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帛书《易传》论孔子晚年对天地之道的研究
2026-08-06   来源：乐爱国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根据《论语》主要讲人道，将孔子的学术思想与《易传》讲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之道”分别开来  ，认为孔子多言人道而少言天地之道。然而，据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表明孔子晚年不仅深入研读《周易》，而且与《易传》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的出土，不仅印证了司马迁关于孔子晚年研读《周易》的事实，而且表明《易传》所言“三才之道”实际上来自孔子晚年对《周易》的解读，从而说明孔子晚年重视并研究天地之道。这不仅是儒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长期未受到现代学者的充分关注，或许更应当成为当今弘扬儒学的重点，甚至可能成为现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论语》讲“仁”，同时也讲“道”，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吾道一以贯之”；“道不同，不相为谋”；“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等等。但是，《论语》讲“道”，主要讲人道，尤其是《论语·公冶长》载孔子门人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显然在子贡看来，孔子讲“道”并非等同于“天道”。另据《左传·哀公六年》（前489年）所载，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对此，孔子说：“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由己率常，可矣。”孔子所谓“知大道”，是就治国之道而言。

孔子虽然主要讲人道，但同时也重视有关天地万物的知识，讲“博学于文”，要求“游于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重视四时季节，讲“使民以时”，并要求“行夏之时”。《礼记·礼运》载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孔子要求“行夏之时”，显然是就天道而言。

尤其是，《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讲天的运行；但其中所言“天”，既有学者解为自然之天  ，也有学者解为宗教之天 。张岱年说：“这所谓天，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解释为主宰之天，有人解释为自然之天。无论如何，这所谓天不同于商周传统观念中的天。在商周传统观念中，天是要发号施令的。孔子所谓天，可以说是由主宰之天到自然之天的过渡形态。”  所以他认为《论语》该句就是讲天道。张岱年又解《论语·泰伯》“巍巍乎！唯天为大”，说：“所谓‘唯天为大’，不能理解为唯有上帝最伟大，而是说天是最广大的，这所谓天乃指广大的苍苍之天。孔子这句话，可能是晚年讲的。孔子关于天的思想可能有一个转变。” 也就是说，孔子晚年讲的天，多由主宰之天转变为自然之天。

笔者认为，张岱年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据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五十六岁，离开鲁国，“周游列国”。期间，因长得貌似阳虎，被匡人所拘，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对于孔子一生的思想发展而言，“五十而知天命”极其重要，甚至有学者认为孔子讲“五十而知天命”，其中的“天命”，即“性与天道”的“上下通贯”。毫无疑问，孔子在这一时期所言“天”，讲“天之将丧斯文”，又讲“天生德于予”，以及《论语·八佾》所载孔子讲“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其中的“天”，不能完全理解为宗教之天，而应当理解为“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但是，这也只是就人道而言，不能理解为自然之天，因而不同于孔子晚年就自然之天而讲天地之道。

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整理古代典籍，尤其对《周易》作出解读，其中多讲自然之天，并讲天地之道。孔子七十一岁，“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其中的“天”，不仅不能归于宗教之天，也不能简单地归于道德之天，而更多地是就自然之天而言，即张岱年所说，孔子晚年讲的“天”有一个由主宰之天到自然之天的过程。

关于《论语·公冶长》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历代的解读，众说纷纭。汉唐诸儒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与此不同，朱熹《论语集注》注曰：“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也就是说，孔子平时因“圣门教不躐等”而罕言性与天道，门人不可得而闻，或许直至晚年才开始讲性与天道，为子贡所赞叹。

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所展现的孔子晚年研读《周易》而对于天地之道的研究，不仅印证了朱熹解“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做出的推断，而且也说明《论语》讲“道”，主要讲人道，较多反映孔子平时教授学生的状况，而较少记载孔子晚年对于天地之道的研究。因此，要了解孔子对于天地之道的研究，就应当研究帛书《易传》，以弥补《论语》之不足。

孔子与《易传》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从古到今一直有学者依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晚而喜《易》”的说法，认为《易传》为孔子晚年所撰。但是，北宋欧阳修明确认为《易传》中的《系辞》《文言》《说卦》等非孔子所作。他的《易童子问》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不仅提出《系辞》《文言》《说卦》《杂卦》非孔子所撰，而且认为其中所引述“子曰”为“讲师之言”，非孔子所言。欧阳修提出《易传》非孔子所作，对现代学者影响很大，以至于不少中国哲学史或中国科学思想史的教科书都把孔子与《易传》分别开来，各自论述，并且特别推崇《易传》对于天道观的论述，以区别于孔子。

