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自“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命题提出以来，学界已围绕其展开多维度的深入研究：有学者从哲学本体论、实践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四个维度剖析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逻辑，有学者从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视域下探讨民族立场与世界视野的辩证关系，有学者考察“第二个结合”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关联，亦有学者专门探讨新时代坚守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等等。梳理既有研究成果可见，学界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讨虽已形成一定积累，但专门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角切入，将文化理解为文化实践发生过程的研究尚需加强。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源于人民的文化实践，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角探究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觉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理论支撑，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演进，在厘清人民的文化实践与中华文化主体性内在关联基础上，进而探索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演进，和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及改革进程中的文化实践紧密相连、互为促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方针，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建设，再到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传承，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通过不同时期的文化实践，不断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
(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始终将文化建设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探索并践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这一文化纲领是植根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不同阶段的实践中，通过在实践中深度融合，成为凝聚民族力量、指引革命方向、动员人民群众的强大精神武器。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工农群众教育动员党员群众实践，通过创办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专门学校，培养后的人才深入田间地头，用通俗的语言讲解革命道理，使革命文化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层，走向广大工农群众，奠定了文化的群众基础。正如学者所说:“理论唯有说服群众，走到大众中去，才能掌握群众。”发行革命刊物，用方言、歌谣、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工农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念转化为工农群众的自觉意识。这一阶段孕育出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压迫剥削的文化实践，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奠定了群众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的实践。通过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君权神授”“封建等级”等封建思想根基。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等根据地，党领导开展扫盲运动，创办列宁小学、工农夜校等教育机构，向人民传授文化知识与科学常识，批判封建迷信思想，体现了科学的文化在实践中的运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院校，培养了大批兼具革命信念与民族情怀的骨干力量。同时注重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开展农业技术改良、医药卫生普及等实践，以科学手段解决根据地的生产生活难题。此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团体通过深入乡村和部队，开展街头剧、秧歌队等文艺演出方式揭露阶级压迫，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此时大众的文化已成为动员群众参与革命、支持革命的重要手段。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理想，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结合起来，使民族文化成为推动革命胜利、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撑。同时，对封建礼教、迷信习俗的批判持续推进，在解放区开展的婚姻改革、破除神权等运动，进一步传播了科学思想，树立了理性精神。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民族性赋予文化凝聚民族力量，科学性为文化提供理性指引，大众性为文化打下群众基础。
(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方针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弱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封建文化因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而失去生机，沦为维护旧制度的工具；二是在西方列强侵略下，部分知识分子陷入“全盘西化”的认知误区，丧失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与自主判断。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文化作为精神生活的核心，其主体性的生成与巩固离不开物质生产实践的支撑和社会制度的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封建残余文化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仍然存在，文化领域的自主发展面临多重阻碍。为此，中国共产党将实践重心聚焦于经济秩序重建与制度体系构建。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不仅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更改变了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制度环境。
随后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古为今用”不是对传统的简单继承或全盘否定，而是以社会主义实践需要为标准，保留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的元素。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中符合人民利益、适应社会发展的优秀元素，如“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等。通过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把民本思想升华为人民当家作主，把自强不息的精神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精神，这种改造是在土地改革、工业化建设、集体主义教育等具体实践中实现的，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力量，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保持了自身的历史连续性。“洋为中用”则指对外来文化的实践借鉴。不是对西方文化的盲目照搬或彻底排斥，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为根基，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服务于中国实践。在科技、教育、文艺等领域，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中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利于文化进步的有益成果。如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先进的教育理念、文艺创作的表现手法等，同时坚决抵制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与意识形态渗透。只有始终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实践中整合文化资源，在实践中检验文化成果，在实践中创新文化形态，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保持自主发展的活力。
