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2023-11-23   来源：付文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道路问题”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摸索过程中，中国人民毅然选择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引领中华儿女踏上新时代新征程的科学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交、与人民相融的现实见证，也是引领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然选择。在具体的现代化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顺利开掘和稳步推进，也昭示着唯物史观的深化和拓展。

所谓道路，就要着力回应来龙去脉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英雄人物和某些先知预先排定的，而是根植于中国大地之上并充分汲取优秀文化基因的科学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在中华民族深厚“历史渊源”的基础上，立足现实、着眼实际而开掘出的一条国富民强之路。究其实，这一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在实践中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它是一种实践性的发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虽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这种特色并不是要与世界历史隔绝、并不是超脱于人类社会历史形态之外的存在，它是一种历史性的生成。换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响应世界历史发展号召、合乎时代发展潮流和迎合人民发展需求的科学而理性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始至终都与世界历史有着深刻的关联。以史为鉴、知古鉴今，运用历史眼光分析社会实践现象，继而认识其中的规律并指引行动的方向。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它是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广泛分工、普遍交往、交换盛行、市场开拓等都是打破狭隘的地域限制、行业限制和思维限制的关键因素，人类也才逐渐从“历史”转入到了“世界历史”。人类社会历史印证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人类劳动实践过程中，人类历史逐渐转变成了世界历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蒸汽时代的到来，整个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人们之间的关联度得以大大提高、人们的活动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延展、人们创造万物的潜能到了最大化的激发、人们的分工协作也变得更为紧密且科学，“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唯物史观的视域内，人类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这种转变过程不是唯心主义者所宣扬“想象主体”的思维运动过程——既不是思辨哲学所宣扬的精神主导的逻辑过程或“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也不是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单个人的活动过程。在根本而决定的意义上说，人类的世界历史进程就是一种现实个人及其活动的产物。无论是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不过是人类通过现实的物质性活动（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而造就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了资产阶级在推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地理大发现、远洋航行、奴隶贸易等都为新型的统治秩序奠定了基础。随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商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海上和陆地交通运输的能力和范围也得以扩大、工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此诞生。作为历史发展产物的资本主义时代，它也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产品销路”以迅速完成交易活动而获利，就必然驱使资产阶级游走于世界各地、穿插于各个民族之间，并“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由于原来孤立的交往形式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世界性的交往和互动也就此风靡全球，“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此意义上，“世界历史”是由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开创的，它依托于强大的经济渗透力和政治控制力而将整个世界都卷入到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实质性地改变了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分裂割据的自然状态。整个世界日渐成为一个普遍联系的“地球村”，全球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自此以后，正像总体的历史不能不是世界历史一样，任何一个民族的或地域的历史性活动在本质上不能不参与到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之中，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就此来看，1840年以来的中国就是各种力量的推动之下而不断卷入世界市场之中并不断完成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鸦片战争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得“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美梦破灭。中国开始成为西方列强劫掠原材料、倾销商品的领地，我们在遭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局面的同时，也在为人类的“世界历史”进程做出相应的贡献。当然，这时中国迈入“世界历史”的进程是被动的、被迫的，是屈辱式地与“世界历史”的接轨。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才开始逐渐扭转被动、屈辱的局面。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次次革命和一次次建设的新胜利，中国人民先后“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和面貌开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在洞察人类社会时事、把握人类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事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和有效方案。这些“中国实践”在迎合、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以中国自身的力量直接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贫困、疾病和污染等都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在回应和化解这些“共同问题”的过程中提供了质量高、见效快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直观地看，我们带领14亿人摆脱贫困，这不仅直接减少了世界贫困人口数量，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脱贫工作提供了中国样板。中国人民聚力铸就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以行动和事实双向确证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还引领着人类文明的求索过程。二是间接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为人类社会朝向“世界历史”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我们依托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武器和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实践过程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我们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更多的是积攒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宝贵智慧。这些“弯路”可以为“后来者”提供教训，这些“经验”和“智慧”也可为积极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指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的，而是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相伴相生的一条改造中国、改变世界的道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基于“世界历史”发展要求的理性抉择

毋庸置疑，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的引擎。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通过对一系列经济事实的科学考量之后，马克思科学而具体地回答了这些现实的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就已经洞察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就要展开对周遭世界的“搏斗式”批判，就要宣告现存世界的解体、推翻旧式社会制度。