随着帛书《易传》的出土以及文献整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于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不断有新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虽然不能完全证明传世《易传》或帛书《易传》为孔子所撰，但根据帛书《易传》可以证明，孔子晚年对《周易》做过解读。据帛书《易传·要》记载，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而为子贡所不解，因此向子贡讲述《周易》之道，还说:“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显然，这样的记载证明了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而且据帛书《易传》诸篇记载，孔子对《周易》的许多卦都一一作了解读。

第二，根据帛书《易传》大量引述孔子晚年对《周易》的解读可以看出，帛书《易传》很可能为孔门后学依据孔子晚年对《周易》的解读而撰，其基本思想来源于孔子，而且其中“子曰”大都为孔子所言，因而包含了孔子的论述。同时，帛书《易传》中有《系辞》篇，与传世《易传》的《系辞》篇大致相同，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可证明传世《易传》中的“子曰”，很可能也为孔子所言。

第三，虽然传世《易传》和帛书《易传》为孔门后学依据孔子晚年对《周易》的解读而撰，只能作为研究孔子学术思想的间接资料，但其中所引述的“子曰”既为孔子所言，因而可以作为研究孔子学术思想的直接资料。《易传》成为研究孔子的重要文献，可以弥补以往研究孔子大都与《易传》分别开来而且忽略了《易传》中的孔子所言而造成的不足。

《易传》讲天，在很大程度上是就自然之天而言。《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其中又引述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这里的“子曰”应当为孔子所言，表明孔子晚年解读《周易》讲自然之天。

需要指出的是，《系辞》讲自然之天，但是又说：“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还说：“《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可见，无论是《易传》还是孔子晚年都赞同《周易》“大有”卦所言“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而且这里所言天，似乎是指宗教之天。然而，《系辞》还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显然，《易传》讲“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是要遵循《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讲的是顺从天道，仍然是讲自然之天，并非就宗教之天而言。

《易传》讲天，多就自然之天而言，而且《易传》中所引述孔子之言也讲自然之天，由此可以推知，孔子晚年对《周易》的解读多讲自然之天，甚至《易传》讲自然之天或许是孔子晚年解读《周易》而多讲自然之天的延续。以此为据，可以进一步讨论孔子晚年对天地之道的研究及其形成的天道观，以弥补以往研究孔子只是注重其人道观而忽视其天道观的偏向。

传世《易传》讲“三才之道”。《系辞》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王弼注曰：“三极，三材也。兼三材之道，故能见吉凶，成变化也。”“三极之道”，即“三材之道”，亦称“三才之道”。《系辞》又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易传》的“三才之道”，讲的是天道、地道、人道。《说卦》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也就是说，《易传》的“三才之道”讲的是“天之道曰阴与阳”“地之道曰柔与刚”“人之道曰仁与义”。问题是，《易传》的“三才之道”是否孔子所提出?

帛书《易传·要》讲《易》之道，与传世《易传》一样讲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之道” 。据帛书《易传·要》记载，孔子晚年不仅喜好《周易》，而且讲天道、地道、人道，曾对弟子们说：“《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 [20] 显然，孔子晚年解《周易》，提出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人道之上下的“三才之道”，将天道、地道、人道三者作了区分，明确就自然界之天地而讲天地之道，同时又将天道与天之日月星辰作了区分，将地道与地之水火金土木作了区分，将四时变化与万物作了区分，强调天地之道与天地间具体的万事万物相区别。

根据帛书《易传·要》对孔子讲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人道之上下的“三才之道”的记载可以推断，帛书《易传·衷》说“[圣人之作《易》，将以]□生(性)命[之]理也。是故位(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位(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位(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财(才)两之，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画而为章也。天地定立(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樽(薄)，八卦相厝”，应当是说孔子。据此也可推断传世《易传》中《系辞》以及《说卦》所言“三才之道”，很可能来自孔子，甚至就是孔子所言。

另据帛书《易传·要》记载，孔子不仅讲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之道”，而且还讲“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比照帛书《易传·衷》，可知其意在讲“天地定立(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搏(薄)，八卦相厝”，实际上是以“八卦”对应八种自然界的基本元素(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以阐释自然界万事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导致无穷变化。

从帛书《易传》引述孔子讲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之道”可以看出，孔子讲天地之道，与人道相区别，是就自然界的天地而言。事实上，帛书《易传·系辞》还载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一至(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物生焉。”如上所述，传世《易传》也有类似记载，说明孔子晚年解读《周易》，多讲自然之天地，并由此讲天地之道，讲天地的运行法则。

