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期刊文章 >

试论农业衰退冲击下的道光朝财政困境
2023-08-25 来源：田牛何艳

摘要：清前期，中国经济步入相对繁荣时期。但是，康乾盛世局限于粗放型发展模式，生产力提高整体有限，第一产业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伴随土地潜力消耗殆尽和人口持续增长，人地矛盾逐渐显性化。嘉道年间，气候变化造成农业生产步入低谷。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爆发进一步引起农业危机。与此同时，拉美独立战争诱发白银减产，造成全球性货币危机，中国体现为银贵钱贱等币制问题。由于白银购买力快速提高，形成农产品量价齐跌现象，削弱民众交税能力。盐课等支柱型税收受制于银钱比价失衡，征收数额出现断崖式下降。农业衰退造成清廷财政收入和潜力持续下降，最终引起经济萧条和财政危机。另一方面，经济不景气直接减弱传统手段汲取财源能力，客观造成太平天国时期通货膨胀政策出台。

关键词：农业衰退；道光朝；财政困境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3)08-0027-09

道光财政危机作为近代早期经济现象，对晚清史发展脉络，以至于中国近代产生重要影响。它不仅导致经济衰退、财政危机，而且诱发太平天国运动和战时通货膨胀。史学界对道光财政问题研究侧重于国际白银减产、气候变化等因素探讨。从大历史观研究相对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长时段角度入手，分析道光财政困境产生根本原因与内在因素。

一

农业生产力相对停滞背景下的产业衰退

　　康乾盛世有效恢复明末战乱损伤的国民经济，人口、耕地面积等重要经济指标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但是，经济总量的增加掩饰生产力相对停滞，造成人地矛盾激化。伴随气候变化，农业生产出现衰退趋势。

　　（一）人地失衡诱发的经济隐患

　　康乾近百年的盛世与繁荣却未能造就生产力的质变，荒田开发潜力消耗殆尽，农业产业危机逐渐显性化。伴随“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政策落实，人口税实现定额，加速人口繁衍速度。康熙末年，人丁数约3000万，其中“永不加赋滋生人丁46.7万人”，人口增速约50%。经过顺治、康熙两朝整体性休养生息，全国“户口之数，岁有加增”。人口增幅逐步加速之时，生产资料的核心——土地，增加值相对缓慢。清代人均耕拐点出现于1691年，其后逐渐降至30亩以下。1723年，清廷统计耕地数量8.9亿亩，实现历史最高值。此后，耕地数量长期出现徘徊和下降，直至1734年再次达到8.9亿亩。同时期，人丁数量却增加200万以上，摊丁入亩政策直接增加93.6万人。人地比例的变化引起税收基础的差异。与康熙年间相比，雍正朝每亩土地纳税数额平均降低3%。单位人口拥有生产资料数量降低，在生产力发展缓慢情况下必然引起财政收入增加潜力不足。

　　伴随新土地开发潜力枯竭和人口增长，生产技术发展相对滞后的束缚开始显现。康熙盛世之时，清王朝经济同样不容乐观，乾隆年间，清政府户口普查显示各省人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馀倍”。尽管边疆地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但国内形势整体而言相对安定，形成“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的人口繁荣局面。然则，长期以来生产力的停滞和开荒潜力下降已经引起政府恐慌。乾隆帝在感叹人口增加之时，经济财富“不能如前充裕”。在“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势必益形拮据”形势压迫下，即使拥地30亩的富农在缴纳租赋之外，每年仅可余20石粮食。乾隆十二年（1747年），台湾府“番民生业艰难”，甚至被迫借高利贷度日，以至于“子女田产，每被盘折”。台湾府为熄灭隐患，先后运入2万担大米作为官贷资本，专供少数民族民众借款。乾隆三十年（1765年），经济相对繁华的西安，居民致力于农业仅可维持基本生活。尽管地方能人尝试种植木棉，却“出布无多”，销售范围“不能出村落”。嘉道年间，社会问题进一步激化，“京师始概户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不可以支月日”。

