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协同视域下中国经济双循环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研究
2023-07-24   来源：吴玉彬 王永瑜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测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投入产出理论，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对其展开统计与测度。经济双循环是全国宏观层面概念，涉及国民经济的生产、投资、消费、贸易与金融等诸多方面。然而，该领域的研究多是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主要研究时间跨度为2000—2018年，数据时效性较差，并进一步导致当前对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相对不足，且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从省际角度研究双循环发展水平的文献较为匮乏。近年来，少量文献将研究视角拓展至计量经济学领域，构建了双循环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戴翔等基于竞争新优势视角，从经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三个维度构建了区域一体化程度指标体系，并以此作为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国内大循环对重塑竞争优势的影响。丁晓强和张少军基于贸易视角，从分布格局、依存强度、竞争优势与内卷程度四个维度构建了经济双循环的多维测度指标体系，并全面系统地剖析了1987—2017年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演变规律。李荣杰等从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内外资一体化三个维度构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04—2018年“双循环”绩效水平进行测算，并对其空间收敛性进行系统检验。赵文举和张曾莲基于耦合理论视角，从内循环与外循环两个维度构建了双循环耦合协同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耦合协调度的实际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其分布动态、空间差异及收敛性。刘程军等基于“内循环”与“外循环”两个维度构建了双循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剖析了其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王思文和孙亚辉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循环”的重要论述，从内循环与外循环两个维度构建了内外联动的“双循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检验了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现有文献显示，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测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已有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与逻辑起点。然而，上述研究成果尚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紧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整体化测度指标体系研究较少。虽有少量研究构建了指标体系，然而指标体系构建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涉宏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分析及其当代价值的关注不足。其次，已有测度文献对供需动态协同关注相对不足。虽有少量文献强调应从供给系统、需求系统对中国经济双循环展开测度，但对供需两端动态协同的关注不够。最后，基于省域视角的测度研究相对匮乏。既有文献多是从宏观层面测度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从地方视角研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文献较为匮乏，尤其是对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与空间相关性关注不足，尚不足以刻画各省“双循环”发展水平的整体进展、动态演进与空间集聚特征。

鉴此，在两个百年目标历史交汇期和过渡期，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客观评价“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实施效果为目的的指标体系，科学、准确地测度中国省际双循环的真实水平，明确其动态演进趋势与规律，并厘清其空间集聚特征，对破解当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从宏观到微观的实践障碍、全面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基于供给侧、需求侧和供需联动三个维度，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构建中国经济双循环测算框架，采用熵权法—TOPSIS组合权重模型对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基于Kernel密度估计法、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Moran’s I对其动态演进、空间相关性进行系统分析。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法与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探索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动态演进及其规律，以弥补当前静态研究丰富而动态分析不足的遗憾。（2）使用Moran’s I就全国及各省份双循环发展水平展开空间相关性分析，厘清其空间集聚特征及跃迁与否，为推动各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指出“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包括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方面的关系”，“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流通表现为中间环节”。马克思强调“经济循环体现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内部、各环节间的促进贯通，目标在于实现资本与物质总流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可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词是“经济循环”，经济循环是经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的资本大流通过程和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国内循环”是基础，“国际循环”是发展，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体。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内循环—外循环”共生共赢，既要筑牢国内大循环，着力于推进要素市场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经济充分、均衡发展，又要坚持“以内促外”原则，深度融入国际循环，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实施的机遇期，以“规则制度型开放”为着力点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市场经济。因此，以经济循环理论为切入点测算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既体现了对经济运行本质特征的高度遵循，又丰富与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可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来源明显侧重于国内供给与需求对接，这就要求实现供给端与需求端的高效衔接与精准匹配，既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其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又要以加强宏观需求管理扩大其对供给的有效需求，在供需动态协同发展中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高质量动态平衡。就“经济循环”视角而言，“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可按其活动范围进行划分，当经济循环发生在常住单位之间时，称之为“国内循环”；当经济循环发生在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之间时，则称之为“国际循环”。就“循环”一词本身而言，经济循环所阐述的是一种经济发展格局，无论是就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四大环节，还是就西方经济学传统“市场出清”理论分析框架而言，经济发展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动态循环过程。鉴此，我们认为经济循环的主要活动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畅通经济循环的本质体现了供需对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解码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突破了空间格局的体制机制壁垒，拓展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与边界，解构和重组了管理调控领域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高效衔接与精准匹配，从供需动态协同视角出发刻画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供给侧：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与延续，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将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摆在首位。就社会再生产四大环节的关系而言，本质上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其不仅决定了社会供给的总量，还决定着供给的结构。在生产环节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赋能经济增长质量、效率与动力的三重变革，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解码新动能。鉴此，本文将资源与产业两个二级指标纳入供给系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加速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为着力点，突破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瓶颈，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解码经济发展动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把优化资源配置放在首要位置，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产能过剩领域向高效率、需求旺盛领域的加速转移，催生出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的增长极蓄势。鉴此，选取资本错配、劳动力错配、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四个指标衡量资源配置效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产业是根基。在生产环节畅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锻造产业链韧性与竞争优势，既是强化国内循环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也是拓宽国际循环回旋空间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颓势，逆全球化、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面临“全球价值链断裂”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的双重压力，亟待实施价值链重构、产业链升级和供应链再造，重塑传统产业竞争优势，培育新兴产业链发展动能。鉴此，选取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产值占比和二元反差指数四个指标衡量产业水平。

