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5-3492(2026)04-0177-13
我国已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不断增长且整体进程不断加快。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3.23亿,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2.2亿,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 23% 和 15.9% ,相较2016年增长 28.6% 与 33% ,年均增速超过 3.5%。与此同时,老龄化带来老年人失能风险增加。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占全体老年人 11.6% 。相关研究亦表明,2050年我国城乡中度和重度失能老年人将达到约8304.12万人,为2020年的2.96倍。失能人口增长与照料赤字加剧,使我国家庭照料体系与社会医疗体系面临着双重压力。
在此背景下,建立覆盖城乡的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制度成为化解失能老人护理难题,保障“老有所护”的关键着力点。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制度安排,逐步将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这就要求推进城镇与农村地区协调发展,增强农村长护险保障能力和发展效能。我国自2012年探索实施面向城镇职工的长护险试点以来,制度设计日趋完善。然而,农村地区长护险探索相对滞后,制度保障能力存在较大缺口。一方面,农村地区面临着数量庞大的失能群体和未被满足的护理需求。数据显示,农村失能老年人总量将从2020年的521万增至2035年的612万,总失能率处于4.92%—5.76%之间,中、重度失能率维持在4%左右,呈现出明显的中、重度失能化趋势。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长护险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护理资源和专业化能力较为匮乏,无法有效回应和满足现实护理需求。面对如此张力,农村失能老人面临的长期护理问题更为严峻,成为亟需补齐的短板。因而,结合地方性实践剖析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发展困境,对促进制度建设与实现服务均衡可及具有重要价值。
学界对农村长护险的研究集中在政策需求、政策实践和政策效应三个方面。一是政策需求分析。农村地区失能人员的护理问题源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空心化、家庭照料赤字化和护理成本的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受到年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等因素影响,且护理需求和缴费意愿存在区域差异。老年人对长护险认知程度加深的同时会增强其接受意愿,但大多数倾向于居家护理。与此同时,失能评估标准影响护理需求规模与制度可持续性,国家失能评估标准与差异化待遇给付模式的结合有助于提升基金可持续性。二是政策实践分析。农村长护险制度设计需综合考虑制度模式、责任主体、保障范围、资金筹集、待遇水平等关键要素。目前制度实践仍存在覆盖性不足、筹资机制不稳定、服务体系不健全、给付申请繁琐等问题。三是政策效应分析。农村长护险挤出了家庭提供非正式照料的时间,缓解了农村家庭非正式照料压力,促进了农村子女,尤其是女性劳动力供给。同时,农村居民长护险增加了子女的经济支持,且未对子女代际支持产生挤出效应。
已有研究围绕农村居民长护险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有益进展。然而,多数研究聚焦于学理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政策效应分析,或基于政策实践探讨需求识别、资金筹集等单一环节,缺少对农村居民长护险地方性实践中制度运行机制的系统性考察。基于此,本文选取Q市T镇的长护险地方性实践案例,围绕制度关键运行机制,从中观层面系统分析其运行过程中的潜在制度困境,探索破解运行与发展难题的可行性政策建议。
(一)福利混合理论
福利混合(welfare mix)是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视角,其将政府角色置于多元化责任架构下,关注福利供给过程中的政府角色和责任关系。福利混合理论认为社会福利供给是国家、市场、志愿性和非正式部门的共同产物,以此形成社会“整体福利(total welfare)。”福利供给主体并非具有功能对等性,而是以差异化原则为基础生产福利。参与和分权是福利混合理论的关键内涵:参与强调福利责任由政府向市场、社会和非正式部门转移;分权强调福利供给过程在中央与地方不同层级间的纵向传递,以及地方不同部门间的横向转移。
