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统计利用定量的方式研究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人口生理特征及其社会属性，如职业、文化与经济生活等，蕴含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建设成效与社会变迁趋势等丰富信息。青海历史人口，长期缺乏有效而系统的统计数据，导致已有研究呈现出偏重当代，传统时期研究相对单薄，民国时期尤属寥寥的特点。民国时期是青海现代人口统计的肇端，虽然当时统计粗疏且覆盖面有限，但结合相关社会调查资料，仍可大致反映该阶段青海人口变化的总体趋势，以及随着青海建省所发生的人口素质、职业构成与生活状况等方面的演变，从而直观地揭示青海社会经济发展态势与社会变迁。
清朝的户口统计,曾采用五年编审与按年奏报的制度。雍正年间施行“摊丁入亩”后,传统的赋役清册失去效用,乾隆年间便废止了五年编审。这样一来,户口编审就全靠保甲制度来统计各省的户口。甘肃省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开始编纂,完成于宣统元年(1909)十月间的《甘肃新通志》,所列户口统计,当属于该制度下的最后一次人口调查。据载:截至宣统元年西宁县有31132户,153595口;碾伯县有 12912 户,60783 口;大通县有 9484 户,47208 口;贵德厅有 1935 户,14236 口;循化厅有 16259 户,58527 口;丹噶尔厅有 4274 户,16103 口;巴燕戎格厅有 4400 户,16662 口。 以上合计 80396 户,367114 口,男性 196722 口,女性 170392 口。由于是基于保甲制度而进行的户口统计,此数据缺陷较为明显:一是西宁办事大臣辖区未被纳入统计范围;二是未编保甲之处,如贵德厅属各游牧部落的户口亦未计入,以致贵德厅统计户数仅 1935 户。
青海略具近代意义的户口统计，始于宣统年间。清末改行新官制后，户部取消，原有的户籍管理职权归属新设的民政部。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民政部以“凡预备立宪应行筹及之事，无不以户籍为根本”为由，奏请“责成各该管有司按照此次定章，认真举办，并按所定期限一律汇报”。根据民政部汇造第二次查报户数清册，宣统三年西宁府属统计户数为79778户，青海蒙古二十九旗2032户。仅以户数而言，西宁府属户数相较宣统元年减少618户。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相对稳定，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应该是统计问题，且西宁办事大臣所属仅报青海蒙古二十九旗2032户，并无玉树与环海游牧各藏族部落户数。
宣统年间的人口统计,成为后来学者试图重建青海人口的基础数据。1930年代初,北平社会调查所的人口学者王士达,以科布多与伊犁将军所属两处和硕特每佐领平均55户,户均4.57人,推测青海蒙古二十九旗101佐领应有5555户,25386口;滇边务所属五土司平均1545户及户均4.63人,推算玉树四十族应有61800户,286134口;西宁办事大臣衙门所属全部共有67355户,311520口。随即人口学家陈长蘅依据清末民政部户口调查档案,增加环青海湖刚咱等七族947户、寺庙僧徒4390口,推算出西宁办事大臣辖区有68323户,328122口,户均4.80口,其中男性166995口、女性161127口,性别比为100:103.8,但杂居其间的汉、回等族亦未计算。据此计算,清末青海户口数大致上为148101户、741372口。这是截至目前所能得到的清末青海户口的最佳数据,但仍未将清代归属四川的果洛各部计算在内。此外,借用区域外的统计数据进行类推,属于理想化的处理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其一,清代青海蒙古各旗呈现出明显的强弱分化,强者可达千户,弱者已不足百户;其二,环青海湖地区民族交融趋势日益凸显,藏族人口比重不断上升,汉、回各族民众迁居日众,如郭密族内,除本部落1500余户外,尚有汉、藏民众约2000户、蒙古民众百余户。
