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5-3492(2026)04-0162-15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十五五”时期的核心战略任务。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简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这一进程明确了总体方向。会议提出,加快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是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随着这一战略部署的提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创新的统筹与协同问题愈发显现。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农业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支撑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基础,并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密切相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夯实农业基础、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了系统部署。在此背景下,从政策实践和理论分析两个层面看,农业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农业结构转型、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支点,其发展方向与农业现代化目标高度一致。更为根本的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并非孤立的生产效率命题,而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农业领域的具象展开——它承载着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现代化目标的农业实现路径。因此,将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和长期战略意义。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在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证成果,但关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特征、发展机制及路径探索的研究仍显不足。目前仅有少量文献涉及相关内容,且主要聚焦于具体技术或应用层面。例如,研究者围绕智慧农业发展模式、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体系的构建 、数字技术赋能农业机械化 ,以及《乡村振兴促进法》中科技理念的解析等议题展开讨论。这些成果为理解农业科技创新在实践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借鉴,但总体而言,学界尚缺乏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性理论框架、系统性逻辑分析以及实践路径设计的深入探讨。
为此,本研究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十五五”时期发展的系统部署,以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切入点,重点探讨其如何巩固农业基础及推动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紧密对接党中央对“十五五”时期“三农”工作的战略要求,其核心目标是服务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并借鉴“千万工程”的实践经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进乡村建设与治理等重点任务。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是将上述宏观战略转化为发展动力的关键机制。本文试图从战略政策与理论逻辑两方面分析其作用,阐明农业新质生产力在新时代农业发展中的核心价值,为相关理论深化与实践推进提供支撑。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伴随我国现代化进程,并随着农业生产体系的科技化演进而不断强化。随着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已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业高质量发展高度耦合,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支撑农业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一)农业新质生产力问题的出场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议题是在我国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背景下逐渐显现的。回顾近代世界农业发展历史可见,发达国家在科技革命推动下不断重塑农业生产体系,引领了多轮现代农业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迁。科技力量对传统农业的持续冲击揭示了既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推动农业生产力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当全球科技革命对传统农业产生颠覆性影响,新旧模式之间矛盾日益突出时,农业新质生产力才真正成为学术和政策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往往伴随农业创新意识的觉醒。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农业科技路径与发展模式的探索,本质上是中国农业在全球竞争加剧、外部技术优势明显的背景下进行的主动反思与自我革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持续推进的农业农村改革与现代化建设,使农业新质生产力从理念逐步转化为制度与实践创新,并与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目标紧密结合,推动农业发展迈向更高质量和更高层次的新阶段。
农业新质生产力从概念意识与问题关注上升为政策议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迅速发展,科技创新已成为引领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其水平也成为衡量一国农业竞争力和农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农业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借助科技革命,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科研实力、人才储备及完善知识产权体系,对全球农业技术形成了强势输出。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农业科技竞争愈发激烈,“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地位从幕后走向前台。这一系列因素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升级压力更加突出,也成为政策关注焦点。学界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与制度壁垒,是制约我国农业转型与提升的重要外部压力来源。自2012年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任务愈加紧迫。一方面需应对发达国家在技术、市场和制度上的多重压力;另一方面,也面临国内农业技术体系更新滞后、传统技术路线失序以及生产效率提升困难等挑战。在此背景下,农业新质生产力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热点,同时也是政府制定农业发展和科技政策的重要议题。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再阐释
