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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青年,激活城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如何影响青年可行能力?
2026-11-04   来源:郑旭刚  刘相波  庄腾跃  周 闯   

摘 要:构建青年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发展方式, 是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基于 2024 年中国社会治理调查数据, 文章采用队列双重差分方法, 考察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对青年可行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能提升青年可行能力, 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发现, 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通过增强社会支持、增加经济机会和改善生活条件, 扩展了青年功能性活动, 有助于提升其可行能力。此外, 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对高教育程度、高经济地位和高住房面积青年的可行能力提升效应更强, 这表明个体人力资本、经济资源和居住条件可能是影响试点效果发挥的重要条件。拓展性分析发现, 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在提升青年可行能力的基础上, 能激发青年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促进城市与青年共同发展。研究结论为优化城市发展环境以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 释放人口质量红利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青年发展型城市;可行能力;青年发展;城市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6)04-0190-19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明确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战略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机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指出“促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体现了青年作为“投资于人”对象的现实意义。作为社会中最具活力与创造力的群体,青年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能,更是“投资于人”实践成效的检验载体。坚持“投资于人”,本质是以资源投入赋能人的成长,满足其多层次的发展需求,而青年群体正处于能力塑造与素质提升的关键阶段,对其发展的投资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竞争力与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性。然而,当前青年发展水平总体仍不够高,面临受教育机会不均、生活压力较大和缺乏就业机会等问题,部分青年对个人发展能力的评估滞后于对国家前景的乐观预期,易导致发展信心受挫。因此,在新时期必须紧扣“投资于人”的战略导向,加快构建系统化、精准化的青年发展支持体系,引导青年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我价值。

2026年4月14日,共青团中央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助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意见》强调“城市是青年追求美好生活、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空间,青年是城市增强发展活力、积蓄发展后劲的重要力量”。随着城市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青年成为城市发展中的稀缺人口资源,城市也成为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为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的理念,2022年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尊重和保障青年生存权利”“提升和促进青年发展能力”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各环节,促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试点旨在将推动青年成长作为城市运营和发展的目标,通过政策制度设计和公共服务供给,更好满足青年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需求,形成青年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城市发展方式。由此,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成为落实“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实践场域,通过将青年发展植入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的全过程,实现了从单纯的“空间营建”向深层的“人才赋能”转变,使城市的物质投资与青年的人力资本投资同频共振,让城市的物理增量转化为青年的价值增量。

自 Sen 开创性地提出以实质自由来衡量发展的新视角,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个体可行能力的提升与全面发展。可行能力理论从个体实现生活目标的能力与机会两个维度出发,不仅为福利评估提供了新视角,也成为衡量个体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在该框架中,功能性活动是个体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或达到的状态;可行能力指个体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功能性活动组合。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可行能力得到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发现,农民工整体福利水平与可行能力相对较低。劳动合同、技能培训和技能证书等因素带来的可行能力提升,对农民工举家外迁和居留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而可行能力匮乏阻碍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进程。获取居住证、城市公共卫生服务能改善农民工的总体福利。同时,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是提升农民发展能力的关键举措。相较于传统财政扶贫,金融扶贫更有助于提升贫困户的可行能力,缓解可行能力不平等问题。易地搬迁政策通过能力建设与意识塑造的内在机制,以及功能保障和发展赋权的外部机制,有效促进了农村妇女发展。尽管现有研究在多个群体中积累了丰富成果,但对青年可行能力的系统探讨仍较为缺乏,亟待进一步关注与研究。

当前,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普遍面临赡养父母、住房负担和就业压力等困难,这制约了他们可行能力的有效提升。具体而言,赡养压力是青年面临的重要生活负担之一,父辈参与正规养老投资能通过获得养老保障并增强其自我养老规划,减轻子代的经济压力,提升子代的生育概率。父辈住房财富通过代际财富传递和子女继承期待,不仅降低了青年子女的劳动参与率,还促使更多青年倾向于选择体制内工作并减少劳动供给时间。青年发展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青年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解决青年问题的过程。在数字时代下,数字劳动虽在拓展青年社会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劳动观培育、思维发展、技能提升和未来就业等方面可能产生消极影响,不利于青年全面发展。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作为激发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得到较多关注。现有研究指出,青年发展型城市包含城市高质量发展赋能青年发展,青年高质量发展驱动城市建设两方面内容。赵联飞则阐释了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多重功能,认为其不仅是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更是青年的日常生活空间和实现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一,尽管可行能力理论为理解个体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但针对青年可行能力提升路径的研究仍较为匮乏。第二,关于青年发展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建构与质性分析层面,缺乏扎实的实证证据支撑。第三,对青年发展型城市这一重要城市发展方式,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发展现状和内涵的探讨上,鲜有研究对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工作的实际成效展开评估。