(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他强调“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者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文化创作获得了发展空间。“伤痕文学”以《班主任》《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作品还原普通群众的生活;此后“反思文学”以《剪辑错了的故事》《蝴蝶》为代表关注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责任与选择，实现了由表现时代精神向张扬人的主体性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改革开放深化发展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拓展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的理论维度与战略视野。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江泽民同志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布局相结合，既强调文化作为“精神力量”对民族凝聚力的凝聚作用，又凸显其作为“综合国力标志”的战略价值;既坚持了文化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的实践导向，又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核心指向从“群体意识觉醒”深化为“个体全面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立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积累与全球化文化发展新态势，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进入“自觉建构、系统推进”的新阶段。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凝聚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核。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是民族精神的核心载体，更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支撑。
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文化主体性始于文化实践，成于文化实践，并最终指向引领和推动更宏大人民文化实践的崇高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和不竭的文化动力。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传承
新时代文化建设紧密聚焦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加以运用。在人民实践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是静态的历史遗存，而是被视作治国理政的理论渊源。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格局和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紧密结合，在开放包容全球性实践中主动塑造国家文化形象。一方面，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从表层交流向深度对话转变。借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合作、各类高端对话平台与品牌文化活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转化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是被动“他述”的对象，而是主动“自述”的主体。通过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借助互联网新媒体技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在文化实践中逐步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中国形象的亲和力，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世界的参照系中得到确证和升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面临新的时代课题与战略机遇。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科学指引下，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传统，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塑造形象，从而实现文化自我确证、自我发展与自我超越的自觉进程。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演进，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全过程实践之中。这一过程清晰地揭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生成和发展离不开人民的文化实践，文化实践也反过来验证了文化思想的真理性。
文化不是空洞的抽象概念，而是人类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创造的。正如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马克思明确区分了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即文化实践。文化实践的生成始终依赖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脱离了物质生产实践的文化必然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学者认为：“实践作为文化创造和发展的源头活水，一方面通过其结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表征着文化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确证了文化主体自身。”人民的文化实践既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来源，还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发展动力，同时人民的文化实践还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检验标准。
(一)人民的文化实践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来源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实践中自觉生成。这种生成本质上是实践活动不断赋予文化以主体性特质的历史过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首先离不开文化主体性的主体即“现实的人”在实践中确立的主体地位，离不开文化实践赋予文化的时代内涵，更离不开文化实践推动文化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的创新发展。“现实的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进行不同的文化实践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时代进步和实践深化而不断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由此得以逐步生成并持续强化。
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主体来看，人是文化主体性的真正主体，人民始终是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性因素。马克思认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首先源于“现实的人”在实践中确立的主体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文化上也面临着“全盘西化”与“文化复古”的局面，缺乏自主选择、自主发展的文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开展了各种伟大文化实践。在革命实践中，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奠定了人的主体性基础。在建设实践中，中国人民秉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逐步挣脱贫困枷锁、迈向富裕生活。在物质需要满足的同时，精神文化需要日益增长。在改革实践中，既坚持对外开放、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又坚决反对文化霸权，逐步形成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自信。新时代，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从中华文化主体性内涵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源于文化实践对文化价值体系的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变局中，这些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如何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相协调的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文化实践中，既坚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立足文化实践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其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又坚决抵制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蚀，在文化实践中逐步构建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
