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5-3492(2026)04-0209-12
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正在深刻重塑着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形态,以平台用工为核心的新就业形态已经成为吸纳青年劳动者就业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迅猛发展,采取多种手段,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青年劳动者就业权益的保障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政策依据与研究对象界定
近年来,我国对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相关政策体系也正在逐步完善。党的二十大强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也进一步作出了“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的重要部署,这些都标志着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已从前期的试点探索正式迈入了制度化、规范化推进的阶段。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明确将14至35周岁界定为青年年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16周岁为合法就业的最低年龄。因此,文章将研究对象明确界定为 16 至 35 周岁、依托各类数字平台实现就业的青年劳动者群体,具体涵盖应届高校毕业生、城镇非正规就业青年、青年农民工及残疾青年等细分类型。
从实践层面来看,平台用工的灵活性强、准入门槛低及组织松散等特征,使其快速成为了青年群体就业的重要选择。无论是穿梭于街巷的外卖骑手,活跃于网络空间的内容创作者,还是远程提供服务的技能从业者,都是这一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数字背景下的就业形态正在快速变革,但青年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体系却未能实现同步跟进。一方面,平台用工打破了传统单位制的用工模式,用工关系呈现出了明显的“去劳动关系化”倾向,多数青年劳动者与平台仅仅形成了合作或劳务关系,这导致其社保权益“被排除在现行社会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外”;另一方面,青年劳动者处于职业发展初期,普遍存在着经济基础薄弱、权利意识不足、维权能力有限等问题,这使得其社会保障困境既带有平台用工形态下的共性特征,又呈现出区别于其他年龄段劳动者的独特痛点。
从当下研究来看,既有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思路借鉴,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共性问题,对青年群体的特殊性关注并不够深入,未能充分揭示青年劳动者在社保权益保护中的困境与成因;其二,多数研究从单一主体视角展开分析,缺乏对政府、平台、青年劳动者等多主体互动的系统性探讨,难以全面回应实践中的复杂需求。基于此,文章在整合文献研究、实证数据与典型案例的基础上,系统剖析平台用工模式下青年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的困境与生成机制,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保护路径,以期为青年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的保护提供学理支撑。
(二)青年劳动者社会保障权保护的必要性与特殊性
社会保障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二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第二十五条更是从食物、医疗、住房、失业等方面对社会保障权作出了具体规定。196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将社会保障权列为缔约国必须承认的权利,我国于1997年签署该公约,2001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正式加入该公约,“这是中国政府在保障公民社会保障权方面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同时,我国现行《宪法》第四十五条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长期以来,学界对“社会保障权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商法学者和社会法学者大多强调社会保障权的物质援助性。而宪法学界则将其提升至人权和宪法权利层面”。主流观点认为:“社会保障权是指全体公民依据法律普遍享有的、由国家予以平等保障的对因社会风险导致的损失的补偿和救济的必不可少的权利,以及平等享有其他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权利。”依据该项权利,公民在遭遇失业、疾病、年老等社会风险时,可依法向国家及社会主张基本生活保障给付。
