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个务必”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其与“两个务必”之间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三个务必”的提出有其充分而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它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动力论的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汲取等基础上的,具有“辩证统一”的体系构成、“一体两翼”的结构布局、“一故两新”的演进脉络、“融通互动”的作用机制等。“三个务必”思想内涵丰富、历史意义深远,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激发磅礴动力,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明确具体路径,为丰富党员干部精神世界提供根本遵循,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重要支点。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三个务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精神力量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4)01-0005-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从“两个务必”的形成,到“三个务必”的提出,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深刻的内涵拓展和精神升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政治品格。“三个务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现实需要,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重要遵循和价值坐标,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政治清醒和政党自信,具有理论与现实、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鲜明特点。
一般来说,一个科学的、重要的论断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而它要被人们所信服、认同并能有效指引实践活动,必然是有所依凭的。“三个务必”的应运而生、跃然而出,就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基础上的,是有其充分而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的。
(一)理论赓续:马克思主义精神动力论的继承发展
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形式,精神力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度重视和发挥精神力量的重要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力量、精神动力生发于主体的精神需要。马克思指出:“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精神力量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必备要素,是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关于精神力量的生成机制和作用方式,恩格斯曾从感觉、思想、动机、意志等方面予以了揭示,“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物质与精神之间不是相互割裂、互不影响的,而是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力量也能转化为物质力量。“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思想观念,本质上都是精神力量,都是能够转化为推动群众实践活动发展的物质力量的。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同时,始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动力论,他提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邓小平也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等,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成功、继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精神力量的重要作用,反复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物质力量,也需要精神力量,并且认为精神大厦巍然耸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他强调:“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因此,“三个务必”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动力论的继承和拓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精神动力思想不断发展的重要成果。
(二)文化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汲取
“三个务必”并非凭空生成的,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智慧和养分而形成的。可以说,“三个务必”孕育产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后者是前者的文化母体和思想源泉。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塑造出了别具一格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和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滋养和文化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识,其中所蕴含着的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能够极大地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振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力量。“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执着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刚健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满招损,谦受益”的谦虚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奋斗精神、“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的博爱精神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三个务必”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石和根脉。质言之,“三个务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内在的承接关系、密切的历史渊源,它是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继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吮吸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而生而成的,从本质上来说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一种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三个务必”的文化土壤、精神血脉和思想渊源,“三个务必”充分汲取和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志高远、崇正义、尚谦敬、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等传统文化因子。正因为如此,“三个务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活水源头,赋予了“三个务必”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三)历史传承: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经验启示
从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党,发展到今天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面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守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初心,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面对艰巨的任务、严峻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始终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因此才能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艰苦卓绝、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筚路蓝缕、砥砺奋进的建设时期,到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改革岁月,以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前进道路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一马平川的,而是充满着各种危机挑战、艰难险阻,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克服一个个困难,渡过一个个难关,不断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开辟正确道路,确立宏伟目标,制定科学战略,使中国逐步实现了从世界现代化赛道上的“落伍者”“追赶者”向“引领者”“领跑者”的重要转变,创造出了后来居上、青胜于蓝的伟大奇迹,中国共产党也由此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纵观百余年发展历程,“三个务必”实际上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高度凝结和升华,是对一系列伟大精神形态的继承和弘扬。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三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重要法宝,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首、精神之源,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三个务必”的形成发展,“三个务必”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发展和重要体现。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下了丰厚的政治资源,这些都是“三个务必”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
(四)战略考量:对新征程上“危”“机”变化的深刻洞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层次、任务、要求等也随之提高,中国共产党也必然会面临许多新困难、新挑战,如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更加复杂、人民群众对现代化建设的期待更高等。尤其是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动荡、大调整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全球生态安全危机四伏、局部冲突动荡持续不断等,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形势,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增多。从国内来看,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是一味注重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当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既面临着新的风险挑战,也面临着巨大的战略机遇和有利条件。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具有诸多战略性的有利条件,一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二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三是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四是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五是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即是说,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使命、新任务而言,机遇与挑战是同时并存的,但总体上是“机”大于“危”。