从中华文化主体性表现形式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源于文化实践对文化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的创新与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体现在文化形态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文化实践中，不断推动文化表现形式的创新，从革命文化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同时，在文化实践中不断完善文化传播，构建起对内凝聚人心、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传播格局，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这种文化形态的创新与传播方式的发展，并非脱离物质生产实践的主观创造，而是对物质生产实践和文化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需要、新场景的主动回应。
(二)人民的文化实践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发展动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是不断发展进步，文化实践也不断发展，同时促进文化的不断进步。从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时代，到机器轰鸣的工业时代，再到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人类实践能力的每一次跃升，都不仅推动着物质生产的极大发展，同时给精神生产带来深刻变革。正是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持续实践中，人的认知水平不断提升，文化创造的活力不断迸发。
人民的文化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实现自我超越。马克思强调“革命的实践”推动社会进步，而中华文化主体性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必然随实践发展而创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从革命实践到建设实践，从改革实践到复兴实践，实践的深化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从“救亡图存”到“复兴引领”的演进，使其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在民族危亡的革命实践中，中华文化主体性以“救亡图存”为重点，通过革命时代的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对先进西方思想的吸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时期文化。这种文化实践活动包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家国情怀，不仅凝聚了革命队伍的向心力，更让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民族危亡之际焕发出新的生机，指引着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解放之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完成了从“救亡”到“建设”的转型。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全国人民投身于农田水利建设、重工业基地打造等实践中，孕育出“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这些精神文化成果，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文化，又融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建构起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配的文化认同。改革开放时期，则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注入“开放包容”的时代特质，在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既坚守自身文化根脉，又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步入新时代的民族复兴实践，中华文化主体性更是迈向“复兴引领”的全新高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建构起彰显中国精神、中国特色、中国力量的文化新局面。与此同时，随着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深刻变革，数字技术正以狂飙突进的方式重塑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空间。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让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数字化生产方式中实现了创新发展。从使用虚拟现实技术重现古代建筑、历史场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数字化形态走向世界，到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民的文化实践方式的革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破了时空限制，在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中彰显出独特魅力。
(三)人民的文化实践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检验标准
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并非静态的“固步自封”，而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实践中抵御风险、挑战的动态过程。人民的文化实践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检验标准。只有能够指导实践、反映现实问题的文化，才能保持其主体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不断验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其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始终保持自主地位。
从更深层次看，人民的文化实践不仅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检验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毛泽东同志曾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结晶，其主体性的核心在于能否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通过文化思想的实践转化，完成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主观思想本身无法自证其真，客观事物也不会主动与思想对照，只有实践能搭建起主观与客观的桥梁。人的实践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反之，脱离实践的文化思想，即便看似体系完备，也终将因丧失现实实际而沦为无源之水，更无从谈及主体性。因此，只有文化实践，才能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检验标准。
承认文化实践的检验作用，更要以发展的眼光把握实践标准的辩证性。列宁曾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实践的“确定性”意味着在特定历史阶段，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文化思想才能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改革开放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现实实际相结合的发展，经过实践检验后是具有真理性的，这一检验结果具有不可动摇的确定性。而实践的“不确定性”则昭示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检验不是一劳永逸的终局判断，而是伴随人民文化实践发展的持续过程。随着新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与传统技术相比，数字技术营造“置身其中”的沉浸式体验，拉动大众与文化之间的距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提出新要求，推动文化在回应实践需要中实现自我更新。这种“确定”与“不确定”的辩证统一，既避免了文化主体性陷入僵化教条的误区，又避免了相对主义的泛滥，使中华文化在坚守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能通过实践检验不断丰富其主体性的时代内涵。
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坚持“两个结合”的实践，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根基，推动文化实践创新，激活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时代动力，开展文明交流互鉴，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世界意义。
(一)坚持“两个结合”的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揭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形成路径。“两个结合”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也彰显了其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历史主动。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助力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关乎生死存亡的革命实践、解放思想的改革实践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