要准确理解农业新质生产力,需将其与“传统农业生产力”及“农业现代化”进行区分。传统农业生产力主要依赖土地、劳动力、常规农资等要素的规模投入,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农业现代化则更侧重于制度、过程与产业体系的整体转型。而农业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生产力本身的“质态跃升”,其“新”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是技术内核之新,动力源已从常规农机、化肥农药升级为以数字技术(如AI、物联网、区块链)、生物技术(如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和智能装备(如无人农机、农业机器人)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簇”;二是要素特征之新,数据成为独立且具有乘数效应的核心生产要素,通过与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的深度融合,打破信息不对称、优化资源配置,驱动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三是产业形态之新,农业边界被彻底打破,形成“农业+文旅+康养”“农业+制造+物流”“农业+数据服务”等融合型业态,即从单一的“种养”纵向延伸至精深加工、品牌营销,横向拓展至休闲体验、生态碳汇等第三产业,呈现“第六产业”形态。正是这三个维度的协同质变,使农业新质生产力成为引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
进入新时期,我国农业发展面临传统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叠加、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并行、粮食安全需求上升与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复杂局面。在此背景下,新发展理念为农业发展提供了系统性的战略指导,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奠定了思想基础。它推动农业产业发展从单纯依赖要素投入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型,从规模扩张向质量与效益提升转型。在理念指引下,农业现代化的各要素呈现高度关联性与系统性,通过内在传导和联动作用,逐步形成有机整体,实现生产力质态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统一。其中,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从内涵来看,农业新质生产力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体现在生产要素高级化、产业结构优化及创新能力提升;同时也是一种主观能力,涵盖技术、制度与模式创新,即“一国农业体系吸收、创造与应用新技术、新要素和新模式的综合能力”。其多维要素与农业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高度契合,从概念上看,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本质上相辅相成。
从农业现代化视角看,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涵盖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也依托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及其运作机制得以实现。其内在逻辑显示,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密切关联、相互支撑。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科技创新能力、要素优化配置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构成 ,核心目标是实现农业生产率的质的跃升,而关键在于科技创新的突破。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关系到农业产业的安全与稳健发展,还通过创新驱动,将现代农业科技、先进生产要素和现代化组织方式有机整合,为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从功能与任务来看,它与农业现代化呈互促共进关系。《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了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包括强化科技创新、推动成果转化、发展现代种业,以及推进农业机械化、信息化与智能化,这些内容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功能模块。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共同支撑农业强国建设。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正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农业领域的发展态势同样深刻演变:除粮食安全等传统问题外,科技自立自强、绿色转型和产业价值提升等非传统问题日益凸显。传统与非传统、内生与外源问题相互交织,其动态性、系统性和复杂性明显增强,增加了应对农业发展挑战和潜在风险的难度。从来源与构成来看,“十五五”时期农业发展主要面临四类挑战:一是科技创新支撑不足带来的产业升级困境;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导致的可持续发展压力;三是产业融合深度不足形成的价值链瓶颈;四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力有限造成的制度与组织短板。这些挑战不仅制约农业整体发展,也成为“十五五”时期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议题。
(一)科技创新支撑不足制约农业转型升级
从国际视角看,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深入推进,科技竞争和产业结构重塑加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在于科技进步与创新。”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外部技术压力持续增强,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领域设置的技术壁垒和限制措施更具针对性、隐蔽性和破坏性,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