到了后来的经济研究中，马克思将这一原则性的表述具体化了。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无产阶级自身“存在的秘密”也被充分揭露了出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围绕“劳动”和“资本”这一核心关系而展开了理论建构，继而“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无产阶级自身“存在的秘密”就是广大雇佣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秘密所在，这也是广大无产阶级不仅要“宣告”当前制度的解体而且还要积极投身于推翻私有制的革命斗争当中的重要理由。其实，《资本论》就要完成揭示雇佣工人存在的秘密，提供进行推翻私有制、展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方案与根据。恩格斯在给《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英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这其中，工人阶级“自己的状况”就是他们受苦受难、受剥削受压迫的现实经历，工人阶级“自己的愿望”就是反抗压迫、反对剥削、追求自由、平等、公平和正义的美好愿景。在马克思的筹划中，人类朝向“世界历史”就要深度融入社会，就要充分展开实践，以此完成对私有财产及其制度的积极扬弃。这种扬弃私有制的文明社会就是更为高级的共产主义。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方向，不仅是一种较为久远的社会理想，还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许许多多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大量的劳力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从而由于竞争，他们不再是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他们陷于绝境，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无产阶级是代表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他们的事业或无产阶级的运动都将是与“世界历史”趋向一致的，是“世界历史”的事业和运动，是对人类历史走向的积极探寻。

近代以来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这也深深刺激了有识之士开始寻求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与实践，“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这些经历告诉国人一个朴素的真理：中国的时局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救亡图存的运动，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来汇聚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出现的。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人身先士卒带领中国人民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我们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彻底结束了任人宰割、少数人剥削劳苦大众的局面，还通过引领广泛的社会变革而夯实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并坚定了文化自信。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了中心，中国从孱弱可欺的形象逐渐转变为国富民强的面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逐年提升，并迅速拥有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超高的国际威望。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中，既可以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又可以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这种成功的密码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巨大成功，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之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破坏一个旧世界”并“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道路，是一条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事业的道路。简而论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全新人类文明形态的必然之路。

作为唯物史观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就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核心观点：生存或生活是创造历史的前提，而物质生产（或“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则是存活的前提。就此看来，从事吃、喝、住、穿等一系列生产活动才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也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的问题的出发点。恩格斯后来作出了科学总结：“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生产（“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是社会历史的深层根基，要考察社会历史就应该聚焦于“生产”这一核心要件而有条不紊地展开。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路线，即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找寻社会变化、历史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真正动因。列宁则将这一“方法”和“路线”具体化为两个“划分”,即“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简而言之，马克思始终坚持深入到与时代密切相关的生产方式中去，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分析一切社会现象、历史变迁的根源。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解问题，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就要围绕起决定作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去分析，这样才能透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合理性，也才能深入剖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科学逻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面临着反对“三座大山”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的主要任务。由于列强入侵，加之近代政府腐败昏庸等一系列原因，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带着坚船和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使得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面前作出丧权辱国的各种行为，一笔笔赔款、一次次割地和开放通商口岸等使得中华民族陷入危难之中。对于这些劫难，我们通常都会从中西方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展开分析，并得出中国的“船不坚”和“炮不利”，加上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联合、中国封建吏治腐败等一系列原因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固然，这些都是近代中华民族陷入劫难的重要原因所在，但这些都是不够深刻的分析。在此，我们必须反思的是：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差异并不是那么悬殊的状况下，中华民族还是陷入了被动局面。近代中国的危局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对撞的结果，即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与封建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较量，是“东方”和“西方”的较量。以“蒸汽磨”为典型代表的资本主义通过对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的破坏，通过抹去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通过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面纱，通过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充分激发了社会活力、有效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整个社会风貌焕然一新。为满足扩大市场、攫取资源、掠夺劳工等等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资产阶级必然要打破旧式体制、打破旧式分工、打破旧式状况，不断突破来自各方的限制以满足资本不断增殖的需要。由于资本主义是从旧社会的“母体”孕育、发展起来的，它必然会充分吸收“母体”的营养及其优秀基因，“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就此看来，资本主义相较于封建主义有着巨大的优势，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的吸收、改造和扬弃是不可逆的时代潮流。