基于此,本文使用2024年中国社会治理调查数据,实证检验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对青年可行能力提升的影响。文章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拓宽了可行能力理论的时代内涵与应用边界。结合“投资于人”的战略,文章将可行能力理论应用于青年发展领域,从可行能力视角审视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的实践价值,不仅丰富了该理论在青年群体中的具体阐释,也为落实“投资于人”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撑。第二,为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成效的评估提供了经验证据。随着为期两年的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工作结束,本文创新性地采用队列双重差分方法,通过分析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是否有效拓展了青年的功能性活动集合、提升了其可行能力,为该试点的科学评估与后续优化提供了经验支撑,也为未来城市青年政策的全面推广奠定了基础。第三,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对青年参与城市发展的激励作用,考察青年发展型城市能否动员青年投身城市建设,形成青年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为构建青年与城市共同发展的政策体系提供了决策参考。


二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始终坚持把青年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为青年指明正确的成长道路,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青年在城市拥有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促进青年发展,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环节。为优化城市综合环境,激发城市发展活力,2022年4月,中央宣传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决定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是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紧扣“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的双向目标,通过丰富促进青年发展的普惠政策,积极探索具有特色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模式,打造青年优学、乐业和宜居的环境。

2022 年6月,45个试点城市正式确立,覆盖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各试点城市围绕城市更友好和青年更有为两方面,因地制宜地推出创新举措。从城市更友好来看,试点城市着力优化青年成长环境,帮助青年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如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出台系列稳岗稳就业举措;聚焦青年婚育、交友和养老等方面需求,出台普惠性支持政策,提供“一站式”政策保障;落实青少年相关法律法规,依托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建设未成年人社工队伍,多措并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从青年更有为来看,试点城市不断完善青年人才发现培养、激励保障机制,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活力;组织动员青年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挺身而出,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组织青年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鼓励青年靠拼搏奋斗赢得更多发展机遇。

(二)理论分析

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将发展的目标由单纯的经济增长或资源占有转向关注个体实质自由的扩展,为理解青年发展提供了分析框架。该理论强调,青年发展依赖于其所具备的实质性自由,而这种自由的核心正是可行能力。其中,功能性活动是指个体认为值得去做或能够实现的状态,例如接受教育、参与社会活动等;可行能力则指个体能选择的各种功能性活动组合,即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其更关注个体识别和利用机会与资源,并转化为理想生活,获得实质自由的能力。功能性活动的实现确保个体的外部生存条件得到改善,获得基本物质性福利与权利保障,而可行能力则赋予个体未来获得潜在福利和自由的发展机会。因此,能力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培育和创造有利于个体充分发挥可行能力的环境,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对青年友好的社会环境,能帮助青年形成积极向上的心态,更好地获取和利用机会与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促进自身发展的能力;相反,若社会环境忽视了青年的需求和发展,可能导致青年产生身份认同危机,难以顺利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在青年发展视域下,青年能否改善生活水平,获得理想生活状态,成为判断其可行能力的重要标准。个体可行能力不足通常表现为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欠缺,这种不足限制了其获取资源和公共服务的机会,使其在社会发展中难以抓住机会、分享发展成果和抵御各类风险,更无法改善功能性活动。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旨在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的理念,将推动青年成长、青年有为作为城市运营和发展的目标,通过政策制度设计、公共服务供给,将提升青年发展能力融入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各环节。这种城市发展模式以多方位、多角度的方式重塑了青年城市生活环境,为青年提供充足且平等的机会和资源,使其能自由组合各种功能性活动,增强青年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能力,最终实现可行能力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 1: 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能提升青年可行能力, 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

可行能力不仅关注个体实际实现的功能性活动,更强调个体选择这些功能性活动的潜在自由。个体可行能力的构建依赖于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制度安排,若个体希望提升其可行能力,就必须拥有更多自由组合功能性活动的选择。这些功能性活动包括经济条件、社会机会和政治参与等,它们为个体追求理想生活提供了基础条件。其中,社会支持、经济机会和生活状况是重要的功能性活动。因此,通过扩展这些功能性活动,个体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择其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目标,从而提升可行能力。

就社会支持而言,社会网络作为重要的非市场力量,在提升居民福利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网络是社会成员互动形成的稳定关系 ,能通过加强信息共享、改善就业、提高收入和促进代际流动等方面,为内部成员提供福利。无论是提供就业或创业帮助的工具性作用,还是情感交流、排解孤独等情感性作用,社会网络对个体获得资源与机会具有重要意义。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通过规划青年交友信息平台、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与公益服务,并支持形式多样、内容健康的社交活动,为青年拓展社会网络提供制度保障。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青年与不同社会主体间的互动,还促进了互惠信任关系的形成,从而提升了青年社会网络的稳定性和功能性。社会网络的拓展为青年获取经济资源、职业机会等物质支持创造了条件,也为青年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社会认同,能帮助青年应对工作与生活中的心理压力,进而有效提升青年可行能力,实现发展目标。