青年劳动者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覆盖对象,对该群体社会权益的充分保障,既是社会保障制度内在价值的体现,也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的必然要求,对于纾解青年就业困境、促进青年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群体规模来看,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2023年“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左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的一项全国范围调查结果显示,“有51%的平台劳动者在35岁以下,平台劳动者具有显著的青年主导特征……在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中,青年群体占比分别为66%和47%;但在直播、网文、在线内容服务等领域,青年群体占比超过了75%”。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青年劳动者已然成为了平台用工的主要力量,但受群体自身特征的影响,其就业现状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职业稳定性差。平台用工模式中,平台与青年劳动者之间普遍建立的是非标准化的雇佣关系,双方以线上派单、任务承揽、按单结算为主要的合作方式,相互之间并不具备传统劳动关系中稳定的长期契约关系与存续基础。这使得青年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极易受到平台规则调整与市场需求波动影响,导致“大部分平台并没有为工人缴纳社保费用”,“只有 22% 的平台为该群体缴纳了养老保险,缴纳医疗和工伤保险的比例则分别为 34% 和 36% ……同时拥有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5种基本社会保障的平台劳动者依然只有约 17% (这一数据在非平台青年劳动者处为 33% ),这些都是由职业稳定性差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二是权益意识与维权能力薄弱。当前,平台用工领域的劳动关系认定普遍呈现出模糊化、隐蔽化的特征,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及《劳动合同法》所确立的劳动关系从属性判定标准,已经难以适配当下灵活、弹性的新型平台用工模式。加之青年劳动者职场经验相对不足,对社会保障权利的内涵、参保流程及维权途径认知有限,平台又“借助其对相关信息及技术手段的掌控权,而在与从业者的用工关系中处于强势支配地位”,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权益保障难以实现”。三是参保意愿与参保能力存在脱节。调查数据显示,虽“有 77% 的平台青年劳动者明确表示愿意将当前工资的一部分用以缴纳社保”,但不稳定的收入和偏高的缴费标准,使他们难以将参保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此外,青年农民工、残疾青年等细分群体的困境更为突出,青年农民工多从事外卖、网约车等体力型平台岗位,不仅流动性强、信息闭塞,而且对社保政策的认知度也极低;残疾青年多“从事灵活就业形式,再加上面临社会排斥问题,今天就业明天失业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工作稳定性没有保障”。上述情形充分说明,青年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保护绝不能简单套用适用于全体平台劳动者的共性解决方案,必须立足其群体特征实现精准分类保障。
(三)平台用工的分类及社会保障权保护的差异化特征
2021年10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中,根据平台的主要功能和连接对象将平台企业分为了“网络销售类平台、生活服务类平台、社交娱乐类平台、信息资讯类平台、金融服务类平台、计算应用类平台”六个大类,其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根据青年劳动者的群体工作特点,可将上述分类进一步细化为劳务派遣单类、内容创作类、远程服务类三类,在不同类型平台下,青年群体社会保障权的保护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
第一类为劳务派遣单类平台,主要以外卖、网约车及网约代驾行业为代表。此类平台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强控制、高风险、全职化”,平台通过算法对青年劳动者的工作时长、作业流程及服务标准实施严格管控,从而形成了隐性的从属关系。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将此类用工关系定性为“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不完全劳动关系”。所谓“不完全劳动关系”,顾名思义“就是指不完全符合规定要件亦即不完全符合立法期待、但是其用工性质更接近于劳动关系而非普通民事法律关系的用工法律关系”。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不完全劳动关系依赖算法开展工作,常见运行模式为平台企业将劳动者招聘、线下日常管理以及报酬发放等事项外包给合作商,自身仍通过算法实际控制劳动过程”。在此类平台工作的青年劳动者多为全职从业者,他们不仅工作强度大,还面临着较高的交通事故、意外受伤等职业风险,其社会保障需求主要集中于工伤与医疗保险,但受平台刻意规避劳动关系的影响,工伤理赔不畅问题较为凸显。
第二类为内容创作类平台,以网络主播、短视频创作者及自媒体博主等为主要从业群体。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职业主播规模达3880万”。此类平台的特征表现为“弱控制、高灵活、收入波动大”。从业过程中,青年劳动者与平台间的关系多为松散的合作关系,而非从属关系,他们可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创作内容及工作节奏,职业自由度明显高于劳务派遣单类从业者。与此同时,该类青年从业者的收入差距也较为悬殊。以人社部认定的新增职业网络主播为例,“直播行业中头部主播与尾部主播,收入差距巨大,各平台的高收入主播月收入高达百万乃至千万”,而对于收入低的绝大部分主播群体而言,即便具备基本的社保参保意愿,通常也会因收入不稳定、缺乏固定的用工主体支撑而丧失稳定的参保能力,社保覆盖真空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三类为远程服务类平台,主要以AI训练师、远程数据分析师、线上咨询师等为主。此类平台的特征表现为“技能导向、场景灵活、跨地域工作”,从业者多为高校毕业生或具有专业技能的青年群体。该群体更关注职业的长远发展,他们更寄希望于通过基本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来保障自身的职业稳定与未来生活。但在从业过程中,该群体的社保参保也面临多重困境:一方面,受到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标准不明确、跨地域社保转移接续流程繁琐等政策性障碍制约;另一方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个人承担 20% 的养老保险缴费(远高于传统职工个人 8% 的比例),缴费压力大,且缺乏动态缴费机制”,导致“断保”现象频发。
