局。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以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点要求城乡要素更加自由平等流动。以新质生产力驱动城乡要素高效配置，关键在于通过挖掘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潜能，消除要素平等流动的制约因素，“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鉴于此，锚定城乡要素高效配置这一目标，本部分将从技术深度嵌入、数字平台建设和产业模式更新等方面剖析驱动路径，助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一)推进技术深度嵌入，创新城乡要素配置方式

习近平指出：“要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结构。”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技术深度嵌入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领域，通过推进配置方式不断创新，实现城乡要素有序互动发展。

一是强化技术赋能，推动城乡人才顺畅流动。人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城乡要素配置中的关键方面。首先，推进技术为农民进城赋能。要进一步放开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政策，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着力打通公安、教育、医疗等部门数据，实现户籍迁移“一网通办”；深化居住证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等改革，充分运用电子医保信息和电子社保凭证，推进公共服务“异地通办”，让农民进城落户更加便捷顺畅、安心安居；着力构建城市用工需求数据平台，充分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结合AI算法推荐精准为进城农民工推送就业信息，为农民工向市民化稳定转型提供支撑。其次，推进技术为人才下乡服务。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搭建乡村资源数字化平台，构建乡村振兴人才数据库，充分运用大模型和算法技术实现人才与乡村社会的精准匹配，尤其是充分吸引青年人才下乡扎根兴业，让进入乡村的城市人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融入乡村。针对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上的短板，大力开展互联网技术培训、电子商务培训、短视频直播培训等，积极进行农民技术能力的培育，培养现代“新农人”，让他们能够使用更高级的方法对劳动对象开展劳动。

二是深化技术应用，激活农村土地要素价值。权属清晰、流转顺畅是激活农村土地要素的前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技术的深度嵌入，能够破解土地要素流动的瓶颈，释放农村土地的经济与社会价值。首先，以技术手段让农村土地资源“活起来”。加强数字技术、区块链在土地要素资源确权中的应用，积极唤醒沉睡土地资源、整合闲置土地资源，确保能用尽用；打通自然资源、农业、住建等部门壁垒，整合构建囊括耕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农村土地信息库，优化农村产权交易平台，通过算法技术实现供需信息精准匹配；其次，加强数字监管，不断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能。开发“土地数字身份证”，实时动态更新地块坐标、权属变更、流转历史等信息，依托数字技术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后的动态监管，依托图像识别算法监测土地“非粮化”“非农化”行为，不断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最后，稳妥推进制度配套，为技术落地提供规则保障。深化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和“三块地”改革，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健全收益分配和权益保护机制，助力农民增收。三是优化技术供给，助力金融服务精准滴灌。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是实现金融服务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关键引擎。首先，要加强农村金融产品、服务渠道、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升级，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深入推进农村金融信用体系建设，让农民愿意且能及时高效享受金融服务。其次，持续推进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建设。借助“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以科技手段助力金融服务，将金融服务无缝嵌入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的场景之中。紧密结合城乡居民金融需求的变化，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云计算，构建起多维度的城乡居民金融需求画像，相应优化不同金融工具的功能定位，更好释放不同金融供给主体的优势。最后，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金融服务模式，大力推进线上金融服务的发展，通过线上服务扩大有效金融的覆盖面，减小信贷控制风险，提高用户的满意率。

(二)推进数字平台建设，打造城乡要素流动中枢

城乡要素的平等流动，离不开平台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为城乡要素流动搭建起集成性数字平台，改变城乡要素流动的散漫状态。要积极推进数字平台建设，打造城乡要素流动线上中枢，实现数字化、线上化、智能化发展，确保要素配置科学高效。

一是构建优质资源入乡数据平台。要改变优质资源集中于上层、集中于城市的格局，从“需求侧”入手，以全新的数字化思维捕捉农民的需求点，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建立需求清单；根据基层需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立上下贯通、城乡衔接的智能化数据平台，将各类优质文化资源链接打通整合形成供给清单。把握网络化、数字化发展方向，充分运用算法工具进行资源供需的精准下沉、分类下沉和常态下沉，推动各类优质资源以农民容易接受、喜闻乐见的方式落到每个群众身边，确保资源送到群众的心坎上。坚持动态供给，对照农民需求的新变化，及时调整整合优质资源，确保优质资源及时有效到达，努力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二是搭建公共服务线上集成平台。依托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推进公共服务提升与数字化改革协同发展，按照公共服务线上“一端集成”线下“就近享受”的原则，搭建城乡公共服务共享平台，以数字技术为载体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布局的完善。在“线上”，将涉及群众亟需或身边必要的服务项目，如就业、医疗、养老等服务应用集成到统一的平台，打通现有的政务、服务等平台，加强多平台统筹，实现线上平台向服务型转变，确保群众在线上能够选择和申请；在“线下”，打造城乡共建的医联体、教联体等，通过阵地、活动和资源的联动实现协同管理，引导公共服务资源合理配置，推进群众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一体化。同时，要持续关注数字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持续开展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和网络安全等培训活动，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其数字素养，加大优质无障碍产品和服务供给，让公共服务通过数字化更公平地惠及所有群众，增强公共服务的普惠性。

三是创建城乡要素数字交换平台。依托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以“系统整合、多方参与、开放共享”为原则，构建集信息整合和大数据分析功能于一体的开放性数字交换平台，为城乡居民提供信息管理和服务，推动城乡要素有序合理流动。在资源要素供给端，要大力推进乡村数字化建设，尤其是深化数字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城乡各类资源要素实时数字化录入。政府要加强平台接入要素内容的审核，及时更新要素内容并修补漏洞，保证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在资源要素使用端，要优化页面布局、简化操作难度，让即便是数字素养偏低的农民也能方便快捷地使用，从而真正带动城乡之间要素信息资源的有效对接，助推要素的畅通流动。

(三)推进产业模式更新，激发城乡要素发展活力

城乡要素的平等流动是以产业为依托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数字经济的出现，将衍生出持续的创新能力，催动传统产业更新升级，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改变城乡要素流动不充分的格局，助力城乡繁荣发展。

一是大力发展乡村数字产业。在农业转型上，持续实施“数商兴农”工程，依托本地资源禀赋特色，把“土特产”三个字研究透，因地制宜找准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数字农业模式；在乡村游上，充分发挥乡村生态优、环境美的特点，将休闲观光、民俗文化、非遗文创、现代农业、创意民俗等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乡村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乡村文化游、生态游、康养游等新业态；在电商产业上，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发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大力实施“村播”“乡播”计划，深化农村直播电商基地，让农副产品能在线上“走出去”。

二是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 要推动科技创新向传统产业扩散，推动传统产业在链上扩展与升级，实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增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首先，坚持创新驱动引领传统产业功能拓展。大力开展基础性、前沿性智慧技术研究，着力推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的全领域全方位全链条应用。大力开展智慧农业技术装备的研发与推广，尤其是加快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农业、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提升全产业链数字化水平，塑造发展新动能。其次，强化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互联网+”“庭院+”等，促进现代农业与休闲旅游、康养等服务业融合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电商平台优势，融合农文旅，推动农村由卖产品向同时卖服务转变；在制造业领域，运用绿色低碳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突出的传统行业向绿色产业转型。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增加新的增长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