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生存与进步的精神根基,指引着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方向,对文化坚定的自信与认同方能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其内在的精神力量与引领价值。文化自信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是对自身文化价值与活力的稳固认同与深厚情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这一重大论断将“文化自信”置于更高的战略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规律与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认识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反映时代需要的产物,历史与实践已然证明文化自信不仅是传承精神文脉的思想基石,更是在文化冲突中保持独立自主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坚实力量。为此,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凝聚复兴伟力,在贯彻落实新的文化使命中振奋人心,提振信心,持续谱写文化强国建设新篇章。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西方文化霸权战略不断深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为适应时代之变、话语之变与党情之变，亟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自觉、以文化自信打破文化迷思，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为人类的整体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顺应时代之变:重适全球化场域下的文化发展需求
坚定文化自信是全球化背景下满足文化自身发展需求的题中之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文明交流互鉴已经成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方式。”这种交流互鉴不仅是文明演进过程所凝练的历史规律，更是文化为维持其活力与延续性而具备的深层结构需求。一种文化倘若走向自我封闭，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活力衰退与创造性枯竭的困境。当前，我们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范围内文明关系格局面临着动态的重构。全球化进程将不同文明更紧密地联结于同一张相互依存的网络之内，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东方与西方等多重维度在其中交织碰撞，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型文化生态。这种“全球场域”已成为文化互动不可回避的宏观语境，面对全球化场域的文化格局转型，不能一味地被动适应和接受，而应积极求变、主动应变。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自信为保持独立性，彰显文化魅力奠定坚实的思想前提。坚定文化自信是保持文化主体性、提升文化转化能力，从而有效回应时代变革的必然选择，唯有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深入参与文明对话交流，才能实现中国本土文化与世界文明的美美与共。这既是文化基于其内在演变逻辑的客观发展需求，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应对国际文化交流互鉴,须在全球框架下系统提炼与诠释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并有效推动其传播,这同样需要文化自信赋予其智慧和方向指引。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文化核心价值的系统提炼与阐释是一项高度复杂而又细致的任务。基于文化自信的价值提炼能够超越表层的文化符号，深入精神内核,从批判性的视角出发给予文化多维度、多层次的内涵,并在全球文明对话的坐标系中确立自身文化的独特贡献。而有效的文化传播是一种寻求共鸣的双向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自信作为一种调控机制能够赋予人们辨识与筛选的能力,从而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与调整的尺度,平衡本土文化与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关系,不致在抵御外部文化霸权时陷入自我封闭的孤立循环中。在文化自信引领下的文化价值阐释与传播不仅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行为，更是促进人类文明共同繁荣的伦理实践,它以自信而开放的姿态为应对全球性文化挑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
(二)应对话语之变:冲破“文化赋魅”迷思的必然选择
坚定文化自信是打破西方文化霸权和铸就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选择。“人类文明史一再表明，文化价值之争往往是世界大国崛起的最后一役。”长期以来，西方资本的全球扩张深刻改变着世界的文明格局，其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优势，主导世界秩序，不断排斥、吞噬非西方的民族性文化，大力推进文化赋魅进程，从而构建适应西方文化传统的资本主义世界文明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优越论”“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如影随形，“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桎梏也相应得以确立。在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和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也一度陷入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经济、政治独立性的丧失，更是精神文化的依附与妥协。“如果不能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能依照自身的经验和意志自主选择文化发展道路,那么任何挑战与威胁产生的压力都会成为泯灭自身的力量,最终使自己陷入改旗易帜、人亡政息的境地。”因此,欲从根本上打破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需要回归精神之根基,依托文化自信应对全球文明话语之变。
文化自信拓宽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思维、新路径，并进一步铸就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既包含了由中国政治、经济因素构筑的客观条件，也内隐了文化因素构筑的心理条件，其通过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超越了“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先验逻辑，破解了“现代化与国家独立性的悖论”。由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是在世界意义上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带有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凸显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在新时代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依旧需要坚定文化自信，积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自信中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交相辉映，完成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其文明实践的超越。