随着福利混合理论的发展,其理论要素开始超越供给维度,并逐渐扩展到供给、筹资和监管三维要素。鲍威尔从供给、筹资和监管三个维度提出了福利混合的完整图景和动态变化过程。其中,筹资维度侧重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与责任划分,关注多元主体间的筹资责任及其对制度效能的影响,强调其在社会福利制度有效运行中的支撑性功能。Spicker 将筹资区分为公共、私人、团体、私人合作、使用者付费和志愿性六种形式。有学者将筹资形式总结为公共财政、私人支付以及联合筹资三种形式。监管作为福利混合的重要维度,旨在监督福利供给和筹资行为。监管表现为通过行为控制对服务过程的干预能力与程度,是维护社会福利“公共性”的重要手段。监管涉及广度(extensity)与深度(intensity)两个层面。其中,广度是指监管内容的范畴,深度则是指监管措施对供给主体的干涉程度。
(二)“供给—筹资—监管”三维分析框架
根据福利混合理论,构建“供给—筹资—监管”三维分析框架解释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运行机制(图1)。具体而言,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需在供给端生产和递送具体服务,在筹资端确保有效且合理的资金筹集和分担机制,在监管端有效规范服务供给与筹资等过程。
1.供给维度: 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运行基础
服务供给是长护险获得的基础。社会福利供给既涉及服务以何种形式提供,包括现金和实物两种基本形式,也涉及如何生产具体服务。服务生产需形成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考虑服务获得的需求评估方式、主体性质、供给能力,合理划定供给主体与责任。因此,供给维度包括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评估认定、供给主体和供给内容三个方面。其中,评估认定是服务供给的前提条件,既用于识别需求对象,也影响需求者获得的服务供给内容,而且对这一要素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服务的供给过程。供给主体侧重于分析护理服务的具体生产主体,以及主体间的结构与责任关系。供给内容的分析涵盖服务形式、服务类型和具体服务内容,由供给主体生产形成与长期护理相关的服务供给包,以满足护理对象的差异化需求。供给内容丰富程度决定了长期护理服务供给质量。
2.筹资维度: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运行关键
筹资是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得以运行的关键,这与长护险的功能和制度设计密切相关。筹资维度涉及筹资方式与标准、资金支付压力和个人缴费意愿三个方面。长护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保险,其功能在于通过制度化设计分散失能风险。如何按照一定原则确定保险费用征收标准,筹集相应保险基金以满足支出需要,关系制度健康良性运转与失能人员服务获得可及性。筹资能力是制约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发展的关键因素,对其考察需关注筹资方式与标准。同时,筹资与支付紧密联系,因而需关注资金支付标准、支付压力,有助于从制度内生发展层面厘清面临的梗阻。政策受众作为连接制度设计与实践效果的关键环节,是考察政策实践和行动改进的关键方向。社会政策的实施有赖于与政策直接关联的政策受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个人缴费意愿是影响筹资维度的重要微观要素。个人缴费意愿不仅体现了农村居民对该制度的认可度,也影响其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3.监管维度: 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运行保障
监管是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运行的保障。监管维度关系制度运行规范性,涉及监管方式、监管偏向性与监管适应性三个方面。在福利混合背景下,由于社会服务供给过程中福利责任的调整和政府职能的转型,监管逐渐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维度。社会服务监管兼具经济性与社会性双重价值,通过规范福利供给过程与不同主体行为,实现制度有效运转,并增进社会服务公共价值。监管嵌入制度供给和筹资等环节,其作用日益凸显。监管方式作为鼓励特定价值、目标或结果的手段或措施,用于识别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监管过程使用的具体工具。监管过程中,受到监管成本、监管资源、监管操作化程度等因素约束,监管主体可能通过采取调试性策略,回应监管任务需求或压力,并由此形成监管偏向性。此外,监管过程受到具体场景影响,需要考虑监管适应性能力。农村乡土关系的“熟人性”“关系性”特征与监管的“技术性”“独立性”特性之间可能存在张力。因而,该维度有助于揭示监管情景与监管过程、监管结果间的复杂关系。

图1 “供给—筹资—监管”三维分析框架
(一)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侧重于对某一现象或案例的深入分析,展现复杂情境中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相互关系,进而回答“怎么样”或“为什么”的问题。案例研究特别适用于研究对象较为复杂、无法通过数据进行因果机制推断的复杂情景,以回答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场域中的新问题。