一方面,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垄断和霸权对我国农业创新能力构成持续压力,我国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从农业新质生产力视角看,传统农业竞争力问题主要体现在关键技术被用于战略控制,直接或间接影响农业产业链发展。在全球化加深、国际科技合作与知识共享日益活跃的背景下,单纯的技术封锁策略虽有所缓解,但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制定和专利垄断形成的壁垒仍然存在,继续对我国农业创新施加压力。其主要威胁表现为封锁关键核心农业技术,试图将中国农业长期限制在低端发展水平。由此产生的技术战、标准战及创新权争夺,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另一方面,国际农业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前沿技术突破难度加大,对我国农业产业升级形成制约。尽管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大了农业科技投入,科技进步对产业发展的贡献逐步提升,但在全球格局中,我国仍以跟跑和并跑为主。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农业科技体系下,中外竞争表现为西方对我国设置技术限制和壁垒。具体而言,在种业领域,跨国种业巨头如拜耳、科迪华在玉米、大豆等大宗作物上掌握了全球大部分核心专利技术和种质资源。据有关研究统计,仅拜耳和科迪华两家企业的全球种业市场份额合计约占 50% ,呈现垄断全球种业产业链的格局。以蔬菜“断种”风险为例,我国高端设施蔬菜中,瑞士先正达、以色列海泽拉等公司的品种市场份额高达 70% 以上;部分专用品种(如耐储运的粉果番茄)对外依存度超过 90% ,一旦供应链受阻,将直接威胁“菜篮子”安全。在智能农机领域,200马力以上的高端拖拉机、采棉机、青贮收获机等装备,德国克拉斯、美国约翰迪尔等品牌占据了中国高端农机市场近 80% 的份额。更为关键的是,其车载操作系统、液压电控系统等核心技术对我国实行“黑箱”封锁,国产300马力以上拖拉机的关键液压件、传动系统依赖进口比例超过 60% ,智能农机的传感器、控制器等核心部件国产化率不足 50% ,形成典型的“卡脖子”困境。这些技术垄断不仅强化科技的政治属性,也对农业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应引起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受外部制约最显著的领域,正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发展方向。因此,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需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更应从保障产业安全出发,确保种源自主可控,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支撑,强化创新能力,稳固农业创新阵地,夯实产业安全基础。
(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
从国内视角看,我国正处于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关键阶段,资源与环境矛盾日益突出,新旧约束交织、硬性与软性制约并存,使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压力,也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正如研究指出,“农业现代化是一种系统性的产业转型,资源集约利用与环境友好保护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推进农业现代化,必然要求资源优化配置、环境治理升级和绿色发展同步推进。这一转型阶段冲击了传统生产模式和粗放式增长路径,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一定制约。
一方面,资源约束持续加剧,对农业生产空间形成明显挤压。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水资源是发展的生命线。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导致耕地面积下降、质量下降问题突出,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利用效率低下的矛盾日益显现,给农业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具体而言,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耕地面积约为19.18亿亩,虽守住了18亿亩红线,但较“二调”时净减少了1.13亿亩。更严峻的是,优质耕地流失严重。中国地质调查局2023年发布的土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显示,湘江流域、长江三角洲、松辽平原等区域存在土壤酸化趋势;东北黑土区长期高强度开垦导致黑土层年均流失0.05—0.15厘米,有机质含量较开垦初期下降超50%,局部耕层厚度仅余20—30厘米。在水资源方面,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0%以上,但2023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576,与发达国家0.7—0.8的水平差距显著。华北平原为维持粮食生产,河北省年均超采地下水近50亿立方米,形成了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漏斗区。进入新时代,国家对耕地保护红线和水资源刚性约束的重视逐步增强。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下,传统粗放型利用模式受到抑制,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以及水资源污染和浪费等问题仍未根本解决,并以潜在方式对农业发展形成隐性压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建设高标准农田,推进种业振兴,强化农业科技与装备支撑”。然而,这些资源约束与农业发展需求存在张力,限制生产能力提升,对产业安全形成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农业面临的环境压力持续增加,生态功能亟需强化。农业生产中,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破坏影响与保护措施之间存在复杂博弈,使农业生态系统脆弱,存在退化和失稳风险,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构成制约。具体而言,一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仍具挑战。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维护农业生态安全的核心在于保障农田生态系统、产地环境质量以及农产品品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数据显示,农业源总磷排放量占全国总磷排放量的 67.2% ;就化学需氧量而言,农业源与生活源合计占比高达 95.64% ,其中农业源COD排放主要源于畜禽养殖业。长江经济带单位面积化肥施用强度仍处于较高水平,据相关研究,其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对流域水环境构成持续压力。面源污染主要源于生产环节,现代化进程中难以依靠末端治理彻底解决,常面临源头控制难、过程监管难和责任落实难的问题,使农业生态在利用与保护之间存在紧张甚至失衡状态。同时,传统农耕文明中积淀的生态智慧,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稳健提升具有关键作用。二是绿色生产技术推广不足,制约生态农业发展。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技术应用,但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及养殖污染仍普遍存在,破坏生态系统功能。在农业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全球农业产生影响,这一绿色发展趋势必须积极适应。受制于传统惯性、绿色技术成本高及生态补偿体系不完善,部分生产方式仍粗放、资源消耗过度,面源污染加剧。这不仅限制生态产品价值发挥,也削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从而制约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农业新质生产力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其内涵已将绿色发展与可持续要求前置于农业现代化目标,强调“生态优先,同时保障农业在生产方式和发展路径上的自主性”。因此,面对资源约束加剧、环境压力上升和绿色转型滞后等问题,农业新质生产力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将提升农业质量效益与增强生态功能有机融合于产业体系建设与运行创新中,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的协同统一。