从经济机会来看,经济机会是个体为实现消费、交换而运用经济资源的机会,对青年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亦是提升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径。作为重要的功能性活动,就业是个体获取福利和经济资源的重要途径,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就业不仅能为个体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其实现经济独立,还能为其提供成就感和学习实践机会,帮助青年积累知识、技能和经验,从而在工作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并追求人生目标。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强调健全青年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就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在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方面的作用,为青年提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公共就业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基础与核心内容,与民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能为个体功能性活动提供平台,是提升可行能力的基础。青年通过享受公共就业服务,借助职业中介机构帮助,进行岗位搜寻并提升岗位匹配度,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和完善的社会保障,这为青年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有助于提高可行能力水平。

从生活条件来看,生活条件是基于商品或服务的功能性活动组合,体现了个体选择的自由,是衡量可行能力的重要指标。作为生活条件的重要反映,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心理状态的重要变量。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着重优化青年成长过程中的安全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充分考虑青年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多样化需求,建立与青年发展相适应的城市公共服务空间,不断提升青年在城市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通过解决青年健康成长中的急难愁盼问题,赋予青年一种“幸福期许”,并影响着其观念与行为。随着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的开展,青年日益感受到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安全感的充盈和社会分配机制的公平,这种正向发展认知增强了青年对实现自身成就预期的信心,使其不会因一时的挫折而丧失动力;即使当前尚未达到理想的生活状态,青年仍愿意推迟即时性满足,继续采取积极行动以追求长远目标。由此,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通过优化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满意度,不仅改善了青年的外部生存环境,还增强了其心理韧性和成就预期,为扩展功能性活动和提升可行能力奠定了基础。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 2: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通过增强社会支持、增加经济机会和改善生活条件, 扩展了功能性活动, 进而提升了青年可行能力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4年中国社会治理调查(China Social Governance Survey, CSGS),数据授权编号为CSGS2024040805。该调查由公共管理领域知名公众号“政管学人”发起,并获得广州学讯科技有限公司的资助,调查员来自国内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的师生志愿者。目前,该数据相关研究成果也陆续发表,其代表性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在抽样设计上,该调查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采用定额抽样与入户调查的方式,在 95% 置信水平下将抽样误差控制在 ±1.5% 以内,确定目标样本量,样本覆盖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CSGS2024问卷除涵盖受访者基本信息、社会关系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方面的信息外,还询问了个体对自己提升收入和生活水平能力的评价,这为本文测度青年可行能力提供了数据支撑。在质量保障方面,项目组在问卷设计阶段进行了严格的伦理审查,并在访员培训、入户调查和问卷回收等环节采取了系统的质量控制措施。本文将样本中ID重复且质检题错误超过2道的无效样本剔除,最终得到2901个样本。

在研究对象界定方面,参照《规划》的标准,将青年群体定义为 14—35 岁人口,鉴于 CSGS 调查的年龄限制,本文将18—35岁的青年群体作为受试点开展影响的处理组。为构建科学的反事实框架,本文选择36—50岁中年群体作为控制组,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对该群体的直接影响应相对有限。此外,考虑到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包含地级市和直辖市两个行政层级,本文将直辖市各市辖区作为独立的行政单元,将数据细化至直辖市各市辖区和地级市层面,更精准地评估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的作用效果。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青年可行能力

可行能力理论从个体实现其生活目标的能力和机会出发,为福利评估提供了新视角。本质上,可行能力反映了个体在各种功能性活动组合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和机会,是人们追求所珍视生活、自由的能力,对个体实现体面且有尊严的生活具有重要作用。个体可行能力不足就表现为知识储备不足、学习能力欠缺和技能掌握不充分,这使其难以把握社会发展中的机会,在获取经济收益、共享发展成果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导致个体难以改善生存状况并抵御各类生活风险。相反,可行能力越强,个体在社会资源分配和占有方面就越具有优势,更能多样化地满足自身需求,在未来发展也具有更大的潜力。提高个体可行能力,不仅能激发其谋求发展的动力,也能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可行能力理论认为能力改善远比功能性活动改善更具意义。然而,由于能力无法直接观测,现有研究主要通过测度已实现的功能性活动间接衡量可行能力。尽管 Sen提供了重要功能性活动的示例,但他反对为功能性活动确定固定范围。现有研究主要通过模糊集理论和因子分析法等方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Balestrino等从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就业、舒适房子、人身安全和环境污染水平六个维度进行测度;祝仲坤等选择了防护性保障、社会条件、经济条件、精神感受和政治参与五个维度,而翁辰等选择经济状况、发展空间、权益保障、生活条件和心理条件五个维度进行测度。事实上,可行能力是个体实现其期望生活状态的综合能力,是个体获取机会和资源,并使其转化为促进自身发展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能力,即个体自由实现或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能力。郭琦根据“您的工作能否实现您适度追求的生活方式”测度劳动者可行能力,但其仅聚焦于就业这一功能性活动对可行能力的影响。为此,本文根据受访者对“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提高现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回答进行赋值,将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赋值为1,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赋值为0,以此度量可行能力。当个体具备更强的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能力时,他们往往拥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自由,对应着更强的可行能力。相反,若个体无法有效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他们在组合可能的功能性活动方面就受到限制,其可行能力也处于较低水平。

