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自我推销的文学事件
2023-08-28   来源：江守义   

五四以来，新文学几乎一家独大，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是时代的因素使然，也是新文学阵营的策略使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无论是就其发生还是就其影响看，五四新文学都称得上是一个文学事件，德勒兹对事件“生成”的关注和巴迪欧对事件“重要性”的强调，在五四新文学这里都有充分的体现。就其时代因素看，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既离不开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巨大的动能和人为割断新旧文学带来的势能，也离不开西方文学强势牵引带来的热能；五四新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关键在于五四启蒙精神塑造了一代新的知识型“历史主体”。但无论是五四新文学的发生还是其影响，都离不开新文学阵营自身的策略性操作，如果将五四新文学看作文学事件，它首先是新文学阵营自我推销的文学事件。无论是新文学起初在复杂环境中的脱颖而出，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对新文学阵营导师姿态的塑造，还是新文学获得话语权后对非新文学阵营的遮蔽，新文学阵营都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推销意识。

新文学阵营最坚强的阵地是《新青年》，《新青年》之所以声名鹊起，是因为它适应时代潮流，宣扬“民主”和“科学”。民主和科学，并不是因为陈独秀的提倡才出现，而是当时的一种时代潮流。自晚清以来，民主和科学的观念就已经深入人心。晚清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观念，让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一致的反对，说明民主观念对现实生活和社会走向已产生巨大影响；自洋务运动以来，西方科学的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胡适1923年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到1919年初，陈独秀在辩护性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提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是在文学革命遭到责难、《新青年》发行也不理想的情况下的呐喊，由于“其简洁、生动 、鲜明的时代感以及几乎是无限开放的理论包容性，成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倡导的‘理想类型’的精炼表述。”“民主”和“科学”似乎成了《新青年》的标签，但无论是民主还是科学，《新青年》在晚清以来的社会氛围中都并不出众：对民主的讨论，远不如此前的《新民丛报》，对科学的讨论，远不如同时的《科学》。民主和科学可以说是陈独秀“神来之笔”的结果，它凝练了当时纷纭复杂的思想潮流，高度概括了当时的社会普遍关心的两个问题。《新青年》将民主和科学作为刊物的旗帜，是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壮大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从结果看，《新青年》达到了目的，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成为“民主”和“科学”的化身。

鉴于两方面的考虑，新文学阵营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如何推进民主和科学，而是将民主和科学作为旗帜，来推销自己的新文学观念。一方面，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主要还停留在观念上，科学也主要成为反对传统、宣扬新文学的工具。《新青年》推崇的是法国的激进民主，陈独秀认为：“法兰西革命以前……大多数之人民……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高一涵从卢梭那里引进“人民主权”思想， 并被认为是立国之本：“民约说立论之本，皆肇自主权在民”，“真正主权之人，惟属意于人民全体”，此乃邦本所在。今天回过头来看，陈独秀单纯地从个人自由来理解民主是很肤浅的。高一涵一方面赞扬卢梭，另一方面赞扬英国的“法定自由”：“欲尊重一己之自由，亦必尊重他人之自由”，这种自由就不会“恃多数之威势，抹煞异己者之主张”，这才是真正“平等的自由”。可以说，他的民主和自由、宪政法治是有机统一的，代表当时民主认识的最高水平。但总体上看，无论是陈独秀还是高一涵，都没有意识到民主和国家政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没有考虑到在当时的中国，怎样做才能有效地引进西方民主。新文学阵营宣扬科学，主要是提倡一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积极进取、求实务实的科学精神。胡适和鲁迅可为代表。作为受过严格自然科学训练的胡适和鲁迅，在《新青年》中，他们对各自熟悉的农学和医学，甚至对一般科学的阐释都很少，代之而来的，胡适看重的是“实验主义和科学的关系”，认定实验主义“完全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基本上将科学看作“实验主义”的方法论，看作一种通向真理的有效途径。“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鲁迅则将科学看作批判传统思想的武器：“偏重于科学，则相尚于知能；偏重于道德，则相尚于欺伪。”

