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化叙事的构建走的是一条富含中国式现代化色彩的发展道路，亦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向往、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过程。文化叙事在时间维度上的纵向延伸，既体现一脉相承的演进规律，又是对自身逻辑的概括和映射，呈现鲜明历史特征。
（一）理论走向体系化：文化叙事方针更加科学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叙事内容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不完善到完善发展过程，形成了系统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理论。
中国共产党执政伊始，党结合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潮和民主革命实践，从性质、任务、对象等方面对文化发展方向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初步构建了文化叙事基本理论形态。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大力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文化理论特征更加鲜明、目标更加明确、内容更加符合大众需求，逐步形成了系统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九大从理论深度和实践高度层面作出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一历史性定位，将文化的逻辑演进与实践进程、历史传承与现实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建国以来文化发展在理论层面质的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化、时代化表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叙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单从内容看，其呈现的是不同文化特征的时代表达。其一，文化内容的包容性。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指导方针切实融入文化发展每个阶段，拓宽了文化繁荣发展渠道，保障了不同群体文化创作的积极性。其二，文化内容的继承性。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源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到新时代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样态于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将“古为今用”的传承发展理念贯彻到底。其三，文化内容的现实性。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政策在适应客观社会环境的同时得以不断完善和丰富，如如何加强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如何提升80%普通民众文化水平、如何加强对知识分子教育等等；新时代文化内容的现实性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结合，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等等。概括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叙事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理论系统发展的标志，呈现出文化传承性与创新性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统一，并提高了文化指导方针的科学性。
（二）态势走向稳定化：文化叙事氛围更加浓厚
根据唯物史观，文化由特定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所决定，文化发展离不开社会历史土壤的涵养。新中国文化叙事与国情、世情的变化紧密相关，由此呈现出由“曲折中前进”到“平稳性发展”再到“高速度迈进”的显著特征，文化规律也随之科学化，并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局势颓败不堪。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着手从经济领域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文化叙事也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指引下得以进行，其稳定局势一直持续至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后，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缺乏经验，经济领域违背发展规律，文艺领域亦出现群众运动式的发展方式，严重挫伤文化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将文化工作推向低谷，文化领域遭遇历史性灾难。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两个凡是”辨析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观念深入人心，文化领域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基础上，朝着平稳、科学的方向运行。后文化建设一路高歌猛进，“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文化内涵愈加丰富，文化自信愈加深厚，并成为提振国人士气、引领文明构建的重要方略。至此，新中国文化叙事表达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合乎自身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从文化发展态势来看，新中国文化叙事经历了“平稳—低潮—平稳—高速”的曲折转变，文化方针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科学化和系统化。根据文化叙事总体态势，如果将改革开放前文化叙事定义为“在曲折中前进”，那么，改革开放后文化叙事则是“在稳定中提速”“在提速中飞跃”。文化发展受时代影响并作用于时代，但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因此，文化建设无论是曲折发展还是稳步前进，抑或加速中飞跃，都是受制于特定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经济因素制约，并直接或间接受到政治形势等多方影响。同时，文化叙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也是其自身属性的反映。作为民族最深厚的精神底蕴，文化有其自身运行规律，无论是平稳时期、低谷状态还是高速发展阶段，文化都会发挥其价值导向、社会整合功效，反过来影响社会历史进程。
（三）体系走向协同化：文化叙事整体效益更加协调
经济如何运转决定文化叙事如何拓展。基于对文化运作环境的客观分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改计划经济时期传统文化发展模式，更侧重于从协同性角度统筹推进文化叙事未来走向，不仅要发挥好其基本的文化属性职能，而且还要拓宽文化市场，提高文化发展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叙事主要服务于政治需要。该时期的文化富含浓厚的政治色彩，就其特点方面更具传统性；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文化叙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逐步成熟和完善，呈现出“依靠政府统一进行管理”的典型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逐渐放开，自主性、灵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逐渐增强，发展潜能得到释放，发展模式得到创新；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对文化发展双重性认知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从现实角度考虑其社会效益，突出人民需求与文化发展的内在关联，真正发挥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作用。