民国时期,青海的户口统计始于1912年。北京政府的历次户口统计,仅及甘肃省属西宁道各县户口数,如1912年统计,西宁道属78698户,367737人,户均4.7人;1922年104538户,615249人,户均5.9人。青海行政长官所辖地区的户口,直到1914年才得初步统计。这一年,周希武、牛载坤随周务学赴玉树,勘查界务,留心社会调查,方有粗略数据:除苏鲁克、中坝得马未详外,共得玉树二十五族7950户。1919年,甘肃督军张广建派甘肃测量局班员章光庭前往调查,统计玉树二十五族共计10150余户。这一数字即便扣除苏鲁族、中坝得马的330余户,仍比周希武等人的调查多1870余户。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责成内政部制定《户口调查统计报行规则》,通告各省民政厅督率各县,按照规定表式调查户口,并于 1929 年底完成。1931 年,青海省民政厅上报国民政府的户数,除已设各县外,还对蒙古二十九旗、玉树二十五族、环海与黄河南北各藏族部落做出粗略估计,“总计青海各族户口约一百五十万之谱”:14 县中,除都兰、同仁、玉树等 3 县及门源、共和 2 县游牧人口未列数据外,合计 94719 户,555464 口;蒙古族共 34200 户,每户以四人计算,约 136800 口;藏族以玉树二十五族“共八千七百五十户,每户以四人计约得数,与环海及黄河南北各藏族户口数”相加,约 252900 口;果洛各部，“推其户口当在二十万左右”。四项相加约为1145164口，距150万相差甚远，且都兰、门源、共和人口可部分相抵于蒙古族人口，同仁、玉树可部分相抵于藏族人口，果洛各部则估计过高。
果洛向分三大部，即上果洛汪清本，中果洛白马本，下果洛阿穷本。“本”为藏语音译，“十万之意，云每部均有十万人口，合之即有三十万众。”这是果洛各部的自述，多有夸大之嫌。如1939年，据下果洛三部头人康万庆等自称，其所辖头人765人，29300户，寺院主持44人，活佛730人，僧人20800人。若以户均4.5人计算，则下果洛各部合计人数高达154189口。然而，1942年倪锴调查所示，上果洛共1960余户，中果洛共1600余户，下果洛共4230户。这是民国时期关于果洛人口最为详细、全面的调查，共7790户，按户均4.5人，共35055口。据1984年统计，果洛州藏族人口共91253口。可见，无论是传言所称的20万，还是康万庆等人的自述之数，均夸大过甚；如果考虑人口增长因素，则倪锴的调查则较为可靠。据此推断，1931年青海省总人口数应不超过120万人。
1931年所报的人口统计为青海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统计，然数据粗疏、多为估算。不过，这次户口统计及其所形成的游牧人口估算方法，对此后多次户口统计产生了较大影响。1936年统计显示，青海省总计229610户、1196054口。其中，除将蒙古二十九族15060户、85150口与环海八族9250户、38035口全部归入都兰县户口外，同德县所列84200户、398700口则全部为果洛九族户口数。由此可见，本次统计不仅存在户口重复计算的问题，而且过高地估算了果洛各部落的户口数。1940年青海省统计显示，全省总计256940户，1512823口，户均5.89口，男性764653口，女性748170口，性别比为100:102.20 。由于玉树、都兰、囊谦、同德、称多等6县尚未编组，故仍采用1936年的估计数字。此次人口统计与《最近之青海》的估算相当，这固然与个别县份户口的增加相关，如西宁40905户、275539口，互助16786户、123389口，化隆10699户、63931口；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对都兰26910户、133585口及同德84200户、398700口等的过高估计有关。
随着游牧地区逐步开展编组保甲,青海省户口估计虚高的问题显现出来。1946年7月青海省依照编组保甲统计户口数,由1940年的256940户、1512823口降至205039户、1317364口,具体情形如表1所示。
表 1 1946年7月青海省乡镇保甲户口分表
1946 年青海省人口数,是在编组保甲工作深入推进的基础上,重新核定的结果,应具有较高可信度,因而基本上能反映出青海人口的空间分布与性别构成状况:城市人口偏低,占总人口的比例略高于 4.4%;东部传统农耕区 10 市县人口 796731 口,占总人口的将近 60.5%,人口密度超过 32.65 人/平方公里;半农半牧区与游牧区总人口 520633 口,占总人口的 39.5%,然而人口密度仅为 0.75 人/平方公里;以汉、回、土、撒拉四族为主的农业人口主要分布在东部农耕区,具有密度大,分计总量大的特征,相反以游牧为主的蒙藏两族人口相对较少,且分布极为稀疏;男女性比总体呈现男多女少的特点,但农耕区男多女少更为明显,游牧区则具有女多男少的特征。
解放后,青海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各级人民政府的反复核查,最终,青海省统计局核定1949年底全省总人口为1483282人。自1931年至1949年间,青海省总人口统计数字增加近30万人,其主要原因包括:1.隐匿人口的逐步清查;2.抗战时期内地人口的部分迁入;3.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未发生重大社会动荡造成人口锐减;4.开发规模扩大化,工矿业有一定的发展,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既吸引了外来人口,也为本地人口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5.早婚盛行,生育率较高,远高于全国水平。
