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
2024-01-11   来源：杨齐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广大农村的现代化，只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动农村创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达到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一。但是在农村创业普遍面临两个困难：一是与创业有关的信息、政策获取不易。搜集和获取创业信息是成功创业的关键之一，而在农村较难获取到相关信息，根本原因则在于农村信息服务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二是县、乡一级政府数字服务能力不足，且服务效率偏低，挫伤了创业者的积极性。近年来在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了极大进步，数字政府建设在疫情防控、改进政务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效提升了政府数字服务能力。比如，一体化政务服务和监管的广泛实施，“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接诉即办”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县、乡政府的工作效率，为在农村开展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同时，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和程度不断加深，数据共享和开发利用更为便利，而且各省、市、县都基本建成了面向农村的信息服务平台，并且实现了省市县政务服务平台互通互联。这都为农村创业者获取省、市、县各级信息、了解政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是当前关于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有何影响，以及影响机制如何还缺乏深入研究。对此问题缺乏清晰认识既不利于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也不利于乡村创业活动的开展。基于此，本研究聚焦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路径，通过研究一是有助于深化对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农村创业活动的机制及其路径的理解，增加农村创业、数字政府建设研究领域的知识；二是研究结果将为以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农村创业提供理论指导与政策建议。本研究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政府建设实践，利用2010—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有积极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市场化程度在二者关系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进一步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不仅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有所不同，而且对农村不同主体创业活跃度影响也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对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农村创业活跃度的首次实证探索，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本文从实证视角检验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拓展了农村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二，厘清了数字政府建设作用于农村创业活跃度的传导机制，为如何推动农村创业提供了路径参考；第三，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促进农村创业的政策建议，为推动农村创业，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

（一）数字政府建设与农村创业

数字政府建设既是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保障，也是数字经济发展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数字政府建设保持了足够的研究热情和关注。研究表明，数字政府建设不仅对抑制腐败、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有着积极作用，而且数字政府建设对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显著作用。近年来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村创业成了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不仅关注农村创业者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创业者家庭财富积累、家庭社会资本等特征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而且还研究了外部环境，如自然因素、文化传统、当地创业氛围及政策扶持对农村创业的影响。

首先，数字政府建设能为创业者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在农村开展创业时普遍面临着创业信息搜集难、获取难的困境。农村创业信息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农村潜在创业者的决策，对其是否在农村创业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关于农村创业的支持政策都会发布于政府门户网站。各地也建立起来了省、市、县联通的政务平台，实现了从省级政务网站登录即可了解全省、市、县政策信息的功能，因而省级政府网站已经成了农村潜在创业者获取创业信息、政策的最主要渠道。特别是近年来各地省级政府建设的中小微企业服务平台汇集和发布了大量关于创业的政策及服务信息，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创业者信息获取、搜集难的问题，对促进农村创业活跃度提升有积极意义。

其次，数字政府建设还能降低创业者的成本。有研究表明地方官员腐败会阻碍地区经济发展，这不仅会减少创业机会，同时也会加大创业者的成本。而数字政府建设除了能够为创业者提供高质量的数字服务外，还能通过抑制腐败减少制度性成本。特别是“在线审批”“全程在线办理”“一体化政务服务和监管”“接诉即办”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政府的公开、公平、廉洁，全面提升了政府在社会治理、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效能和公平性，很好地抑制了腐败的发生，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创业成本。

最后，数字政府建设提高了政府服务能力、服务效率为创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显著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比如，“限时办结”“只跑一次”甚至“一次不跑”“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的实现，不仅缩短了业务办理时间，还简化了办事流程，显著降低了新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因此数字政府的建设必将对农村创业活动起到积极作用。据此提出假设1。

H1：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农村创业的机制

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三条中介机制发挥作用。首先，数字政府建设会通过促进区域创新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数字政府建设促进了政府治理创新，随着数字化转型及各类新兴技术如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政府层面的应用，不仅推动了新技术的应用也带动了区域创新氛围，从而带动了区域创新水平。实证研究也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对区域创新有积极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意味着当地创新活动活跃，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并得到应用，这将为创业带来机会，从而促进创业的活跃。虽然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可能最早出现在城市地区，但是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会形成创新溢出效应，在创新溢出效应作用下，这些创新成果会向农村转移，在农村形成新的创业机会，从而激发农村创业活跃度。