体制机制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保障，新中国文化叙事的历程也是文化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历程。就其功能来看，文化一方面充当了思想教育载体，另一方面也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加速器，助推中国改革发展。伴随社会进步和群众呼唤，文化形态已突破过去单一性思想教化功能，迈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重并轨道路，文化产品和服务体现的是对象与人之间满足与被满足、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一切文化产品和服务都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只要引入市场机制，都必然受到市场法则与价值规律支配。不同于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讲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文化形态”以“商品”形式呈现出来，并运用“价值尺度”进行衡量，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提高了文化活力和创新力；另一方面，稳固文化自身功能地位，使文化发展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都能保证其导向性、教化性效能发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因此，新中国文化叙事的光辉历史，深刻印证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协同推进，构成了新时期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这一改变，打破了过去固有的僵化体制，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实现了文化自由竞争，保障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权益。
（四）形象走向国际化：文化叙事新视野更加开阔
“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国际性视野，将“国家形象”与“文化塑造”紧密结合，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由“对内”到“对外”、由“服务中国人民”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性转化，促进了文化叙事的国际性传播，拓宽了人类文明交融的新视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受困，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国情出发，将工作重点放在稳定国内局势、恢复国民经济等领域，对外文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优秀文化影响力无法有效彰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秉持灵活外交方针，以“小文化”推动“大外交”，以“围棋外交”“艺术团交流演出”等为代表的外交成果凸显，文化外交逐步走向平稳发展轨道。改革开放后，对外文化交流互动更加成熟，党借助对外开放有利契机，展现真实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以凸显特色，消除疑虑，化解“中国威胁论”，用提高“文化软实力”来扩大中华优秀文化的对外影响，彰显大国形象。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文化叙事遵循“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注重“形于中”——从自身出发增强文化内核力量，进而“形于外”地将中华文化魅力展现出来，塑造充满活力、为人类文明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概括而言，新中国文化叙事的历史演绎再次证明，综合国力的提升对文化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在地位和外交形式上分别实现了由“不平等”到“平等”、由“为了政治外交而文化外交”到“为了文化外交而文化外交”的转变。根据不同时期现状，文化形象走向国际化的历程也呈现以下特点：其一，文化服务领域突破过去单一的国内界限，将文化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系起来，开拓了全球化文化交往平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新时期彰显大国形象的文化理念；其二，文化竞争环境由彻底的不平等到逐渐走向平等，这一转变一方面与国家交往原则的变更有着重大关系，另一方面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密不可分；其三，文化形象塑造由“弱国无外交”走向“倾听中国好声音”，这一形象转变，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显著提高的突出表现，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提高了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振了文化发展自信心，拓宽了文化叙事新视野。
新中国的文化叙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程中形成的，有着鲜明时代特色与深厚实践根基，并随时代发展和实践验证化作指引未来发展的航向标。因此，总结新中国文化叙事基本经验，对于厘清文化史发展脉络、推动新时代文化呈现新发展态势有着重要历史镜鉴。
（一）坚持党对文化叙事方向的根本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政党执政优势，统一领导部署文化工作，与时俱进调整文化发展策略，推动文化发展实现了全面执政以来的历史性巨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党在新中国文化叙事中勇于改革、勇于创新的担当精神。
文化作为社会转型的排头兵，是考量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标尺，体现了执政主体深层次的价值信仰。新中国文化叙事是在党的领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有目的、有意志创造的。基于对制度创新的认知，党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文化制度创新。从全面执政初期“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指导方针、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转型、从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深化，都是党在准确把握文化叙事发展方向前提下做出的制度性创新。“党对文化的领导应当履行两种形式的职能：社会政治职能和具体管理职能。前者是要制订一条文化发展的政治路线，而后者是要履行与作为管理对象的文化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特点有关的特殊职能。”在面临“左”的错误占主导的严峻形势下，党能够及时发挥强大战略决策力和统筹协调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掘文化改革突破口，着眼文化发展根部实现拨乱反正，进而扭转文化发展错误局面，找准了文化发展基本方向。质言之，新中国文化叙事的历史再次确证，坚持党对文化的根本领导，不仅是推动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方式的理论遵循
