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5-3492(2026)04-0145-1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式发展,在经济奇迹般增长的同时,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存在。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会降低经济结构功能和资源配置效率,阻碍经济持续发展,制约改革开放向更高水平迈进。因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区域经济政策是政府针对在经济发展中遇到问题的区域所采取的经济干预政策,具有特定空间的限制、特殊的工具和手段。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差距巨大,因地制宜的区域经济政策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上实施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的区域发展政策,所涉及的国家干预程度远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其他计划。该政策启动时,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人均生产总值(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PCGDP)仅为560美元,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前20年的改革开放使东部沿海地区已经率先建成小康社会,而西部仍然存在307个国家级贫困县和全国 90% 的贫困人口,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达 18% 。西部大开发为西部地区提供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倾向性政策,在协助西部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使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大幅跃升,经济增速远超全国同期水平。2024年4月23日,正值西部大开发提出2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指出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是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战略,与“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建议》指出,要发挥区域发展战略的叠加效应,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与中部崛起战略相联动,持续强化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通过宏观经济手段补齐西部发展短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西部大开发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外部输血”转向“内生造血”。一方面,作为“东数西算”的承载区,西部地区迎来发展数字经济的理想窗口;另一方面,西部大开发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定向激励重点产业,针对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化产业扶持政策,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筑牢西部支撑点。在环境保护方面,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安全屏障。2005年以来,西部地区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生态治理方针,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持续优化,植被覆盖指数逐年提高。“十五五”时期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继续探索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点,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破解“资源诅咒”现象,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西部大开发25年来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还促使中国区域经济逐渐从趋异转向收敛,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缓解了西部地区存在的资源诅咒现象。尽管已有文献大多证明了西部大开发的积极效应,但也存在争议。从政策效果看,刘瑞明和赵仁杰认为,西部大开发并未有效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仅在短期内存在增长效应,长期来看存在“政策陷阱”;从发展趋势看,邓翔等认为西部大开发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随着政策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效果难以发挥;从政策工具看,彭曦和陈仲常运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对西部大开发进行分项政策研究,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和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较为显著,税收优惠的效应较弱;詹小灵等在使用断点回归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研究中部崛起战略时提出政府补贴的作用有限。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1997—2023年县级数据,运用空间断点回归设计重新审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邓翔等研究的样本时期(2000—2018年)内,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确实存在倒U型趋势。但本文将样本时期延长至2023年,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仅在2017和2018年间出现了异常波动,并未改变西部大开发经济效应的长期正向趋势,2018年之后西部大开发对目标区域地区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和人均GDP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本文通过机制检验证实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在政策断点处均有跳跃,均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存在一定解释力。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其一,相较于 DID 方法,本文所采用的 RDD 关注紧邻政策边界线两侧地区,能够解决政策评估面临的遗漏变量偏差问题,实现更精准、更稳健的政策效应估计。其二,本文不仅关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总效应,而且通过机制检验对西部大开发主要采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三种政策工具进行分解,识别上述三种机制对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的解释力度。其三,本文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的再评估,是对其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机制解构与路径探索,旨在为“十五五”时期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一)政策背景