本文的案例选取主要基于典型性考量。我国城市职工长护险制度试点实践相对丰富,但农村地区较为滞后。Q市是我国最早开展长护险试点的城市,其制度实践荣获2015年度中国政府创新“最佳实践奖”,是我国推进长护险制度探索发展的标杆。Q市在推动职工长护险制度迭代升级过程中,也探索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建设,提出“农村长期护理保险提升计划”,其中J区T镇是典型代表。这为分析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困境与发展路径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素材。本文通过多种渠道收集案例资料。一是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等方式获取一手资料。参与式观察包括对J区T镇长护险职能部门、定点服务机构以及入户服务的调研。半结构式访谈的具体对象包括J区T镇长护险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服务经办机构人员、护理员、待遇享受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等。半结构式访谈数据编码遵循时间、单位、人员编号的原则进行。二是基于市、区两级政府网站、官方新闻媒体以及定点服务机构获取的二手资料。二手资料主要包括与长护险相关的政策文件、新闻报道,以及J区T镇长护险职能部门、定点服务单位的部分内部资料。本文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一手与二手资料,既有助于丰富案例资料,又有助于在资料间形成三角互证,确保研究过程科学性和研究结论可靠性。
(二)案例导入
Q市是S省沿海开放城市,共辖7区3市,2024年末常住人口1044.25万人,城镇化率 78.87% 。Q市拥有丰富的养老和医疗资源,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也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联系城市、《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城市能力指数报告(2024)》的综合引领型城市。截至2024年,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达到 22.95% ,失能半失能老人超过30万。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长期护理需求增加,Q市2012年探索建立长护险制度,成为我国推进长护险制度建设的样本。2022年以来,Q市J区加快构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实施“农村长期护理保险提升计划”,选取T镇开展农村长护险试点。T镇为J区建制镇,行政层级上属于乡镇级行政区,其下辖的10个行政村的城乡分类代码皆为乡村,户籍制度改革之前居民户籍类型为农村户口。
T镇依托政策支持,积极探索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实施路径,通过强化体系、载体和制度“三项建设”,开辟了阶梯式推进、专业化运营的创新之路,着力补齐农村护理服务短板,为政策落地创造了良好条件。经过几年试点探索,制度稳步运行。一是构建完整的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框架。T镇开展农村居民长护险试点依托于Q市较为成熟的制度框架,形成了涵盖保障对象确定、失能评估认定、服务供给、支付结算和监管等环节在内的完整体系框架。整体上看,T镇与Q市的制度框架之间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形成城乡、职工与居民之间制度衔接的一致性。二是基本实现参保对象“应保尽保”。T镇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覆盖对象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对象挂钩,覆盖范围基本接近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对象。2025年T镇长护险参保人数约为8.4万人,参保率维持在95%左右 。三是建立较为稳定的筹资机制。农村居民长护险的筹资主体为居民个人,资金源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划转与长护险调剂金补充。四是初步形成正式护理与非正式护理结合的供给体系。T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管理等方式,形成了区域化、正式护理与非正式护理相结合的供给形式。农村妇女等主体被纳入护理员队伍,有效补充了护理人员不足的问题。定点服务机构结合农村地理位置与交通特征实行区域化服务供给,且民营机构在护理服务供给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此外,T镇的护理服务涵盖医疗护理、生活照料、预防性照护、功能维护、精神慰藉五大项目,初步形成了多样化的护理服务包。五是实施三级服务监管保障机制。市医保局、经办机构以及服务机构共同构成农村居民长护险三级监管体系,监管失能等级评估认定、服务供给、支付结算等方面,并通过失能失智人员家庭电话回访,调查服务对象满意度。六是护理服务待遇给付缓解了失能人员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农村居民长护险报销比例为75%左右,并针对不同护理类型与护理内容设置了差异化的支付与结算标准。