　　经济潜力缩小、生产力停滞下的人地矛盾与财政、经济下行形成互动，冲击清王朝统治基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和农业主体地位客观要求生产资料与人口相适应，即人口需要相对应的土地维持生存和再生产。政府在既有经济基础之上通过农业税方式实现财政均衡。当人少地旷之时，经济增长潜力得到持续发挥，形成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盛世。人口持续增加超过土地承载力后造成流民等社会问题，以及民众纳税能力下降，引起社会隐患的积累。

　　（二）气候变化诱发的农业减产

　　由于小冰河期尚未完全消退，农业生产恢复缓慢，造成经济长期不景气。康熙时期寒潮频发，不仅北方通州、玉田一带寒气逼人，相对南方的房县、南陵、太湖等地亦发生寒流。康熙四十四年（1705），苏南湖州连续发生大雪。康熙五十七（1718）、五十八年（1718），太湖、潜山等地连续发生“大雪深数尺”“大雪四十余日”的大寒。在农业为主体的清朝，低温必然引起社会生产力的下降与经济波动。

　　当宏观经济因货币供应不足出现紧缩之时，气候的突变减缓生产发展。1815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球大气层成分，致使北半球平均气温下降0.4—0.7度。1815—1816年，海南发生严寒，霜冻毁坏大部分作物；1815年和1816年l0月，台湾出现较厚的地面结冰；1816年6月，西藏降雪3天，安徽“东流六月雨雪”。道光年间，中国进入第六个小冰河期，常年平均气温开始逐渐下降。道光二十一年（1821年）平均气温比现世低1—1.1度。李伯重先生以华亭为个案对气候、经济内在关联深入研究后，认为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较密切关系。温暖气候适合水稻生长，单产相对较高。在低温、潮湿的环境下，同样的投入只能收到较低的产量。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松江地区水稻单产约为3石。道光三年（1823）水灾后，亩产降到2石以下。低温造成经济作物持续减产，道光九年（1829)、十三年(1833)，阴雨天气较多，上海木棉产量锐减，影响松江纺织业发展。“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力是强有力的”，在第一产业占据绝对优势的道光时期，农业的减产对于税收基础构成一定冲击。

二

币制弊端诱发量价齐跌与民众纳税能力削弱

　　从经济规律出发，粮食总产、单产下降，必然引起粮价上涨。然则，在中国传统货币体系影响下，银铜不稳定比价造成粮价标准多重化。银占据货币体系核心地位后，中国政府难以掌握币材供应和定价权，“国内货币供给量受制于国际市场货币金属价格的变化，无疑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一大隐患”。拉美独立战争造成美洲白银产量锐减，间接引起中国粮食价格下降。

　　短时期内贵金属货币供应量降低必然引起购买力变化。中国特殊货币体系造成银价波动存在于2个层次，即银钱比价变化、白银对物资比价浮动。银价上涨在嘉庆时期已有所体现，但因限制在1000文的官价以内，暂时未能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19世纪初，因“嘉庆川、湖、陕教匪之役，二万万两”，巨额白银的注入使银价暂时回落至1000文以下。强心针的作用毕竟短暂，1808年银价恢复到1040文，1820年升至1225文。鸦片走私加剧的1835年突破1400文。不到30年的时间内银钱比价涨幅超过30%，对农业生产、财政收入等方面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

　　银钱比价失衡造成粮食歉收之时，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在不完整的跛行本位制下，制钱由于商品经济发展逐渐边缘化，但在小额交易中依然担负重要角色。因为清政府长期实行“重银轻钱”的货币政策，征收税负多以银为标准。当银价高昂之时，不仅人民税负加重，而且导致“交易停顿，商民皆困”。银钱比价长期性失调，直接削弱民众交税能力，“赋必用银，且徭随粮起”，“零户银以下以十钱当一分”，明确确立银为核心的税赋体系。少数官员鉴于地方税额较大，“制钱笨重难于起解”将制钱兑换为白银，进一步提高税收中银比重。