西部大开发源自“两个大局”战略构想 ,使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其优越的区位条件率先发展起来;再由沿海地区顾全大局,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相较于内陆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技术、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已经具备明显优势,为谋求更高的经济效益,我国将政策扶持的重心放在发达地区。20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东部优先”战略为沿海地区带来经济腾飞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达到1249美元,而西部地区仅为560美元。此时,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逐渐具备,东部反哺西部发展的时机业已成熟。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通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从时间上看,西部大开发经历了复杂的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9)为基础发展阶段,重点在于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修复、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民生改善。第二阶段(2010—2019)为深入发展阶段,期间重点培育地区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重视西部地区之间的联动发展,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区域开发新格局。 第三阶段(2020至今)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既要补短板、重协同、促整合畅通内循环,又要融入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国际大循环。西部大开发实施初期,由于政策效果的滞后性并未立刻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随着政策持续推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速从2007年开始超过全国同期水平,2000—2011年间西部地区年人均GDP增速已反超东部和中部。2010年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二阶段,西部地区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东部地区相对差距不断缩小,2016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发生了标志性变化,实现由第二产业主导转至第三产业主导。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为新时代西部的改革与发展指明方向。步入新时代的五年来,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由5.8万亿元增至8.1万亿元,形成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9个国家级新兴产业集群。
如今的西部大开发是基于计划经济时期西部建设的再开发,尽管早期的西部发展政策总体上缺乏连续性,但作为今日西部大开发的先导,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制度遗产推进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有效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和西部地区的交通闭塞状况,使我国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在较短的时间内为西部奠定了工业化基础。
西部大开发25年来其建设成就斐然。首先,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实现跨越式增长,2000—2023年西部地区GDP由1.6万亿元增加到26.9万亿元,年均增速远超中、东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由 16.8% 增至 21.5% 。其次,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已经实现由第二产业主导到第三产业主导的转变。从2001年到2023年,农业占比由 21% 降至 11.3% ;第二产业占比呈倒U型趋势,于2011年达到 50.9% 的峰值;第三产业占比逐年增长,2019年后长期保持在 50% 以上。再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卓有成效,西部地区交通网络规模持续扩张。2000-2022年铁路营业里程由22109.4公里增至62994.2公里,增幅近2倍;公路里程由553870公里增至2318700公里,增幅超3倍,打破了要素流动的区域壁垒,有效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联动。最后,依托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进出口贸易额增加34倍,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呈倒U型增长趋势,峰值出现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之初,近年来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二)理论机制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初始优势或劣势会通过一系列正反馈循环不断放大,导致富裕地区更富、落后地区更穷。Myrdal提出,在经济发展初始时期,政府应当允许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首先发展,使该地区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和较快的经济增长,再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区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力图吸纳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以市场换技术从而缓解严重的资金短缺,同时借此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如果我国采取均等化的区域政策,必然导致地方政府之间产生“逐底竞争”,最终使外资企业获得最大利润,而非提高我国的经济福利。