(三)产业融合层次不深制约农业价值提升
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阶段,产业融合与价值链优化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于农业新质生产力而言,产业融合具有关键作用:它不仅为农业功能延伸和价值提升提供路径,也使农业产业形态更加多样化和高附加值化。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托完整产业链和高端价值链,而融合发展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和创新模式,对传统农业价值形成多维突破,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农业产业链条延伸不足导致价值流失明显,制约了产业增值和农民收益。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产业链与价值链已成为衡量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尺。然而,我国农业仍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深加工环节不足,仓储物流体系不完善,品牌建设和营销能力较弱,农业附加值难以充分实现,农民收入增长受限。有学者将其形象比喻为“微笑曲线低端锁定”,指出在国际竞争格局下,我国农业长期位于价值链低端,不仅为维持低成本优势承接产业转移,也体现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剥削”策略。以江西省赣南脐橙产业为例,虽已形成一定规模,但鲜果销售占比仍超过 70% ,精深加工比例不足 10% ,加工产品多为附加值低的橙汁、果酱,而高附加值的精油、果胶、类黄酮等提取物加工技术薄弱,导致全产业链价值流失约 30%-40% 。农民仍处于“种果—卖果”的低端环节,难以分享品牌增值收益。相较于传统竞争领域,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通过产业链和价值链形成的竞争壁垒,成为发达国家维持优势、制约我国农业升级的新形式。这类制约通常以市场规则和品牌标准呈现,系统性强、突破难度大,同时加剧了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平衡格局。
另一方面,农业功能拓展不足、多元价值挖掘有限,制约了产业空间的拓展。随着乡村多样功能凸显,乡村空间逐渐成为新的消费场景和潜在价值蓝海,但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仍不紧密,新兴业态发展滞后,成为制约农业价值提升的关键短板。在产业融合中,农业新业态既可嵌入传统产业边界,又可依托消费升级和市场细分,在特定创新场景中实现价值重构。“在复杂的产业融合环境中,传统农业对新兴市场的适应能力及对消费变化的响应速度显得尤为重要,农业产业因此面临价值链提升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农村电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在开放性、体验性和赋能性乡村空间中的发展仍有限,农业功能单一、业态单调、模式传统的问题突出,不仅制约多元价值释放,也限制了产业潜力拓展。在功能拓展方面,2023年全国休闲农业营业收入约8400亿元,约占当年第一产业增加值89755亿元的 9.4%,且同质化严重。例如,长三角地区部分休闲农场仍停留在“采摘+农家饭”的初级模式,缺乏与文创、教育、康养的深度融合,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全国乡村旅游重游率低于 30%,产业综合效益难以充分释放。
因此,在产业融合不断重塑农业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已成为重要战略方向。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需巩固传统生产环节和产品基础,还应主动融入产业融合趋势,通过拓展农业功能和提升价值链水平,夯实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形成创新驱动、活力充足的产业生态,从而增强农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这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此外,农业防灾减灾体系仍不健全,极端天气频发对农业生产构成持续威胁;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有待完善,部分脱贫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就业不稳定,影响农民持续增收和乡村发展活力。这些挑战需要在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得到系统应对。
(四)经营主体动力不足制约农业发展活力
当今农业正处于由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的经营体系变革之中,这成为提升农业发展活力的重要因素。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现依赖于经营主体的核心作用,它不仅为生产创新和技术应用提供组织保障,也增强了整个农业经营体系的活力。随着组织化转型的推进,新主体、新服务和新机制不断涌现,对传统小农模式形成多层次突破,从而为农业生产赋能,激发创新动力,提供新的发展源泉。
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不足,限制了农业创新活力和技术应用效果。在现代农业体系中,新型主体是推动技术采纳与创新应用的关键力量。然而,我国仍以小农户为主,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规模小、能力有限,带动力不足,难以有效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218.5万家。然而,合作社“空壳化”问题突出,部分地区“空壳社”“休眠社”占比约 30% (如浙江温州、湖北建始县等地),部分地方甚至高达 40% 。能够达到国家级示范社标准的合作社比例较低,大部分合作社经营规模偏小、收入有限。家庭农场平均经营面积约150亩左右(不同地区有所差异),整体仍以中小规模为主。在部分脱贫地区,相当比例的合作社由村“两委”牵头成立,缺乏懂技术、善经营的职业经理人,且与农户之间多为松散的“买卖关系”,而非紧密的“股权联结”,导致二次分红机制不健全,农户增收效果不彰。有学者指出,这种“主体结构性矛盾”体现了大国小农国情下的经营分散、规模小、服务不足问题,既是保障社会稳定和农民生计的现实策略,也凸显了培育新型主体以实现小农与现代农业衔接的必要性。相比传统模式,由新型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已成为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其推进具有长期性与渐进性,并重塑了农业发展动力机制。