(三)把握使命之变:贯穿新的文化使命的内在主线
时代进步呼唤新的使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百年奋斗历程,在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和世界文明走向基础上所发出的时代强音,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又与时俱进的历史自觉和担当精神。文化自信作为一条主线,贯通于新的文化使命的全过程、各领域。文化自信为文化的繁荣提供精神滋养,确保文化发展始终能够方向坚定、充满活力、凝聚人心。对自身独特文化根脉和内在价值的信心与认同是面对全球文化碰撞时保持清醒、站稳立场的深沉底气与定力,这种明确“我是谁”“从哪来”的自信为文化的发展锚定坚定方向,中华民族将能以更包容的心态实现与世界各文明的平等对话,在彰显自身文化魅力与交流互鉴中推动文化走向更高层次的繁荣。文化繁荣离不开持续的创新创造,文化自信则是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的原动力。基于自信的文化主体更能挖掘和凝练自身的宝贵文化资源,并依托现代化的方式手段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化繁荣是全民协同共进的事业,共同的文化认同和自信成为凝聚共识,团结民众的精神纽带,为全体人民共同参与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繁荣提供了精神支撑和情感归属,使得文化繁荣真正成为共建共享的全民事业。
在新的文化使命语境下,文化强国涵盖着多重维度的战略目标,它既包含内部的文化生命力,又体现在外部的文化影响力,文化自信则是实现文化强国建设双重目标的精神根基。对内而言,坚定文化自信是保持文化生命力的起点。文化自信之于这一战略目标的系统价值在于推动文化繁荣,促进国民素养、文化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进步。文化自信既能通过激发创新活力和巩固文化主体性促进文化繁荣,又能在强化认同感、凝聚力中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文化自信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精神力量,当它聚焦于制度基础、文化产业、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等现实问题时,便能迸发出磅礴的实践伟力。对外而言,坚定文化自信则是扩大文化影响力的基石。文化自信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在开放中标定自我,在交流中引领共识的动态过程。在国际文化交流互鉴背景下,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评价标准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文化观念、价值理念和发展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世界各国各民族所认可和接受。历史已充分证明,只有在文化上拥有自信的主体才能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更加从容平和,从而真正突破西方话语垄断,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为全世界贡献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与公共产品。因此,只有基于文化自信才能保持和扩大文化的内部生命力和外部影响力,实现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文化自信并非抽象的精神品质，它植根于历史传统、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超越了单纯的情感认同，昭示着对文化自信的理解深入到了“因何自信”的理性层面。
(一)文化自信表现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支撑文化自信的基础。“充分激活并有效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宝贵而丰富的中国价值、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是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文化自信的主体合力的必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首先在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同时期的古代文明多数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中华文明却依旧能够通过调适重构实现一种动态的稳定，这种文明的连续性在引起世界感叹的同时也为世界所有文明提供了文明承续的线索与智慧。其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也在于其能够承载跨越时代的超前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的文化与实践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它依旧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解决现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治理困境。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重要论述在精神内核上高度贯通，二者共同强调了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性。此外，天人合一生态观、自强不息奋斗观、开物成务发展观、上善若水道德观等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理念与主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与融通性。最后，具体到微观的日常生活，“中华文化涵括着丰富多元的道德建设理论和爱国主义资源，是新时代文化自信建设必须依赖的思想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中华民族提供身份认同，并指导着中国人的价值建构与行为规范。时至今日，现代中国人在情感上和生活上仍依赖于传统节日及其仪式实践，并为这些传统习俗注入了新的时代含义。在审美和生活智慧方面，古典的文学、艺术依旧是中国人精神共鸣的立足点，中医药、饮食文化、传统手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持续影响着中国人独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还在于其开放包容的文明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明格局能够从根本上避免文明孤立与对抗的可能性，从而推动中国以平等、从容的主体性姿态投入到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并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智慧和经验资源。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仅勾勒了中华文明对理想社会形态的崇高构想，也为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蕴含的公共性、共享性与整体性思维，至今仍具有超越时代的启示意义。传统家国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序列，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任务形成历史性呼应，体现了从个体伦理到集体使命、从民族振兴到天下关怀的逻辑延展与实践升华。
(二)文化自信表现为对革命文化的自信