要顺利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进程,就必须更好地把握战略机遇,利用有利条件,调动积极因素,增强战略定力,唯有如此,才能在“危”中有“机”的情况下实现转“危”为“机”。因此,这就对主体内在素质、能力和精神状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其做到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言之,“三个务必”是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更好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而呼之而出的,它能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作风保证和丰厚的精神滋养。
对于任何一个有机体而言,其内部都具有一定的构成要素、结构体系和作用机制,这是其能够保持自身整体性、有序性、稳定性的重要原因。“三个务必”不是一个方凿圆枘、积不相能的固化体系,而恰恰是一个根脉相连、血脉相通、融合互动、充满活力的有机体。
(一)“辩证统一”的体系构成
在“三个务必”中,“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之间并非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一个相依共生、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三个务必”具有内在的整体性、关联性,它们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为承担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而提出来的,其共同的价值旨向是始终保持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本质上来说是党推动自我革命的重要举措。无论是“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还是“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都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汲取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都扎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鲜活实践,深刻标识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奋斗目标等,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同根同源、同宗同基,所以“三个务必”之间是互通互融、相依相存的关系,这也是其能自成一体的根本所在。
从现实效用和实践导向来说,“三个务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所不可或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更好发挥领导作用的必备要素。内容上相互映照、功能上相辅相成、目标上协同一致,使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交融贯通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客体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建构的“催化剂”和“动力源”。
(二)“一体两翼”的结构布局
虽然“三个务必”是由“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所共同构成的统一体,但是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是完全对等的,而是在地位、作用和影响等方面略有差异,可以说是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其中,“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位居首位,是“三个务必”的核心和根本支撑,统领着“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以“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要义和主旨的,实际上是对“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具体展开和实践体现。“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根本上决定着“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性质和方向,脱离了“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也就失去了发展动力和存在基础。概言之,“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三个务必”的“根”和“魂”,只有紧紧围绕和牢牢把握它,“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扎根立足、枝繁叶茂,而如果偏离了“根”、失去了“魂”,则“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会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机与活力。
同时,“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支撑和推动着“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践行落实。“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提供根本动力和指引,“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则是“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两个支点,为其提供重要保障和实现路径,三者都是不可或缺、难以替代的。明确它们之间一体两翼的结构布局,并非要区分谁主谁次、谁重谁轻,而是要更好地把握其相互影响、内在一体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协调推动,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合力。
(三)“一故两新”的演进脉络
众所周知,“三个务必”脱胎和升华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提出的“两个务必”重要论断,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对“两个务必”的继承和发展。其中,“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对“两个务必”精神内核的传承与弘扬,深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同时,相对于“两个务必”的原有表述,“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新表述既突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精华和精神内核,又更加简明凝练、鲜活有力,实现了继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在与“两个务必”形成历史呼应的同时,又在其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内容,即“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形成了“三个务必”的新框架、新结构。与“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一样,“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也是党的突出优势和优良传统,但同时也是党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话语创新的重要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实践指向。
所以,“三个务必”既继承了“老元素”,又吸收了“新元素”,是对“两个务必”的历史性升华和创新性发展。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虽然具体表述上有变化、内涵上有拓展,但其中始终贯穿着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始终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居安思危、常怀远虑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始终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赶考答卷”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不懈探索与追求。当然,相较于“两个务必”,“三个务必”具有更新的时代意境、更为丰富的政治蕴涵、更高标准的政治要求,这是与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既要继承“两个务必”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素,又要深刻把握“三个务必”的新要求、新指向,实现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有机统一。
(四)“融通互动”的作用机制
“三个务必”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开创伟业的历史经验和时代智慧。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的、系统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内部存在着融通互动、良性循环的作用机制。其中,“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总目标、总要求,回答的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属性之一就是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使命追求和鲜明的人民立场,是为无产阶级、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和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目标而斗争的政治组织。所以,在“三个务必”中,“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越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就越能为“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提供强大的信念支撑、价值支撑和动力支撑。而“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则是具体要求和重要保障,回答的是“怎么做”的问题。这就如同“过河”一样,既要明确“过河”的原因、目标和任务,又要解决“过河”的“桥”与“船”的问题。在“三个务必”中,“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是过河之“桥”和“船”,体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不仅如此,“过河”的方法越科学、路径越明确,就越有利于“过河”任务的实现。也就是说,“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能够决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而后者同样能够反作用于前者,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良性互动的“三角关系”,共同指向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
进而言之,“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际上是一种优良作风、政治品格,也是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品质和美德。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则包含着精神状态和能力本领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发扬斗争精神,是党百年奋斗积淀形成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后者侧重于注重策略方法,提高斗争艺术,它们之间也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虽然“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同为过河之“桥”和“船”,但二者之间也是相互促进、相互激发的,“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提供作风保障,“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提供精神力量。所以,在“三个务必”中,既有三者之间的“大循环”,又有各自内部的“小循环”;既有三者之间的整体互动,又有两两之间的局部互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和谐有序的有机体。这种稳定的、良性的相互作用机制,是“三个务必”能够经受时代和实践检验的重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