中国自近代以来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古今中西之争”。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论调不时泛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时常表现为文化领域的压制与渗透，给中华文化主体性带来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始终坚定不移推进“两个结合”的实践进程。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的文化瑰宝与当代文化同频共振，和现代社会深度融合，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要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为指引开展实践活动，秉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为中华民族筑牢坚实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要精准洞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敏锐捕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满足人民物质需要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人民精神需要的满足，要实现物质与精神需要的“双丰收”。人民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精神需要，必然要求通过实践活动加以回应。既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激活其中蕴含的优秀文化思想精华，使其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又要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化建设的实践品格，让文化成为人民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凝聚精神力量、确立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唯有如此，才能在“两个结合”实践过程中，不断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使文化真正成为推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
(二)推动文化实践创新
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同样源于持续的文化实践创新。
从内容和形式实践的创新维度看，创新关键在于更新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从内容层面来看，应立足当代文化实践提炼文化主题。如通过《觉醒年代》《西北岁月》《阵地》《奔腾年代》等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转化为具象化的文化叙事，使中华文化主体性蕴含的“红色基因”与“时代精神”被人民群众感知。从形式层面来看，应借力数字技术构建文化传播路径:从“数字故宫”“非遗工坊”等数字文化场景的培育，增加观众的真实感和体验感。到短视频平台中，将古诗词、民俗故事等内容制作成容易理解、有趣味的短视频，在短视频中看到文化的传承。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互动，通过数字媒体的话题设置、挑战赛等形式，推动文化交流与传播。数字技术不仅打破了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更通过“互动式”“沉浸式”体验，增加年轻群体在参与中建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使中华文化主体性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
从话语实践的创新维度看，创新关键在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长期以来，西方霸权主义的文化话语曾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形成挤压，而话语创新的核心，就是要打破“西方标准”的桎梏，用中国英雄人物阐释中国故事、用中国精神解读中国文化。西方国家通过电影、电视、动漫等大众文化载体，将“蜘蛛侠”“钢铁侠”等西方英雄呈现在观众视野，从而实现文化价值的广泛渗透。与之相对，挖掘并激活本土英雄的文化价值，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文化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孙悟空”“哪吒”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和神话故事中的经典英雄形象，其“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内核，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雷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典范，其“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具象。将这些本土英雄作为文化话语的核心载体，让英雄形象与当代受众的精神需要形成共鸣。这种话语创新不是脱离实践的“文字游戏”，而是基于文化实践成就的理论升华。改革开放以来，当我们以“脱贫攻坚精神”诠释中国减贫奇迹，以“航天精神”解读“嫦娥”“北斗”的探索之旅，以“抗疫精神”讲述中国疫情防控的实践故事时，这些话语表达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正是因为它们源自真实的实践历程，承载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破西方霸权文化话语的桎梏，让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更有力的表达。
(三)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实践
近代以来，全球文明史的书写长期被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所主导，这种叙事以西方价值观为“唯一标尺”，对非西方文明进行排斥和贬低。在这种叙事框架下，东方文明始终处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裹挟之中，这种不平等的文明叙事始终在阻碍着跨文化理解的实现。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揭示的“三个从属于”那样，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一论断精准概括了资本主义扩张进程中文明关系的不平等本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不断巩固，这种不平等的文明叙事正在发生深刻的“空间转向”，从“东方从属西方”的单向依附，转向“东西方共写文明”的平等共生。开展文明交流互鉴是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全球视野中展现的鲜明态度与主动实践。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设绝非封闭的“自我发展”，更不是排他的“自我巩固”，而是在开放包容的全球文明语境中实现“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从“自我认同”的逻辑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要在多元文化冲击面前，清晰界定“我是谁”。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话，我们能更清晰地识别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人民通过自身文化实践活动而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沉淀，这种文化积淀是任何其他文化无法取代的。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认识中国、坚守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因此自我认同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的首要前提。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立场，拒绝“以洋为尊”“以洋为美”的文化自卑，避免“唯我独尊”“闭关锁国”的文化自负，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从“他者认同”的逻辑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彰显，离不开其他文明的理解与尊重，而这种认同是在真诚的交流互鉴中自然生成的。在对外开放实践中，构建平等对话的文明交流机制。以“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国际展会、人文交流等实践为平台，主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同时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这些实践印证了一个道理: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主体性姿态主动与其他文明对话，既清晰传递自身价值，又真诚倾听他者声音，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壁垒，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由“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共同组成。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交流实践中坚守文化自主，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既要彰显自身文化也要尊重他者文化。让“自我认同”在交流中愈发坚定，让“他者认同”在理解中自然生成，最终实现文化认同的完整构建，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最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