最优的政策布局是扶持FDI外部收益率较高的区域,从而以较低的补贴代价赢得FDI竞争。因此,中央政府优先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谋求经济总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当时机成熟后,再由沿海地区兑现“第二个大局”的承诺,扶持中部和西部发展。梯度转移理论解释了经济要素如何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方面,东部沿海作为高梯度地区是大部分创新活动的起源地,创新活动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20年来,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持续攀升,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市场优势,而广袤的西部地区占据中国71.4%的国土面积,能够为东部企业提供发展的战略纵深。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依靠区域经济政策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借助税收减免、基础设施改善、政府补贴等措施吸引企业和劳动力向特定地区迁移,通过实现要素畅通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主要采用了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三种政策工具。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滞后性,自2008年以后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得到提升;税收优惠能够扩大西部税基,对服务业以及紧邻政策分界线的地区影响尤为显著,而且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政府补贴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影响,但其机制主要通过生产性投资驱动,缺乏对地方民生性公共品的支持,而且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础设施是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在微观上通过改善企业的投资环境来影响企业的成本,在宏观上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高水平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市场扩张、市场竞争和运输成本三种路径影响企业发展并促进经济增长;低水平的建设则会阻碍区域间资源要素的低成本流动,并且使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产生“虹吸效应”。
区域性税收优惠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旨在均衡区域发展差距,提高某一地区的经济效益。宏观上看,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提高区域向内投资能力,且在失业率、贫困率、收入分配以及就业等方面都具有积极影响;微观看来,税收优惠政策会降低政府对企业行为的扭曲,弱化企业的融资约束,能够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扩大生产性投资,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和总体产出能力。
政府补贴是转移支付的一部分,由国家财政配置资源以调节地区间的财力分配,通过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是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能够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通过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间重新分配财力,使西部地区可以分享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果。除一般性的转移支付外,中央的各类专项补助和投资都在向西部地区倾斜,从而增加落后地区的收益,使其较快融入分工体系,兼具改善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两种功能 。
西部大开发不仅是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也是贯彻共同富裕理念的战略布局。自由市场的局限性决定了自发投资必然流向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加剧东西部之间的马太效应。中国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发挥组织优势,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稳步推进西部大开发进程,在“第二个大局”意义上保证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引领开拓更加广阔的国内市场。也正因如此,西部大开发才能在25年来始终贯彻,在实践中展现其独特的长周期韧性、全域协同性和制度创新性。区域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如何取舍集聚与平衡、效率与平等,以及如何扭转西部长期以来的资源型路径依赖、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依然是改革历程中亟待探索的现实课题。
综上所述,本文拟重点回答两个关键问题:西部大开发能否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所采取的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手段是否有效?本文基于西部大开发25年来的发展成就深入考察其经济效应,为“十五五”时期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建言献策。
(一) 模型设定