其次，数字政府建设会通过提升当地市场化水平影响农村创业活跃度。市场化是指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资源配置起到主要作用。市场化水平对经济增长与创新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审批、市场准入等政府干预行为会抑制企业良性竞争，无助于市场活跃，在不活跃的市场中创业活动也难以发生。数字政府建设不仅减少了政府审批事项，还对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率、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有积极作用，从而能有效提升地方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水平提高不仅有利于提升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还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更多的作用，各种要素流动更高效、更便利。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会，因此在市场机制下，一方面各类要素如人力、资本、技术等会加速向乡村汇集，为农村创业活动提供资源支持；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提高意味着政府干预减少，这为创业者提供了更为便利的营商环境，这一点对农村创业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数字政府建设会促进当地市场化程度提升，进而促进农村创业活动开展。

最后，数字政府建设会有助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而良好的农村基础设施将促进农村创业活跃度。区域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医疗、水电供应、商业服务、文化教育等，是衡量地区创业环境的重要指标。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村创业有着重要影响，比如农村的医疗、卫生、交通等生活型基础设施水平能显著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概率，特别是发达的交通为农村电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助于在农村开展创业活动。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水平，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有助于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则会显著提高乡村中人均公共交通工具、人均道路里程的拥有量。其次，数字政府建设必然会带动新基建的开展，而县、乡一级数字政府建设会带动乡村新基建建设，加速互联网宽带、5G技术在乡村的应用，这会直接提升乡村信息化水平，为在乡村创业提供便利。因此，数字政府建设能提升新老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促进农村创业活跃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数字政府建设会通过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高区域市场化程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产生影响

为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本文结合理论研究构建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一）模型构建

首先，为检验数字政府建设与农村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关系，构建基准模型如下：

模型各变量定义见表1。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数字政府建设（egov）的回归系数，若该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则意味着数字政府建设会促进农村创业活跃度，从而支持本文的假设H1。

其次，为检验区域创新能力、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本文参考温忠麟等的研究构建如下传导效应检验模型（2）与模型（3），并依次检验机制是否成立。

式（2）和（3）中，表示中介变量，依次为区域创新能力（innov）、市场化程度（market）和基础设施建设（instru）。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农村创业活跃度。在既往的研究中，农村创业活跃度多以人口统计和企业统计两种测算方式来衡量。常用的指标有每万人拥有的企业数、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数比重、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数比重等。考虑到我国农村现实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农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和个体就业人数占当地农村常住总人口数比重来衡量农村创业活跃度。

2.解释变量

数字政府建设。本文借鉴施炳展和游安南的做法，以电子政务水平来衡量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数据来自国脉网和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经过手工整理获得。

3.中介变量

（1）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参考卞元超的研究，采用专利授权数作为区域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该指标强调创新产出结果，可全面、综合反映区域创新能力。

（2）市场化程度

王小鲁、樊纲以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测算单位，对其市场化改革进程进行总体及细分维度评价，包括了市场化总指数及五个细分维度，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普遍应用。因此本文也采用由其编制的市场化总指数来衡量各地市场化程度。

（3）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评价地区创业环境和创业吸引力的重要指标。本文参考张林和温涛的研究，选取各地公路里程与国土面积的比值代表公路密度，以此来反映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4.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学者的做法，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采用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GDP比值表示；税率水平（taxrate）采用各地区宏观税率衡量；人均GDP（pgdp）；人力资本水平（edu16）参考朱承亮的研究，选择农村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各省份农村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计算方法为人均受教育年限=小学文化人口占比*6+初中文化人口占比*9+高中文化人口占比*12+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16。