2. 解释变量: 青年发展型城市

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旨在完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提升青年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此,本文将是否为青年(35岁及以下)的虚拟变量与是否为试点城市的虚拟变量进行交乘,以此度量青年发展型城市。

(三) 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使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虽能通过设定是否为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的虚拟变量直接比较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间的差异,但这种方法难以控制个体在成长期内相对稳定变量的影响,如家庭背景和个体性格。传统双重差分方法使用不同年份与不同城市间差异评估政策与事件的影响,但本文仅有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开展后的数据。为评估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开展对青年可行能力的影响,参考张庆等的思路,本文基于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青年与非青年群体的两重差异,采用队列双重差分方法进行识别。该方法将传统双重差分方法的年份信息替换为出生队列信息,本质上是使用未受试点影响的出生队列作为受试点影响的出生队列的反事实结果,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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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 i,c,b 和 p 分别表示个体、出生队列、城市和省份。 abilityicb 表示 c 城市 b 出生队列中个体 i 的可行能力, Ycitycb 表示城市 c 中 b 出生队列是否受试点影响的虚拟变量, Xicb 表示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户口性质、健康状况和是否经常沮丧。本文在控制常见个体特征的基础上,纳入健康状况和是否经常沮丧两个变量是基于以下原因,被解释变量为个体的主观评价,而个体生理健康水平和心理状态可能会影响其自我评估的客观性。乐观且身体健康的个体倾向于高估自身能力,控制该变量能避免因个体心理和生理状态差异所导致的估计偏误,更准确地识别试点效应。 ηc 和 θb 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出生队列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和相同出生队列群体面临的共同环境因素。此外,为排除不同省份城市特征对不同出生队列个体可行能力的影响,本文控制了省份 × 出生队列的线性趋势 λp×tb,εicb 是随机扰动项,误差项聚类至城市 × 出生队列层面。

系数 β 表示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对青年可行能力的影响,为尽可能得到 β 的无偏估计,回归需满足 cov(Ycitycb,ε_ich) 的条件。为此,本文对试点年份和试点城市确定的随机性问题进行讨论。(1)试点开展年份的随机性。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规划》,为新时代青年发展工作提供了战略指引。然而,在《规划》实施后的五年间,并未明确提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具体部署。直至2022年4月7日,中央宣传部等部委联合印发《意见》,决定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同年6月2日公布了45个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名单。由此,从《规划》出台到试点启动存在较长的政策空窗期,地方政府难以准确预期试点工作的具体时间,并且在启动试点工作后,地方政府仅有两个月时间进行准备,这种紧凑的时间安排使地方政府难以在短期内进行充分准备。

(2)试点城市确定的随机性。为确保试点经验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相关部门在试点城市遴选中遵循公平和区域均衡的原则,45个试点城市包括8个副省级城市、12个省会城市、19个地级市和4个直辖市的市辖区,在地域分布上覆盖了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省份。由于试点工作启动到名单确定仅有不足两个月的准备时间,这一严格的时间约束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准自然”的筛选机制,只有在《规划》实施五年间持续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的城市,才更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满足试点申报要求。这种筛选机制,结合区域分布和城市层级的考量,使试点城市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随机性特征。此外,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能缓解试点城市选择非随机性对回归结果的干扰。为进一步验证试点城市选取的随机性,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PSM-DID和随机抽取城市的安慰剂检验。

由表 1 可知,全样本中近 65.8% 的样本认为自己有能力提升收入和改善生活,并且该变量在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间不具有显著差异。在个体特征上,男性占比为 45.6%,男女分布较为均衡,受访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 14.7 年,汉族、已婚、党员、有宗教信仰和农业户口的受访者占比分别为93.1%、41.2%、21.2%、6.2%和31%。同时,约有58%的受访者身体处于较为健康的状态,20.1%的受访者经常容易沮丧,受访者平均年龄约为30岁。