根据上述数据、研究成果及不同平台用工类型所表现出的差异化特征不难发现,当前平台用工模式下的青年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的保护普遍存在覆盖不足、认定困难、参保不畅、维权困难等突出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共性困境:各类平台用工的普遍问题
2.社保覆盖率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覆盖面持续扩大,社会保障水平处于稳步提升的状态。通过对比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4年和2025年数据可知:截至2024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53452.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331.4万人;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30397.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3.9万人”;职工医保参保人数为37948.34万人,比上年增加853.70万人 ,数据充分说明我国职工社保参保整体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然而,我国现有“超过2亿劳动者以灵活方式就业” ,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青年劳动者占比为51%。虽然“截至2024年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达7057万人、6615.9万人”,但即便占比51%的青年劳动者实现全员参保,其规模也仅占全国灵活就业总量的21%。人社部等九部门虽正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截至2025年10月,“17个试点省份、累计2325万人参保,实现试点范围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应参尽参”,根据数据测算青年劳动者的参保比例也仅为14%。
3.劳动关系认定困难。除社保覆盖率偏低这一突出问题外,劳动关系认定困难导致的社保参保主体模糊,也是平台用工模式下青年劳动者社会保障权保护面临的共性困境。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源于传统单位制用工模式,“学界普遍认为,从属性是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认定的基本特征”,具体以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为核心构成要件。其中,“人格从属性是指劳动者因需服从雇主指挥驱使而受到人格约束”,其核心在于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及用工主体的支配与管理,遵守规章制度、服从日常管理及考核奖惩等,并“衍生出了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表现为劳动者被纳入企业的物理空间和生产体系”,即劳动者并非独立从业,而是被纳入用工方内部的生产组织体系,接受用工方的统一生产安排与整体管理。但在平台用工模式下,平台企业依托技术架构与协议条款设计,往往将自身定位为信息中介而非用人主体,这种刻意虚化劳动关系的目的是规避法定的社保缴费义务。更为突出的是,平台通过算法实现对青年劳动者的隐性控制,在打破传统劳动关系中显性从属关系形态的同时,使劳动关系认定陷入了形式外观与实质用工脱节的困境。202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第42批指导性案例时明确提出劳动关系认定应立足于用工事实,重点审查是否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不能仅以双方订立的承揽、合作协议或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等形式外观作为判断的依据,这一认定标准“为统一类案裁判尺度、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了司法指引”。尽管司法层面已经明确了相关认定原则,但“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所涉情形复杂多样”,判定起来仍然困难重重。因此,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性,直接导致社保参保主体界定不清,青年劳动者往往无法明确自身社保应由平台企业、第三方合作机构还是自身承担,最终陷入了有劳动却无保障的尴尬境地。