表1  变量定义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文章选取2010—2020年我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对象，考虑到数据缺失等问题，本文剔除了西藏自治区、台湾地区，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得到最终样本量330个。研究中除自变量数字政府建设数据来自国脉网、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市场化程度数据来自樊纲和王小鲁发布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之外，其他变量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EPS数据库等。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使用了省级层面的数据而不是市、县一级数据来研究农村创业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从市、县层面数据来看，农村行政区划差距较大。在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县，比如百强市、百强县，归属于农村的地理空间较小、农村人口数量也较少，而其他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农村地理空间仍然较大、农村人口较多。这种较大的差距导致农村创业活跃度敏感性有极大不同，容易引起数据分析的谬误，而从省级层面来看这种差距则相对较小。二是省级数字政府建设会直接影响到市、县一级数字政府建设。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有着很强的约束力，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要求、行动有着天然的遵从与模仿。因此，省级数字政府建设会直接影响到市县一级政府的数字化，二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三是省级层面政务平台发布的信息、政策更为及时、丰富，所提供的信息支持优于市县一级。从实践来看，各地省级层面的政务平台都设置了市、县链接，可以便利地跳转到各市县的政务平台了解当地政策、信息。省级政务平台的重要性、便利性、权威性要高于市、县一级政务平台。综合上述几点，本文采用省级层面数据来研究农村创业。

（一）描述性统计

为直观了解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及农村创业活跃度现状，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从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进行描述，如表2所示。通过描述性统计可知我国区域间农村创业及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基准回归

基于豪斯曼检验结果，本研究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对假设1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1）中，只放入了控制变量金融水平、税率水平、人均GDP、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创业活跃度为因变量，结果显示金融机构贷款、人均GDP与农村创业活跃度显著负相关，税率水平与农村创业活跃度正相关但不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村创业活跃度有正向影响且显著，表明控制变量的选取有合理性。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作为自变量，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对农村创业活跃度呈现显著正向影响，由此说明数字政府建设确实能够促进农村创业活跃度，假设H1得以验证。此外，基于对样本数据的描述统计分析也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排名在前的省份（直辖市），其创业活跃度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说明上述结论与实际观测到的数据较为吻合。

表3  数字政府建设与农村创业活跃度基准回归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了滞后被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滞后被解释变量。考虑到农村创业对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可能存在反向影响，为消除可能由此产生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农村创业活跃度作滞后一期处理，得到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Ｌｅｎｔ）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来检验基准回归的稳健性。结果如表 ４第 １列所示，回归系数为 ０．３２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稳健，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2.增加控制变量。考虑到已有学术研究表明乡村创业活跃度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增加了城镇化率（urban）、产业结构（struct23）作为新的控制变量，进一步控制影响农村创业的其他影响因素，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4第2列所示，在增加控制变量后，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对农村创业的回归系数为0.267，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综上，无论是滞后被解释变量还是增加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均显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对农村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内生性检验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导致研究结论谬误的可能，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检验。依照工具变量的选取原则，本文选取各地区“职务犯罪立案数量（case）”作为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反映了该地区立案数量，立案越多该地区越腐败，政府治理效能越差，即数字政府建设发展水平越低，相反，若该地区立案数量较少，意味着该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较高，可见立案数量作为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且某地区立案数量与当地农村创业活跃程度无关，农村创业活跃度不受立案数量限制，该工具变量同样满足外生性要求。通对中国检察年鉴、各地检察院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手工整理了2010—2020年的立案数量,并做了反向处理。表5报告的是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对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DWH检验的P值<0.1，说明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需要解决；考虑异方差的第一阶段F统计量为66.912，大于10，表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综合检验结果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具有合理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仍然显著正相关，说明考虑内生性后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

（五）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构建的模型（2）和模型（3），依次对数字政府建设通过区域创新能力、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1.区域创新能力。表6第（1）列将自变量数字政府建设与中介变量区域创新能力同时纳入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回归模型中，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回归系数为0.183，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区域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032，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并且Sobel检验值在1%水平显著，由此说明数字政府建设确实通过区域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促进了农村创业活跃度。

