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2024-01-12   来源：李现总 薛丹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特色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作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新时代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进一步激活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红利和拓宽农民收入渠道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就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问题日益凸显，小农户难以融入大市场的分散经营方式越来越成为农业发展不充分的症结所在，尤为薄弱的是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社会化程度，即经营方式分散单一、要素配置效率低、小农经营和大市场不匹配、社会化服务体系滞后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进程。另一方面，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持不变的基础上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探索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不断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从而增加农民经营收入。因此，在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进程中，通过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非家庭经营”模式能否符合政策制定的初衷、实实在在增加农民收入？其保障农户经济效益的目标能否在经营体系中得到实现，既保障农民经营性收入，又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这些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当下格外值得思考。

因此，本文基于2009—2021年30个省域（除西藏）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与之发展现状相适应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并采用熵值法测算了其发展水平。文章进一步将空间因素纳入到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中，分析了作用机理，并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采用莫兰指数作了农民收入的空间相关性检验，运用经济距离矩阵测算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搭建了空间邻接矩阵和逆地理距离矩阵检验了空间相关的稳健性。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作为一个宏观综合变量，第一次在我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随后每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多次对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进行部署安排，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把经营体系强作为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方面，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行动作为促进农业经营增效的重点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四个方面阐述了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新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和实践旨归。

从当前学术研究层面看，学者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内涵的研究主要通过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等现代农业三大体系之间关系界定基础上展开，随之深入研究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体制等方面，主要的结论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经营模式的制度创新，由分散的小农经营模式衍生出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是农业生产关系范畴，而产业体系和生产体系侧重于生产力和生产边际效率提高；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制度基础，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整个体系核心要素；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经营主体、经营方式和经营制度的有机体，既内涵生产体系，又是动态的产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还有的学者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内涵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从微观层面回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困境，例如：谁来种地？如何合理调配农经饲比例？如何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发展特色农业？如何提高农业产出水平等，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从宏观层面搭建现代农业发展的逻辑框架，重点是合理组合土地、劳动力、资金、乡村可变资源等生产要素，侧重于农业现代化体系建设。

本文认同郭涛等学者关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内涵界定。外延上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内含生产体系，又是动态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上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农业经营体系的宏观视角，它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共同构成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体系，是基于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完善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是让职业农民发挥经营主体地位、让农业龙头企业来改善经营关系、让农业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主体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有机系统。基于此，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内在经营逻辑如图1所示，主要包含经营主体、内部组织模式和外部服务模式。

图1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内在经营逻辑示意图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经营主体涉及传统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下放活土地经营权，通过土地流转，让职业农民发挥经营主体地位，让农业龙头企业来改善经营关系，让农业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主体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通过多种利益联结机制，将分散经营的小农户组织起来纳入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实现土地经营管理公司化企业化，统一安排小农户参与生产活动，种植的农产品也统一面对市场，经营收益也统一进行经营核算和利益分配。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内部组织模式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在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农业生产资源要素具有“稀缺性”、农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的假设下，现代农业经营模式表现为农产品产量或农业价值量与各种农业生产资源要素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引起农业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的因素很多，一方面生产要素流动方向的改变，资金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在乡村振兴战略之下从城市流向农村，改变了农村产业单一的现象，促进了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等“农业+”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地撂荒、农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围绕经营权进行产业补链延链，从而创新经营模式，“专业合作社+农户”“集体经济组织+基地+农户”“科技公司+基地+合作社”等现代农业经营模式不仅调动了各种农业生产要素活力、优化了生产要素配置，还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水平，使各种农业资源要素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样也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三是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链生态中，围绕利益共享，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在现代农业不同环节、不同层面创造并扮演着不同角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了土地流转，激活了农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要素，最终形成了专业性和服务型规模经营，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如宁夏盐池的“小额信贷+产业链”共同体模式，为小农户衔接大市场提供了产业链金融服务。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外部服务模式主要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同于内部组织模式下的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强调生产经营环节的系统性和规章制度的合理性，遵循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而且更关注公益性服务。新型农业服务主体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核心元素，强化服务创造价值的理念，更加关注经营效益。