(一)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供给困境
1.服务获得等级设定较高, 失能评估认定标准化不足
护理需求评估认定是服务供给的前提和基础,其本质是通过诊断差异,识别受益对象。一是服务获得门槛较高影响政策保障范围与保障能力。T镇依据Q市护理需求等级评估认定标准,失能等级认定为三级以上者才能获得长期护理服务。三级以上属于重度失能,这种设计将轻度与中度失能对象排除在制度范围之外。在经办机构调研时发现,达到三级及以上失能等级人数较少,远低于轻中度失能人员,致使制度保障范围有限。二是护理需求评估过程标准化不足。T镇的护理需求评估认定包括评估申请、机构初筛、评估和结果反馈四个环节。机构初筛环节,失能等级评估初筛由当地的定点服务机构负责,大部分人员为乡镇卫生院或民营医疗机构医生兼职承担。虽然初筛过程有相应政策规定与实施办法,但缺乏统一、细化的操作指南,评估人员具备较高的自由裁量权,易受自身认知与“人情关系”的影响,使得初筛环节无法精准识别需求对象,造成资源错配。“之前有人来反映,说怎么别人的失能程度比他妈妈还轻一些怎么还申请上了,肯定是找了关系的(20240419YLBZJ01)。”在经办机构评估环节,不同评估机构仅负责具体片区评估认定工作,加之目前评估标准化培训考核认定机制尚不健全,标准化培训结果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无法保证不同片区评估操作与评估结果的一致性程度,造成服务获得的区域差异。
2.服务供给主体较为缺乏,医护队伍专业化能力有限
如何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是农村居民长护险有效供给的关键问题。实际情况中,T镇长期护理服务供给主体单一,服务供给能力薄弱。虽然Q市推出了多项政策措施刺激供给端发展,但供给能力依旧有限。在护理服务业务承担资质要求较为严格、居民长护险支付额度较低双重影响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事多钱少”逻辑下参与意愿较低。而市场主体出于“成本—效益”考量,综合农村失能老人分布的分散性、交通不便,以及居民长护险补贴标准较低等因素,削弱了市场机构介入积极性。调研中发现,该镇目前仅由一家民营门诊机构K提供护理服务。该机构规模整体较小、科室设置不完善、多学科医护资源匮乏。此外,专业医护人员紧缺导致技能提升存在瓶颈。定点服务机构K的护理员大多未参加Q市组织的护理技能等级考试,专业技能水平参差不齐。非正式护理员为当地“4050”家庭妇女,缺乏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和培训,护理队伍整体素质在短期内难以快速提升。“咱们这边这个护理队伍整体的水平啊跟市区比,肯定是没法儿比,医疗条件和看病的基础设施都赶不上,优秀护理人才来的也少……招聘当地妇女,但是啊只能干基础性的(20240419YLBZJ01)。”然而,很多享受“专护”待遇的病人病情比较复杂,护理难度较大,需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医护人员完成的专业化护理缺位。
3.服务供给数量与结构不均衡,护理内容与计划存在偏差
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供给内容方面的问题表现在服务供给数量、供给结构以及服务计划实施中。就服务供给数量而言,针对病情复杂失能人员的医疗服务不足。Q市和T镇的护理服务涉及医疗护理、生活照料、预防性照护、功能维护、精神慰藉五大项目,共计61个二级项目。然而调研中发现,供给端生产的各类服务仅能满足基本护理需求,针对病情复杂或失能程度较高人员的医疗服务不足。“有些老年人病情太复杂了,要针对他们的情况开展一些专业的医疗护理,但是现在的项目没有办法满足,只能做些基本项(20240419KGZRY02)。”就服务供给结构而言,不同类型的服务项目之间结构不均衡。精神慰藉类服务仅包括3项,生活照料类项目共计25项,超过总项目数量1/3以上,医疗护理项目少于生活照料类项目,且部分为医师服务、医用耗材等。医疗护理项目较少会限制长期护理的专业性程度,而精神慰藉项目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利于缓解失能人员由于社会角色转换、社会适应弱化带来的心理问题。就服务计划实施而言,部分护理内容与服务计划存在偏差。K 机构受制于医疗队伍建设、医疗设备配置水平,服务提供过程存在降级服务内容或选取替代性服务的现象,所能提供的服务集中于饮食、清洁照料层面。一位 K 机构工作人员表示:“有些服务提供不了啊,没有这个设备,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家属协商看能不能换成其他的服务,或者多提供一点生活类服务(20240419KGZRY01)。”
(二)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筹资困境