教育是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学校教育更是文明传承与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途径。青海未建省前,因“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加以距省遥远,一切教育,尚无任何成绩可言,而学校与学生之数量亦少;教育经费,又形短绌,实无发展之可能”。论高等教育则无,中等教育也只有甘肃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与筹边学校两所。建省以后,青海省教育厅统筹教育发展,截至1934年,全省建成中学8所,高级小学建成50所，初级小学建成563所，学生数分别达到710人、5414人与20440人。以学校的数量而论，青海的教育有了大幅度提升，以质量言，则极为堪忧。如中学，还主要停留在初中阶段；高级小学基本集中在城镇，广大乡村小学“实际上无异于私塾者几希，教员多为前清生员，设备则为寺庙陋室，教材多用三字经四子书之类，噩噩儿童，何能受新教育之惠？”以致“一般教员，多有庙官(守庙者)之称，学生之出席又有‘春一伙，夏折半，秋两三，冬不见’之谣”。因而，1934年前，青海省学校教育对人口素质的提高，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青海省的人口素质,以受教育程度而论,不仅存在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的显著特征,还存在明显的县域与民族差别。据顾执中等人1933年调查:西宁、民和等11县接受过大学教育者仅22人,中等教育1539人,小学教育28010人,其中都兰县“地处荒陬,蒙藏游牧民族,除迷信佛教外,所谓文化事业,一无所知,设县以来,至今尚无一处学校”,门源县“蒙藏民族,则皆因袭其一脉相传的王公千百户制,信奉佛教,男子多入寺为僧,女子勤劳操作,无所谓教育”。又据1934年青海省教育厅统计,青海省各县人口共有1054774人,其中接受过大学、中学、小学、私塾、补习教育及各中等学校在校生总计55447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4% 强。即便如此,受教育人口在区域和民族分布上仍存在明显不均衡。西宁、互助、大通、湟源与乐都的受教育人口最多,分别为15934人、10998人、5134人、6884人与6460人,分别约占各自人口总数的 9.74% 、 11.6% 、 6% 、 29% 、 9.4% ;以蒙古族或藏族为主要人口的同仁、都兰、玉树、果洛等县区,受教育人口分别为200、0、30、0,占各自总人口最多者不及 0.4% 。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青海教育在中华民族一致抗日的艰难困境中蹒跚前行。到1947年，全省共有中等学校13所，其中完全中学包括西宁中学、回教教育促进会立昆仑中学、省立乐都中学等3所；独立初级中学1所，即省立贵德初级中学；师范学校7所，即省立西宁师范学校、省立西宁女子师范学校、省立民和简易师范学校、省立大通简易师范学校、省立互助简易师范学校、省立湟源简易师范学校、省立玉树简易师范学校；职业技术学校2所，即省立西宁职业学校与省立高级畜牧兽医职业学校。13校合计教职员374人，学生2885名。小学教育方面，建成中心国民学校198所、国民学校765所，共有教职员1584人，学生80984名。以国民学校来看，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非常突出，湟中县学生数最多，达20643名；西宁市次之，学生数达11008名；乐都、民和、互助、大通、化隆、循化等县次之，在5155—7025名之间；海晏县最少，仅有210名；共和、同仁、都兰、同德、祁连等县，最多者仅为546名。这种不平衡性，直接影响着青海省各县受教育人口的多寡及其教育质量。