3.算法异化侵蚀权益。算法原本是一系列用于解决特定问题的指令集合与程序体系,“到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中被用于决策或辅助决策”。从算法的设计初衷来看,其本应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劳动效率、降低就业门槛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实践推进人类解放的过程中,算法却与资本逻辑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谋,进而引发了算法的异化现象”。这种异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相背离,潜藏着深层的利益冲突风险,不仅成为平台职业发展的桎梏,更成为侵蚀青年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的隐形推手。实践中,平台算法始终以效率最大化为核心导向,通过设定不合理的接单量、配送时长、服务评分等考核指标,间接造成了青年劳动者的超时劳动和对法定休息权利的放弃。以外卖骑手这一典型群体为例,部分青年外卖骑手日均工作时长已严重超过《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三条“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的法定标准。这种过度压榨使青年劳动者已然沦为了算法的“工具人”,“劳动者身份的数字化导致了人的符号化和工具化,侵蚀了劳动者的自由,造成了数字时代劳动者的新困境”。更为关键的是,平台企业的算法分配规则具有极强的不透明性,算法的核心参数、运行逻辑均由平台独家掌控,青年劳动者在“算法黑箱”面前几无话语权,即便在遭遇算法歧视、报酬克扣、超时处罚等侵权行为时,青年劳动者也常因难以获取平台算法数据等关键证据,导致维权难度持续加大、维权成本不断攀升。由此可见,这种由算法主导的平台管理模式,虽在效率提升、资源优化等方面表现出了一定优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青年群体的人身安全、健康保障乃至社会公共安全等底线要求,进一步加剧了其社会保障权的实现困境。
4.青年劳动者维权能力薄弱。青年劳动者初入职场,大多缺乏劳动法律知识素养,对社会保障权的具体内涵、参保流程及合法维权渠道等了解有限,部分青年甚至存在重收入、轻保障的认知偏差。即便有的青年劳动者知晓自身权益受损,也常因缺乏举证能力、维权成本偏高而难以有效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梳理相关案例可发现,在具体劳动争议案件法官需在劳动权益保护与企业发展权益之间进行综合考量,从而导致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层面难免存在价值取舍,故“难以避免随意性,同案不同判现象亦不少见”。这种裁判尺度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了青年劳动者的维权难度与风险。加之劳动仲裁、诉讼程序本身较为复杂,青年劳动者缺乏足够的时间、精力与经济支撑,多数人最终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并放弃维权。此外,平台用工的分散性又使得青年劳动者难以凝聚集体力量,尽管全国总工会目前在“全国已建立市、县级新业态工会联合会超1.2万家,近3年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员1073.6万人”,但这也仅占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总量的 12.7% ,而体量占 51% 的青年劳动者中具体有多少人入会,目前并无明确数据。
(二)差异化困境:不同平台用工的特殊问题
1.劳务派单类平台的工伤保障困境尤为突出。如前所述,依托此类平台的青年从业者多在不确定的劳动关系中开展工作,其工作场所流动性强,发生交通事故、人身意外的风险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如“某外卖平台青年骑手圣某被平台要求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并以该身份与平台签订了《项目转包协议》,协议明确双方为独立民事承包关系、不构成劳动关系。后圣某在送餐途中因交通事故受伤,遂向平台主张工伤赔偿时,平台却以‘非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虽最终经司法裁判,法院认定平台对圣某实施了支配性劳动管理,双方构成了实质性的劳动关系,圣某亦获得了相应赔偿,但类似案例维权周期长、成本偏高、过程曲折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亦屡见不鲜。
2.内容创作类平台的社保覆盖真空问题突出。此类平台的从业人员主要包括网络主播、短视频创作者及自媒体博主等,他们与平台之间本质上属于民事合作关系,这就决定了平台并无法定的社保缴费义务。尽管部分青年劳动者具有参保意愿,但自身收入波动大,导致难以实现稳定参保。如《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网络带货主播中,有 95.2% 的主播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仅 0.4% 的主播月收入在10万元以上”,收入分布呈现出极端的不平衡。进一步来看,行业监管的案例数据更能说明这种不平衡性,“2021年以来,已有至少7位头部主播因为偷逃税被罚,被累计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超过16亿元”。这不仅反映出头部主播收入的畸高,更直接印证了 95.2% 的普通主播在收入偏低的情况下不可能与平台签约并获得相应权益保障的事实,该群体社保覆盖的真空地带仍大面积存在。
3.远程服务类平台社保衔接不畅,参保压力大。此类平台的青年劳动者多以跨地域就业为主,工作地点不固定。当前针对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缴费标准尚未明确统一,不同地区在缴费比例、缴费基数上存在较大差异,这直接导致青年劳动者在参保时难以找到适配自身的缴费标准,从而陷入参保困境。与此同时,因青年劳动者“岗位更换频繁,难以满足社保连续足月缴费达到缴费年限的要求,也面临账户转移衔接困难的问题”。加之部分青年劳动者参保意识淡薄,不熟悉社保政策与经办流程,进一步影响了其参保缴费的积极性和连续性,制约了其长远保障权益的实现。