近代中华民族虽然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但是并不充分，封建主义依然牢牢把控着绝对权威。在近代，鸦片战争所暴露出的实际上是两种生产方式的差异，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根源实际上是封建落后的生产方式对于先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式微。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仁人志士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未能改变中国的悲惨命运。近代中国的各种“救国方案”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各种方案既不适应世界历史的时代发展趋势，又不适应中国的具体现实。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探索，逐渐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当然，这期间我们也遭遇了系列挫折。比如“城市武装起义”“左”倾教条主义就是不适应中国国情、不适应中国当时生产方式的方案，最终也证实了这些方案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纠正错误，建立革命根据地并逐渐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燃烧到全国，中国人民从此迎来了“站起来”的时代。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面临着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处于“内忧外患”的尴尬中。面对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势力依然猖獗、西藏问题还未解决、物价飞涨和经济秩序不稳、边境遭遇威胁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迅速稳定、巩固了政权，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中国社会经济逐渐向好。党的八大明确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界定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基于当时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科学论断。围绕这一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抓重点”“抓主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规定了全国人民要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稳步提升经济水平和经济实力，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一时期提出的一系列“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实际上都是基于当时国家发展形势（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作出的科学论断和理性要求。不可否认，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失误。这些失误显然都是出于对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的错误判断。究其根源，之所以出现上述一系列挫折和失误，乃是因为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国复杂现实状况之间的衔接渠道和接口，其根本还在于没有运用（甚至是背离）唯物史观。所有能够对社会经济产生持久而稳定影响的方案都必须要符合现实实际，都必须要与当时特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只有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才能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平稳有序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面临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的重要任务。在思想层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审视中国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任务。在工作重点的部署方面，党中央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案，积极探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而不断推进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基于国情，我们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还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系列举措，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典范。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在分配领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必须按照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的要求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正因此，我国社会经济形势才呈现出良好的局面，中国人民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在与世界历史的深度交融中富了起来。

在新时代里，我们面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的主要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领导中国人民积极探索美好生活、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时期形成的并不断发展着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着力回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将“世界历史转变”与“思想变革”相统一、对“现实问题的规律性认识”与“实践活动的创造性”相统一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将其妥善落实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和“政治保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在理论探究和实践推进中不断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思路，我们战胜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和诸多棘手的难题。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推行、新发展理念的积极贯彻、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不断凸显、实体经济做大做强，我们在化解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过程中稳步向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之下不断劈波斩浪、一往无前。这都是贯彻唯物史观要求的必然结果，是聚焦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而寻求化解社会问题良方的必然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焕发生机活力的重要表现。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科学道路，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采取符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党和人民事业才能走上正确轨道，才能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也不迷信权威、不盲从权威，在实践中坚决与“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划清界限，在实践中结合实际情况妥善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系列基本原则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引领时代、解读时代、观察时代的作用。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跨越论题”的雄辩证明。关于人类社会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线性发展模式演变，还是在这一大的线索和逻辑中有“跨越”（或“跳跃”），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遭遇到各方曲解的理论难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这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延续性、连续性，但也强调特殊性、不平衡性，人类社会依次演进是必然，“跨越”发展是偶然。马克思自然从未回避过“跨越”的问题，他直面了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建立并建成、建好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讲到：“‘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只是因为经济上的事实（我要来分析这些事实，就会离题太远）揭开了这样一个秘密：公社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并且纯粹由于事物的必然性，现在的剥削人民群众的方式已经过时了。