DID 是评估区域经济政策的常用方法,西部大开发亦不例外。该政策具有明确的施行时间和目标区域,使用 DID 方法将政策的目标和非目标区域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是分析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的理想途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DID 存在以下局限性:其一,我国东西部地区在政策实施前存在较大的不平衡,西部地区的经济显著弱于东部。其二,中国幅员辽阔,同属于东部或西部的不同地区其发展状况仍然存在较大差异,仅通过全局多项式方法进行回归尚不足以准确识别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第三,在政策实施前,东西部地区的发展趋势并不平行。因此,为了解决 DID 方法可能产生的遗漏变量偏差,更精准地识别政策的因果效应,本文采用空间断点回归设计,重点比较紧邻西部大开发政策边界两侧的区县,评估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前后断点两侧的经济发展差异。基准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其中,下标 c 和 t 分别表示县区和年份。 Yct 代表 c 县区、t 年份所被关注的结果变量,包含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和微观企业变量。Westc 是划分处理组与对照组的虚拟变量,以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边界为断点,位于西部的县区设为 1,位于东部的县区设为 0。 Xc 是控制变量,参考 Lu 等、詹小灵等的研究,使用政策实施前的变量与年份虚拟(Post)的交互项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经济特征。f (locationc) 是以县区中心的经纬度为自变量的地理多项式,将其作为控制地理位置的平滑方程(Smooth Function)。 θc 和 τt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ct为误差项。本文借鉴 Lee 和 Lemieux 的做法,采用两种方法估计上述模型:其一,借助局部线性估计方法(Local Linear Approach)估计政策边界附近的区县;其二,借助全局多项式方法(Global Polynomial Approach)估计所有样本。
(二)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1997—2023 年的县级经济数据, 将西部大开发覆盖的 12 个省市(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云南、贵州、重庆、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和 2 个地市(湖北恩施、湖南湘西)作为处理组, 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剔除恩施)、湖南(剔除湘西)、江西、黑龙江、辽宁、吉林作为对照组,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与其他受政策影响的地区不接壤, 因此被排除在样本之外。 此外, 本文还调整了样本时期内发生过行政区划变动的县区, 最终的样本包括 1910 个县区, 数据来自各年份的县域统计年鉴。
宏观层面,本文以 GDP 和人均 GDP 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并采用省级 GDP 平减指数将 GDP 相关指标折算为 1997 年的不变价格。微观层面,本文选取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作为机制变量,以识别西部大开发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具体整理了 2007—2023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微观企业数据,原始信息来自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和上市公司数据库,涵盖了企业享受的税收减免金额、政府补贴明细等。为适配为县域层面的实证分析框架,本文对上述指标进行聚合,加总到县区一年份层面构建了县区面板数据。
公路是连接各地最常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直接影响要素和产品的流通,因此本文选取样本区县2007—2023年间的公路密度作为机制变量之一,用以描述各区县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据整理自各县域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由全国路网数据和各区县矢量地图经ArcMap连接分析计算得到,少量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齐。
本文补充了 2000 年的县级人口数据, 数据来源于第五次的全国人口普查, 报告了 2000 年各样本区县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化率和少数民族占比;选取1999年的人口密度、储蓄、贷款余额、产业构成、医疗机构床位数等地区经济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本文用于构建地理位置平滑方程的县区质心经纬度数据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县区质心到西部大开发政策边界距离借助ArcMap进行近邻分析得到。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1报告了不同带宽下对式(1)回归得到的基准结果。RDD 的带宽选择具有数据驱动的最优带宽和主观划定的经验法则两种标准 ,表 1 的 A、B 面板分别报告了最优带宽和经验带宽下的回归结果,均在县区层面聚类标准误,控制了地理经纬度二次多项式,控制变量包括 1999 年的人口密度、人均储蓄、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第二、三产业占比、医疗机构床位数,以及 2000 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化率、少数民族占比。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1的 A 面板第(1)、(2)列采用 Imbens 和 Kalyanaraman提出的渐近均方误差(Mean Squared Error, MSE)最小化准则选取 RDD 最优带宽, 结果表明, 在本文的样本时期内(1997—2023 年), 相对于对照组地区, 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县区带来了约 15.0% 的 GDP 增长和约 14.4% 的人均 GDP 增长; 第(3)、(4)列引入 Calonico 等提出的稳健偏差校正(Robust Bias Correction)推断方法, 报告偏差校正带宽下的回归结果作为参考, 以解决较小带宽潜在的样本量不足问题, 保证本文结论稳健。此外, 本文参考 Jia 等(2020) 、詹小灵等的研究, 选取 100km、150km、200km 作为经验带宽。表 1 的 B 面板展示了全局多项式方法和经验带宽下的回归结果, 均显著为正, 进一步证实了西部大开发对目标地区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
(二)平行趋势检验
图1展示了 1997—2023 年政策边界 100 公里范围内东西部区县的 GDP 增长趋势, y 轴表示 t 年的实际 GDP 与 1999 年 GDP 的比值, 表明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之前以及政策实施初期, 紧邻政策边界的东部区县和西部区县 GDP 增长趋势一致; 直到 2005 年之后东西部 GDP 增长趋势才逐渐产生差异, 此时正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初具成效的时间节点, 该结果与任保平和张倩 的研究结论相符, 表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具有一定滞后性。在西部大开发的初始阶段, 西部地区 GDP 的增长较为缓慢, GDP 增速未能与中、东部地区拉开差距; 直到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完善之后, 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逐渐凸显, 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1. 驱动变量的分布密度检验