平台青年劳动者社会保障权困境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数字时代劳动法律制度与实践发展适配不足、资本逻辑异化、协同治理缺位及青年自身能力薄弱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协同失灵的结果,具体如下。
(一)法律制度供给不足
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其立法根基、具体规则设计及实践场景适用,均是以传统单位制用工模式为依托的,这一制度架构与当下平台用工形态明显不适配。学者涂永前指出:“我国现行的劳动法仍然是针对着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化大生产模式,适用于高度集中化、组织化、单一化的用工模式,对于当下新兴劳动关系问题的回应出现了明显的制度供给不适、不足的问题。”这种制度供给的滞后与不适配,是导致平台青年劳动者社会保障陷入困境的核心症结。其一,劳动关系认定存在模糊地带。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核心劳动法律自实施以来已逾多年未修订,已难以跟上数字时代用工形态的变革步伐,其既没有考虑到平台算法控制下的隐性从属关系,也未增设“不完全劳动关系”等针对性条款,从而导致平台与青年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界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进而造成社保参保主体模糊不清。其二,社会保障制度的针对性有待提升。现行社保体系的设计初衷主要面向传统单位从业者,针对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政策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不仅缴费标准偏高、参保渠道不够便捷,且长期以来并未结合不同平台用工类型的差异、不同青年群体的保障需求去建立分层分类的社会保障机制,已不能满足平台青年劳动者个性化、多样化的保障需求。其三,社保救济制度存在短板。当前劳动仲裁、诉讼程序较为繁琐,举证责任分配也不够合理,加之平台青年劳动者往往缺乏劳动关系证明、用工记录等关键证据,故在权益受损时难以通过现有救济渠道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权益分配失衡
与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制约相比,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权益分配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平台青年劳动者的社保权益保护困境。因此,“促进各类形态资本平等、良性、共同发展,在化解资本失衡之中激发其活力和提升质量”,既是引领资本健康发展的重大经济与政治问题,也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从当前平台用工实践来看,权益分配规则始终是以资本逐利逻辑为主导的,这一导向使得各类权益向平台单向集中,青年劳动者议价能力、维权能力及抗风险能力较弱,自然成为这一倾斜格局中的利益受损者。《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数据显示,“全国仅28.4%的企业完全按职工上年月均工资缴纳社保,28.2%统一按最低下限缴纳,22%按固定工资部分(不算奖金)缴纳。”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去规避自身应承担的社保缴费义务;另一方面,平台企业又通过压价、提速、增加考核指标等方式,不断去压缩青年劳动者的单位时间收益,挤占其劳动报酬,导致其收入波动大、参保能力不足。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平台虽参与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却仍然存在规避参保、按单计费不规范等问题,并未真正实现“每单必保”的要求,这些都使得青年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难以落地生根。
(三)协同治理缺位
在法律制度供给不足、权益分配失衡等作用之外,监管与系统机制的缺位也进一步放大了平台青年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困境。从政府层面来看,平台经济运行过程中呈现出的流动性、多变性与复杂性,打破了传统监管体系稳定的劳动关系和清晰的属地管辖范围,这就导致劳动监察、社会保障和行业监管等部门之间出现了职责交叉与空白并存的现象。加之跨地域监管协调成本高,查处平台企业规避社保责任的行为存在一定难度,故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震慑。如“外卖骑手邵某送餐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后才发现自己竟与数家公司存在复杂关系,由于属地与平台注册地之间没有监管协调机制,加之劳动监察与社保部门衔接不畅,工伤认定过程曲折、耗时良久,致使官司屡屡败诉”。同时,社保政策宣传不到位,尤其是针对青年农民工、残疾青年等群体的政策普及力度不足,导致其对社保政策的认知度低,使参保意愿难以转化为实际参保的行动。从行业组织来看,平台经济领域尚未建立统一的行业自律体系,缺乏明确的社保保障行业标准,这就使得不能在政府监管之外形成有效的中间层去规范和约束平台企业的用工行为、督促其履行社保缴费义务。从工会组织来看,青年劳动者就业状态的灵活性导致其在劳动空间中呈现出高度分散的状态,难以形成像传统产业工人那般稳定的工会组织去代表青年劳动者从平台处争取相关权益保障。
(四)青年自身能力薄弱