1.筹资渠道单一且筹资标准较低,影响制度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筹资渠道方面,农村居民长护险筹资主体较为单一,筹资仍不具备独立性。Q市目前形成了职工与居民长护险两套筹资机制。职工长护险由个人缴费划转、政府财政补贴、福彩公益金补贴等多元渠道筹资。然而,居民长护险筹资主体为居民个人,筹资来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划转。虽然在缴费列支、资金管理与支付方面单独记账、单独列支,但尚未形成独立筹资渠道与有效可持续的筹资机制。“职工这一块儿现在还好,本来缴费基数就比较高,那个财政还有补贴,但是农村这一块儿,钱怎么来是个大事……财政补贴还没跟上(20240419YLBZJ01)。”筹资标准方面,居民长护险筹资标准较低且以“身份”为基础形成较大差异。调研中发现,Q市职工长护险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总额的30%缴费。如果按照Q市2024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部分缴费比例为8%,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689元计算 ,个人每月需缴纳137元,而居民缴费标准目前仅按最低标准每人每年20元缴费,且不享受政府财政补贴。居民长护险基金在收不抵支时更多地依靠长护险调剂金制度进行调剂补充。这既影响居民长护险的筹资能力,也在职工与居民之间形成“福利分层”。
2. 基金支付压力大且支付水平较低,限制风险分散功能发挥
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面临较大的支付压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支付需求看,随着老年人预期寿命、失能率的提高,以及失能周期的延长,长护险将产生更大的资金需求和服务需求。护理费用支出的增长与有限的基金规模之间形成突出矛盾。筹资能力直接影响支付能力。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在筹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其支付能力将进一步削弱。二是从财务模式看,失能周期延长增加了长护险短期横向支付压力,现收现付制的财务模式无法有效适应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当期支付压力。农村居民长护险在制度内实现资金“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难度将不断加大。尤其是当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人数减少时,缴费端基金池的收缩与支付端需求的增长会对这一财务模式进一步产生冲击。与此同时,服务支付标准较低,无法满足失能人员需求。其中,职工长护险报销比例为90%以上,而居民长护险的报销比例仅为75%左右,并设置了报销额度限制。不同失能等级机构护理费用限额分别仅为15、22、35元/天,而居家服务的支付时长每周分别为2、3、5小时,支付标准设置较低,且与职工存在较大差距。较低的服务支付标准,不仅无法满足失能人员护理需求,而且限制居民长护险缓解失能风险功能发挥。
3.个人风险认知与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影响参保与缴费积极性
个人缴费意愿低迷是政策受众层面影响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长远来看,建立多元筹资渠道是确保长护险持续推进的关键举措。调研发现,政府部门基于居民长护险发展现状有进一步面向个人进行筹资的意向,但在实际入户访谈中发现,当前农村居民缴费意愿较为低迷。一方面,福利刚性原则使居民难以接受个人缴费带来的社会福利下降,从居民长护险推行之初的“免费”到未来需个人缴费的转变势必会影响居民参保积极性。尤其是对于部分较为年轻或身体健康的居民来说,当问及是否愿意参加居民长护险并缴费时,有位居民表示:“这东西俺也用不着,但是每年还要交钱,好多都是老年人,感觉也没必要啊,不如拿着钱干干别的事儿(20240420JM01)。”另一方面,个人能够接受的缴费额度有限。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其购买力的决定因素,农村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直接导致了整体缴费意愿相对低迷。“农村地区确实很多居民收入不高,觉得交多了太贵了不是很想交(20260319YLBZJ01)。”尽管部分享受居民长护险待遇且家庭条件相对宽裕的个体愿意缴费,但其能够接受的缴费额度也仅能够达到每年20—30元,远低于长护险筹资需求。
(三)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监管困境
1. 护理服务监管方式配置单一, 多元监管主体有效互动不足