随着教育的缓慢发展,青海省的人口素质也得到相应改善。到1947年,青海省各县人口受教育程度已初步提升。据1947年青海省对已编保甲13县609506人的统计,受教育人口达到90980人,约占统计人口的14.93%。其中,互助、同仁、都兰、同德等4县分别有在校生6788名、303名、410名、504名。以互助县为例,1933年有在学者3674人,按照小学6年学制,每级平均有612名学生;1947年平均每级有1131名学生,两者加权平均871人,按照14年计算,则至1947年曾入学者应达15868名。据此,粗略估计,到1947年青海省受过教育的人口数应为121589名,如按全省总人口1299549口计算,受教育人口占比约为9.36%,比1934年增加了5%以上。最值得重视的是:1.青海省虽无高等教育,但通过官派或自费的方式,前往国内外大学学习者达到287名;2.女性受教育者前所未有地增长,在统计的13县中达到9945人,占受教育人口总数的10.93%。但结构性缺陷仍然非常突出:1.原青海道属7县教育发展较快,而新建各县发展迟缓;2.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民族入学比例高,藏族、蒙古族的入学比例极低；3.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女性受教育的比例更低，如共和县、祁连设治局几乎没有女童入学者。
民国时期青海省教育的整体发展状况虽仍差强人意，但毕竟为打破传统的枷锁与禁锢提供了可能。尤其是青年学子跨出青海一隅，在新知识、新思想的激荡以及近代化城市生活的刺激之下，眼界大开，思维随之转换：“我们每每走到上海、天津的十字街头时，看见一切近代化的生活表现，立刻使我们回想到穷苦可怜的西北，荒野蔽塞的边地。同是中华民国的土地，同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其社会建设，生活享受，竟有如此悬殊者！”尤其是“青海旅京学生，观其平素，大都对其桑梓应兴应革之事，极具热心，津津乐道”，于是集合同志，组织新青海编辑社，创办起《新青海》月刊。《新青海》月刊的办刊宗旨，坚持“一面探讨青海实况介绍于国人，冀引起内地之爱国志士，注意到边疆状况，国防情形；一面则灌输内地新文化于青海，以期由此激励，唤醒青人之酣梦，促进愤发之精神而共赴建设之途径”。这使青海的新青年们，国家、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开始在近代中国危局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重新审视青海，反省青海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从建设现代国家、巩固国防、增进民族团结的立场出发，倡导西北开发与青海开发。
首先,他们强调要从中国国家安全与中华民族安危的战略视角,重视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如杨生霖强调,在赤白帝国主义环伺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边疆建设任务,如培植边务人才、普及边地教育、开发交通、采掘矿产、改良农业、办理垦殖、造森林、兴水利等,只有秉持“各民族间应休戚与共”的理念,抱定“边地人民所受的痛苦,就是我们自身的痛苦”的态度,在“同一救国主义之下,来求进步,以达共存共荣的目的”,“彻底实行‘到边疆去’的口号”,才能真正对外“驱逐压迫和操纵边地人民的赤白色帝国主义者,救边地同胞于水深火热”,对外“巩固国防”,对内“恢复国权,以保我边地宝藏”。岚汀指出,“青海内部宝藏不为不富,徒以无人提倡开发,遂令货弃于地”,然则“青海一日不开发,外人的野心一日不能停止。这好像我们有肥酒美肉,搁在一边,不能拿来食用,自然难免一般饥饿馋眼者的垂涎了”,只有积极从事开发,才能将青海与西藏、新疆连成一片,杜绝帝国主义者的觊觎。
其次，在改进青海教育问题上，他们明确提出当以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培养为重要标准。如温指出，青海“民情庞杂，新思潮输入之艰难，语言文字之不同，社会组织之迥异，生活习惯之悬差，在足以影响教育之发展”，故从“广义言之，青海之建设，以发展教育为前提，青海之省政，亦当以振兴教育为捏要”。因教育问题，不仅在于解决青海现代化所面临的人力资本困境，更关乎蒙藏等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盖“蒙藏民族不能解放，则国内民族，自难立于一律平等。国内民族不能有同一之发展，则民族革命绝难成功。而国防之巩固，殆为问题”。因而青海的教育，应以“造成民族观念”为目标，具体包括：“一、破除一切与科学及民族意识相背驰之传统观念；二、破除一切与科学及民族意识相背驰之信条及教义；三、造成整个一体之中华民族观念。”