除上述客观层面的制约因素外,青年劳动者自身的能力短板,也是其社会保障权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青年劳动者初入职场,社保权益意识薄弱,存在重收入、轻保障的认知偏差,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大病、失业、工伤、养老等风险缺乏足够的前瞻意识。另一方面,青年劳动者普遍缺乏系统的劳动法律知识,面对平台企业制定的算法规则、格式条款时,往往难以识别隐藏其中的权益陷阱,加之维权程序复杂、证据收集困难、时间成本高昂及执行环节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青年劳动者社会保障权实现的难度。如,最高法指导性案例237号(郎溪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诉徐某申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43]) 便印证了这一点。该案中,青年劳动者徐某申因缺乏劳动法律知识,误与平台企业签订了以“合作”“承揽”为名的格式条款,未能及时识别其中规避劳动关系、逃避社保缴纳义务的权益陷阱,导致后期受伤维权时遭遇多重阻碍,充分凸显了青年劳动者权益意识淡薄、法律知识匮乏的短板,对其社会保障权的实现造成了明显的不利影响。
结合上述对困境与成因的梳理分析,立足青年劳动者的群体特征,从劳动法律制度完善、社保体系优化、算法规制及社会共治四个维度,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保障路径,从而破解青年劳动者权益保障难题。
(一)健全劳动法律制度
从当前司法实践来看,“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从政策治理向立法治理转型”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完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明确参保主体。总体来看,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关系认定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同难题,各国都在积极寻求破解之道。如欧洲部分国家推行的“在‘雇员—自营职业者’或‘雇员—独立承包人’的基本分类之外创设的第三类劳动主体”即“第三类劳动者”方案、德国劳动法中认定的“在从属性劳动之外催生出一类介于自营职业者与劳动者之间的过渡类型”的“类雇员”概念,以及英国设立的介于雇员和自雇员之间的“工作者”类别等均为我国提供了有益借鉴。结合我国新就业形态发展的实际来看,相关案件数据也直观反映出了完善立法的紧迫性,“从2020年到2024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新就业形态民事纠纷案件约42万件,仅2024年1月至11月,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涉新就业形态民事案件约8万件。”基于此种情形,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正式提出了“不完全劳动关系”概念,这一突破为厘清新就业形态下平台与劳动者的法律关系提供了政策指引。学者王天玉认为:“作为我国劳动政策体系的新表述,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奠定了我国探索第三类劳动关系的规范基础。以此为开端,劳动行政部门和法院积极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新业态劳动保障模式。”此外,人社部和最高法联合发布的第三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了“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构成要素与司法认定尺度,这既为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司法政策支撑,也为法院在缺乏专门立法情况下的裁判提供了参照依据。据此,建议在修订《劳动合同法》时增设“不完全劳动关系”相关条款,明确平台与劳动者之间不完全劳动关系认定要件,统一裁判尺度,为青年劳动者社保参保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二是持续优化社会保险相关法律条款。有学者建议“建立完全独立于现行工伤保险的新制度,设立‘互联网平台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制度”。本文则建议在修订《社会保险法》时将所有平台青年劳动者纳入保障体系,明确社保参保的具体流程、缴费标准,简化参保手续,提升参保便捷性。同时,针对不同平台用工类型,制定差异化的法律规范,实现精准保障。三是完善社保救济制度,降低青年劳动者维权成本。简化劳动仲裁与诉讼程序,建立平台用工劳动争议快速处理机制,缩短维权周期,提高维权效率。推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平台承担劳动关系、算法规则、劳动报酬等相关证据的举证责任,减轻青年劳动者的举证压力。同时,构建免费的法律咨询与援助体系,形成良性的救济闭环。
(二)优化社会保障体系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围绕“优化提质”与“可持续创新”两大核心目标持续推进,结合平台用工模式下青年劳动者的群体特征与权益需求,可从职业伤害保障、灵活就业社保政策和参保帮扶三个维度精准发力,从而提升保障实效。一是完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严格落实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加快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专项办法,持续推进并扩大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力争实现平台青年劳动者的全覆盖。明确职业伤害保障的缴费标准、理赔流程与待遇标准,确保实现“应保尽保”。在缴费机制上,推动平台企业实行按单缴费模式,科学划定缴费比例,切实减轻平台与青年劳动者的缴费压力。二是优化灵活就业社保政策。结合平台青年劳动者收入不稳定、差异较大的特点,合理调整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标准,实行差异化缴费基数设置,允许青年劳动者根据自身实际收入水平,自主选择合适的缴费档次,避免缴费压力过高影响其参保积极性。完善社保转移接续政策,打破地域限制,优化转移接续流程,确保青年劳动者因工作地点变动和更换平台时社保缴费能够顺利衔接,有效避免缴费中断的问题,保障参保权益的连续性。三是强化参保帮扶力度。针对青年农民工、残疾青年等参保困难群体,开展专项的参保帮扶行动,切实解决此类群体参保能力不足、参保流程不熟悉等问题。加强社保政策的宣传与普及,充分利用平台APP弹窗、短视频、线下专题培训及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向平台青年劳动者全面普及社保政策知识、参保流程、缴费标准及维权渠道,提升青年劳动者的社保权益意识与主动参保意识,引导其自觉主动参保,真正实现“应参尽参”。