　　农产品附加值偏低，且由于交通条件限制难以远途贩运，涨价空间有限。道光初年，每石粮食售价2424文，甚至低于乾隆末期的2750文。如果按照市场银钱比价兑换，银计粮价降幅更加明显。19世纪40年代，中国农产品银计物价基本呈下降或相对银钱比价增长较缓趋势。中国人均收入下降至3.4两，降至1600年4.5两水平以下，进一步论证银价上涨对经济冲击。当银钱比价升高之时，银计物价相对下降，导致农产品价格进一步降低。1843年到1850年（以1821年为标准），华北地区零售物价总指数由99.5上升到116.4，农产品物价指数由97.7涨至112.2。同时期，银钱比价则由130.8上涨到176.1，增长速度超过34%。鸦片战争后，中国物价水平逐步降低。由1841年的122下降到1845年98.82，首次降至基期标准值以下。1848年进一步降低到85.24。国内市场主要商品大米价格降幅约为4.5%，形成近代史第一个物价洼地。

　　农业品量价齐跌造成普通百姓财富流失，“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左都御史维讷指出“天下大弊在民穷财尽”。富庶的上海南汇地区，民众耕种所得“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已罄”。每年收入仅可维持10月支出，余下2月唯有依靠女子织布弥补。山西潞安府等地女工劳动至深夜，却“日食糟糠”。工人所得成果除“自衣被外”,剩余部分悉数“折价白银，以供官赋税”。政府官员虽拥有养廉银收入，但在支付幕僚工资、生活费用、社会应酬后“亦无馀剩。”

　　伴随银价上涨，官订比价与市场价格差距日益扩大，如“按之市价不免赔累”。嘉庆十年（1805）到道光十二年（1832），江浙两省地丁税额稳定，民间因比价上升需要多支付制钱211.1万串。其相应的浮收、火耗等附加税尚不计算在内，农民已是以“一年四月之粮，完一年之赋”。严中平通过直隶宁津县大柳镇“统泰生记”商店出入账目分析比较发现“实际负担及虽银价的升高作同比例的增加，这种负担在1821—1839二十年间提高了30%以上”。湖南省农民负担急速加重，“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馀。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赋”。伴随银钱比价继续上涨，少数地区“银价日昂，小民完粮愈不能支，卖十石谷只易三两银，谷每石六百，银每两值钱二千，佣一年工，只易银五两，佣工岁不过十千”，税负与收入呈现脱节之势。清廷官员坦言时下已是“民生困苦……无穷之患已潜滋暗伏於其中。”

　　地方官吏迫于考成压力不断加紧催税，甚至“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民众在政府的压迫之下“流亡之众，逋负日多，实由于此”，无法逃跑者“倾家以偿”。地方官员虽然以暴力追索，但无法照额完成任务，造成解交中央政府税收逐步减少。以支柱性收入田赋为例，财赋重镇的苏州一带，亦“民力困竭，积逋遂多”，拖欠税金200余万两。道光二十一年（1841），直隶征收地丁262.1万两，次年直隶地丁收入仅为254.6万两，二十五年（1845）进一步下降为251.6万两。漕运途经地区因供应繁多，民众“敝履决，力尽筋疲”，社会经济凋敝之色已显。为完成税赋任务，官员将逃走民户欠款转嫁予未逃民众，形成加速逃亡恶性循坏。地方政府迫于无奈，只好“岁岁报歉，年年蠲缓”,部分地区甚至试行预征。为鼓励人民纳粮，地方官私自对折扣税额，接任官员被迫继续向后推延。银贵钱贱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政治腐化，形成“循吏无自全之法，则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的局面，进一激化社会矛盾。表面分析税收不足原因在于“杂捐私派，棍徒哧诈，官贪而兵横”，根本问题在于产业衰败引起税收潜力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税负不仅低于西欧，在传统社会内亦属于偏低水平。1850年，四川全省额定税收23.3万两，遇闰加征3000余两。四川丁口4475万余人，人均赋税0.0052两。即使按照2500文的高银钱比价计算，人均纳税不足13文。税负微薄和征收困难,形成具有近代特色的财政困境。银价增长已经“不单民商俱病，实有关碍国计”，以至于“正供常有亏短”。清政府“国用因而支绌”，财政危机日益严峻。嘉庆十七年（1812年）户部统计各地起解部分未缴纳数字“安徽、山东各四百余万，江宁、江苏各二百余万，福建、直隶、广东、浙江、江西、甘肃、河南、陕西、湖南、湖北各积欠百余万，数十万，数万不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银库尚存3121万两，道光六年（1826）下降到1758万两，降幅达40%，国家财政出现“费用不赀而逋赋日增月积，仓库所储，亦渐耗矣”的严峻局面，财政处于“以有定之帑金，供无穷之耗费”的危险处境。道光时期，清朝陷入“艰窘之状，各省大略相同……民生日困国用现在经费支绌已极”的交困之中。