革命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样态,是革命精神、革命旧址遗址以及反映革命历史的文艺作品的文化体系集合,深刻地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中国人民的现实诉求。一方面,作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高地,革命文化为当代中国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在这一文化滋养下,个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集体优先于个体的价值选择得以确立,无私奉献和顽强斗争成为普遍崇尚的行为准则。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革命文化所倡导的崇高理想与价值取向是我们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确保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革命文化也是激励人民团结奋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革命文化既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坚定对革命文化的自信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自然延续,也是时代走向的实际需要。这种信心从根本上讲是对党团结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创造历史的信心。只有牢固树立对革命文化的自信,才能进一步增强对新时代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并在凝聚共识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迈进。
对革命文化的理解不能局限于革命文化本身，而应将其放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整体过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文化是联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桥梁。伴随着革命战争时期历史任务的完成，建设与发展新中国的新课题应运而生，尽管历史任务发生了变化，但革命文化对新一阶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贡献着深远且持续的影响。一方面，革命文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注入了根本的精神资源与道德范式。革命战争年代淬炼出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在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生成为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等新的时代内涵。更为深远的是，革命实践所凝练出的集体主义与人民立场，确保了先进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与人民底色，奠定了新中国政治伦理与社会价值的基础，并延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革命文化不仅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精神价值，更贡献了一套经过实践检验的适用于中国的实践智慧。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再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内涵的转变无不清晰印证着革命文化的历史连贯性与实践生命力。革命文化内含的精神追求、人民立场和方法论智慧，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铺垫了坚实的历史与思想基础。只有深入理解这种承前启后的关系，才能深刻把握革命文化的特质与趋向，从而在文化自信中获得更深厚的力量。
(三)文化自信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
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是当代中国坚定文化自信最富时代特征的核心表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理论基石,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文化体系。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首先源于其鲜明的时代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为文化发展确立了清晰的思想内核与价值指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指向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所承载的丰富内涵正是民族复兴伟业在精神文化维度的具体展现。
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源自其创造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验证了古老文明具有再次激活文明新生命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自觉继承了革命文化的精髓并将其置于新时代中进行转化，实现了精神文化的承续和汇通。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其开放包容的文化品质促进其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还立足于其贡献力。在世界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国内各类思潮不断涌现的当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了强大的凝聚力，其内含的集体观念与战略眼光为凝聚共识、治国理政提供了特有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动力，其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能够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价值追求的有机统一,为全国人民建立了一套共同认可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本在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文化需要,通过让文化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夯实培育民族精神、培养时代新人的文化基础。从更长远地看,这种自信还来自它能够突破西方文明体系,主动承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担当,最终构建一条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世界的整体进步为归宿的新型文明道路。坚定这一自信,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及其美好未来的信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要求。新时代为深入推动文化自信自强，需聚焦文化的认同性、主体性、主动性和包容性，以新的文化作为谱写文化强国建设新篇章。
(一)强化认同性,坚定文化自信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是一种有别于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族群认同且最深刻的内涵和最深层的认同。而强化文化认同的关键在于将抽象的文化观念和厚重的历史脉络，变成可感、可知、可参与的具体经验和共同记忆，这需要从认知、情感、实践三个层面共同发力。