表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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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2给出了基准回归结果,所有列均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出生队列固定效应和省份×出生队列趋势。第(1)列使用 OLS 方法进行回归,考虑到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对青年可行能力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第(2)、(3)列分别给出了使用 Probit 和 Logit 模型的回归结果。综合各列结果可知,相比非试点城市,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的开展显著提高了青年可行能力。具体来说,以第(1)列为例,青年发展型城市系数为 0.160,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试点开展使得的青年可行能力提升程度相当于其均值 (0.658) 的 24.3%,具有较强的经济意义。第(4)列根据“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提高现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回答,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值 1—5,重新设定被解释变量,使用 OLS 方法进行回归,可知青年发展型城市变量仍显著为正。因此,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倡导青年优先发展,解决影响青年健康成长的“急难愁盼”问题,提高了青年可行能力,在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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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1.PSM-DID

考虑到处理组和控制组个体在可观测特征方面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进而产生选择性偏误。为此,本文采用最近邻1对1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为处理组样本匹配个体特征相似的控制组样本,减少由可观测特征造成的差异,并且基于个体特征的匹配,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试点选择非随机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使用匹配后非空权重样本重新进行回归,表3第(1)列给出了回归结果,青年发展型城市变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差不大,增强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2. 广义队列 DID

广义双重差分方法能有效识别不同处理强度下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参考赵小磊等的研究思路,本文构造广义队列DID模型,以识别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在不同年龄队列中的异质性效应。具体而言,本文将是否为试点城市的虚拟变量与年龄变量的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由表3第(2)列结果可知,青年发展型城市变量显著为负,表明年龄越小的样本受到试点的影响越强,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

3.双重机器学习方法

青年可行能力的形成受到个体特征、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度因素的复杂影响。在评估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对青年可行能力的影响时,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干扰因素成为研究的难点。传统计量方法通常通过引入大量控制变量来解决,但这样容易受到维度诅咒的限制,难以在控制变量选择与模型复杂度间取得平衡。相比之下,双重机器学习方法通过引入正则化算法,能从预设的高维控制变量中筛选出有效变量,避免因控制变量不足和冗余产生的估计偏误。此外,传统计量方法通常假设变量间的关系是线性的,而实际上变量间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双重机器学习通过放宽该假设,能更好地捕捉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有效避免模型误设问题。为此,在设定样本分割比为1:2的基础上,本文分别采用拉索回归和梯度提升两种机器学习方法重新估计。表3第(3)、(4)列的结果显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对可行能力仍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此外,本文将样本分割比设定为1:5后使用拉索回归方法重新进行回归,由表3第(5)列结果可知,基准回归仍然成立,表明本文结果较为稳健。

4. 排除上学样本的影响

考虑到 18—22 岁的样本大多处于高等教育阶段,其可行能力的提升主要受到教育的影响,可能并非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的作用。此外,该年龄段的青年通常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其对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能力的主观评价可能不具备代表性,进而影响试点效应的评估,将其剔除后也能提高处理组和控制组间的可比性。由表 3 第(6)列可知,在排除上学青年样本后,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对青年可行能力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这表明试点对青年可行能力的促进作用并非由教育阶段的特殊性所驱动,而是源于试点本身的有效性。

5. 安慰剂检验

若试点城市的确定不具随机性,而是由某些不可观测的因素所驱动,那么基准回归结果就无法完全归因为试点的开展。为此,本文通过随机抽取试点城市的队列安慰剂检验进行验证。具体而言,本文随机抽取与真实试点城市数量相同的城市,将其作为试点城市,再将其与是否为青年的虚拟变量构造交互项并重复估计500次。由于试点变量是随机生成的,理论上其对青年可行能力应没有显著影响。如果队列安慰剂检验的结果显示,伪试点变量系数大多不显著且分布集中于零附近,表明试点城市的选取具有一定的随机性。由图1可知,500次估计系数集中分布于0附近,其均值为-0.003且远离真实估计系数(0.160),且共有404次系数不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来自试点真实效应而非不可观测因素所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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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队列安慰剂检验结果

此外,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旨在丰富青年友好政策,从青年视角补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短板,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因此,理论上,试点开展应主要对青年产生显著影响,而对非青年样本应不具有显著影响。为此,本文将真正受试点影响的青年样本(18—35岁)剔除,在36—50岁的非青年样本中,将年龄小于等于 42 岁的样本设定为伪处理组,重新构造试点变量进行回归。由表 3 第(7)列给出的回归结果可知,此时伪试点变量系数较小且不显著,即基准回归结果并未受某种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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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进一步分析


(一)作用机制检验

功能性活动的扩展使个体从被动接受外部条件的状态转向主动选择并实现其认为有价值的生活,这正是可行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由此,个体不仅能在既定外部条件下实现基本生活目标,还能追求更高层次的自由和福祉。文章重点考察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能否增强社会支持、增加经济机会和改善生活状况,扩展青年功能性活动,从而提升青年可行能力。