　　财政危机与社会危机出现合流之势。经济相对发达的南方，漕粮、田赋负担过重。长江以南各省为满足漕粮供应，已经“人力尽也”。北方各省徭役过多，民众事实税负较重，河南、河北部分地区民众逃离殆尽，乡村耕“地成旷土”。地方官员感叹民众贫穷至极“安得不穷困而为盗贼？”。姚文田等有识之士直言指出民众参与天理教起义原因在于“衣食缺乏而廉耻不兴”，唯有将“养民为首务”方可防患于未然。全国各地“民困官贫，急宜省事”，以至于少数督抚建议放宽考核限制，“则（州县）人才保全多”。

三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财政困境

　　工业相对落后的清前期，农业税占据主导地位，“以地丁、盐课、关税为岁入之大端，以兵饷、河工为岁出之大端”，农业衰退自然冲击政府收入。乾隆三十一年（1767），田赋数为2991万两，13年仅增加30万两，实物税收却出现相对降低，由8406万石降至8317万石。以每石1.48两计算价值131万两，田赋收入实际下降约100万两。乾隆五十一年（1787），浙江学政窦光鼐发现兴、海盐、平阳三县分别亏空库银约10万两。道光初年，户部银库存银进一步减少。清政府名义税收“额四千馀万”，1820年仅收入3121万两，道光六年（1826年）进一步降至1758万两。国家财政出现“费用不赀而逋赋日增月积，仓库所储，亦渐耗矣”的严峻局面。此段时期清王朝内部大规模战事较少，库存银数迅速下降客观证明经济萧条和民众纳税能力的降低。

　　尽管清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命令各省严查州县滞纳税赋。由于经济萧条、民生维艰，清廷提出“展限以纡民力”，试图通过时间化解民众经济压力，实际效果却乏善可陈。直至1822年，江西全省拖欠前一年上下忙税金63.4万两，少数州县甚至出现欠交嘉庆年间税额。新余县欠嘉庆二十四年税银8000余两，彭泽县拖欠嘉庆二十三年5000余两田赋。江西巡抚衙门严厉惩办属地县令，却“各属亏空屡惩不止”。山西虽有晋商支持，但税赋“向来总有拖欠”。各州县年均欠交20—50万两，唯有“待次年五月奏销一钱方能全完”。经济衰退在吏治腐败下，负面作用进一步发酵。山西省内“官侵吏蚀相习成风”，不仅自身腐化，而且养成欺上瞒下的拖沓作风，征税之事常以“以下年之新赋抵解上年之就亏”。

　　鸦片战争后，在农业经济萎靡情况下，地方政府税收日益减少，对中央解款欠额逐渐扩大，国地双方陷入困境之中。吴承明认为中国经济“突出的现象是银贵钱贱，物价下跌，交易停滞，商民皆困”。清政府的另一项重要财源——盐课，遭到农业衰退间接影响。由于居民收入持续降低，盐价上涨空间有限“盐价照银亦加往日一倍，是病民也”。民众无法负担高盐价之时，“病国”难以避免。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二月，兼管户部军机大臣潘世恩在密折中请求整顿盐政。主要原因即“引滞商疲，总未足额”，以至于”京饷不裕，部库未充”。在产业衰退、银钱比价失调共同作用下，道光时期财政危机逐渐加剧。