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专业化服务供给不足,制约了生产效率提升。随着农业对专业化、社会化服务需求增加,服务规模化和市场化潜力巨大,但当前服务组织发展滞后,内容单一、标准缺失,成为效率提升的瓶颈。各类专业化组织不仅可弥补小农户能力不足,还能依托专业优势和规模效应在关键环节或全程提供服务,提高生产效率。在多样化需求环境下,传统服务模式对新型农业的适应性和响应能力有限,农业社会化服务面临提升质量与拓展范围的双重挑战。社会化服务方面,能够购买到涵盖“耕、种、防、收、烘、储、销”全程机械化与数字化托管服务的小农户比例仍然较低,整体服务覆盖面有待提升。特别是在丘陵山区,受地形条件限制,专业化飞防、修剪等服务供给相对不足,供需失衡问题较为突出。此外,现有专业服务组织和服务型合作社在专业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方面仍不足,发展潜力亟待重视。
因此,在新型经营主体对农业发展活力影响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培育和提升农业经营主体能力已成为重要战略。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需巩固传统农户基础作用,还应顺应现代组织化发展,通过强化主体能力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稳固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这不仅有助于打造充满活力的农业经营生态,也能增强农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上述四大挑战,本质上是传统生产力范式下“技术—要素—产业”系统不匹配的集中体现。要破解这些困境,需从理论逻辑上厘清农业新质生产力如何系统性地回应这些问题。下文将阐明,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是通过对“技术、要素、产业”的重构,将“科技创新支撑不足、资源环境约束、产业融合不深、主体带动不强”等挑战,转化为发展的新动能和新机遇。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均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应成为巩固农业基础的核心任务。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已构建覆盖广泛、层次丰富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提升提供了坚实支撑。
(一)互融共生: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协同
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虽起点和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以技术突破驱动生产力质态跃升,后者则着眼于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的全面转型升级,但二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能够有机衔接、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分阶段、持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以完整产业体系为稳健发展的基础,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兼顾发展与安全。在此框架下,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既直接关系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安全,又能够在实践中相互补充、协同作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农业充分发挥保障粮食安全、提升供给质量、推动乡村振兴、增强产业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等功能,因此,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共同的战略使命。
在实践层面,农业新质生产力可理解为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创新能力的过程与结果。它既关注农业产业的静态结构,又强调发展效能的动态体现,是夯实农业基础、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在战略层面,“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到2035年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性任务”。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先进技术应用、创新驱动机制和系统化产业架构,为农业整体升级提供支撑,具备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塑造现代化生产模式、提升质量效益与竞争力等功能,同时推动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增强产业安全感,为农业现代化夯实基础。
(二)功能契合: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发展目标体系的吸纳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兼顾农业内部结构优化与外部环境协调、软硬措施并举的系统过程。其核心目标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强化科技支撑、提升产业效率;二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农业持续振兴。两者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可统筹纳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全过程。
在应对国际竞争和外部挑战的维度上,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目标主要体现在强化科技支撑与提升产业效率。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也是保障产业安全、应对全球技术竞争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科技创新要着眼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竞争力这三个重大问题。”因此,强化科技支撑成为新时代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目标,也是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壁垒的根本途径。只有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农业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夯实农业强国建设的产业根基。
在化解内部发展制约的维度上,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目标应聚焦绿色发展与可持续振兴。我国在资源保护、面源污染治理及生态价值实现等方面仍存在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应对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兼具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生态保育功能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从而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不仅是深化农业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目标。绿色发展既是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方向。