2.市场化程度。将数字政府建设与市场化程度同时纳入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回归模型中时，二者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见表6第（2）列），回归系数分别为0.226、0.017，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且Sobel也在1%水平显著，由此表明市场化程度的确在数字政府建设与农村创业活跃度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与相关学者关于市场化是推动创业的重要因素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3.基础设施建设。表6中第（3）列将数字政府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纳入到对农村创业活跃度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回归系数为0.302，在1%水平上显著，但基础设施建设的回归系数为0.014，不显著，且Sobel检验值也不显著。即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政府建设于农村创业活跃度之间的中介机制没有得到支持。

上述检验结果证实了数字政府建设通过区域创新能力、市场化水平作用于农村创业活跃度，而基础设施建设的中介机制作用没有得到验证，假设2得到了部分支持。为了更加直观的感受上述机制的作用，对样本数据作了均值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创新能力、市场化水平得分高于均值的地区，其创业活跃度也同样较高，表明上述研究结果与现实状况较为吻合。

本研究进一步从区域、创业主体异质性视角探讨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的差异。

（一）创业主体异质性

为检验数字政府建设与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关系是否存在创业主体类型异质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个体就业人数与乡村总人口的比值、农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与乡村总人口的比值，分别反映农村个体创业与农村私营企业创业情况。数字政府建设对不同创业主体的影响如表7前2列所示。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对私营企业创业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村个体创业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各地政府在数字化建设中更多集成了与中小微企业相关的政策和信息，强调了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和支持，如一网通办、只跑一次、网上审批也多是针对中小微企业而言。因此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私营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经济水平异质性

前文通过实证分析已经验证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有正向影响，但鉴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区域不均衡态势，故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程度可能存在地区差异。对此，本文按照经济发达、经济较发达、经济欠发达三个地理区位分别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结果如表7后三列所示。可以看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各地经济水平而有所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虽不显著，但接近在10%水平显著，属于边缘显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回归系数为0.177，在5%水平显著。影响作用存在经济水平异质性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发达地区当地政府在治理效能、营商环境、服务水平、服务能力方面都好于其他地区，且当地商业中介组织较为发达，潜在农村创业者获得信息、获取政府服务的渠道较多。因而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对当地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帮助创业者获得信息、服务创业者的作用有限，表现为数字政府建设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有限。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当地政府治理效能偏低，数字政府建设对当地政府治理效能、营商环境、服务效率、服务能力的改善较为显著，同时经济欠发达地区商业中介组织不够发达，数字政府建设对创业者获取信息、获得创业服务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数字政府建设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显著。经济较发达地区政府治理效能、营商环境、商业中介组织、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高低之间，因此数字政府建设对当地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介于二者之间。

（一）主要结论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数字政府建设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本文通过研究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对农村创业的影响发现：一方面数字政府建设能直接对农村创业活跃度产生正向影响，采用滞后被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以及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另一方面，数字政府建设通过区域创新能力、市场化程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对农村创业活跃度产生影响。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创业主体异质性和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基础设施建设的传导作用没有得到验证，其原因可能在于数字政府建设虽然对公共服务提升有影响，但是其作用过程比较缓慢，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的传导作用在实证检验中没有得到支持，对此问题可以在今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既能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也能提高政府的数字服务能力，这对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积极作用。当然政府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关注农村创业者的需求，要加强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确保各类信息及时、准确地触达潜在创业者。同时，考虑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创业的积极作用，也应当加强农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2. 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研究表明数字政府建设通过区域创新能力对农村创业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应当得到重视。地方政府应当通过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体系，加强创新支持，从而激发农村创业活力。比如，可以通过加大财政投入、设立研发基金、建立产学研联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同时营造更为便利的知识流动、知识贸易环境推动区域内新知识、新技术向农村流动，为农村创业活动的开展提供支持。

3.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另一条途径是当地市场化程度。而且已有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对创业有着直接作用。因而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一级政府应当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在县、乡构建起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合理划分市场与政府界限，持续提升农村市场化营商环境，为各类要素的流动提供便利条件，以更高水平的市场化助推农村创业活动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