(三)规范算法治理
平台经济运行过程中,算法对运营效率提升与用工管理优化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在平台企业逐利需求与算法黑箱的共同作用下,派单不公、抽成比例偏高、惩戒措施随意化等问题在青年劳动者身上却表现得更为集中,必须加以规范和约束。一是推动算法透明。算法透明既是保障劳动者知情权的基础,也是实现算法向善治理的内在前提,平台有必要向青年劳动者公开派单逻辑、计价核算标准以及奖惩规则等核心的算法信息。监管部门可借鉴欧盟《数字服务法》中关于“算法说明义务”的做法,要求平台公开部分算法运行的基本逻辑和主要参数,“引导算法‘向上’‘向善’”。同时,还应建立平台与青年劳动者之间的常态化沟通与协商机制,推选青年劳动者代表参与到算法规则的制定与优化过程中,充分听取青年劳动者的合理诉求与意见,进一步畅通该群体权益申诉与意见反馈的渠道,形成双方的良性互动。二是促进算法公平。从平台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算法的设计不应只以追求效率为最终目的,而更应注重用工公平。应在算法架构中嵌入相关的劳动保护条款,例如,根据青年劳动者的身心承受能力,合理设置连续接单的时长上限与强制休息机制,防范过度劳动;在劳动报酬计算方面,不仅应结合不同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划定平台用工的薪酬底线,还应考虑并细化诸如在特殊时段、恶劣天气等情形下的补贴细则,确保青年劳动者获得公平合理的劳动报酬。同时,平台企业必须主动配合监管部门加强对算法的反歧视审查,可借鉴“美国除了进行原则性规制外,还会针对特定领域制定特别性规制措施来解决算法歧视问题”,以此来杜绝因年龄、地域等因素导致的派单、定价不公等问题。此外,还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算法的公平性开展常态化评估,并辅助配套建立人工复核纠错机制,约束平台算法封禁、高额处罚等粗暴化的管理行为,确保算法运行始终处于公平合理的轨道之上。三是加强算法监管。美国学者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曾提出了“代码就是法律”的核心观点,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算法对数字社会运行秩序的规制效力。基于此逻辑,在算法监管中,首先应建立健全算法备案与合规审查制度,要求并督促平台将用工管理类算法向人社、网信等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并定期接受合规性审查;其次,由工会牵头建立劳动者代表列席算法评审会议制度,强化青年劳动者的参与权与监督权;再次,应不断细化和完善算法应用和对应的相关法律责任条款,在劳动争议处置环节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措施,由平台方举证并证明自身算法的合法性、合理性,从而真正推动算法监管从制度向治理实效的转化。
(四)构建社会共治体系
完善青年劳动者社保权益保护并非单一主体的责任,需要政府、平台、行业、工会与青年劳动者自身协同发力、同向联动,构建多方共治格局。一是强化政府监管责任。政府要进一步明确劳动监察、社保、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重点监管平台社保责任的落实情况,加大对平台规避社保责任、算法异化侵害权益等行为的查处力度。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平台用工社保监管平台,实现青年劳动者参保情况的动态监测,提升监管的精准度与高效性。二是强化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引导平台企业树立社会责任意识,明确其在青年劳动者社保保障中的主体地位,结合平台类型明确差异化的社保责任。三是完善行业自律与发挥工会作用。建立平台经济行业自律体系,制定统一的社保保障行业标准,引导平台企业规范经营、履行社保责任。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推动平台建立青年劳动者工会,提升青年集体议价能力。四是提升青年劳动者自身维权能力。开展社保政策宣传与法律培训,向青年劳动者普及社会保障权相关知识、参保流程及维权渠道,引导其摒弃重收入、轻保障的观念。针对青年农民工、残疾青年等群体,开展专项帮扶,提供参保指导、技能培训、法律咨询等服务,提升其参保与维权能力。
平台用工模式作为新就业形态的重要载体,在为青年劳动者拓宽就业渠道、提供多元就业选择的同时,也使其社会保障权益陷入了覆盖不足、认定困难及维权不畅等困境。这一问题既关乎青年群体的职业发展与权益实现,也关乎平台经济的规范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本文在结合官方数据与典型案例的基础上,立足青年劳动者职业初期的群体特殊性,通过对不同平台用工差异化困境的梳理,明确其核心成因集中于法律制度完善滞后、资本权益分配失衡、协同治理缺位及青年自身权益保护能力薄弱四个方面。对这些困境的破解需要分类施策、协同发力,即完善劳动法律体系,明确不完全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筑牢制度根基;优化灵活就业社保政策,通过进一步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去破解参保难题;强化算法规制,推动算法透明公平,有效防范平台隐性侵权;压实政府、平台、行业、青年劳动者等各方责任,完善行业自律与维权机制,引导青年群体提升自身权益保护意识与维权能力。唯有实现多方协同和精准施策,才能有效破解当前困境并实现青年劳动者的体面劳动和平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