综上,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赋能与要素重组,能够系统性地回应科技自立自强(破解外部封锁)和绿色发展(化解内部制约)两大核心诉求,其功能目标与发展阶段高度契合。这一理论逻辑表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推进农业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互为支撑、协同共进。
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十五五”时期农业发展需统筹保障产业安全、建设农业强国与推进现代化,通过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夯实基础。具体可从“三重逻辑”出发,即“立于技、兴于绿、成于体”,并规划五大实践路径:科技驱动、绿色引领、系统推进、经验引领、机制创新,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系统化、全方位、有序推进。
(一)科技驱动:以高水平自立自强筑牢产业安全根基
夯实农业基础、应对国际竞争的核心在于创新驱动与技术先行。在“十五五”时期,农业新质生产力需承担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任务,通过前沿技术突破和系统性创新生态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产业竞争力与系统韧性,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核心动力。
其一,须通过前沿技术攻关实现关键技术与装备的自主可控,这正是农业新质生产力“技术内核之新”的核心体现。具体而言,应借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相关政策精神,推动构建以“国家实验室+农业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创新型领军企业”为核心的创新联合体。在资金保障上,建议中央财政在“十五五”期间设立农业科技重大专项,并引导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按一定比例配套投入。在考核机制上,推行“揭榜挂帅”和“赛马制”,对取得重大突破的成果给予有力的产业化奖励。重点攻关方向包括:基因编辑“卡脖子”工具酶、高端智能农机液压电控系统、大田作物“数字孪生”决策模型等。同时,应聚焦数字技术(农业AI决策模型、物联网传感器)、生物技术(基因编辑育种、合成生物学)与智能装备(无人农机、农业机器人)构成的“先进技术簇”,尤其要研发适应丘陵山区等特殊地形的无人驾驶农机、精准变量作业机器人,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坚实支撑。
其二,必须构建高效协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农业科技创新生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农业领域需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形成紧密联合。关键在于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发与成果转化链条,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前沿方向建立长周期支持机制,并通过市场牵引与平台共建,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将单点技术优势转化为系统化产业竞争力。
其三,须强化面向风险的科技支撑,构筑稳固的防灾减灾屏障。面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和重大病虫害,应利用物联网、遥感和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与预警体系,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同时,大力研发推广耐逆抗病新品种、智能灌溉排涝及应急救灾装备,并推动农业保险与科技融合,实现灾情精准定损与快速理赔,从而系统性提升农业生产韧性与稳定性,守护粮食安全底线。
(二)绿色引领:以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
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和价值体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在农业领域,这意味着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生产全过程,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体系,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提升。
其一,应通过投入品减量化与清洁化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型。当前,化肥农药过量使用以及畜禽粪污和秸秆处理不当仍是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威胁产地环境和农产品安全。因此,应大力推广节水、节肥、节药技术,有机肥替代化肥,以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在重点流域和污染较重区域实施系统治理,从源头和过程降低污染,实现生产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其二,应将农业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耕地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其质量直接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农业新质生产力应成为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的科技支撑。具体而言,应将智能监测、土壤改良、生态修复等新技术与模式系统应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盐碱地及酸化耕地治理等重点项目,同时为完善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管理机制提供数据与决策支持。通过科技手段实现耕地“用养结合”和精准管护,不仅守住数量红线,也稳步提升耕地质量,为可持续产出奠定坚实基础。
其三,应健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激发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绿色转型的可持续性依赖于生态价值的有效转化,因此需完善以生态补偿、绿色金融、农业碳汇交易为核心的政策体系。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应积极推动农业碳汇与绿色金融的融合发展,在长江、黄河流域等重点生态功能区探索试点联动模式。建议由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制定农业碳汇计量与核查技术规范,明确稻田甲烷、农田氧化亚氮、秸秆还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场景的碳减排核算方法。引入第三方核证机构,签发可交易的“农业碳票”。生态补偿标准可参考部分地区已有实践:保护性耕作(如免耕播种)按每亩20—30元、有机肥替代化肥按每吨200—300元进行补偿。同时,鼓励商业银行依据碳票开发“碳汇贷”“碳汇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例如,兴业银行在福建三明已试点为林业碳汇提供贷款利率与碳汇开发成效挂钩的优惠贷款,该模式可复制至农业领域。通过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使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因生态保护获得合理收益;通过绿色信贷、保险等金融工具,引导资本流向绿色农业;同时,探索秸秆、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的高值化利用,发展循环农业,将“负担”转化为“资源”,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