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与现代传媒手段的拓展,特别是在青年学子们的推动之下,现代政治观念、法制思想与民主思想不断地冲击着青海旧的社会制度与观念体系。如西宁回教中学学生,利用假期组织抗战宣传队,携带宣传画深入藏族、蒙古族聚居区,开展抗战救国宣传。又如,青海省举行抗战建国纪念日,全省汉、回、蒙古、藏等各民族均派代表参加,宣誓拥护抗战国策,并捐献财物,以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其中,1938年,青海省发起征募寒衣,“民众踊跃输将,争先恐后,足见边疆人民对抗战情绪之热烈,及关怀前方将士之亲切。按羊皮十万张,在青约值二十五万元之谱”。再如,西互法院因审判不公,引起民众不满,演变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最终导致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等一律免职。总之,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们已不再局限于旧思想,安于臣民意识,而是开始以朦胧的现代眼光,观察青海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与司法体系等,从而为迎接新社会的到来作出初步准备。但受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不足的限制,人口素质提升不足,虽在一定程度上为各项建设储备了少数人才,但对推动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显得动力不足,尤其表现为职业结构分化的幅度较小。
民国时期的青海仍不脱农牧社会的基本特征。概言之，汉、回、土、撒拉等民族，多以农业为主；藏族、蒙古族多以游牧为主。至于工业，虽与全面工业化尚有距离，但已呈现出从传统手工业向“半工业化”转型的态势。商业组织方面，随着对外羊毛贸易的逐步发展，在西宁、湟源、循化等地，出现外商的华伙创建的所谓“洋行”，但总体上仍在家族企业、合伙企业以及个体经营的范围之内。北京政府时期，青海地区职官虽几易其名，但并未有根本的更张。因而，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职业结构已经开始剧烈变化之际，青海仍深陷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重重束缚之中。
迨自青海建省,添设诸多机关,学校教育得到发展,军队亦因此大加扩充,青海各地人口的职业结构,由此而发生些许改变。据1934年,边疆教育实业考察团青海组,青海东部各县民众职业构成情况,如表2所示。
表 2 青海东部各县人民职业百分比
这反映出直到 1930 年代初,青海省东部农耕区人口中,农业人口仍占绝对多数,而工商业人口相对不足,宗教界人口依旧占相当比重,此外,游民、乞丐的存在,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现象。
所谓“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工商人口的不足,直接反映出青海省工商业的发展极为薄弱。诚如时人所论:“青海工业极幼稚,织品方面,有毛线衣、手套、毛袜等简单工艺,均系手工编织,工作者多为当地妇女。工具上,南部近四川、西藏地方,尚有木制机应用,北部则并此亦无之。”即使是西宁,也不过“手工业,向来不甚发达,所有多系徒弟制的手工业,用机器以增其工率者,惟少数的缝工而已”;惟1927年在南川加牙创设裁绒工厂，因聘请宁夏工人，稍可称善，至于第一职业学校附设裁绒工厂，则乏善可陈。游牧地区，工业的发展更为幼稚。如都兰县，“蒙藏民族所谓工业，惟蒙民以羊毛作毡，以制蒙古包；藏民以牛羊毛捻线成布，以制帐房”。
青海的商业虽因农牧两判，民族贸易较为发达，但无论市场结构、交易制度乃至本土商业形态，均犹存古风。以羊毛贸易而言，“青海人口稀少，荒地未开，羊毛产额约七八万担，虽商业发达，但市场殆无。其主要小市场，以拉卜楞、湟源、贵德、鲁沙尔、上五庄、永安等，而以西宁为集散地”。其中湟源素称“汉藏锁钥”，尤为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交易的重心，故“青海输出之物产亦咸汇集于此，故成为青海之最大商场”。1929年“马仲英攻陷湟源城，屠杀民众二千六百余人，商店民房，焚毁甚多，财物损失甚巨，十年内恐难恢复元气”。游牧地区除寥寥无几的固定市场外，多数尚处于流动贸易阶段。如共和县，“全县无固定之商店，商人所经营者，均为流动性的驮摊”。物物交换仍为普遍存在的交易方式，不仅游牧地区如此，即使农耕区也不少见，如互助县“本县大小商店，共有六十余家。其卖买情形，多系以帛易粟”。商业组织除“蒙番人经商多为喇嘛资本，领自寺院，贸易亦大”外，“本地土著及汉回多为小本经营，并在各乡及村落设立小店，每年夏秋之际派其店伙分赴各镇市销售货物及收买土产”。