另一方面，《新青年》刊发民主和科学的文章并不多。《新青年》同人中，对民主研究最深入的高一涵和对科学普及最用力的王星拱影响都不大。相反，借助民主和科学来进行布道式宣传反而能获得普遍关注，产生巨大影响，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巨大影响便是明证。这样看来，民主和科学主要是五四新文学用来布道的工具。李大钊所说的“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说出了五四很多人的心声。这就形成了民主、科学与文学相互倚重的局面，民主和科学需要借助文学的形式来加以推广宣传，文学也需要体现出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新文学阵营由此与民主、科学结成共同体。借助民主和科学，新文学阵营对“文以载道”为核心的正统思想展开猛烈抨击。对民主而言，新文学阵营形成的共识是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只有先彻底打破原有的专制和思想禁锢，然后才能谈民主。激进的民主立场，让新文学阵营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建设民主，而是将民主和解放联系起来。新文学阵营对科学的兴趣，“源自对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关怀。‘科学’概念作为一种对客观真理的理解，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社会历史变革的‘必然性’，从而我们无法认定这种客观真理是事实的真理还是价值的真理。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科学’概念成为以‘反传统’为特征的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支柱之一。”民主和科学都将矛头指向传统。中国的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对文学来说，儒家传统主要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文以载道”传统。新文学阵营采取的策略便是将抨击传统的“文以载道”和文学革命结合起来，进行新文学建设。

为了更好地抨击“文以载道”，新文学阵营对“文以载道”的优点视而不见，专挑其不足加以指摘，甚至不惜歪曲事实，对其大加挞伐。陈独秀将文以载道和孔教相提并论，认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文以载道”如此不堪，新文学阵营讲求民主就显得更为重要。刘半农将“文以载道”列为自己所反对的文学“界说”第一条：“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其立说之不通，实不攻自破。”这样的言论实在牵强，因为他自己也是在利用语言来宣扬自己的“道”，但他这样说，显得“文以载道”这一命题本身都成为问题，儒家传统理所当然就应该摒弃了。从反“文以载道”的立场出发，陈独秀和刘半农不假思索将其一棍子打死者，显得武断专横。相较之下，胡适和周作人要柔和一些，对其加以辨析而后反对之。但他们的辨析只是手段，反对才是目的。胡适将“言之有物”之“物”和“文以载道”区别开来，“言之有物”之“物”主要包括情感和思想两个方面，言下之意，文以载道在情感和思想两方面有其不足。周作人在探讨新文学源流时提出“言志”与“载道”的相互冲突与演进，但载道实在比不上言志，“自董仲舒而后，思想定于一尊，儒家的思想统治了整个的思想界，于是文学也就走入了载道的路子。这时候所产生出来的作品，很少做得好的……几乎所有的文章全不及晚周，也不及这时期以后的魏晋。”“言志派的文学……叫作‘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叫作‘赋得的文学’，古往今来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文学。”为此，他不惜牵强附会地将韩愈和苏轼的文章分为好坏两部分，好的那一部分之所以好是因为忘记了载道的要求。韩愈“仅有的几篇好些的，是在他忘记了载道的时候偶尔写出的”，苏轼“所有的好文章”，都 “不是正经文章，只是他随便一写的东西……不是想要传留给后人的”。无论是不容分说将“文以载道”一棍子打死，还是经辨析而反对“文以载道”，都可看作是新文学阵营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来的策略，其目的是张扬新文学观念。

新文学阵营借助外来的民主与科学，来宣扬自己的新文学观念，让新文学在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中脱颖而出。本来民主和科学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很密切，但作为一种精神，又是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差异所在，民主和科学这一外来思想也就顺势成为新文学所布的“新道”，用民主和科学来抨击传统的文以载道也就成为五四新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民主、科学和文以载道本来是两个层面的东西，民主和科学是一种普泛的精神，文以载道是文学的一种价值取向，用民主和科学来反对文以载道并不是为了形成民主的文学或科学的文学，而是为了顺应推翻文以载道传统、适应新社会需要的强烈的救世情怀。五四新文学的用意不是在文学上引领潮流，而是在思想上引领社会，这真是新文学阵营的用意所在。