（一）测量方法

现有文献在测算农业现代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水平、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时，采用的测量方法主要包括主成分分析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聚类分析法、熵值法等。在多层次多指标评价体系中，熵值法相比其他赋值方法，可以克服层次内及层次之间指标数据的重叠以及主观思维的干扰，客观准确反映评价指标对系统的贡献度，同时熵值法没有对指标数据静态分布的假设要求，评价更为科学合理。为此，本文选用熵值法来确定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的各指标权重。近年来关于熵值法的应用日益成熟，本文对其计算过程不再赘述。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构建一个反映产前、产中、产后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评价指标，首先要分析评价指标体系的理念层、内容层及目标层，如图2所示。

图2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传导机制示意图

其经营体系构建的前提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基础上，继续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统”，维护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放活“分”，从单一农户承包经营向多元主体共营转变；创新“统分结合”，构建生产关系领域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从而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农业农村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其经营体系构建的内容包括发展壮大内含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小农户、龙头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继续探索承办权“三权”分置改革、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财产权益，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加强科技装备应用和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等。其经营体系要达成的目标至少包括四个维度：一是体系内容要体现不断增强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着力改善农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二是体系内容要体现适度加快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新组合，释放农业发展的规模效益和乘数效应；三是体系内容要体现引导多种经营主体优化要素投入的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四是体系内容要体现健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服务规模化带动生产规模化、产出高效化。

综上，反映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的目标层通过反映专业化生产程度、规模化经营程度、社会化服务程度、高质量产出程度等四个维度指标体系来体现。本文在充分体现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具体内涵和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构建了反映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详见表1。专业化生产体系（B）是衡量现代农业投入要素数量、质量及农业生产能力等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农业机械化水平、水利化水平、电气化水平、化学化水平、科技化水平的程度。规模化经营体系（C）是衡量现代农业通过适度规模经营和农地改革政策引导多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单位耕地面积总动力、人均耕地面积和农业投资水平的程度。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采用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散经营模式，随着农地改革深入，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到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农村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手上，以此来提高农业土地产出效率。社会化服务体系（D）是衡量农村金融服务、政府农林水等部门服务、病虫害统防统治等专业化处理和粮食烘干等配套设施服务能力水平，具体包括农村金融服务、市场服务和政府服务等。高质量产出体系（E）是衡量单位面积土地在投入一定生产要素的基础上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小或生产一定产量的农业产品所需要耗费的劳动数量程度，具体包括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

表1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评价指标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30个省份（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未包含西藏和港澳台的分析，下同），研究的时间范围为2009—2021年。选取的25个评价指标数据来源自EPS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对个别的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补充。

（三）测算结果分析

1.时序演进特征

本文使用 Matlab2017b 软件测算得到30个省域2009—2021年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其均值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为了方便展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地区差异，本文在趋势图中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4个区域分别来展示。

从发展水平的数值上来看，四大区域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与整体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11年以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均呈快速上升趋势。但是从数值上看水平仍然不高，尤其是规模化经营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偏低，原因可能是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小农户和大市场矛盾在规模化经营中体现更突出，一定程度上也抑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多数农村每种农业产业链发展模式基本就只有一个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社，导致带动农民增收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合作社掌握着生产规模、就业比例、资源分配、利益分成，这就有可能激化矛盾和转嫁责任，一旦市场波动较大、农户利益受损，容易出现“谷贱伤农”现象，有可能会加深农民负担，这极大挫伤了农户参与的积极性。

图3  2009—2021年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趋势图

从发展水平的上升幅度来看，社会化服务和集约化产出水平提高幅度大，2021年比2009年分别提高了0.0437、0.0391，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水平提高幅度相对偏小，2021年比2009年分别只提高了0.0158、0.0198。社会化服务和集约化产出水平大幅提升的原因可能是随着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科技化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八年脱贫攻坚战略和六年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发力，农村一二三产业均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村软硬件基础设施持续改善，让农业生产要素接入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在国内外市场对特色化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的大趋势下，农村“独一份”“特别特”“好中优”“错峰头”的农产品资源优势与消费升级的市场需求高度契合，这吸引了众多农业生产要素流到农村地区。