需求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须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作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压舱石”，扩大内需既是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客观需要，也是以强劲的内需潜力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重塑中国国际合作与竞争优势的战略抉择。鉴此，基于凯恩斯主义对宏观需求的短期分析框架，并借鉴国内学术文献中的“三驾马车”理论，本文将投资、消费与开放（出口）三个二级指标纳入需求系统。《建议》指出“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破解投资难题，切实把投资关键作用发挥出来”。因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更加注重有效投资。坚持以拓展投资空间将最终需求来源转向国内市场，以投资结构优化提振市场信心，把握完善市场主导型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带来的新契机，改写社会生产函数，不断解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鉴此，选取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新企业占比和生产性投资指数四个指标衡量投资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建议》强调“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因此，作为扩大有效需求的关键环节，消费既是终点也是起点，既是目的也是动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充分发挥消费释放内需潜力与畅通经济循环的牵引效应，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近年来，以打造消费新场景、重塑消费新体验和激发消费新需求为导向，正催生出消费生态新体系，消费持续升级换代已成为中国经济内生型增长的新动能。鉴此，选取消费贡献度、消费结构、消费升级和新型消费四个指标衡量消费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建议》强调“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可见，筑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内循环—外循环”共生共赢，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体制。然而，囿于中国经济发展显著的地区差异，且各地区行政壁垒严重，导致国内统一大市场尚需完善。因此，需将开放细分为三重开放体系，即区域内开放、区际开放和国际开放。鉴此，选取对外贸易依存度、出口技术复杂度、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市场分割度四个指标来衡量开放水平。

供需联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因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来源明显侧重于国内供给端与需求端的有效衔接，既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又要以加强宏观需求管理扩大对供给的有效需求。在供需动态协同发展中联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共进”的良性循环。鉴此，为考察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动态协同，本文将分配与流通两个二级指标纳入供需联动系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建议》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与再分配机制，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因此，作为衔接生产与消费的中介环节，分配直接关系到扩大消费与畅通经济循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以改革和完善现有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格局为抓手，着力提升低收入人群收入，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坚持和完善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分配体制机制，并以此增强消费倾向，创造和提升消费总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激发经济循环内生动力。鉴此，选取财政转移支付率、分配公平度、收入分配关系和城乡收入差距四个指标来衡量分配公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作为生产与消费的纽带，流通体系是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关键联接点，也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环节，流通媒介着生产、投资和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应着力于破解商品、服务与各类要素高效自由流通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统筹推进现代化流通体系的软硬件建设，解码现代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健全“协调生产—流通利益平衡”新机制，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鉴此，选取商品市场活跃程度、物流业发展贡献度、公路网密度和线上流通便利性四个指标来衡量流通水平。