　　在地丁、盐课等重要税收项目日趋减少情况下，地方拖欠京饷成为常例。1845—1850年，清廷财政亏空总计约350万两，各省共欠京饷900余万两，京饷不足直接威胁政府生存。军机大臣潘世恩指责各省督抚“未知部库紧要情形，各顾本省……藉此任意拖延，或请留款待用，或请免拨他省”，以至于“入册报拨款项甚属寥寥，以致部库支绌日甚一日”。为维护中央收支平衡，潘世恩要求地方政府3个月内尽数上缴，似乎并未取得显著效果。户部尚书卓秉恬指出各省未能及时解交京饷根本原因在于税源枯竭。尽管京官连续奏报要求各省尽快清理积欠，但是危局不但未能达到缓解，清政府财政状况却达到岌岌可危的程度。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一月，户部存款“截至本年十月三十日，共一百八十七万两，连未解及起解在途各银二百二十五万两，共银四百一十二万两”。国库存银仅仅足够当年和明年三月开支，四月以后只能全靠上忙税收支撑，而春拨估计只有“四五十万两”，“应用款项所短实多”。

　　受经济、政治因素冲击，尽管政府税额较少，却变为难以完成的负担。由于经济萧条和银贵钱贱，潜在税源遭到较大削弱，民众生活已经处于“不可别求搜刮之术，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害”的勉强维持状态。道光末期，财政危机初步向政治危局过渡，“国用不足……为天下大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清朝陷入“国储不裕，官纪益荒”困境之中，财政方面已经“财用匮乏，筹度维艰”。财政收入和潜力急剧下降，直接造成清廷应对突发事件能力降低。在军需开支骤增倒逼下，清政府被迫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引起近代史第一次通货膨胀。

四

结语

　　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时期，农业构成社会主要经济成分，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和指标。清前期近百年的盛世与繁荣却未能造就生产力的质变，随着荒田开发潜力消耗殆尽，在币制不足影响下，中国经济走向萧条，财政面临新的挑战。

　　道光朝财政危机具有较为明显过渡性特点。传统王朝晚期特征得以继承，近代特色的货币危机隐患初显。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和农业主体地位客观要求生产资料与人口相适应，即人口需要相对应的土地维持生存和再生产。政府在既有经济基础之上通过农业税方式实现财政均衡。当人少地旷之时，经济增长潜力得到持续发挥，形成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盛世。人口持续增加超过土地承载力后造成流民等社会问题，以及民众纳税能力下降，引起财政、经济隐患的积累。气候反常到来时，农业危机集中爆发。伴随货币问题国际化，银贵钱贱诱发农产品量价齐降，造成民众实际税负加剧和纳税能力减弱。清朝已经“公私俱困”，群众无银纳税，甚至被迫销毁成色较低的银器，“艰窘之状，各省大略相同”。工业革命号角吹响之时，古老的中国和暮气日深的清王朝丧失自我革新的机遇，农业为主的经济体系试图通过最后的活力完善之时，却只能将更大的隐患拖延，最终引起波及全国的战乱。

　　同时，清王朝已从巅峰时期跌落下来，自身应对时局能力有所降低，在危局即将到来之际清政府执政能力面临巨大挑战.不约而至的鸦片战争在军事上打击清朝之时，将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最终造成咸丰初年“国用不足”。伴随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国家财政在短暂支撑之后即告枯竭。清政府在太平天国军事进攻压力下，被迫将财政赤字货币化，诱发近代史上第一次通货膨胀。

期刊简介

主办单位：兰州市社会科学院
刊期：月刊
主编：曾月梅
副主编：王望
编辑部地址：兰州市金昌北路75号
通讯(投稿)地址：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兰州学刊》信箱
电话：8801976
邮编：730030
Email信箱:LZXK@chinajournal.net.cn
Email信箱:LZXK@vip.163.com

试论农业衰退冲击下的道光朝财政困境2023-08-25 来源：田牛 何艳

试论农业衰退冲击下的道光朝财政困境
2023-08-25 来源：田牛何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