RDD的前提假设要求无法通过操控得分改变样本分组。西部大开发是国家既定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明确的区域划分和地理边界,不存在人为调整处理分配的手段。本文借鉴McCrary提出的核密度估计方法对驱动变量进行断点密度连续性检验,结果显示 p 值大于0.05,接受断点处密度连续的原假设。图2展示了断点附近驱动变量的分布密度,其在断点处无明显跳跃,表明政策边界处样本分布满足RDD识别假定,不存在人为操纵的问题,模型设计有效。

图2 驱动变量的分布密度
2. 局部平滑性检验
RDD 要求研究关注的因变量在断点处应当具有显著跳跃,且除此之外的特征变量应在断点处平滑变化,即紧邻西部大开发政策边界两侧的区县的经济社会特征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而保证未受处理的对照组能够作为处理组的合适反事实。图 3 报告了主要结果变量在政策边界的断点,包括 2000—2023 年样本区县的 GDP 和人均 GDP 增长率在政策边界的跳跃。回归时控制了地区质心到政策边界距离,图中圆圈大小代表该距离处样本区县的数量。

图3 主要结果变量在政策边界的断点
尽管我国的省份边界并非严格依据山脉、河流等自然屏障来划定的,但人为的政策差异依然可能影响地区经济增长。为保证上述条件成立,本文对样本区县在西部大开发施行前的主要特征变量进行局部平滑性检验。表2报告了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的均值差异,包括1999年的人均GDP、人口密度、人均储蓄、人均贷款余额、产业构成、医疗机构床位,以及2000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化率和少数民族占比。表2第(1)—(3)列为全局样本的对比结果,表明东西部的经济、社会特征在政策实施前均存在显著差异。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发展程度较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第一产业占比较高,人口密度较小;教育、医疗等与东部地区也存在明显差异。然而,在紧邻政策边界的区域,初始变量在边界两侧不存在显著的不连续性。表2第(4)(5)列报告了在MSE最优带宽内控制线性和二次地理多项式的对比结果,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西部大开发实施前存在的差异大大缩小。因此,使用DID方法进行全局多项式回归会存在遗漏变量偏差问题,可能估计出错误的政策效应;而理想的断点回归设计能够结合局部线性估计方法,更精确地估计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
表2 局部平滑性检验

3. 带宽选择敏感性检验
RDD 的带宽选择实质上是偏差和方差的权衡,不同带宽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表 1 的 B 面板报告了 100km、150km、200km 带宽内的回归结果,与最优带宽处的结论相符。为保证研究结论稳健,本文在 0.25—2 倍最优带宽内分别进行带宽选择敏感性检验,GDP 和人均 GDP 的 RD 估计值都趋近于 0.15 且不存在显著差异。

图4 带宽选择敏感性检验
4. 样本选择敏感性检验
空间断点回归策略依赖于政策边界附近的较小带宽,对溢出效应尤其敏感,因此需要通过样本选择敏感性检验排除区域间经济活动对政策效应的影响。一方面,受区域优惠政策的影响,东部地区的企业和劳动者可能会为了追求利益而跨越边界转移生产,产生“虹吸效应”,这可能会损害邻近的东部县区,导致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被高估;另一方面,西部大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可能通过增加市场准入、投入产出联系或知识传播等方式对邻近政策边界的非目标区县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导致政策效应被低估。
政策禀赋差异引致的经济活动转移往往发生在紧邻政策边界的地区,迁移成本使再分配效应随带宽扩大而急剧衰减。本文借鉴Jia等、詹小灵等的研究设计,剔除断点两侧20公里及40公里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表3展示了上述结果。Wald检验表明,剔除样本后的回归结果与表1的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3 样本选择敏感性检验

5.调整样本范围
本文分别剔除直辖市样本、剔除2019—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样本、对连续变量进行5%缩尾处理后以MSE最优带宽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结果均显著。
表4 调整样本范围

6. 安慰剂检验
为了研究各省份的特定政策及固有特征是否构成影响本文结果的混杂因素,本节进行两项安慰剂检验。一是人为地将西部大开发政策边界向左、右分别移动1个省份,然后重复与基准回归相一致的估计程序。该做法使人工边界两侧的样本受到了虚假的“处理”,因此在对虚假的政策变量locationa×Post回归时,不应观察到任何显著的差异。表5表明,无论是左移或是右移政策边界,在虚假边界处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各省之间的微弱差异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表 5 移动政策边界的安慰剂检验

二是进行时间安慰剂检验,分别以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作为虚假的政策起始时间,重新估计政策变量location×Posta的处理效应。如果2000年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是真实的,那么在虚假断点处不应存在显著跳跃,或存在政策效应但显著小于真实断点处的处理效应。表6报告了上述回归结果,在虚假政策冲击下的断点估计值均不显著。表明虽然西部大开发战略自2000年启动以来,先后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倡议、脱贫攻坚、东数西算等政策形成叠加,但本文识别出的政策效应均来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独立冲击,而非后续多重政策的综合结果,后续政策仅是对初始效应的强化而非独立驱动因素。
表6 改变政策发生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四)机制检验
西部大开发主要采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三种政策工具,本文参考Bleemer和Mehta、黄炜的做法,通过估计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的解释力度证实上述三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具体分为以下四个步骤:首先,本文将各区县GDP的对数设为被解释变量,将区位变量nearpolicy设为解释变量,通过断点回归识别西部大开发对GDP的总效应 β 。其中,nearpolicy是样本区县质心到西部大开发政策边界的距离,位于断点西侧的样本取值为正,位于断点东侧的样本取值为负。其次,使用线性回归估计各机制变量与GDP之间的关系,分别计算出GDP的预测值 y ̂ 。再次,采用与基准回归相一致的RDD设定,估计断点前后GDP预测值的变化,得到估计系数 βpolicy 。最后,计算出 βpolicy/β 即为西部大开发对 GDP 的影响被各机制变量解释的部分。