因此，必须有点新东西，而这种新东西，虽然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总不外是：消灭公有制，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马克思这段话从正反两面论述了“公社”和“跨越”的合理性：一是从正面直接阐述了“跨越”之后的农村公社的正当性问题，它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方向的，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有效方式；二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公社过时论”的险恶用心，它们是力图消灭公有制、动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根基并恢复私有制的阴险论调。当然，学术界还存在一系列诸如“补课论”的曲解。其实，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强调的是“通过共产主义的途径来补上这些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的课”。究其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对“跨越论题”的雄辩证明。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历史合力论”的科学验证。恩格斯晚年在批判把唯物史观片面化、庸俗化的所谓经济唯物主义观点的过程中，阐发了他的“历史合力论”思想，即“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对于这一重要论断，学界也存在一些分歧，有人将“历史合力论”等同于唯物史观，有人则认为“历史合力论”是唯物史观的有效补充，有人甚至声称“历史合力论”是对唯物史观的替代。显然这些论调都是有失偏颇的，都是对恩格斯这一伟大理论的歪曲和误读。就“历史合力论”的生发语境和理论目的来说，它都是在唯物史观思想指导下得出的科学结论，它是对唯物史观的深化理解与诠释。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阐发了历史规律性和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或能动创造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要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各个阶段都是对“历史合力论”的科学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各种实践中，人民始终是主要参与者和决定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是中国人民发挥“合力”结果。“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中国共产党就是彻底反对私利和私权的，它代表着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说到底就是人民道路，既是人民选择的道路，也是一条依靠人民、联系人民、团结人民的汇聚民力、民智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与实践已然证明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国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历史科学”的现实展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强调“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就是将人类社会历史视为一个类似于自然历史的过程，即他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自然历史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物质变换”过程，人类社会亦是如此。这是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所要揭示的核心内容，即要在肯定和否定的辩证法中理解“现存事物”，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考察就是按照这种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作出的理论阐明，他始终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暂时性的存在，而与蒲鲁东式的形而上学者分道扬镳。马克思按照他的科学辩证法指引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构建了科学的“历史科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肩负着指引人类未来发展路向的重任，这一理论的创始人就是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解答人类历史之谜的卓越代表，他们的继承者也在共产主义道路的探索之路上竭力奋斗。马克思主义“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实际就是要表达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时至今日，世界性的交往越发重要，全球化的影响越发深远，各个国家和民族已然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闭关锁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自给自足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还了。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偏安一隅，不能忽视、甚至拒绝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我们必须要在充分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基础上来认识、改造现实世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充分审视社会发展态势和历史发展潮流，只有坚持“大历史观”，才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意义、时代方位和基本架构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知，也才能真正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高度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遵循，更是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两个必然”的生动诠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告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要着力推翻资本主义，确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这一结论后被世人引申为“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即“两个必然”。同时，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陈述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在确定“改变世界”的工作任务之后，就随即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展望。我们知道的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就是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出版的，它要通过“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洞察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为广大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理论上的支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思想可以从三个层面启示着我们的社会实践：一是有效回应了资本主义时代为何还未消亡，它依然坚挺在当代世界中的原因；二是社会主义为何会阻碍重重，以至于出现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悲剧；三是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可以预见的一个美好场景为何不会迅速出现，而要历经一个长久而艰苦的历程。马克思主义的系列论述对于我们“坚定理想的主心骨、筑牢信念的压舱石，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至关重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对“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思想的生动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向世界人民宣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遭遇到的挫折、阻力和反对之音恰恰也表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它必然会遭到来自国内国外的各种阻挠和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贸易制裁、意识形态渗透等都是它们不愿、不敢让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展壮大的一些损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在百年时间里“赢得了伟大胜利和荣光”。这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真理、坚守正道，实事求是地推进各项具体工作，我们所着手的事业就会持续向好并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完全可以改写成“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非唯物史观的“例外状态”，反而是内蕴于唯物史观中。我们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寻绎和实践探索始终都应该坚持唯物史观的分析原则，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碰撞中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