（二）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遵循客观性、科学性、可行性与可度量性等原则，同时充分考虑评价指标体系的全面性与层次性，构建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循环的实际堵点，基于供给侧、需求侧和供需联动三个维度，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构建了包含资源、产业、投资、消费、开放、分配、流通7个子系统，共计28个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三）测度方法

本文借鉴魏敏和李书昊的研究，采用熵权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赋权，并引入适用于多项指标综合评分的TOPSIS模型进行量化排序。通过熵权法—TOPSIS组合权重模型测度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可以减少主观偏差，增强综合指数结果的客观性，也可以直接反映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与重要程度。具体步骤如下：

1.熵权法计算权重

（1）构建矩阵：

设Xij代表第i年第j个指标（i=1,2,…n；j=1,2,…m），构建的矩阵如下：

（2）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进一步消除由于指标量纲不同而导致的评价结果误差，对所研究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对指标体系中的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进行如下处理：

正向指标标准化公式：

负向指标标准化公式：

其中，i为年份，j为指标。

（3）计算指标比重：

设Pij代表第j项指标在第i年的数值占该指标的比重，则

（4）计算指标信息熵：

其中，。

（5）计算指标权重：

其中，（1－ej）表示第j个指标的差异系数。

2.TOPSIS法

（1）由标准化矩阵和各指标权重可得加权标准化决策矩阵：

（2）计算正负理想解：

（3）计算各指标与正负理想解的欧氏距离：

（4）计算综合评价值：

（四）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28个具体指标测度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双循环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指标体系中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乡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网、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中国快递业协会研究报告与公布数据、CSMAR与Wind数据库，个别年度缺失数据采取插值法或类推法进行补充。

（五）中国经济双循环水平的测算结果分析

基于构建的双循环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1—2020年中国30省（区）市双循环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结果见表2，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整体不高，研究期内各省份均在0.104至0.669之间，且各区域间、省份间差异明显。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呈现增长态势，研究期内均值从0.223（2011年）增长至0.307（2020年），年均增速的均值为3.644%，各省份年均增速在0.252%至7.494%，增长较为缓慢且各省份差异明显，表明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潜力巨大，各省份双循环发展水平增速各异。

就各区域而言，研究期内东部地区各年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均值在0.334至0.415之间，领先于其他区域；中部地区各省份次之，均值在0.173至0.279之间；东北地区各省份均值在0.180至0.268之间，领先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各省份均值在0.158至0.235之间，增长势头强劲，但仍落后于其他区域。就各省份而言，双循环发展水平均有显著提升，但省际差异较为明显。其中，北京、上海、广东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均值分别为0.619、0.575、0.423；而内蒙古、新疆、青海处于落后水平，均值分别为0.177、0.168、0.157。可见，各省份间差异显著，两极分化态势明显。其中，得分最高的北京（0.619）是得分最低青海（0.157）的3.94倍，二者的差距为0.462。

表2  2011—2020年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测度结果

（一）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分布动态演进分析

本文借鉴徐雪和王永瑜、师博和方嘉辉的研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法探索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绝对差异的分布动态演进规律，使用Matlab2022a软件，选择高斯核函数对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进行估计，进而绘制全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Kernel密度估计三维图，结果见图1。总体而言，样本期内中国30个省份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动态分布演进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波峰移动方面，全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Kernel密度曲线主峰位置整体上呈现右移态势，但位置移动并不明显，说明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总体上在提升，但提升速度较慢。

第二，波峰高度与宽度方面，研究期内双循环发展水平Kernel密度曲线波峰高度在上升，宽度收窄，且右拖尾延展拓宽。表明各省份间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也存在诸如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浙江等双循环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

第三，主峰数量方面，研究期内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分布始终只有一个主峰，说明双循环发展水平并未出现两极分化现象。总体而言，这再次印证了前文的研究结论，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虽呈现增长态势，但增速相对缓慢。各省份间双循环发展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在逐渐缩小。同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过程中各省份间并未出现多极化现象。