2.空间分布特征

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来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和连片分布的区域特征，如表2所示。东部省份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中部、东北省份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部省份。2009年，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高值聚集在农业生产资源禀赋高的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六省份，而西部云南、贵州发展水平较低。究其原因是这两个省份位于云贵高原上，耕地分布零星，产业化水平和集约化水平也相对较低，也不适合规模化经营，所以发展水平也最低。本文计算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和郭涛等测算的农业现代体系发展水平的空间布局基本一致。

2021年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整体较2009年不断提升，发展水平高值除上述六个省份，新增了西部的内蒙古自治区和四川省，这得益于国家的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四川大多位于四川盆地、浔郁平原、南流江三角洲等地区，农业基础条件好，而内蒙古作为全国粮食、草食畜牧业主产区，具有独特的农业发展条件，国家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极大改善了当地的农业发展条件，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极大改善，当地的农业资源迅速接入全国大市场，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除了四川和内蒙古，2021年其他西部省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普遍偏低。究其原因，主要是西部其他省份多是石山区、秦巴山区、高寒区，喀斯特地貌发育突出、土壤酸性强和土质黏重稀薄，导致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较低，从而现代农业的集约化产出水平较低，再加之西部现代农业存在结构较为单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农业市场发育不健全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支农效果、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从而导致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

（一）作用机理分析

本文构建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高质量产出等四个评价维度，而农民可支配收入一般由农村一二三产业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四个方面构成。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影响的作用机理如图4所示。

图4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影响农民收入作用机理示意图

1.提高农村土地的专业化生产能力可以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一方面，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放活经营权，加快土地流转，能够使小块田变成大块田，通过提高机械化和水利电气化水平，打造大规模高标准农田，旱能浇涝能排，遇到自然灾害还有农业保险保障，这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此外，农业机械化生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大批劳动力进城务工或“返聘”到新型经营主体中工作，增加了农民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在农业经营模式创新中，将农村旅游、山地等自然性资源资产和技术技艺、民俗文化等无形资源资产纳入经营范围，改变传统农业经营只有种植业和畜牧业的限制，加快乡村旅游、民宿、特色农产品加工等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了农户经营性收入水平，此外，长期以来，农业投入的“地板”和产出的“天花板”严重挤压了农民的收入，在现代农业经营过程中通过提高绿色化水平，既减少了农药、化肥及地膜等农业生产前期投入，又通过专业化生产和绿色产品品牌价值塑造，提高了产量和溢价能力，增加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

2.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可以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一是从农村资源配置来看，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随着经营权的放活，传统农户可以通过转包、出租和入股等方式托管土地，传统农户将获得新型经营主体给付的农地流转费，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此外，传统农户把承包土地等固定资产和房屋、建设用地、基础设施等可经营性资产的使用权拿出来，纳入“专业合作社+农户”“集体经济组织+基地+农户”等新型经营模式中，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也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二是从规模化经营主体来看，通过流转，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了契约型、股权型等利益联结机制，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实施大田作业，改善了土地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了土地产出率，也带动了小农户专业化生产，增加了农民经营性收入。同时流转土地农民通过到农业龙头企业等工作、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方式增加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而且国家为了鼓励土地流转实施适度规模经营，会给予一定的政府补贴，这又增加了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和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经营意愿。三是从经营机制来看，在农业价值链中种养殖环节承担的风险和担负的成本最大，传统农户在和新型经营主体建成利益链接机制后，传统农户种养殖成本和风险转移到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同时传统农户又分享了龙头企业的农产品加工流通的增值收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农户产中环节市场竞争力弱、容易形成逆向淘汰的现状，新型经营主体又通过政府补贴和农业保险降低了产中环节的风险和成本，逐渐形成了“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合作社、合作社带农户”等生产经营机制，增加了传统农户的收入。