监管方式较为单一既体现在监管工具层面,也表现在监管主体参与层面。首先,农村居民长护险监管以政府行政监管为主,多元监管工具应用不足。从Q市T镇政策文件和调研过程发现,政府职能部门对定点服务机构、经办机构的监管主要为行政监管所施加的控制,具体工具包括资格认定、材料审查、定期检查、随机抽查以及电话回访等。例如,在护理需求评估认定过程中,监管工具包括审查评估情况表和随机抽查评估过程材料。在服务质量评价过程中,对护理员与服务质量的监管依赖于满意度评价表,难以满足服务多样性、复杂性需求,也无法针对具体服务环节进行细致评价。单一的行政监管工具易形成“阶段性改善”现象。其次,多元监管主体之间有效互动不足。行政监管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方式,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反馈闭环。具体表现在,服务对象及其家属参与程度较低,一般仅参与服务结束后的满意度评价调查,社会组织与媒体的参与乏力。“这个过程……还是主要看政府部门,你要说家属吧,他虽然要签字但也不能一直盯着,平时也管不着,失能人员睡在床上那就更摸不清了(20240419KGZRY02)。”
2.服务过程监管力度不足,监管过程呈现选择偏向性
监管偏向性意味着监管过程各个环节的注意力和成本投入并不是均等的。调研过程发现,T镇和J区更倾向于将监管注意力投入到资金筹集和支付环节,对服务过程的监管相对不足。农村居民长护险基金池较小,但是服务需求较高,且服务提供涉及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与定点服务机构、个人之间的支付结算。因此,除了在评估认定环节锚定需求人员外,还需要通过关注资金如何使用、是否合规使用,保障基金的安全与可持续。正如J区医疗保障局一位工作人员所说:“在服务开展过程中坚决打击那些想骗取经费、套取经费或者虚增没有开展的服务的情况,一旦发现我们都要进行追究的,要保障资金安全(20240419YLBZJ01)。”反观服务提供环节,该镇居家护理服务项目大部分由护理员上门开展,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可操作空间。护理员服务过程的标准化程度以及服务效果很难有效衡量,需要投入较大的监管成本,但却只能获得有限的监管收益。因而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医疗保障行政部门缺乏激励将较多的注意力投入其中。虽然T镇已经开始采用智能化监管软件对居家照护护理员进行监管,但也仅能约束服务起始时间和服务地点,无法约束服务过程其他行为。
3. 护理服务监管与乡土场景脱嵌, 监管适应性存在隐性冲突
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监管实施受到具体场景影响。服务提供过程中,监管作为一项独立性职能发挥作用,以实现“技术性”与“专业化”价值间的耦合。然而,T镇长期护理服务监管过程存在适应性冲突。一方面,农村长期护理服务监管与乡土社会存在隐形冲突。农村乡土关系的“熟人性”和“人情关系”特征使得无法对护理员进行有效评价。服务对象及其家属考虑到护理人员大多为本地居民,即便对服务有所不满,往往也出于熟人社会的情面考虑而选择不表达。“都是邻居,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怎么好意思说她们弄的不好,引起好多矛盾(20240420JS03)。”另一方面,监管细则和操作规范未经转译,在实际监管过程中无法有效实施。例如:护理员评级制度,需依据对护理员的综合评定级别进行绩效评价。然而,T镇按照Q市出台的统一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该评级标准要求较高,大量护理员无法达到标准,无法形成有区分度的绩效区间发挥激励作用;居家护理服务点地理分散、交通不便,监管人员难以频繁深入各个服务点现场检查和监督,且基于电子围栏的监管手段受到信号干扰、定位误差影响,服务人员的定位可能与系统记录的位置存在偏差。
(一)强化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供给能力
1. 增强需求识别精准程度, 推进评估标准化建设
一方面,增强需求识别精准程度。在需求评估认定环节构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评估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使评估机构结合需求对象的医疗健康数据综合评估失能等级,精准识别真实需求对象。在此基础上,优化护理资源配置,以此化解服务获得等级设定较高的问题。另一方面,推动评估过程标准化建设。具体包括完善标准化培训机制,由标准化培训机构制定农村居民长护险需求评估认定标准化实操指南,对定点服务机构、各个区域经办机构进行培训,加强评估过程与评估结果监督检查,削弱评估人员自由裁量权空间。建立标准化操作考核认定机制,严格认定标准化培训效果,并推进机构之间跨区域交叉检查,以此增强区域间评估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促进长期护理服务资源获得的均衡可及。
2.促进护理服务市场均衡发展,提升护理队伍专业素质
针对服务供给主体单一的问题,政府应通过政策导向、税收优惠、适度放宽事前准入、资金激励等方式盘活农村地区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与市场中的医疗、养老资源。通过实施公建民营、委托管理、政府购买以及民营机构区域化连锁化经营等方式推动护理资源向农村地区辐射。同时,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与养老机构开展合作,整合服务资源,形成“两院一体”(即卫生院与养老院一体化)服务模式。针对护理队伍专业化能力有限的问题,加大专业护理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支持职业院校开设养老护理、医疗康护等专业,与农村地区定点服务机构合作,定向培养熟悉农村情况、愿意扎根农村的护理人才,扩充护理服务人才队伍,并完善薪酬保障、职业晋升机制。实行护理员从业资格认证与行业培训制度。建立护理员从业资格统一考试与职业技能操作考核认证制度,规范护理员准入标准,推进护理员持证上岗。同时,利用行业培训机制为已经进入农村长期护理行业的低技能与非正式护理员定期开展医疗护理、康复训练、心理照护、疾病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服务技能培训,从而进一步提升护理服务队伍整体水平。