第一，在认知上理清文化脉络。文化认同首先需要对三类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解读，理清其源头、精神实质与现实意义，特别要认识到三类文化不同的价值功能与各自属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来源。革命文化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底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三种文化虽生成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它们的精神理念相通相融，并共同聚生于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中，“只有准确把握这三种文化的有机联系，发挥其时代价值，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意蕴的认识，才能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
第二,增强文化的情感认同。深层次的文化认同离不开情感的培养和联结。为此要高度重视传统节日、国家纪念日和重要礼仪的仪式作用,鼓励人民积极真实地参与相关文化活动,以增强人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和文化归属感;要着力讲述体现时代精神的当代故事,宣传各行各业涌现的模范和平凡英雄的奋斗经历,将宏大的文化叙事转化为身边可感可学的榜样;还要积极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介,创新文化表达和传播方式,在复杂的网络信息环境中,态度鲜明地引导公众、特别引导青少年以提高其文化辨别力;文化认同不是自我陶醉,这需要在开放交流中展现自身文化的独特价值并获得世界人民的普遍认同,在提升自豪感中增强对文化的情感认同。
第三，推动文化认同的生活实践。“当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文化认同最终要落脚到广泛的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中，为此需要大力激发文艺创作活力，推出更多深刻反映民族精神和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用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滋养人心；通过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文化共建格局，鼓励文化团体、社区、家庭和个人都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推动文化认同事业成为全民共建共享的生动实践。同时，把文化元素融入城市乡村规划和公共空间建设中，提升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水平，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加大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促使其在文旅融合和创意产业中焕发新的活力,成为持续滋养文化认同的源头活水。此外,还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从国家战略、产业支持、资源保障等方面,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和价值传递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二)坚持主体性,夯实文化自信根基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最为基础的底气,是一个国家面临外部挑战时最为可靠的精神力量。”坚持文化主体性,既需要明确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又要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保证文化在对外交流中始终保持独立性并彰显其世界意义,“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依托。”具体来看,坚持主体性,夯实文化自信根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鉴于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这项领导权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全面体现在把方向、管大局、定战略。党的领导是主体性得以实现的保障，是文化发展前进方向的重要指引。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始终坚持把党的要求和人民的需求有机统一起来，并逐步激发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彰显其引领力、塑造力、辐射力，展显出自觉、自信、自强的文化愿景。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论角度来考察，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文化建设的领导主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人民是文化的建设者和享有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刻把握“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具体样态，以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支撑，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思想觉悟、文明素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参与感。
第二,依托制度设计巩固文化主体性。将文化主体性纳入国家治理的全过程需要构建文化教育的制度体系,将最核心的思想、最重要的经典与历史故事系统地编进小学到大学的各阶段课程大纲里,推动学生对文化脉络的真正理解与深度共鸣;将文化主体性纳入国家治理的全过程还需要优化文化资源保护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等法律中确定国家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原则,通过专项立法对严重挑战文化根基的行为划出法律红线,保护好文化遗产、传统知识和文化安全;建立国家统筹的文化数据库,善用现代技术手段对文物、古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进行高清数字化处理,并做好永久备份保存;在知识产权方面,为特殊的传统技艺、民间文艺等给予更有力的保护,让创造和传承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实际的权益。与此同时,还需强化文化治理与风险防控制度。通过建立文化安全的风险评估体系,对进入国内的文化产品、投资和思想潮流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评估,重点防范夹带私货、偏离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对文化重点部门如存储文化数据的信息中心、档案馆等进行分级的安全保护,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参与的治理合力。