3.提高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水平可以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一方面，随着工商资本、财政资金、网络信息、专业人才等重要的生产要素有效植入到现代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专业化服务和产业链增收空间，增加了农业产业扶贫和脱贫的成效，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稳定了农产品价格，促进了小农户和市场经济的衔接，也推动了农业与文旅、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融合，增加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例如，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充分运用现代金融手段，在给农产品购买自然灾害保险的基础上，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又给农户上了市场风险保险，既保障了农户特别是贫困户稳定增收，有效对冲和分散了保险机构因价格波动造成的经营风险，更重要的是，让当地传统农户尤其是新型职业农民能够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预判价格涨跌趋势，形成价格预期，进而抱团议价，提升价格谈判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的不断壮大，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也随之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服务范围也不断增加，例如，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既可以为经营主体和传统农户提供电子商务、乡村旅游、农业物联网、价格信息、公共营销等产前服务，还可以提供农产品产后的收获、储存、加工、销售等产后服务，有效搭建了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衔接的桥梁，增加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

4.提高农业的高质量产出能力可以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一方面，随着部分土地流转到经营大户手上开展规模经营，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既减少了传统农户隐蔽性失业，又拓宽传统农户就业渠道，增加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例如，在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利益链接机制中，新型经营主体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程度越来越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农户处于劳动边际效率为零的隐蔽性失业状态，传统农户可以从季节性种植转向投资温室大棚等设施农业，降低了传统农户隐蔽性失业周期。另一方面，围绕土地开展的经营模式创新又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拓展了农民就业渠道，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例如，围绕土地开展的经营模式创新会形成农村电商、农产品专营店、农产品物流等很多新的领域，这为传统农户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

故本文认为，在加快土地流转、放活经营权的制度安排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可以有效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可以通过提高土地收益、增加劳动报酬、稳定农产品价格、增加财政金融支农力度等途径增加农民收入。

（二）实证分析

1. 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采用常用的莫兰指数来检验各省份现代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的空间相关性。莫兰指数公式为：

其中，，，为空间权重矩阵，、分别为i地区、j地区的观测值，n为地区总数。莫兰指数介于-1—1之间，如果指数大于零，表明变量存在空间正相关，即高值与高值相邻、低值与低值相邻；如果指数小于零，表明变量存在空间负相关，即高值与低值相邻；如指数等于零，表明变量之间相互独立，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本文运用stata15.0软件来计算2009—2021年30个省份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的莫兰指数，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除个别年份外，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的莫兰指数均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该指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即一个省份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不仅会影响邻近省份，而且还会受到邻近省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农民收入的莫兰指数也大于0，并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检验，说明农民收入也存在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因此，在建立计量模型研究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时，需要采用空间计量的研究方法。

表3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水平和农民收入空间相关性检验

2. 模型的设定与指标选取

根据莫兰指数的分析结果,本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现代农业体系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如果模型中即存在内生空间交互效应、又存在误差项的空间交互效应，则构建面板空间杜宾模型（SDM），公式如下：

如果模型中仅存在内生空间交互效应，则空间杜宾模型可以退化成空间自相关模型（SAR），公式如下：

如果模型中仅存在误差项的交互效应，则空间杜宾模型可以退化成空间误差模型（SEM），公式如下：

在上面的公式中，是被解释变量，表示i省域在t年的农民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一系列解释变量，包括核心解释变量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综合发展水平（x），和控制变量第一产业发展水平（pr）、经济增长水平（lnpgdp）、城镇化水平（urb）。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表示本地的农民收入受邻近地区影响的程度。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模型中使用的是经济距离矩阵，即两省GDP差额的绝对值。为各个影响因素的系数。θ为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向量，反映某省的农民收入受邻近城市影响因素的作用的程度。为个体的空间固定效应，为个体的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干扰项，λ为空间自相关系数。i和j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j个省份，t表示时间。

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被解释变量，选取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已在上文中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选取第一产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第一产业发展水平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与GDP的比率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1978年价格）表示，城镇化发展水平用城镇常住人口与总人口的比率表示，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我们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两个指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三）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所建立的空间计量模型，为了考察区域异质性，使用stata15.0软件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整体、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根据LR检验与Wald检验结果，空间杜宾模型不能退化成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故本文选择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来进行分析。表4报告了空间杜宾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结果，使用的空间权重矩阵为经济地理距离矩阵。本文以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阐述分析。