3. 优化护理服务供给结构, 建立区域分级护理机制
其一,优化护理服务供给结构,突出服务生产的“护理”特色。具体来看,结合长期护理服务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增加医疗护理、康复训练和精神慰藉类服务的数量,在服务供给总量上进一步提升,丰富供给端服务产品。同时,划清长期护理服务、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的边界,制定统一标准的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避免服务项目之间交叉重叠。在此基础上,优化服务体系,通过制定阶梯式“服务包”与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形成以医疗护理为核心,联合生活照料、康复训练、心理疏导在内的综合性服务体系,以便为不同失能程度的失能人员提供精准化护理,以此提升服务效能。其二,建立区域分级护理机制。在评估认定农村地区定点服务机构服务能力与承担的服务类型基础上,实行护理对象分级评估、分流服务机制,形成机构服务能力与失能人员护理需求间的匹配,以此避免定点服务机构因服务能力不足使用降级或替代性服务策略,提高资金与服务使用效益。
(二)提升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筹资能力
1. 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建立职工与居民横向调节机制
首先,拓宽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资金筹资渠道,逐步提高筹资标准。具体来看,明确Q市及各区政府在农村居民长护险筹资中的责任,发挥财政基础性保底作用,建立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程度挂钩的财政补贴动态调整机制,通过提供适当财政补贴扩展其筹资渠道。在此基础上,借助农村的集体经济特点,探索将部分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用于补充居民长护险基金,并结合社会捐助、公益慈善基金、福利彩票收入等方式作为辅助筹资渠道充实居民长护险基金池。其次,建立职工与居民长护险基金横向调节机制。结合基金收支情况,通过定额、按比例、定期划拨等方式合理调剂,实现两类基金之间的横向再分配,保障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并缩小职工与居民缴费差异。再次,制度完善过程中分阶段实现与医疗保险脱钩。制度发展之初,考虑筹资来源不稳定和缴费负担等问题,暂时沿用从医保缴费扣除思路。随着制度逐渐成熟,可通过个人账户为家属代缴或增加居民缴费补贴。
2. 合理控制护理费用增长, 引入基金自主平衡机制
其一,建立农村居民长护险基金支付费用控制机制。为化解护理费用支出的道德风险,针对失能人员失能等级、身体状况,服务项目、服务类型、服务价格建立护理服务费用支出精算机制,以此实现合理的费用控制。具体方式可借鉴按服务项目付费、按总额预付、按人头付费等。探索建立与服务质量、效率挂钩的支付机制,激励服务提供者提升服务水平。其二,选择更具完全积累制特性的财务模式。失能风险是一种远期风险,更适合采用纵向风险分散方式在参保者生命周期内进行风险分散。因而,可在现有财务模式基础上引入完全积累制特性财务模式。其三,引入基金自主平衡机制,实现待遇与缴费之间动态平衡。借鉴德国、日本等国家经验,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医疗技术进步与人均寿命延长等对基金造成的冲击,根据老龄化水平、失能水平、预期寿命、投资回报率、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建立居民长护险基金自主平衡机制,动态调整筹资机制、待遇水平,使各类风险由不同年龄段群体共同承担,避免对财政过度依赖,减轻地方财政负担。
3. 建立个人缴费激励机制,提升个人参保意愿
为提升个人参保意愿,应建立个人缴费综合激励机制。在原则上,个人作为长护险的受益群体,应坚持权益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在缴费机制上,建立农村居民长护险动态缴费激励机制,设立多档缴费标准。首先,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动态缴费机制,推行居民长护险与医疗保险同步参保、同步缴费,允许个人根据经济状况和需求选择缴费档次,逐步提高缴费标准和范围,提高农村居民参与度。其次,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对连续缴费的居民在待遇给付时予一定倾斜,或探索建立个人缴费与家庭成员信用积分挂钩等方式,提升制度吸引力和参保黏性。再次,对农村的特殊困难群体(如低保户、特困供养人员等),由当地政府承担缴费责任,以此体现社会保障的保基本、兜底线功能。在宣传动员上,强化政策宣传与激励,提升个人缴费积极性。利用村民大会、乡村广播、短视频平台等接地气的渠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的案例,并借助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进行推广,引导农村居民了解并接受长护险。