抗战时期，青海省各项现代事业在多方推动下萌蘖。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发西北成为举国一致的共识，“惟有开发西北，始足以救西北而救中国，亦惟有开发西北，始足以复兴民族，发展国力”。更有论者强调“欲巩固西北国防，应先充实青海”，倘青海能“次第开发，尽其地力，启其宝藏，不第青海一隅民族之幸，实中华全民族之幸也”。高长柱在考察青海后，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开发计划：1.创办农业借贷所，设立农作物种子实验场，实行兵农屯垦制，采用机械化生产；2.注重兽医，改良畜种；3.商整理交通，推销国货；4.建设皮毛工厂，创立罐头公司；5.创设采煤公司、采金公司；6.组织金融机关，严禁私商贩运辅币。在各界的呼吁之下，国民政府开始关注青海开发问题，青海省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建设交通与通讯设施、创办工矿企业、建立现代金融业、改良农牧业等。这些举措为青海省人口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经过抗战时期的政治、文化、教育与经济建设，到1940年代后期，青海省的人口职业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1947年，青海省对农业区西宁市、乐都县、大通县、贵德县、湟源县的人口职业，进行了分类统计，如表3所示。
表 3 1947年青海省五市、县人口职业分类统计表
1947年青海省5县市人口职业结构，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从业人口有所增加，占总人口的 6.74% 强，特别是现代交通运输业人口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二是随着青海地方政权建设的强化，公务人员与人事服务人员的数量增长较为显著，占到了总人口的 5.64% 强。这说明在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工商、交通等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能力较薄弱，农业人口仍占到总人口的约 51.55% ，贵德、乐都两县的农业人口更占各自总人口的 90% 以上。人口的职业结构存在严重的地域不均衡：其一，西宁市的工业人口占5县市工业人口的 74.67% ，而其他4县的工业人口甚至不及1930年代初的水平，存在一定的规模萎缩；其二，西宁市商业人口占5县市商业人口的 65.41% ，其他各县商业人口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萎缩，当与负担较重、多数歇业有关；其三，除农业人口外，无论工矿商业，还是公务人员与人事服务人员，女性所占比例均极低，甚至存在无女性人口的情形，反映出职业参与上的性别不平等仍相当严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业人口竟占5县市总人口的 15.25% ，其中以西宁市、大通县与湟源县为多，分别占到各该县市人口总数的 55.58% 、 6.73% 与 14.74% 。这说明三地可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大量食利阶层与流民、乞丐的并存。
相对于农业区而言，以藏族、蒙古族为主体的游牧地区，其人口职业结构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正如论者所言：“蒙藏人民的经济结构，全赖牧羊的大群牲畜作了基础重心。”藏族与蒙古族人民主要依赖畜牧业为生，既然畜牧业本身缺乏变化，又未曾向其他产业转移，其职业结构自然不会剧变。如1940年代初，玉树地区的社会经济，仍保留着纯游牧与农牧兼营的生计模式：“玉树等二十五族境内，西北一带荒寒，积雪千里，人民皆以游牧为业，插帐而居，寻逐水草，迁徙无定。”
民国时期,青海农耕区人口职业结构的多元化,固然反映出青海在整个近代中国被动地开启现代化的趋势下,也开始着手某些现代事业的建设。然而,其背后潜藏的则是更为严峻的深层次社会危机:农牧业低水平徘徊,传统工商业严重萎缩,民众经济负担沉重与无业人口大量存在。