和晚清的“三界革命”不同，五四新文学革命“不再以取得政治权力为主要目的”，而是以思想启蒙为目标。为此目标，新文学阵营借助民主与科学，将自己塑造出一种“引路人”的导师姿态。五四新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令人瞩目的文学事件，离不开这种导师姿态的塑造。导师姿态，使得新文学倡导者既得时代风气之先，又产生一呼百应的效果。为达到这种效果，新文学倡导者从两个方面来塑造自己的导师形象。

一是秉持一种偏激的引路人姿态，来推销自己的新文学观念。一般情况下，倡导者要避免偏激，至少口头上要如此。但新文学阵营则明确宣称：“偏激，恶德也, 然使偏激能成事，则偏激为有功矣”，不仅不否认自己的偏激，反而对此津津乐道。在风起云涌的时代环境中，新文学倡导者为了彰显自己的主张，必须立场鲜明，为了让社会认可自己的主张，又必须尽快地凸显出引路人姿态，两者的结合让新文学阵营充溢着一种凌厉的偏激，在对待传统、西方和不同意见者三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就对待传统而言，新文学阵营起初是全盘反对传统，要开辟出全新的文学天地。陈独秀宣称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可为代表，“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人为地将传统文学和将要建设的新文学对立起来，这些不全面的概括（贵族文学也可以有“抒情”，古典文学也可以有“立诚”，山林文学也可以有“通俗”），指出了文学革命前进的方向，虽然有些偏激，但正是由于偏激带来的鲜明姿态，让“三大主义”在新文学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论者指出：“当一种新事物破土而出时……倘若传统成为障碍，急风暴雨式的冲击便势不可免”，急风暴雨式的冲击在快速开辟出一条新路的同时，也容易以毁坏既有的一切而走向极端。

就对待西方而言，五四新文学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来号召青年，但事实上，新文学阵营对民主与科学本身的了解有限，五四文学作家大都不通英文，“却大量引用外国人名或作品，来作为他们诠释西方人文精神的理论注脚”，这种引用大都是“依据日本思维中西方文化阅读体验”间接获得西方文学零碎知识的结果。尽管如此，新文学阵营通过对西方人名和作品名称的大量引用，传达出一个明晰的信号：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才是新文学所要追求的方向。民主、科学的口号，加上西方文学的方向，新文学倡导者很自然地将新文学引向了远离传统、借鉴西方的道路上。至于西方文学内部的具体情形，则不加考虑也没有能力考虑，只能偏激地认为西方文学都是好的。

就对待不同意见者而言，不妨以新文学对整理国故的攻击为例。学界自晚清以来就一直提倡整理国故，1905年邓实、章炳麟等人编辑的《国粹学报》月刊出版，不间断地刊行了82期。清朝灭亡前后停刊，1912年6月又改名《古学汇刊》出版到1914年。面对新文学摧枯拉朽的否定传统姿态，1919年3月北京成立“国故社”，主办《国故》期刊，通过“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来和新文学、新文化相抗衡。客观上看，国故派的行为对新文学有纠偏意义，新文学阵营如果能包容对待，新文学的发展或许能更加理性。但新文学阵营对国故派毫不领情，反而大加挞伐。毛子水发表《国故和科学之精神》，认为“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近来研究国故的人……他们的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罗家伦对胡先骕的《中国文学改良论》进行分析，加以反驳，得出的结论是胡先骕“自己毫无改良的主张和办法，只是与白话文学吵嘴”，也明确表示自己反驳的目的是“借问难的机会说明一番我们文学革命的主张”。就是在新文学阵营内部，当胡适意识到全盘反传统的偏颇而主张“整理国故”之后，即使胡适将“整理国故”基本上限制在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内，还是遭到了新文学阵营内部的攻击。成仿吾认为以整理国故为代表的国学运动“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鲁迅认为这个整理国故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在横扫不同意见者的同时，新文学也显示出自身的偏激。