孔子讲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之道”，就自然界的天地而言天地之道，那么什么是道？张岱年说：“道的观念是从天道转化而来的，天道是天所具有的规律，道是比天更根本的普遍规律。这普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却无形无象，不同于一般事物。”也就是说，道是指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原因、法则和规律。孔子认为，天道“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也就是说，天道不等于日月星辰及其运行，而是阴阳，即《系辞》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地道“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人道“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四时之变“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显然，孔子讲天道、地道、人道以及万物之道，讲的天地万物的形而上之道，即《系辞》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此，唐孔颖达解释说：“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宋朱熹则说：“‘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见，而其理难知。即事即物，便要见得此理，只是如此看。”

帛书《易传·衷》还载子曰：“《易》之义，谇(萃)阴与阳，六画而成章。咎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胃(谓)大阳，此天[之义也]……六柔无刚，此地之义也。天地相率，气味相取；阴阳流形，刚柔成体；万物莫不欲长生而恶死。会三者而台(始)作《易》，和之至也。”又载子曰：“夫《易》之要，可得而知矣。《键(乾)》《川(坤)》也者，《易》之门户也。键(乾)，阳物也；川(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也就是说，天道阴阳相互作用而化生天地万物。

孔子重视人道，但并非不重视天道。一方面，他不仅在晚年提出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人道之上下的“三才之道”，而且据《礼记·哀公问》载，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显然，这里所言“天道”是就自然界之天而言，体现了孔子对天地之道的重视。《周易·恒·彖》也有类似的说法：“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另一方面，孔子讲天地之道，重视的是以天地之道说明人道，并由此推崇人道，而不只是讲天地之道。所以，孔子讲天地之道，往往与人道相关，讲天道、地道、人道三者的相互联系。他讲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又讲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实际上也是要指向人道。

据帛书《易传·要》记载，孔子对自己晚年解读《周易》之动机作了阐述，认为《周易》可以改善人的道德品质 ，而他解读《周易》就是要“观其德义”，因此不仅要“幽赞而达乎数”，而且还要“明数而达乎德”，“与史巫同途而殊归”。

孔子解《损》《益》二卦，说：“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也。”并解《益》卦，说：“《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生)之室也，故曰《益》。”又解《损》卦，说：“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物)之所老衰也，长夜之所至也。”所以，孔子说：“《益》之始也吉，亓(其)冬(终)也凶；《损》之始凶，亓(其)冬(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憙(喜)。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此胃(谓)《易》道。”在这里，孔子既以四时万物变化解《损》《益》二卦，讲天地之道，又进而讲君子之道在于“顺于天地之心”，讲的是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之道”。

显然，孔子重视天道，但又往往赋予自然之天以道德内涵，最终归于人道。帛书《易传·二三子问》载，孔子曰:“天乳(乱)骄而成嗛(谦)，地徹骄而实嗛(谦)，鬼神祸福嗛(谦)，人亚(恶)骄而好嗛(谦)。”帛书《易传·缪和》也载子曰:“天之道崇高神明而好下，故万勿(物)归命焉;地之道精博以尚(上)而安卑，故万勿(物)得生焉;圣君之道尊严复(睿)知(智)而弗以骄人，嗛(谦)然牝德而好后。”“天道毁盈而益嗛(谦)，地道销[盈而]流嗛(谦)，[鬼神害]盈而富(福)[嗛(谦)]，人道亚(恶)盈而好嗛(谦)。嗛(谦)者，一物而四益者也;盈者，一物而四损者也。”这里所言“天道”“地道”虽然区别于人道，但是又被赋予了道德内涵和价值。由此可见，《系辞》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实际上也是赋予自然之道以道德内涵和价值，意在道德教化。

据《礼记·中庸》载，孔子晚年在“哀公问政” 时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据《孔子家语·哀公问政》记载，孔子所言“人道敏政，地道敏树”一句为“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这里既讲“天道敏生”“地道敏树”，但是又被赋予了“敏于事而慎于言”的道德内涵和价值。可见，孔子虽然讲“三才之道”，讲天地人各有不同的道，但最终是要以天地之道推崇人道，因而赋予了人道内涵和价值，但并非将天地之道与人道混为一谈，并非把人道说成天道；也就是说，孔子讲“天道敏生”是说天道阴阳化生万物之“敏”，但并非把“敏”说成天道。

正如《论语·述而》讲“子不语怪、力、乱、神”，称孔子不言超自然的鬼神之类，孔子解读《周易》旨在“观亓(其)德义”而“后亓(其)祝卜”；而为了道德教化，他既就自然界的天地而言天地之道，讲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与人道之仁义区别开来，又赋予天地之道以人道内涵和价值，以拟人化的方式讲述天地之道，“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进而提出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之道”，将天地之道与人道联系起来，显然不是讲主宰或命运之天，不是讲宗教之天。