1.增强社会支持

作为社会成员,青年通过与不同社会成员建立联系,吸收并内化多样化的社会文化知识,获得社会支持以发展自身能力,这对他们的社会融入和福利获取具有重要影响。社会网络不仅涉及规模大小,还有强弱之分。其中,社会网络规模反映个体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数量与范围,而网络强度则反映个体控制和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文章使用对邻居的信任度、能否与朋友分享快乐与烦恼作为衡量社会网络规模和质量的变量。根据问卷中“我能够与除家人以外的人(如朋友、同学、同事)分享快乐或倾诉烦恼”问题,将回答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样本赋值为1,其他回答赋值为0,设定与朋友分享烦恼变量。根据受访者对邻居的信任程度,将回答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的样本赋值为1,其他回答赋值为0,设定信任邻居变量。由表4第(1)、(2)列的结果可知,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使能与除家人外的人分享快乐与烦恼和信任邻居青年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2.8和9.3个百分点,即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对青年社会网络规模和强度具有重要影响,能为青年可行能力提升提供社会支持。

2. 增加经济机会

作为重要的功能性活动,就业不仅是实现经济独立的核心手段,更是个体实现实质自由、维护尊为保证作用机制检验的完整性,本文对各机制变量进行了逐步回归检验,依次考察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对机制变量的影响,以及在同时纳入青年发展型城市变量与机制变量后,青年发展型城市变量对青年可行能力系数的变化。结果显示,大部分机制变量符合逐步回归法的检验逻辑,说明本文关于作用机制的分析具有一定稳健性。

严与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对个体实现自身价值和创造社会价值具有重要影响。公共就业服务通过技能培训能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通过提供就业信息和咨询服务,拓宽了劳动者职业选择范围和渠道。首先,文章检验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是否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公共就业服务,并提升青年对公共就业服务的满意度。根据受访者对公共就业服务满意度的评价,将回答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样本赋值为1,其他回答赋值为0,设定公共就业服务变量。由表4第(3)列可知,青年发展型城市使对公共就业服务满意的青年占比提升了13.6个百分点,表明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通过健全青年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就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为青年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作为连接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桥梁,职业机构通过提供就业信息、职业指导和技能培训,能实现更精准的岗位匹配,从而提高就业效率。为此,根据问卷中“请问,您本人或配偶(或同居伴侣)在最近三个月内采取过以下哪些方式寻找工作”问题,将回答在职业介绍机构登记求职的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设定职业机构介绍变量。由表4第(4)列可知,青年发展型城市使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求职的青年占比提升了3.8个百分点,表明青年发展型城市通过完善以职业介绍机构为代表的就业支持体系,更好地帮助青年实现就业。根据问卷中“您目前的工作状况是”问题,将工作中(含请假、休假)的样本赋值为1,未就业的样本赋值为0,将退休、暂未正式参加工作(在校学生)和客观原因无法参加工作等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样本剔除,设定就业状态变量。由表4第(5)列的结果可知,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通过健全青年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职业介绍机构服务,帮助青年实现就业,这使青年能获得稳定收入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提高了他们的可行能力。

表4 作用机制: 增强社会支持和增加经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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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善生活条件

生活条件是功能性活动的组合集,体现了个体选择的自由,其通过改善外部生存环境和提升心理成就预期,为青年可行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首先,本文验证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能否通过解决影响青年健康成长的“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根据受访者对“总的来说,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很幸福”问题,设定生活满意度变量,由于样本中近54.81%的受访者回答比较满意,本文将回答非常满意的样本赋值为1,其他回答赋值为0。由表5第(1)列结果可知,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使对目前生活满意的青年占比提升了8.5个百分点,即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通过解决青年烦心事,为青年创造了良好发展条件,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和关怀,进而提升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此外,贫富差距的缩小、社会治安的增强、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司法公正度的提升是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内容,这些生活条件的改善为青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自由,对其可行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为此,本文检验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能否通过降低城市贫富差距、增强社会治安、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司法公正,为青年提供更多选择和机会。根据“总的来说,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问题,将回答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样本赋值为1,其他回答赋值为0,设定贫富差距变量。根据“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中面临的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和司法不公问题的严重程度”问题,将回答不严重和不太严重的样本赋值为1,其他回答赋值为0,分别设定社会治安、环境污染和司法不公变量。表5第(2)—(5)列给出了回归结果,可知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使认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青年占比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同时使认为社会治安、环境污染和司法不公问题不严重的青年占比分别提升了9.2、8.9和10.6个百分点。这表明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增强社会治安、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司法公正,直接扩展了青年的功能性活动能力,使青年能实现自身价值和追求理想生活,为青年可行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表5 作用机制: 改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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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拓展性分析:青年与城市共同发展