图1  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

（二）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时空演进分析

为全面深入分析各地区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变动情况，本文使用ArcGIS软件并以自然间断点分类形成各层级区间范围，作图分析当前中国30省份双循环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与演进趋势。具体而言，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就空间层面分析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将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划分为高水平、中高水平、中等水平、中低水平和低水平，其取值范围分别为：（0.339，0.670]、（0.249，0.339]、（0.202，0.249]、（0.157，0.202]、（0.001，0.157]。结果见表3，2011年中国处于高水平和中高水平阶段各有3个省份，其余省份则处于中等、中低和低水平阶段。2014年中国处于高水平和中高水平阶段各有5个省份，中等水平和中低水平省份共17个，仍有3个省份处于低水平阶段；2017年中国高水平和中高水平省份达到18个，中等水平省份达到9个，虽然已无低水平省份，但仍有3个省份处于中低水平阶段。2020年中国高水平和中高水平省份达到22个，中等水平省份达到5个，虽然已无低水平省份，但仍有3个省份处于中低水平阶段。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双循环实现了从低、中低水平向中高、高水平范围区间的发展演变。

表3  2011、2014、2017、2020年中国经济双循环省际发展水平

就时序演变而言，研究期内各省份双循环发展水平均呈现出向坐标正向扩张的演进趋势，即2011—2020年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实现了从低、中低水平向中高、高水平范围区间的发展演变，各省份双循环发展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提高。年均增速的均值为3.64%，各省份年均增速在0.25%至7.49%，增长较为缓慢且各省份差异明显，表明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潜力巨大，各省份间双循环发展水平增速各异。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表现优异，双循环发展水平明显领先于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

就空间格局而言，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演变非均衡性特征明显，呈现由东向西渐次降低的梯度分布特征。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优越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优质的人才资源等条件，在供给侧、需求侧与供需联动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因此双循环发展水平呈现起点高，成熟度高等特征。而西部地区由于深居内陆，在国际大循环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同时也不具有科技、人才等优势，双循环发展水平相对较为落后。以研究期内西部地区均值测算结果为例，其均值为0.208，高于均值的省份有重庆（0.300）、云南（0.222）、四川（0.221）、广西（0.212）、陕西（0.210）和贵州（0.208），其中重庆的双循环发展水平不仅远远高于均值，而且较大程度领先于高于均值的其他省份，属于第一梯队，是西部地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实施最好的省份。云南、四川、广西、陕西和贵州属于第二梯队，得分虽略高于均值，但相对优势并不明显，双循环发展水平提升空间较大。而甘肃、宁夏、内蒙古、新疆和青海则属于第三梯队，得分都低于均值，这些省份深处内陆且因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限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制约了区域内与区域间的经济往来，阻碍了流通体系现代化进程。

前文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然而各省份间是否存在关联性尚待验证。因此，本文使用Stata15软件，采用空间邻接权重矩阵W（即以共同边界来定义省份相邻，当两个省份相邻W=1，否则W=0），对2011—2020年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本文采用全局Moran’s I和Geary’s C对全局空间自相关进行检验，采用局部Moran’s I散点图对局部空间自相关进行检验。

（一）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的检验结果见表4，2011—2020年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Moran’s I均大于0.17，统计量Z值均在2以上，大多数年份的P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Geary’s C值都小于1，Z值都小于0，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即观测地区的双循环发展水平会受周围其他地区的影响，各地区间双循环发展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从变化趋势来看，研究期内Geary’s C基本保持相对稳定，整体波动不大；而Moran’s I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表明中国经济双循环的空间集聚效应在逐步加强，各地区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布集聚特征。

表4  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Moran’s I和Geary’s C

（二）局部空间自相关

为进一步考察各省份双循环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模式变化，本文使用Stata15软件分别对2011年、2014年、2017年与2020年绘制Moran’s I散点图，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部分，用以表征不同的空间差异类型。作为高值聚类的第一象限（H—H），表征本省份与相邻省份都处于较高水平，两者空间差异度较小；作为高值包围低值的第二象限（L—H），表征本省份处于较低水平，而相邻省份处于较高水平，两者空间差异度较大；作为低值聚类的第三象限（L—L），表征本省份与相邻省份都处于较低水平，两者空间差异度较小；作为低值包围高值的第四象限（H—L），表征本省份处于较高水平，相邻省份处于较低水平，两者空间差异度较大。需强调的是，本文所描述的高（H）与低（L）为相对值，表征各省双循环发展水平的相对高与低。