在对待传统、西方和不同意见者三个方面都体现出凌厉的偏激，造成一个印象：新文学的观念是“新”的，能引领社会思潮，新文学无论在文学观念上还是社会思潮上，都有开创之功。

二是以偏激的姿态对待白话文运动，将新文学和自己心目中的白话文捆绑在一起。为了宣扬新文学观念，新文学阵营不仅从西方借来了民主与科学，还对文学的根基语言采取偏激的姿态。这种偏激既体现在文言、白话之争上，也体现在对新体白话的推崇上。

就文言、白话之争看，新文学阵营不遗余力地贬低文言文。在胡适看来，“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白话”“文言”与“活文学”“死文学”的对立在胡适那里一目了然，在他看来，只有将它们区分开来，才可以对“文言”和“死文学”的堡垒展开全力进攻，从而发展壮大“白话”和“新文学”。和胡适相比，陈独秀显得更为决绝。在他看来，“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几乎是以战斗的姿态来捍卫白话文的一家独大。白话、文言古已有之，本来各有所长，但在新文章阵营眼中，只有尽量多宣扬白话文的长处和文言文的不足，才能让白话文运动走向成功。白话、文言之争中，新文学阵营对白话的推崇，显出一种舍我其谁的姿态。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说得非常直白：“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只有白话能做进取的事业,已死的文言,是不中用的。”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一些相对平和、通达的言论，新文学阵营也不接受。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文字之变迁,率由自然……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总体上看，应有可取之处，但仍不受新文学阵营待见，而且在新文学阵营的努力下，白话文还真的“强变”成功，基本上取代了文言文，这也让新文学阵营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偏激，或者觉得偏激作为一种策略也未尝不可。

就推崇新体白话看，新文学提倡的白话文，和古代的白话文相比，有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欧化色彩浓厚，和老百姓的口语不一致；二是行文不用典故，和此前的书面白话形成鲜明对比。就第一个特点看，新文学使用的白话，是一种新体白话，这种“新”，既表现为和传统白话相区分，又表现为和西方语言相接近，与五四借助西方来反传统相契合。传统的白话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口语，新体白话模仿西方语言，讲究句式的起承转合和句意上的修饰，与传统白话相去甚远，很多时候也不符合汉语的行文习惯。新体白话写就的新文学，和普通大众之间还有相当的隔膜，“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所谓新文艺的作品，和以前的平民不能够了解诗古文词一样”。新体白话和传统白话不一致，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欧化色彩，采用西方语言的句法来组织语言，和口语相比，显得比较拗口。这和新文学阵营的认识有关，在学习西方的时代潮流中，似乎西方的都是好的，中国传统的就不好，即使是使用了几千年的汉语，也不如西方拼音文字。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道：“中国文字字义极为含混，文法极不精密，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绝不能代表Lamark、Darwin以来之新世界文明。”在这样的导向中，出现欧化色彩的新体白话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一味向西方靠拢，无视传统的语言习惯，显然是偏颇的，如史华慈所言：“白话文成了一种‘披着欧洲外衣’，负荷了过多的西方新词汇、甚至深受西方语言的句法和韵律影响的语言。它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更远离大众的语言。”由于新体白话远离大众语言，瞿秋白后来认为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新式的文言……和活人口头上的白话不相同的，读出来是懂不得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