1907年陕甘总督升允奉旨讨论两广总督岑春煊奏《统筹西北全局酌拟变通办法以兴本利而固边卫折》，难得地称赞“岑春煊原奏‘诏不必徒侈改制之名，而当先尽振兴之实；不必大耗度支之力，而当先谋生殖之图’数语最为切当”，因而建议“与其徒骛虚名建设行省，不若专求实效先行试垦”，“并招各业工商率之偕进，择中而处，以树将来建置省会统摄全海之基础”。升允在建省与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在国家财政支绌，难以提供充分支持的情况下，仅依靠西宁府四厅三县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青海建省的经费支出；因此，青海建省及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当以发展经济，尤其是游牧地区的经济为前提。反之，若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确保财政收入充裕，所谓以建省为核心的国家政权建设便会空有其名，难收实效，而为了维持庞大国家机器的运转，强行摊派捐税，必然加重人民负担，进而招致经济的全面萎缩。民国时期的青海，恰恰陷入这一怪圈，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人民生活的困苦。
建省前,青海地区虽沿用了清末的财赋体系,但随着地方实力派不断扩充自身力量,民众的负担呈现不断加重的态势。如北京政府时期青海各县屯(科)番粮征收定额表所示。
表 4 北京政府时期青海各县屯(科)番粮征收定额表
计量单位：石
1915 年至 1928 年,田赋总额最高的 1923 年比 1915 年增加了 3.68 倍;循化县增幅最小为 1.3 倍,西宁县、贵德县增幅最大,分别为 4.94 倍与 4.49 倍。负担的加重,进一步削弱了民众抵御自然灾害与应对市场波动的能力。据 1927 年时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马鹤天观察,农民“虽属丰收,粜粮还债,粮价太廉,数石之粮,不足当时一石之价,数倍还一,还后仍不足食,所谓谷贱病农者是也”;而商民受政局动荡与交通阻滞的影响,“以致无商可营,且因军事连年,赋税繁重,困难益甚”。
青海建省及一系列施政建设活动，并未改善民众“在在痛苦”的状态，反而加剧了他们的生存困境，导致青海经济的破产。青海建省后，“因驻军过多，政费浩繁，向民间征收款项，自亦日见加多，实有驾往昔十百倍而尤过之”。故时人概论青海省建省后的情形时指出，“青海建省以后，军费政费，屡年增加”，“农村已至全部破产”，“父母妻子，号寒啼饥，捉襟见肘之现象，到处皆是”；“蒙藏人民”，因“供给政府之需求无厌，畜牧不振，皮毛大跌之时，其精疲力竭，自不待言”。这充分暴露了军阀统治的本质特征，为了攫取政治特权与保障经济掠夺，不得不通过扩充军队的方式，并通过化公为私的经营，将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为依赖之资。在军阀统治之下推行的政治建设，虽有其名号，却难以真正收起实效，相反却成为增加民众负担，进而桎梏社会经济发展的枷锁。
沉重的捐纳负担导致青海人民生活普遍贫困，甚至陷入赤贫状态。首先，农村大面积破产，生产力遭受摧残，高利贷盛行。即使生活在省城西宁的农民，每年可用的生活费也不过10元，“较之青海省委任四级文官的半月生活费还少，然犹不时受一般官吏的要索，真是可悲得很”。为了交税，农民不得不典当自己的衣物及财物，当铺、高利贷在农村极为普遍。除去赋税负担外，“修路啦，各机关或动土木啦，统通要催民夫，人民因着这种种的公事，终年每家要有一二人要应付公家的事体。”政府催促交款“急如星火”，又有零星小盗横行乡里，“农民除走一条死路外，别无他法”，乐都县逃荒徙移者就有340户，共1592人。由此导致“许多已经开垦的土地，仍又变为荒地”，农业生产量逐年下降。恶性循环之下，“各农村间借贷，竟占百分六十七以上”。
其次，青海普通公务员薪资微薄，省政府未按文官俸给规定足额发放，实际按四九折执行，科长、科员月薪仅二三十元，办事员更低。而且，薪资拖欠严重，有时欠薪长达一年左右，致使普通公务员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与马步芳独享福特专车、其亲信养尊处优的富足生活形成鲜明反差。
复次，工商业者负担沉重，行业日形衰败。从事工业者，“每日工资约二、三角钱，最高不过五、六角。学徒无工资。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均在十小时以上，除年节外无假期”，仅能满足较低的生存需求。在农村经济破产的背景下，手工业者与商人成为地方政府赋税的又一重点对象，“除正当税捐外，额外增加的层出不穷，加以现洋流出，银根紧急，商家因亏累过巨致倒闭者时有所闻。现存的大都出于勉强支持，甚感困难”。工商业的持续凋敝无疑加剧了青海经济结构的畸形。这更凸显出青马军阀所谓经济发展的虚幻性与企业创建的官僚资本性。前者已经用其严苛的税收制度，扼杀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窒息了民间工商业资本发展的生机。后者更以其官僚性与垄断性，形成对民间工商业的倾轧，成为了青马集团谋取暴利的工具，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负担。