结果见图2，大部分省份落在第一象限（H—H））和第三象限（L—L），表明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呈现高度集聚态势。东部地区各省份基本均落在第一象限高值集聚区，如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等，原因在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在贸易、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更具优势，优质的人才资源与地区经济基础协同耦合，表现出较高的双循环发展水平。而中部、东北与西部各省份大多落在第三象限低值集聚区，如贵州、黑龙江、甘肃、内蒙古、新疆等，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大多依靠传统能源资源发展，缺乏先进技术赋能，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程度低，因此双循环发展水平较低。个别省份分布在第二、第四象限，如安徽、河北、江西等地。从时空跃迁来看，考察期内大多省份并未发生跃迁，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总体较为稳定，仅有个别省份存在空间分异特征，如广东、海南、辽宁。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与差异性，整体水平较低，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图2  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Moran’s I散点

（一）研究结论

首先，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基于供给侧、需求侧和供需联动三个维度，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构建了包含资源、产业、投资、消费、开放、分配、流通7个子系统，共计28个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TOPSIS组合权重模型测算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双循环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其次，利用Kernel密度估计法和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对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时空动态演进趋势进行分析。最后，利用Moran’s I对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但在研究期内增长态势明显。就区域而言，四大区域双循环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分异特征，但中部、东北与西部地区呈现追赶趋势。就省份而言，各省份间差异显著。其中，得分最高的北京（0.619）是得分最低青海（0.157）的3.94倍，二者的差距为0.462。

2.就动态演进而言，时间上，研究期内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实现了从低、中低水平向中高、高水平范围区间的发展演变，各省份双循环发展水平随时间推移逐步提高。空间上，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呈现由东向西渐次降低的梯度分布特征，但内陆地区发展速度有所提升。此外，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Kernel密度曲线主峰位置呈现右移态势，波峰高度上升，宽度收窄，且右拖尾延展拓宽，表明双循环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虽然存在双循环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但双循环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现明显缩小趋势，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极化现象。

3.各省份双循环发展水平空间集聚特征鲜明，且研究期内集聚特征持续加强。具体而言，东部省份大多分布在第一象限高值集聚区，中部、东北与西部各省份大多分布在第三象限低值集聚区，考察期内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总体较为稳定，时空跃迁省份很少。

（二）对策建议

本文使用Kernel密度估计法、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Moran’s I对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时空动态演进趋势与空间相关性进行了有效测度，为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借鉴。

1.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虽呈现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鉴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须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立足于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供需动态协同为主要抓手，兼顾中长期目标，畅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的梗阻。一方面，重点在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统一开放有序的国内大市场，加速推进国民经济充分、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坚持“以内促外”原则，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应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契机助推国际贸易，以“规则制度型开放”为着力点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市场经济。

2.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非均衡性特征明显，呈现由东向西渐次降低的梯度分布特征。区域间与省际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是限制双循环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鉴此，中央政府应充分结合各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具体情境，完善和优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将制度刚性转化为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行动自觉。此外，因势利导，持续引导激发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参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辐射责任担当，依托“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契机，打造新动力、培育新动能，大力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区域协调发展。

3.中国省际双循环发展水平呈现出鲜明的空间集聚特征，各省份双循环发展水平溢出效应明显。鉴此，决策层应致力于进一步破解地区间行政壁垒，彻底打破“条块分割”与“诸侯经济”困局，以区域协同发展为抓手，加速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此外，鉴于自身资源禀赋、产业禀赋与地缘特征差异，各省应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彻底摈弃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小团体主义，避免排他性自我增长，开展地方政府间的互动、合作与协同，以“马阵跨阱”和“板链拉动”为理论指导，致力于打造各具优势、梯次发展、共生共赢、畅通无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