就第二个特点看，行文不用典，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来的。胡适提出“不用典”有一个前提，是“分典为广狭二义”，他将譬喻、成语、引史事、因古人作比、因古人之语五种情况看作广义之典，这不是他所想反对之“典”，他所反对的是狭义之“典”，即“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造词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即使是狭义之典，“工者偶一用之”，也未尝不可。就胡适的本意看，“不用典”并非完全不用典故，而是不用不恰切的典故，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新文学阵营对“不用典”的理解，往往忽视胡适的本意，只抓住字面意义，进而反对用典。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两个月后，钱玄同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自己的看法时，首谈“不用典”，对胡适“不用典”的本意进行曲解。就广义之典而言，钱玄同认为比兴符合胡适所说的“广义之典”，又说比兴不是用典；对胡适提到的“广义之典”的五种情况视而不见，并讨厌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小玉”“双成”，这实际上否定了胡适所认可的“因古人作比”。就狭义之典而言，钱玄同对胡适所说的“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深表不满，旗帜鲜明地指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总体上看，胡适的“不用典”是有选择性的，在钱玄同那里，“不用典”没有了这种选择性。到刘半农那里，则说得更干脆：“余于用典问题……主张无论广义侠义工者拙者一概不用。”

偏激的引路人心态和对待白话文的偏激态度是一体的，就是说，新文学阵营之所以如此对待白话文，也是为了塑造自己的引路人姿态，通过欧化的白话，引领民众向学习西方、反对传统。傅斯年所主张的“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很好地表达了新文学阵营的意图。《小说月报》从第12卷第9号的“通信”栏开始，展开“语体文欧化讨论”。从讨论的情况看，思想引领语言的意图很明显。茅盾在回答梁绳祎看不懂新式白话的问题时说：“民众文学的意思，并不以民众能懂为唯一条件……不懂‘新式白话文’，实在是不懂‘新思想’。”用典等问题表面上讨论的是语言形式的问题，但其前提是欧化语言能更好地表达思想，所以朱自清后来说，欧化，“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将语言和思想捆绑在一起，是新文学阵营的聪明之处，当时的情形，无论是民主和科学的观念，还是白话文通行，都是时代主潮。没有《新青年》，民主和科学也会深入人心，但《新青年》借助民主和科学，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旗帜；白话文通行也是当时整个社会反对八股文自然而然的结果，如郁达夫所言：“要知道白话文的所以能通行，所以不必假执政和督办的势力来强制人家做或买而自然能够‘风行草偃’的原因，却因为气运到，大家恨八股文，恨‘之乎者也’，已经恨极了，才办得到。哪里是胡氏的一句话，就能做出这样的结果来呢？”但新文学阵营将白话文和民主、科学捆绑在一起，这就给整个社会造成一种印象：新文学使用白话文，代表了民主和科学，是一种进步；这反过来又造成一种印象，白话文之所以能通行，也是新文学推广的结果。无论事实如何，新文学阵营至少在策略上是成功的，它在将自己打扮成民主和科学代言人的同时，也成功地将自己打扮成白话文的立法者。

新文学阵营要确立自己的白话文立法者地位，它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白话文运动自晚清黄遵宪提倡“我手写我口”就已经开始，当时的通俗文学也使用白话文，白话文并非新文学首倡，如何才能让新文学提倡白话文的意义凸显出来？二是白话文在社会上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当时政府的支持分不开，如何才能让新文学倡导者的作用凸显出来？对这两个问题，新文学阵营采取遮蔽和冷处理的方法，让白话文运动成为新文学开辟新天地的抓手，给人造成的印象是：白话文始自新文学，白话文运动归功于新文学倡导者。

晚清就曾经大力提倡白话文，清代的白话官文与白话文运动关系密切；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列举出白话的八大益处，并将白话文和实学联系起来，最终的结论是“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对白话可谓推崇备至。就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来看，无论是诗界革命、文界革命还是小说界革命，都有一个趋势，即向口语靠拢，力求表达清晰明了。诗界革命中，黄遵宪不仅主张“我手写我口”，还认为“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梁启超甚至主张“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文界革命中，梁启超明确标举“俗语文学”：“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他反对八股文，提倡信口之谈的“报章文字”，并从古人那里找到根据：“古人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小说界革命中，几道（严复）、别士（夏曾佑）的《国闻报·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将小说语言和口语直接挂钩：“若其书之所陈，与口说之语言相近者，则其书易传；若其书与口说之语言相远者，则其书不传。”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注意到书面文字的口语化。