(三)系统推进:以融合与改革激发乡村整体活力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能局限于单一生产环节,而应纳入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工程。通过产业融合、乡村建设与关键领域改革的协同推进,可全面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与整体效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农业农村的整体进步和农民的切实获得感。
其一,以县域富民产业为核心,深化产业融合并完善利益共享机制。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落实农业新质生产力“要素特征之新”。具体而言,依托县域资源禀赋,建立“产业数据中台”,整合生产、加工、物流、销售全链条数据,实现需求预测、库存优化、精准营销。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中央厨房、产地冷链物流等环节,同时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利用电商大数据指导品种结构与上市周期,使数据要素深度赋能产业链价值提升。
其二,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引导农业新质生产力服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农业新质生产力应与乡村建设同步推进。可借鉴“千万工程”所体现的系统思维,推动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一体规划、协同实施,使数字技术成果惠及乡村治理与民生服务。同时,应引入绿色生产技术、智能装备、可再生能源等,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冷链物流与仓储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实现产业发展与乡村建设互促共进,打造“三生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的美丽乡村。
其三,深化农村关键领域改革,破除要素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改革这一根本动力。在土地制度方面,应稳慎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规范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为适度规模经营提供稳定预期;同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投入保障方面,应创新投融资机制,引导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金融资源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关键领域。在人才支撑方面,要落实“三支一扶”、乡村工匠培养等计划,完善人才下乡激励政策,吸引并留住各类人才参与乡村振兴,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持续智力保障。
(四)经验引领:以“千万工程”方法论统领全局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期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大决策,其成功经验在于坚持因地制宜、系统谋划、久久为功,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在“十五五”时期,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应将“千万工程”视为一条孤立的工作路径,而应将其作为统领“科技驱动、绿色引领、系统推进、机制创新”等实践路径的顶层方法论,确保各项举措在落地过程中不走偏、可持续、有实效。
其一,坚持因地制宜,实现技术推广与区域条件的精准适配。我国地域辽阔,农业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尊重这一基本国情。在平原主产区,应主推智能大农机、规模化数字农业和精准作业系统,发挥规模效益;在丘陵山区,则优先发展中小型、轻便化数字装备和适应性农业技术,避免盲目照搬平原模式。同时,根据不同区域的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合理确定技术推广的优先级与节奏,使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真正“接地气、能落地、有成效”。
其二,坚持系统谋划,实现要素配置与乡村建设的协同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孤立地局限于生产环节,而应与乡村建设、环境整治、公共服务提升等统筹规划、协同实施。具体而言,应将数据、资本、人才等要素投入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数字乡村新基建等工程打包设计,形成“技术赋能+空间优化+治理提升”的联动格局。例如,智慧农业项目可与乡村数字底座建设同步推进,绿色生产技术可与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协同落地,使技术红利转化为乡村整体的发展动能。
其三,坚持久久为功,保持制度创新与政策供给的连续稳定。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土地制度、集体产权、人才激励等长周期改革领域,应设定分阶段目标,保持政策连续性与稳定性,避免因短期考核压力而导致“运动式”推进或“一刀切”执行。同时,建立科学的评估与反馈机制,根据实践效果动态调整优化政策工具,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涌现提供稳健的制度土壤。
综上,通过将“千万工程”所蕴含的系统观念、务实作风和为民情怀贯穿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全过程,能够有效破解“技术落地难、要素协同弱、政策衔接断”等现实困境,实现技术革命、产业变革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融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路径保障。
(五)机制创新:以农村改革激活要素流动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依赖技术创新,更根本在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与活力释放。这要求深化农村关键领域改革,破除制约土地、资本、人才、数据等核心要素流动和高效组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新技术、新业态的涌现提供坚实制度支撑。机制创新,是释放农业新质生产力潜能的关键。
其一,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稳定预期、激活资产活力。土地是农业的核心生产要素。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长期稳定的投入和集约高效利用。必须稳慎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的再延长三十年工作,为经营主体提供预期保障,激励长期改良和技术投入。同时,规范经营权流转,发展多样化的适度规模经营,为大数据、智能装备等新质生产力应用创造空间。积极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在保障农民居住权的前提下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资源,通过租赁、入股等方式支持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将“沉睡资产”转化为流动资本。