再者,青海全省教育经费极其有限,教师难以维生,教育业受到严重冲击。“全年不过十三万多,不及江苏任何一县的教育经费”,教职工之间工资差距较为悬殊。1933年夏季,张心一调查,青海省中等学校教员月薪68元,城市小学教员年薪为80-200元,乡村小学教员年薪60-105元。然而,普通教师“领不到二十元的苦工钱,还一年中又积欠八九月”,“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自身生活已经难以维持,“则有何心尽瘁于教育事业的改进”,在艰苦的环境中,教师“皆想跳出穷酸的教育界,往升官发财的路上跑”。青海的儿童也因父母负担政府的款项及粮草过重,连基本的衣食住行都难以保障,“以前所谓‘有钱汉’家的儿童们现在已成了衣食不足,素来赤贫之更无论了,所以七八岁的孩子就给人家牧猪牧羊的希图养活尚未离开臭皮囊的残余的一线的生命,哪里谈得上‘教育’”。“青海教育不发达,实由民生之困苦”,造成的后果是“实使青海思想不进、文化落后”。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大趋势下,地方军阀的统治,虽然不得不迎合中央政令,响应民众呼声,把教育建设作为装点自己政绩的门面,却难以真正把教育建设落到实处。这也是民国时期青海教育缺乏有效发展,从而无法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关键所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国难深重、军事日亟，青海民众的生存状况更加堪忧。“青海以数百万从事原始生产之农牧人民，为国家供养驻军，参加战事”，“壮者转战前线，老弱输送于途，掇商停耕者，奚止万户”，自身却面临着“自十六年以来，迄无宁岁。降至今日，民生已陷十室十空，人口仅余老弱残废”的困境。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青海省政府以财政困难和战争需要为名，实行“田赋预征”（将农户应纳田赋粮食的六成提前一年“预征”）“以马替丁”（以呈交马匹替代壮丁）“草头税”“公荒牧租”“替丁军马”“征借军马”等项摊派。在征实征借以满足抗战需粮的过程中，马步芳等人借机谋利，不仅随意增加征粮数量，还借国民政府改行新度量衡制之机，用市斗充当市升征粮，大做手脚，并特设两套账目以掩人耳目。1941年，全省田赋正税定额达到了69451石1斗6升，较建省前翻了数倍。如此盘剥克扣下，青海民众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进程中，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得到保障。随着全国性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青海各阶层的生存状况愈发窘迫，难以为继。
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现代转型，为考察民国时期青海的人口状况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自清末开始，青海的人口统计初具现代意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丁户，但统计的重点为甘肃省所属西宁道。西宁办事大臣虽然改为青海办事长官，所辖蒙藏游牧地方的户口，仍以估算为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青海建省，各级政权组织逐渐铺展，编户保甲渐次推行，人口统计趋于准确，大致反映出人口增长的总体趋势。随着边疆建设之议兴起与西北开发思潮涌动，推进青海经济、教育、社会建设等的发展日益成为国人共识。在南京国民政府倡导下，各界人士纷纷前往青海实地考察，围绕青海军政设置、社会经济、教育发展、风土人情与民族宗教的各类调查渐次展开，更加全面地展现出青海人口结构、职业类型、教育素质与生活状况。
民国时期,随着国家政权建设加强、教育发展与区域社会经济开发,青海人口素质有所提高,职业类型更加多样,并出现新的职业门类,呈现出现代化萌芽的景象。但由于政治建设的畸形与地方军阀势力的盘剥,社会经济陷入病态发展,表现为民众生存状况的日益恶化。青海由此陷入恶性循环,不断侵蚀着社会经济的生机,导致现代化进程陷入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