如果说胡适的白话口语化与三界革命的“言文合一”内在精神一致的话，此后刘半农、鲁迅等人对“说话即文章”的质疑，罗家伦明确反对“言文合一”，显然是对胡适白话口语化的反拨。新文学在反对口语白话的基础上逐渐彰显出自身的“欧化”色彩，白话文的“欧化”标签让五四新文学确信这种新体白话是自己的发明，新文学阵营有理由相信真正的白话文运动是自己引领而发生的。这里存在着双重遮蔽：一是遮蔽了三界革命对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或许是新文学阵营中的大多数人被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所吸引，对西方的文法产生好感，进而主张欧化的白话文，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对他们并没有多大影响，但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曾投身于晚清白话文运动，新文学阵营本来不至于完全无视这一运动的影响，漠视这一运动既是新文学阵营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也是标榜自己开创之功的一种策略。二是遮蔽了三界革命对“欧西文思”的提倡。诗界革命的重心是输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文界革命则将“欧西文思”作为起点，在梁启超看来，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的文章“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小说界革命也提倡向西方学习：“欧美之小说……其立意，莫不在益国利民……至吾邦之小说，则大反是。”三界革命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也要求向西方学习，虽然此时还没有“欧化”的说法，但“欧西文思”在重视思想西化的同时不可能排斥“欧化”文法。以此看来，即使是新文学的“欧化”白话，多少也可以从晚清白话文运动中找到一点头绪。但新文学倡导者对此视而不见，将白话和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结合在一起，当作自己的创造。就介绍西方文学观念而言，五四应该是首倡，但重视西方文学和用白话来开启民智，五四与晚清并无二致。但新文学阵营在主张欧化白话文的时候，只是反复强调“欧化”是他们自己摸索的结果。或者认为西洋文能提供白话所需要的新事物新名词，“现代生活里边的事物……差不多全是西洋出产……想免得白话文的贫苦……惟有欧化”；或者认为中国语“幼稚贫弱不完全……所以非‘欧化’不可”；或者从翻译考虑，认为“我国语法不完全，译文很感困难”，所以有欧化的必要。新文学阵营基本上漠视晚清白话文运动，周作人虽然注意到晚清白话文，却认为它只是“八股翻白话”，“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这其实抹杀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成绩。陈独秀代表新文学阵营，要求“新文化运动只当向前的发展，不当向后的反动”，晚清白话文运动及其中的“欧西文思”，就这样被轻易地翻过去了。新文学阵营有意忽视晚清带来一个直接的效果：似乎白话文学运动是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倡导者由此呈现出一种开天辟地的导师姿态。同时，为了突出导师姿态，新文学倡导者还变相地改造一些已经存在的文学主张，将其视为自己的创造。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虽然振聋发聩，但仔细推究，未必全是他的创造。晚清的《月月小说》创刊号上就有“社会小说”“国民小说”等常设栏目，很难说陈独秀“三大主义”中的“社会文学”“国民文学”与此毫无关系，但“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论的旗帜，在遮蔽二者之间关系的同时，强化了新文学倡导者的导师姿态。

五四时期主张白话文的，也并非只有新文学，鸳鸯蝴蝶派等通俗小说也主张白话文。如包天笑1901年创办了《苏州白话报》（这属于晚清，但比陈独秀的《安徽俗话报》要早3年），到1917年1月又创办《小说画报》，明确宣称“小说以白话为正宗”，并承诺“本杂志全用白话体”。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发表于1917年1月的《新青年》2卷5号，不比包天笑早，《新青年》到1918年正月（4卷1期）开始用白话文，比《小说画报》晚了1年时间。客观地说，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并不是胡适首倡的，至少是包天笑和胡适二人共同倡导的；考虑到《小说画报》的巨大发行量，白话文在当时，绝不是新文学一家倡导并产生影响的。