(三)拓展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监管能力
1.综合使用多样化监管方式, 构建多元主体互动机制
其一,综合使用多样化监管方式。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监管过程需综合行政监管、行业监管、社会监管和第三方监管多种监管方式,运用交叉检查、定期检查、随机抽查以及信息技术手段等多样化监管手段。尤其注重技术赋能,通过智能化长期护理服务监管网络建设,监测失能人员身体健康状况,并实时了解护理服务出勤率、质量等信息,提升安全监管效率。其二,建立常态化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基于标准化的质量管理运行控制方法,定期对护理服务机构和人员的服务质量、服务满意度、规范性方面综合评估。例如,制定包括服务态度、专业技能、服务市场、服务质量等在内的详细与可操作化的评估指标,及时发现并改进问题。其三,构建多元监管主体互动机制。积极调动政府各部门、行业协会、第三方监管机构、定点服务机构、护理员、服务对象以及新闻媒体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村居民长护险监管,从而有效回应政府监管注意力有限等问题。
2.优化监管考核指标设计, 注重服务过程质量监管
一方面,优化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监管考核指标体系设计。监管不仅要审查服务的合规性,更要评估服务的有效性。因此,在确保监管指标体系覆盖各个环节的同时,适当调整医保基金监管注意力,增加对不易被监管的服务提供环节的关注,在监管与服务质量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实现“重服务重质量”的监管导向,降低监管人员实际监管过程中的选择偏好空间。另一方面,改进居家护理服务提供环节的监管。例如,居家护理服务监管不再局限于上门服务、地点定位,而应充分发挥智能监管系统作用,结合视频监控、生物识别、场景推断等功能构建“智慧云端”服务质量控制系统,更加关注服务开展的规范化程度、标准化程度以及安全性程度,削弱隐蔽性和可操作空间。这既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长期护理服务质量,又有助于保障失能人员权益。
3.嵌入农村护理服务场景, 形成适应性监管机制
首先,建立农村居民长期护理服务匿名评价反馈机制。采用定期匿名评价方式,失能人员及其家属对护理员进行评价,避免个人与护理员直接接触。同时,逐步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价机构的独立性作用,以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评价结果作为服务质量和争议处理的重要参考。其次,基于具体场景转译监管规则。当监管规定在执行过程中无法适应农村居民长护险的具体情况时,应采取适应性的治理策略,适度融入乡土元素,结合农村长期护理服务的具体场景与现实需求转译。例如,考虑到非正式人员理解能力有限,对非正式护理员培训时使用本地方言介绍护理员操作规范、考核规范。考虑到居家护理服务点的分散性特征,创新使用“网格化+监管”方式,将农村居民长护险监管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
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既是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发展中的短板,也是亟待回应的民生保障难题。结合地方性实践剖析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发展困境,对促进制度完善与服务均衡可及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福利混合理论构建“供给—筹资—监管”三维分析框架,从中观层面分析了Q市T镇居民长护险制度的实践困境,并探索破解制度运行困境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供给、筹资和监管三个维度共同影响了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的发展。其中,供给维度表现为服务获得门槛设定较高、服务供给主体与专业化能力有限、服务供给数量与结构不均衡。筹资维度表现为筹资渠道单一、职工与居民之间形成了以身份为基础的“福利分层”、基金支付面临外部冲击压力、个体参保与缴费积极性不足。监管维度表现为监管工具与主体配置不足、重基金监管轻服务过程监管、监管适应性不足。发展完善农村居民长护险制度,需统筹考虑供给、筹资和监管三维度的协同发展情况,充分发挥供给在制度运行中的基础作用、筹资在制度运行中的关键作用和监管在制度运行中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