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不仅强调要优化青年成长环境,提升青年可行能力,还强调要激发青年担当作为,充分调动青年参与城市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青年在城市建设中的参与感和贡献度,形成青年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城市发展方式。为此,文章探讨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能否激发青年投身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最终形成青年发展与城市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作为社会成员,个体能获得机会参与公共事务,对社会决策拥有话语权是重要的功能性活动。这种为青年提供实践公民权利、培养社会责任感的活动,又能通过增强个体社会资本和政治效能感,进而提升青年的可行能力。

首先,文章检验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能否激发青年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动员青年投身城市建设。根据“我所在城市的建设需要我贡献力量”“您对当地政府在促进公众参与治理方面的满意情况”问题,将回答非常同意/满意、比较同意/满意的样本赋值为1,其余样本赋值为0,设定变量。根据“如果可以,您最愿意以哪种方式参与城市管理?”问题,将回答出谋划策的样本赋值为1,通过媒体呼吁宣传等回答赋值为0,设定相关变量;根据“在网络媒体上,是否对居住地所在区的区政府工作发表过评论或留言”问题,将是的样本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设定相关变量。由表6第(1)—(4)列的结果可知,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使青年更认同需要自身参与城市建设、更关心城市发展、愿意参与城市管理的比例增加,能激发青年活力,使青年积极投身城市建设。从可行能力理论视角来看,获得更多参与城市管理和社会活动的机会,本身就是其功能性活动组合扩展的重要体现 ,这表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能通过促进青年社会参与,进而提高青年可行能力。

进一步,本文验证试点在促进青年投身城市发展的基础上,能否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高质量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和要素集聚,也依赖于政府治理效能和基层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其中,公职人员能力与素质直接关系到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服务供给和城市治理效率,是影响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社区两委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织载体,承担着联系居民、整合资源、化解矛盾和落实公共事务的基础性职能,其作用发挥程度直接影响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和居民参与城市建设的实际效果。为此,根据“您对当地政府公职人员能力及素质”“您对社区两委在社区治理中的表现满意吗?”问题,将回答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样本赋值为1,其余回答赋值为0,设定相应变量。由表6第(5)、(6)列的结果可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能通过鼓励参与城市管理与建设,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综上所述,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不仅提高了青年可行能力,促进了青年高质量发展,也通过激发青年担当作为,充分调动青年参与城市发展的积极性,最终形成青年与城市共荣相生的良性循环,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路径。

表6 拓展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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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异质性分析

不同社会群体在获取和利用资源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他们能否有效把握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中的发展机遇,导致试点对青年可行能力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为此,文章重点考察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对不同受教育水平、不同经济地位和不同住房面积青年群体可行能力影响的差异,以期为深入推进青年发展型试点提供经验证据。

1.受教育水平的异质性

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教育水平影响着个体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对个体社会竞争优势的培育具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青年通常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更倾向于参与城市社会活动,并能获得更高就业质量的工作岗位,享受更完善的社会保障 。因此,文章以是否接受大学教育为标准,将样本分为高教育程度组和低教育程度组进行分组回归。表7第(1)、(2)列的结果表明,在低教育程度组中,青年发展型城市变量的系数较小且不显著,而高教育程度组中显著为正,表明青年发展型城市对高教育程度青年可行能力提升具有更强的效果。因为高教育程度的青年凭借其较高的人力资本,更熟练地利用城市所提供的资源与机会,以此提升可行能力。而低教育程度青年更难以识别和利用青年发展型城市提供的资源和机会,导致其可行能力提升有限。

2.经济地位的异质性

经济地位变动能改变个体资源获取能力与资源配置方式,进而影响个体行为决策。根据受访者经济地位变量的中位数,本文将样本分为高经济地位组和低经济地位组进行分组回归。由表7第(3)、(4)列的结果可知,在高经济地位组中,青年发展型城市变量显著为正,而对低经济地位组不显著,表明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更能提升高经济地位组青年的可行能力。因为,高经济地位青年凭借其经济资源优势,更能获得高质量的工作岗位和安全舒适的生活条件,自由地实现功能性活动组合,提升自身可行能力。相比之下,经济资源的相对匮乏,低经济地位青年往往面临更多结构性限制,在经济参与、社会融入和资源获取等方面遭遇多重排斥,导致其可行能力提升相对有限。