表4  回归结果分析（SDM）

从整体的分析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现代农业经营体系(x)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高了土地收益、增加了劳动报酬、稳定了农产品价格、增加了财政金融支农力度，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第一产业占比（px）的统计不显著，但回归系数为正，说明第一产业占比对农民收入影响有限。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与实际情况一致，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将会显著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城镇化水平（urb）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将会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这和王丽纳等的研究结论一致。

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回归结果来看，中部和东北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与整体的估计结果一致。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统计不显著，且估计系数的符号为负，说明这两个地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有限，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农业经营，而是依靠非农收入，如务工收入。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东部第一产业占比（px）的回归系数为负、西部的回归系数为正，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中部和东北的统计不显著，这和整体的估计结构一致。四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urb）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和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西部地区的统计不显著，但回归系数为正，说明西部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有限。

此外，从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Spatial rho）可知，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均大于零，而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30个省域的农民收入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即某省份农民收入的提高将对相邻近省份的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积极的影响。很多地区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资源和自然禀赋，例如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域的大部分地区均处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和古丝绸之路的沿线地区，具有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战略机遇的“叠加效应”，生产要素流动及农村一二三产业结构存在典型的“极化现象”，区域内农业发展政策及地区间竞争也存在“示范效应”。从空间滞后项系数估计值及显著性来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第一产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变量在统计上均显著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说明加强现代农业区域合作、建立区域甚至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的重要性。例如西部地区，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建设中，要积极改善农牧业生产条件、支持发展农牧业全产业链价值链转型升级。

（四）稳健性检验

上文采用了经济距离矩阵回归分析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又分别采用逆地理距离矩阵（省会城市直线距离的倒数）对其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详细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Hausman检验、LR检验与Wald检验结果，仍然是选择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如表5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得出的结论与上文所分析的内容基本一致。整体上来说，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结论

本文从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高质量产出四个维度构建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估算了30个省域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阐述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理，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2009—2021年，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其中，专业化生产、高质量产出水平的提高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的贡献最大，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的贡献最小。（2）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来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和连片分布的区域特征。（3）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整体、中部和东北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统计不显著。（4）农民收入、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第一产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变量在统计上均显著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战略机遇“叠加效应”、生产要素流动及一二三产业结构 “极化现象”、区域内产业发展政策及地区间竞争“示范效应”显著，应加强现代农业区域合作、建立区域甚至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

（二）启示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与启示。

第一，坚持不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不断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要充分利用设施化、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等现代技术手段，加快高端、特色农机装备生产研发和推广应用，通过改土造田、流域治理、生态修复、产业循环、清洁生产等措施，因地制宜改善现代农业生产条件。

第二，持续优化农业发展区域布局，进一步发挥区域间现代农业协调发展的“示范效应”。要积极培育跨县区、整流域推进的、规模大、标准化程度高且有知名品牌和市场核心竞争力强的农牧业主导产业，尽量避免恶性竞争和农产品高度同质化问题。

第三，坚持改革和科技“两翼”齐飞，激活农业发展自身潜力。各地实践充分说明了系统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要运用质量意识、规模意识和市场意识推进改革。加快“人、地、钱”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和配置，不断释放发展活力。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可以探索“联股联业、联股联责、联股联心”新机制，荒漠化比较严重的西部地区可以探索集体荒漠土地市场化路径。

第四，继续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释放农地生产的规模效应。重点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快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模式创新。在推进股份合作改革试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方面积极探索，激活农村资源生产要素，切实消除村集体经济“空壳村”，打造一批产业链条长、产品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强的示范龙头企业。

第五，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继续增加各级财政支农力度，加大政策倾斜支持力度，提供高质量农业公共服务供给。继续健全各类金融机构支农制度，大力投放涉农类农户联保贷款、商户联保贷款、小额循环贷款等，不断推进特色农业保险，进一步化解资金难题。加快健全生产、金融、信息、销售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增加政府或公共服务组织提供社会化服务的基础上，要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打造一体化的服务组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