其二,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壮大集体经济、巩固乡村共同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组织农民、对接市场、承载项目、分享收益的重要平台。需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产权、量化股份,打造权能清晰、流转顺畅、保护有力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整合零散资源、统一对接外部资本与技术,这些组织可投资建设冷链、仓储等现代设施,或直接运营乡村文旅等项目,使集体经济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载体,同时确保产业增值更多惠及成员,巩固乡村共同体发展基础。
其三,创新投融资机制,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农业科技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入大,亟需稳健的金融支撑。应完善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机制,充分利用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重点支持高标准农田、智慧水利、数字乡村等战略性基建项目。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加大对智慧农业、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的信贷与风险投资投入。并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收入保险等多层次保障体系,为尝试新技术、新模式的经营主体提供风险托底,增强创新动力与市场韧性。
其四,探索数据要素赋能机制,催生农业“数智化”新范式。数据作为核心要素,其价值释放需突破确权、定价与交易瓶颈。一是建立“三农”数据确权与授权制度。明确耕地、种质资源、农户生产经营等公共数据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由县级政府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数据信托”的委托人,授权给国有或混合所有制的“农业数据运营商”进行开发。二是构建农业数据要素价值评估与交易体系。依托现有大数据交易所,设立“农业数据专区”,探索按调用次数、API接口服务、数据模型等多元化定价模式。例如,可将某区域5年连续的墒情、产量、价格数据打包,向金融机构或期货公司出售,用于开发“农业气象指数保险”或“粮食价格期货”,真正实现数据要素的价值显性化与市场化。三是培育“数智新农人”与“农业数据服务商”。将数据分析、模型开发、智能决策等能力纳入新型职业农民认证标准,并与职称评定、项目申报挂钩。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农业科技公司转型为“农业数据服务商”,为小农户提供“菜单式”数字托管服务,政府按服务面积给予30%—50%的采购补贴,打通数据赋能“最后一公里”。
其五,优化人才激励机制,推动城乡智力要素双向流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在于人才。必须打破城乡人才单向流动的局限,实施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持续推进“三支一扶”、乡村工匠培育等计划,培养本土人才;完善下乡人才激励保障,在住房、社保、子女教育、创业融资等方面提供系统支持;并建立以知识、技术、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制度,让乡村既能吸引“候鸟型”专家,又能留住“栖息型”人才,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综上,上述五大路径并非简单的平行罗列,而是具有内在逻辑和优先序的协同体系。科技驱动是“先导”,为其他路径提供技术源泉;绿色引领是“基底”,设定了发展的资源环境边界;系统推进是“框架”,确保技术要素在乡村空间得到整合应用;经验引领是“方法”,保障实践不走偏、可持续;而机制创新则是“根本保障”与“催化剂”,它通过破除制度障碍,释放土地、数据、人才等要素活力,使前四者得以真正落地并产生乘数效应。因此,“十五五”时期的实践,应以机制创新为牵引,以科技和绿色为双轮,在“千万工程”方法论指导下,实现农业产业的系统重构,最终将“新质”转化为“高质”。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夯实农业现代化基础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基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梳理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现实挑战及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为核心驱动,呈现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先进质态。这一生产力质态的生成与演进,始终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它既是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科技赋能,也是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农民增收机制的产业支撑,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农业绿色转型的制度回应。然而,我国农业发展仍面临科技支撑不足、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产业融合不深、经营主体带动能力有限等多重挑战,这些因素交织作用,制约了农业质量效益与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从理论视角看,农业新质生产力深植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建设农业强国、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核心引擎。
面向“十五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沿五大路径协同推进:一是强化科技驱动,以高水平自立自强筑牢产业与安全根基;二是深化绿色引领,以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三是注重系统推进,以产业融合与乡村建设激发内生动力;四是坚持经验引领,以“千万工程”方法论统领各路径系统推进;五是着力机制创新,以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要素流动潜能。多措并举,方能将农业新质生产力有效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大动能。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十五五”时期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跃升,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更是一场发展范式与治理逻辑的深刻重构。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农业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的量化、区域差异化路径探索及政策支持体系的精准化设计,以持续丰富和完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