在社会影响力上，早期的新文学（新体白话）也远不如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传统白话），徐枕亚《玉梨魂》等言情小说、李涵秋《广陵潮》等社会小说风行一时，在五四时代影响深远。相反，新文学在起初比较长的时间内影响并不大。鲁迅说《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时，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都已经刊出，但《新青年》依然在社会上没多大反响。为了扩大影响，钱玄同和刘半农唱了曲《文学革命之反响》的“双簧”，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罗列反对言论，然后由刘半农逐一批驳。即使如此，一年以后，钱玄同还承认“白话文学自从《新青年》提倡以来，还没有见到多大的效果，这自然是实情”。丁玲晚年在纪念鲁迅的文章里表示，1919年在长沙接触新文学之际，“读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可是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那时读小说是消遣，我喜欢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更能迷住我。”

包天笑和通俗文学的影响，本来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新文学阵营对包天笑的贡献和通俗文学的影响，集体失声，从而突出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开创性贡献以及新文学阵营的集体努力。从结果看，这个策略是成功的。

如果说新文学对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当时通俗文学的遮蔽是为了突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创造性意义的话，新文学漠视政府对白话文的支持则是为了突出自己在白话文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客观地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仅靠新文学同人的提倡，白话文运动能否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有疑问的。由于政府的支持是当下的，无法像遮蔽晚清白话文运动那样完全抹去，但为了突出自己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引路人地位，新文学阵营对政府的支持采取了冷处理，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遮蔽。其实，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就得到政府的支持，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不可小觑。五四白话文运动，也不只是在文人圈和民间进行，政府也从不同的侧面加以响应。响应之一，是政府对新式教育的延续和扩大。这为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宽松的环境。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传播不仅依赖《新青年》，也依赖他们在北大课堂上的影响。响应之二，是政府对白话文报刊的宽容态度。即使知道白话文报刊不再是单纯的宣扬白话，而主要是宣扬新思想时，政府也没有强令这些报刊停办，这种宽容态度固然有利于新思想的宣扬，同时也助长了白话文的流行。响应之三，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普及白话。1915年中华书局推出一套《新式国文教科书》，每册后面有“附课”4篇白话课文，教育部对此大加赞扬；称其“于教育前途殊有裨益”。1916年，蔡元培和曾任教育总长的张一麟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说明官方意识到推广白话文的重要性。此后，在白话文潮流的推动下，教育部1920年1月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4月又规定，到1922年止，废除所有的文言文教科书，白话文教科书的地位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应该说，白话文的普及和教育系统强行推广国语密切相关，“教育制度的变革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最终成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没有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发布命令并强制执行，仅靠几个教授“为数不过数年的提倡，这个被鄙视了一千年的‘俗话’”是无法“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的。考虑到钱玄同1919年还在担忧“白话文学自从《新青年》提倡以来，还没有见到多大的效果”，1920年的教育部训令应该得到新文学阵营的交口称赞才是。但在新文学阵营内部，对政府在白话文运动中的作用却采取冷处理的办法，他们更认可新文学倡导者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引领之功。冷处理的办法主要有二：一是强化教育部推广白话文的教育革新意义，弱化其在白话文运动中的意义。胡适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废止小学文言教科书之际，曾高度评价：“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强调了推广白话文对教育革新的意义，但后来在谈到白话文运动时，又非常自信地宣称：“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在白话文运动方面，教育部的作用显然是不及“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的。二是承认教育部推广白话文对白话文运动的意义，又认为这一意义有限。吴研因指出：“小学教科书改文言为白话，这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也是小学教学的自然趋势，教育部的提倡不过是促其速成罢了，教育部即使不提倡，这趋势也一定自然会来的。”经过这样的冷处理，政府的作用淡化了，新文学倡导者对白话文运动的引领作用也更加突出了。

综上所述，新文学阵营为了推广自己的文学观念，采取了诸多自我推销的手段：借助当时的民主和科学思潮，将其和文学结合起来，采取偏激的姿态，抨击“文以载道”传统，鼓吹文学革命，以新体白话为切入口，既遮蔽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当时通俗文学的功绩，也无视政府在这方面的扶持，从而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导师姿态。五四新文学由此引领时代潮流，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