新中国文化叙事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思维同中国社会结构相融合的产物，也是不断推进文化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动新中国文化叙事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由中国人民的文化到人类共同的文化的过渡，构建了富于中国风格的话语选择和话语风格，着实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指导性和改革创新的灵活性。
“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团结带领人民，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作为文化指导方针，不断推进文化发展的大众化；为实现文化创新性发展，注重“文化创新的质料来源于现实生活、文化创新的形式高于现实生活”，赋予其富含现代生活气息的表达形式；基于对人作为现实生活主体的认知，明确文化为人民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党运用战略性思维，对内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对外广纳世界多元文化优秀成果，将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文化多元发展紧密结合，主动构建“和而不同”文化交往圈，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博大的文化胸怀；尤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体系新境界。反观“十年动乱”时期，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式以及将文化等同于政治、实行文化“高度政治化”的基调，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违背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最终酿成社会动乱。实践多次证明，新中国文化叙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绎，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方式理论遵循，能够推动其繁荣与创新；反之则会偏离文化发展轨道，阻碍文化现代化进程。
（三）坚持人民中心的文化叙事发展理念
文化与人民虽属不同主体，但二者存在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文化是指引思想、凝聚共识、提振士气、完善治理的重要抓手，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支撑；另一方面，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文化改革与创新的根本动力，是实现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价值旨归。新中国文化叙事的历程，就是党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贯穿文化发展的过程，实现了人民与文化的共生共建共荣。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将文化服务对象定位为“人民大众”。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针对文化的创造与繁荣提出“双百”方针，鼓励人民群众文化自由，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改革开放以来，党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更加突出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内在关系，重点保障人民对文化生活的基本需要和高质量提升，从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出发，夯实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地位。进入新时代，在“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理念指导下，党从更高层面深化了对文化与人民关系的认知，搭建了“美好生活”与“文化繁荣”桥梁，不断扩大覆盖面，提高含金量，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对文化的高度自信与高度自觉。文化建设是人作为主体与文化发生的“本质性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其底蕴“在于‘人的本质力量’与其‘对象化的世界’双向的、持续的建构”。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文化叙事的发展历程，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回答了文化为什么人、靠什么人、服务于什么人的命题，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的文化风向标。
（四）坚持交流互鉴的文化叙事发展模式
根据历史发展向度，人类文明变迁依次经历思想启蒙、制度创新和模式建构三个阶段。文化叙事究其本质来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反映，兼具本质上“同一性”和表达上“多样性”特征，这为动态演进和互通交融提供了现实可能，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叙事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摒弃中外文化的差异和分殊，助推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互鉴赏识与多元融合，形成了“交流互鉴”的发展格局：不仅实现了中华文化从“隐形的贫瘠”到“敞亮的自信”的转变，而且证明了“交流互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创新路径，是彰显中华文化国际地位的重要平台。
文化贵在传承与创新。纵观世界文化发展史，没有一种文化能够独立于人类优秀文明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不破不立”的辩证思维，将“破旧”与“立新”作为文化发展的新业态，积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重新确立富含优秀文化元素的价值取向；对外通过民间文化往来、官方签订对外文化协定等多种形式，拓宽文化领域互动交流。改革开放以来，党积极推进文化领域的改革与重塑，在理论政策、制度革新、体制机制、发展布局等方面进行了彻底性变革，促使中华文化以一种富含时代性的精气神以及融合人民生活、民族情感、国家命运的形象展现在全球视野上，这种始终遵循“交流互鉴”原则的内外互动型发展模式，取得了文化效益增长和文化形象提升的双重实效。单就作为遍布全球各大洲、旨在发扬中华文化的孔子学院而言，通过以汉语教学为主要特色的文化课程，打破国际文化障碍，塑造积极国家形象，建立全球文化品牌，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创造了良好平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借助于新时代全球性传播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已成为传播异域文化、互相汲取特色、深化国际合作、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抓手，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软性组织力量。实践证明，内外互动的文化叙事模式是新时代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一以贯之的创新路径。