3.住房面积的异质性

住房问题是关乎民生福祉的重要议题。家庭拥有的住房面积、数量和档次是家庭重要的资产和财富,也成为判断家庭生活质量、经济地位的直接指标。住房面积背后蕴含的生活体验、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等心理因素对个体社会阶层认同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根据受访者回答住房面积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低住房面积组和高住房面积组,进行分组回归。由表7第(5)、(6)列的结果可知,青年发展型城市变量在高住房面积组中显著为正,在低住房面积组中系数较小且不显著,表明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对高住房面积组青年可行能力具有更强的提升作用。因为,心理资本包括自我效能感、乐观和韧性等要素,这些要素能增强个体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高住房面积的青年凭借其较优的物质条件和更积极的居住体验,能更积极地参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主动识别和利用城市所提供的机会和资源,实现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获得更多功能性活动组合,提高其可行能力。相比之下,低住房面积青年可能面临更多心理压力和相对剥夺感,这种心理状态可能削弱其自我效能感和发展动力,限制其参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综上所述,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更能提升高教育程度、高经济地位和高住房面积青年的可行能力。因为这些青年凭借其较高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心理资本,能更高效地识别并利用城市提供的政策支持、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源,获得更高质量的工作岗位、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更好的生活状态,更自由地实现功能性活动的组合,从而提高自身可行能力。

表7 异质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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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龄队列的异质性检验

现有研究通常根据处理组与控制组在试点开展前结果变量是否具有相同趋势来推断试点开展后趋势是否平行,且以事前系数不显著作为通过平行趋势假设的准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使用的是2024年截面数据,无法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平行趋势检验。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转而利用年龄队列差异进行辅助检验,即将样本按照不同年龄段划分为若干出生队列,考察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中不同年龄队列可行能力差异是否主要集中于理论上更可能受到试点影响的青年群体。以36—40岁样本为基期,图2给出了在 90% 置信区间下的结果,可知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能显著提升18—35岁青年样本的可行能力,而对36—50岁的非青年样本可行能力的影响不显著。该结果与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定位相一致,其直接作用对象主要是青年群体,而非中年群体。此外,上述检验虽不能替代严格的平行趋势检验,但为本文识别设定提供了辅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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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年龄队列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六

结论与建议


青年是社会进步和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核心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青年一代的贡献。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旨在丰富青年友好政策,帮助青年解决和分担“成长的烦恼”,为青年提供更多机会、更大舞台和更优服务,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青年发展与可行能力提升密不可分,通过提升可行能力,青年能有更多机会选择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实现自身价值,获得幸福感和成就感。基于此,文章使用2024年中国社会治理调查数据,采用队列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对青年可行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提高了青年可行能力,使青年更有能力提升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助于青年获得更多实质性自由,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第二,机制检验表明,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通过增强社会支持、增加经济机会和改善生活条件,为青年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机会,扩展了青年功能性活动,提升了他们的可行能力。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更能提升高教育程度、高经济地位和高住房面积青年的可行能力,因为他们能更好地识别并利用城市提供的资源和机会,更多地扩展功能性活动,提高自身可行能力。第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不仅能提高青年可行能力,促进青年发展,还能激发青年投身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助力城市发展,有助于形成青年与城市共荣相生、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深入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完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是实现青年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应系统总结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模式,为非试点城市提供实践参考。非试点城市需结合本地实际,将青年优先发展理念深度融入城市发展战略,围绕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关键领域,制定系统化、可操作的青年友好政策,确保青年发展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在此基础上,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协作,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形成政策合力,提升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完善监测评价体系,建立定期评估机制,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线上平台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青年对政策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和优化政策内容,确保政策的持续有效性和针对性,真正满足青年的实际需求。

第二,构建社会支持、经济机会和生活条件三位一体的支持体系,着力解决青年发展中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在社会支持方面,应加强社区支持网络建设,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志愿服务,增强其社会归属感并拓宽社会网络。同时,推动青年社会组织发展,支持青年成立兴趣小组、公益团队等,搭建青年交流互动平台,促进青年之间的互助与合作,为其提供情感支持和资源链接。在经济机会方面,完善青年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技能培训、政策咨询和就业帮扶服务,帮助青年实现高质量就业。此外,完善青年职业发展规划服务,提供职业测评、就业指导和岗位推荐,帮助青年明确职业方向,实现长期职业发展。在生活条件方面,优化青年发展的外部环境,持续推进贫富差距缩小、社会治安增强、生态环境改善和司法公正度提升,为青年创造更加公平、安全、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第三,增强政策针对性,重点关注弱势青年群体。弱势青年群体是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针对低教育程度、低经济地位和住房条件较差的青年群体,应制定专项支持政策,在资源配置上向其倾斜,确保其能够公平获得城市提供的资源和机会,缩小可行能力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发展。具体而言,可通过开展技能培训、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项目,帮助弱势青年弥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劣势,提升其识别与利用资源的能力,使其更好地把握青年发展型城市提供的发展机会。同时,建立健全青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在社区、学校、企业等场所设立心理健康服务站,提供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服务;推广“互联网+心理健康”模式,通过线上平台为青年提供便捷服务,增强其心理成就预期和自我效能感,使其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活动、投身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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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主办单位:兰州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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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杨立岭
副主编: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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