重要的是，孔子讲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之道”，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赋予天地之道以人道内涵和价值的同时，实际上又包含了以天道统摄人道之意，为人道建立形上学的基础，正如《系辞》所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地厚乎仁，故能爱。”《文言》也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将天地之道与人道统一起来，并有顺天地之道的内涵。如前所述，《系辞》载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这里所言顺天，亦即顺天道。据帛书《易传·二三子问》载，孔子解《周易·晋》，曰：“此言圣王之安世者也。……圣人之立(莅)正(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无菑(灾)。”这里的“天”，应当理解为“天道”，尊天即尊奉天道，讲的是顺天地之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论语》主要讲人道，很少讲天道，但是，帛书《易传》可以证明孔子晚年解读《周易》，系统阐述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之道”，讲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而且还以《周易》诸卦解天地之道，以“八卦”对应于八种自然界的基本元素，讲自然界天地万物的化生之道以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运行变化的规律，实际上构建了完整的天道观思想体系。由此可以说明孔子晚年不仅就自然界的天地而言天地之道，以区别于人道，而且非常重视天地之道，并对天地之道做了深入研究;尤其是，他还将天地之道与人道结合起来，赋予天地之道以人道之内涵，为的是要以天道统摄人道，强调顺天地之道，从而表明孔门对于天地之道的重视。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天道”一词与“天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中不少‘天道’的含义就是‘天命’”。孔子在“五十而知天命”的基础上，于晚年解读《周易》而提出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之道”，就自然界的天地而言天地之道，以区别于人道，同时又赋予天地之道以人道的内涵和价值，将天地之道与人道联系起来；因此，既不能认为孔子重人道而轻天道，否定其对于天地之道的研究，又不能简单说孔子讲的天地之道是完全与人道相分离的。也就是说，孔子晚年讲自然之天，研究天地之道，虽然可以增进人对于天地自然的认知，但最终是要提升人的道德，因而又不可完全等同于现代自然科学所讲的自然规律。重要的是，孔子对于提出的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之道”，将天地之道与人道区别开来，实际上是将“天道”与“天命”区别开来，从而形成了孔子天道观的重要特色。

孔子晚年研究天地之道，形成了独特的天道观，为孔子门人后学所传承，且各有所差别。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载，孔子门人曾参在对以往的天圆地方说质疑的同时，对孔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作了发挥，认为天地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各种天气现象以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又把自然界的动物分成毛虫、羽虫、介虫、鳞虫和倮虫五大类，而且还认为，圣人依照日月运行规律，观测星辰运行，推演四季天象变化而制定历法和音律，通过历法和音律的阴阳相互协调，“立五礼”“制五衰”“和五声”“合五味”“正五色”“成五谷”“序五牲”，以治理天下，初步构建了儒家的阴阳五行天道观。

孔子之后，思孟学派重视心性之学，同样也讲天地之道。《中庸》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孟子也肯定天有其自身的规律，认为“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但是，《中庸》又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郭店楚简《五行》说：“善，人道也；德，天道也。”“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讲天人合一的天道观，明显更为强调人道。

荀子讲天人相分，所谓“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礼论》)，但更多地是讲天、地、人三者的相互关联。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又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荀子·富国篇》)“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篇》)既讲天、地、人三者的区别，又在此基础上讲三者的相互联系，具有“既强调与天奋争又强调顺天的思想”无疑是对孔子晚年讲“三才之道”的继承。而且，无论是传世《易传》还是帛书《易传》，都较多继承并且实际上包含了孔子晚年对于“三才之道”的论述。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晚年解读《周易》而形成的“三才之道”以及后世对于孔子“三才之道”的传承，实际上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形成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现代对于儒学的研究，较为强调孔子的仁学，重视儒家的人道，轻视甚至忽略了儒家对于天地之道的研究。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挥孟子心性之学，讲“人能尽心知性则知天，人之存心养性亦即所以事天”，又继承阳明心学，讲“人之本心即天心，人之良知之灵明，即天地万物之灵明”，并且说:“此即中国心性之学之传统。今人如能了解此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应当说，把儒学归结为心性之学，不仅有窄化儒学之嫌，而且完全忽视了孔子晚年对于天地之道的研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儒家天道观，同时也忽略了孔子讲人道，是要以天地之道为依据，顺天地之道。这是当今认识儒学和发展儒学所需要纠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