本文设定的政策工具变量 policy 包括企业收到的税费返还 tax、企业补贴 gov 和公路密度 road。此外,本节参考 Jia 等、詹小灵等的做法,将中国上市企业收到的税费返还和企业补贴的微观数据加总到县一年份层面回归,在 300km 带宽内的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表 7 的 A 面板第(1)(2)列报告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效应,表明在未引入机制变量的基准回归中,断点处的处理效应 β 约为 0.675—0.970;第(3)(4)列报告了税收优惠、企业补贴和公路密度共同作为解释变量时的估计系数,表明在机制检验选取的样本区县,三者共同解释了 34.4%—37.1% 的政策效应;B 面板报告了各机制变量对西部大开发经济效应的解释力度,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解释其中的 16.2%—22.8%;税收优惠能够解释总效应的 14.8%—20.2%;政府补贴能够解释22.2%—27.0%。结论表明西部大开发能够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表7 机制检验

区域发展政策的核心在于兼顾效率与公平,西部大开发不仅是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也是贯彻共同富裕理念的战略布局。西部大开发实施25年来,带动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大幅提升,产业构成显著优化,在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为西部地区带来15.0%的GDP增长和14.4%的人均GDP增长,缩小了西部与东、中部的发展差距,促使中国区域经济从趋异转向收敛。
有些研究认为,区域发展政策仅仅是经济活动在地区间的转移而非创造新的经济增量,且将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到相对落后的西部可能会导致资源错配;还有担忧认为,企业可能会出于投机目的从东部转移到西部,以享受政策优惠,而这种动机下的企业转移并不能为西部地区带来经济增长。本文通过样本选择敏感性检验排除了上述担忧,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不以损害东部地区的发展为代价。
基于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本文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
首先,继续贯彻西部大开发政策。本文证实了西部大开发对目标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西部大开发的建设成就为通过区域发展战略平衡地区间发展差异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新时代应继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激发西部地区的市场潜能,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建议》指出,要“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西部地区既要强化成渝双城经济圈、关中平原城市群等核心区域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也要在经济薄弱地区建设新增长极,形成由点到线、由线及面的区域联动效应。此外,本文从长期视角验证了西部大开发的积极影响。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警惕特殊年份影响和短线走势对长期趋势的误判。要一以贯之落实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举措,避免因政策摇摆导致前期积累的发展动能流失。
其次,要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和地方特色优势产业。2024年12月,国家发改委修订出台《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5年本)》,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西部各地发展实情,聚焦特色农牧、装备制造等领域,分省列举564条鼓励类产业,较2020年本净增 5.4% 。“十五五”时期应依据西部各省的资源禀赋和战略定位,以更大力度、更加精准的政策资源对接地方优势产业,有针对性地刺激西部地区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例如在西南地区扩大成渝双城经济圈的辐射带动效应,支持周边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发展;在西北地区依托风能、光能资源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发展特色农牧业,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
再次,要以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指出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对内依托“东数西算”的战略部署,构建“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通过深化东西部科技创新合作,强化区域配套协作,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例如,成渝双城经济圈与长三角深入对接,通过一体化发展战略共同建设长江经济带;广西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主动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加快珠江—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对外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踊跃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构筑多层次对外开放平台,通过完善跨境能源管道网络、承接欧亚地区产业转移等措施,推动欧亚地区互联互通。
最后,大保护与大开发并重。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安全的屏障,西部大开发通过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措施,有效改善了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十五五”时期继续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要完善西部地区生态安全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第一,改善水资源的生态环境质量,尤其是在长江、黄河的上游规划饮用水源保护区、湿地保护区等生态保护区;第二,要将生态环保指标纳入西部大开发政策评估体系,推进土壤、水源等生态资源的保护和防治,贯彻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第三,西部地区是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区,要提高各类自然灾害的防范和化解能力;第四,要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融合,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形成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的改革合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