第三，在直面人类共同困境中巩固文化主体性。“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坚持文化主体性不是文化的守成或历史的复古，而是“意味着文化空间的民族性延伸”。其核心要义在于将中华文明积淀的丰厚智慧视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可生长的思想资源系统与价值观念库，并以此为基础主动回应和参与求解全球性的时代课题。“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和时代性问题。”维护文化主体性应将文化遗产理解为一种持续生成、具有当代阐释潜能与实践效力的精神资源，激活该资源库所蕴含的哲学观念、伦理思考与治理智慧，将抽象的文化理念，凝练并具体化为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与示范效应的中国方案，实现从思想资源到现实影响力的跨越。例如，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制度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范式;将“民胞物与”的治理理想落实为“精准扶贫”的系统性民生工程等。此类实践不仅是负责任大国对全球治理的应有贡献,更标志着古老文明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智慧的世界性输出,其最终目标在于中华文明以主体性姿态参与塑造人类共同的更高级的未来文明形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共同应对人类共同困境时,需始终保持批判性思维,防止西方价值观通过影视、学术、消费等渠道隐性渗透,以筑牢主体性的坚实防线。
(三)把握主动性,彰显文化自信力量
百余年的文化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顺应历史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展现历史担当,这种主动性是夯实文化自信的历史自觉与经验总结,需一以贯之,慎终如始。
第一,要坚持守正创新。“文化守正,重在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传承和保护,通过不断巩固文化根基,确保自身道德传统、价值观念和思想准则的延续发展。文化创新则重在对文化的更新、变革与创造,通过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适应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进而推动文化的整体发展和进步。” 实现守正创新的关键在于是否善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其核心就是要做到“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指导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在“两个结合”指导下,既要强化党对文化的领导,守住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又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化学反应”,推动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得以焕发,两者的有机统一共同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基。
第二,要重塑话语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话语叙事创新、国际形象塑造作了安排部署。文化自信的形成必须通过对中外文化的认知、批判、反思、比较及选择、认同,才会体现为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认可与信赖。所以,在阐释文化自信的学理时,需系统把握其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之间的深层关联,通过兼顾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精神实质,融通主体叙述与他者视角,并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展开体系化、纵深式的学理探究,从而全面、清晰且深刻地揭示文化自信的核心内涵与本质特征,实现理论阐释深度、透彻与生动的统一。
第三,要加强对外传播的主动性。在文化对外传播的战略上应实现从被动反应向主动建构的根本性转变。要紧扣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关注点、兴趣点和共鸣点,做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时代化表达,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同时,为有效克服跨文化传播中的失真失效问题,既需要以技术赋能与载体创新为支撑,拓展传播的广度与效率,又需要深入挖掘人类共同的情感结构与价值追求,着力提炼并阐释中华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智慧与价值理念,以此寻求深层次的文明共鸣。此外,主动、高效的对外传播生态是一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生格局,非官方的民间力量需以其相对中立的第三方视角消解偏见、增强文化传播内容的可信度,而中国跨国企业的在地化经营与履责实践则能够转化为国家形象最直接、最生动的叙事文本。同时,积极鼓励国际机构基于中国叙事元素进行二次创作,推动中国故事有机嵌入全球文化产业链,从而使其获得跨文化语境下的自主传播生命力。
(四)秉持包容性,凸显文化自信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不同的文明之间只有相互交流互鉴才能致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好愿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要保持开放包容的胸襟与情怀。
第一,要打破二元思维。这种思维将本应连续、交融的文化整体割裂为互不相容的范畴,使我们难以在历史演变和全球格局中,准确把握自身文明的真正位置与特质。世界的丰富多彩,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将文化截然划分为对立两极的思维模式,是阻碍形成真正文化自信的关键认知障碍。欲破除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明对立的二元线性思维,这要求我们超越文化比较中的等级化心态,转而确立一种平等、开放且具有辩证精神的客观立场。对内需要运用理性的批判精神审视自身传统,实现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对外则以成熟而从容的主体意识面对其他文明成果,进行慎重的筛选与借鉴融合。只有以包容的文化心态对待自身和外部的文化,文化内生的创新活力才能充分释放,文化自信也才能深深扎根于社会实践与历史进程。这不仅是实现文明复兴的内在必然,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自身独特智慧和经验的精神自觉。
第二,要坚持开放性。在文明对话中,中华文明需坚持求同存异,以一种自觉的、进取的跨文明认知能力与实践自觉超越文明隔阂、消除文明壁垒、化解文明冲突。为此,需要建构主动的、系统化的外向学习机制,以理性的自觉与历史主动性,系统审视深入研究异质文明在观念体系、制度安排与审美表达等领域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尤其注重提取超越特定地域或时代局限并且具有普遍逻辑与共同价值的要素。同时,还需构建一种基于“两个结合”方法论的辩证整合机制,充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将外来文化要素置于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文化语境中进行创造性地阐释、调适与重组,从而实现审视、辨析与扬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开放不意味着对外来文明亦步亦趋,而是“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从而推动中华文明更好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第三，要坚持交流互鉴。交流互鉴是文明存续发展的重要方法，文明之所以丰富多彩，是因为彼此的交流并相互取长补短。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情势中，在交流、交锋、交融的复杂观念中，能够坚定文化自信，关键要择善而从，包容并蓄，坚持洋为中用，认真审视和鉴别精华、糟粕，实现具有主体性关照的再生再造；又要反对封闭隔绝、倡导互学互鉴，反对丛林法则、坚守公平正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以古非今、厚古薄今，在融通古今中外中审慎辨别，在文化事业建设发展中既做到包容借鉴，又保持足够的清醒与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